“我把身家性命都賭上了。”
李書福坐在幾十公分厚的合同堆邊上，一張張地簽字，一直簽了半個多小時。當最後一個簽完，他扔下筆，一下子趴到桌子上。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沒有驚動，知道他需要歇口氣。到了需要與杭州總部連線的時間，秘書才叫他一聲。李書福抬起頭，淚珠撲簌撲簌地流了出來，並喃喃自語。
就在剛剛，吉利終於以18億美元買下了沃爾沃，這個來自鄉村的放牛娃終於娶到“歐洲公主”。當他第一次說出這個念頭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癡人說夢。而當夢想成真，李書福回望那一個個的日夜，百感交集。麵對一直跟著他的助手們，他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情緒。
這一幕發生在2010年3月28日。對“癡人”李書福而言，它隻是宏大戲劇裏的一個激動人心的細節。自己和三個兄弟一起創業，幾十年來，始終與一個又一個的“不能”和“不可能”抗爭，實現一個又一個夢想。
同樣是在這個過程中，四兄弟分分合合，恩怨糾葛，有時是貌合神離，有時又是貌離神合，演繹出中國家族企業史的一個別樣的標本。
賭徒和放牛娃
台州位於浙江中部，北臨寧波，南接溫州。境內多山和丘陵，水道縱橫交錯，風光秀麗，自古就有“走遍蘇杭、不如溫黃”之說。1963年，李書福就出生在台州黃岩縣石曲鄉的李家洋村。在那個年代，好看的風光卻並不能當飯吃。“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讓人口稠密的小村人，為了填飽肚子四處奔走。李書福兄妹五個，個個像張著嘴的小麻雀，嗷嗷待哺。在李書福的記憶裏，父親和哥哥們經常偷偷摸摸搗騰東西，到縣外去賣，為了躲避檢查，往往是晝伏夜出。
李書福上小學時，到了暑假就幫著村裏放牛，一天掙一毛五分錢，一個暑假下來，能掙6塊錢。小學免交學費，每學期隻收1塊兩毛錢的書本費。因此，李書福小小年紀，就成了村裏孩子們中的“有錢人”。村裏能花錢的地方不多，也不敢花，有時候李書福就把小夥伴聚在一起開賭。和別的孩子不同，如果他贏了兩塊錢，就把兩塊錢全部押上，如果贏了10塊錢，他就10塊錢全部押上，對於他來說，要麽贏個大的，要麽輸的精光，從來不會留一點餘地。
但李書福並不隻是一個勇猛的“賭徒“，還是個聰明的放牛娃。晚上，他在牛棚周邊點上牛煙，趕走蚊子，讓牛好好休息；白天，他就騎在牛背上，一邊讓牛吃草，一邊看書學習。隻有八九歲，個子矮小的他，如何能爬上高高的牛背？李書福捉摸了好久，才解決了這道難題：我先把牛牽到草長勢較好的地方，請牛低頭進食，然後利用牛的左大腿，在牛行走彎曲時，我一邊用手抓住牛的脖子，一邊用腳飛快地踩上牛的大腿關節，這樣就能很輕鬆地登上牛背。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也許正是這樣的個性，讓李書福的一生都在聰明地下注。
1978年，中國正式推行改革開放，正上初中的李書福興奮不已。“農民可以搞鄉鎮企業，甚至還允許搞個體，我真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天下還有這樣的大好事？”李書福後來回憶道。三年的初中，他用了兩年就畢業了，還考上了路橋中學的尖子班。上了高中的他，心思卻早已不在學習上，成天想的就是如何做買賣。這讓老父親很生氣，為此沒少處罰他。好不容易熬到高中畢業，李書福就像出了籠的鳥兒，開始到處撲騰。
他從父親手裏要了幾百元，買了一架海鷗牌的手提照相機，騎著一輛破自行車，走街串巷給人照相。因為照相質量不錯，短短幾個月，李書福就掙了幾百元。隨後，李書福業務升級，開了一家照相館。為了省錢，好多設備都是自己動手做。一個1000多元的反光罩，李書福花幾塊錢請鐵匠敲塊鐵皮，按上個燈泡就搞定。但照相在當年也屬特種行業，需要公安部門批準。李書福的照相館當然辦不了什麽手續，因此，隔一段時間就被教育一通甚至罰款。但李書福卻是“屢教不改”，小照相館斷斷續續維持了兩年。這是李書福遇到第一個國家政策帶來的“不能”。
一個新的發現，讓他的生意開始轉向。衝印照片的顯影液含有銀的成分，加上硫化鈉就可以提煉出白銀。發現這個秘密的李書福開心壞了，這比冒著風險拍照好多了。他關了照相館，到處搜羅顯影液。“全縣的顯影液都被我買光了”，李書福曾表示。但顯影液的供給總是有限，李書福又發現了另一個“金礦”：從廢舊電器裏分離銅、銀、金。全家人一齊上陣，李家整個變成了一個作坊。這個生意紅火了沒多久，李家人發現，跟風的人越來越多，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198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書福發現一些作坊在做異形鐵片。一打聽，這是電冰箱上的一個元件，不但利潤高，還挺緊俏。那段時間，他總找機會到人家的作坊裏去，然後回來捉摸。這東西看著簡單，要做好還真不容易，李書福沒白沒黑的試製，手掌被磨得找不到一塊完整的皮膚，見了人都不敢握手。後來總算試製成功了，廠房卻又成了難題。原來租用街道的工房被收回，新的廠房一時沒有著落。多虧一位同學的家長幫助，李書福借用了路橋中學校辦工廠，正式開始生產。但安穩了沒多長時間，工廠就被老師“圍攻”了。原來，工廠周邊就是老師的宿舍，廠裏天天“乒乒乓乓”地生產，巨大的噪音讓老師們無法入睡。老師們集體罷教，學校隻能要求李書福馬上搬走。他們好不容易找了一個廢棄自來水廠，卻因為私拉電線被舉報，電力公司要求檢察院抓人。這可把李書福等人嚇壞了，隻能另尋工廠。“那時，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李書福後來回憶說。
“老天給你關了一扇門，他就會給你開一扇窗。”就在李家人四處碰壁時，石曲鄉的工辦主任給他們帶來一個消息：鄉裏想要發展鄉鎮企業，他們的廠可以搬過去。這真是喜從天降。李書福立即租用了村裏的一個倉庫。那幾天，天天下暴雨，道路泥濘不堪，李書福和工人們顧不了那麽多，將沉重的設備裝上幾十輛小推車，一步一滑地搬遷，汗水雨水濕透了全身，每向前挪動一米，都要使盡全力。
廠子終算安頓下來，在鄉裏的幫助下，還戴上一頂鄉鎮企業的紅帽子：黃岩縣石曲電冰箱配件廠。李書福也終於第一次領到了營業執照。有了合法身份，李書福兄弟甩開膀子大幹起來。大哥李書芳當廠子，能說會道的李書福跑銷售。
李家兄弟趕上了一個好時機。他不知道的是，他們企業成立的這一年，被後人稱為中國企業元年，柳傳誌、王石、張瑞敏都在一年起步。中國人對提高生活水平的熱情巨增，家中的大件由“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過渡到”新三件“（冰箱、電視、洗衣機）。海爾、澳柯瑪、揚子等家電生產企業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李書福的產品暢銷上海、青島等地，第一年，他們的銷售額就超過900萬元。隨著配件銷路越來越好，李書福又捉摸著自己造冰箱。和大夥一說，幾乎都投反對票，理由很簡單：咱們做個配件還行，造冰箱一沒技術二沒資金，不靠譜。麵對大夥滿臉的“不可能”，李書福的賭勁上來了：“人家能造，咱也能造。”他拉上技術員一起研究，一年後，電冰箱還真研究成功了。1987年，黃岩縣北極花電冰箱廠開始投產。讓李家兄弟們高興的是，那一年他們就實現銷售4000萬元，第二年直接超過1億元。冰箱廠也成為台州市最大民營企業。
正當四兄弟生意蒸蒸日上時，中國經濟卻在1989年經曆了一次“倒春寒”。此前的一年，中國物價開始鬆綁，隨之而來的是一輪物價暴漲。從5月份開始，肉的價格漲了70%，其他商品也迅速跟進。全國出現了一波搶購風潮，有媒體報道這樣寫道：“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吳曉波 激**三十年）麵對失控的市場，國家開始一次大規模的整治行動。整治對象之一就是國營體係外的民營家電企業，而冰箱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此時的杭州已經有大小不一的電冰箱廠66家，在國家定點生產之外的企業年產規模達到10萬台。李書福的工廠很快感受到風向變化，查稅、停發執照，禁止做廣告，一波波襲來。9月底，時代風潮人物“傻子”年廣久第二次進了監獄。一時間，民營企業一個個惶恐不已。四川的劉永好兄弟、山東的王廷江，都找到當地政府，要求將企業交出去。北極花冰箱廠作為非定點企業，正處於風暴口之中。李書福兄弟幾次碰頭開會，商議怎麽辦，最後還是下定決心，放棄工廠。把工廠捐給當地鄉政府後，四兄弟隻能各尋出路。老三李書福來的更絕：帶上積蓄，到深圳一所大學讀書。
這場“倒春寒”很快過去。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李書福當時不交廠，也許會成為中國未來的家電大王。但對李書福來說，沒必要浪費時間去想過去的事，因為，他在深圳又發現了新的商機。作為開放前沿的深圳，鎂鋁曲板等裝潢材料已經大行其道。李書福發現，這種材料多是進口，價格高，市場大。他立即趕回台州找哥幾個商議。此時，大哥李書芳開辦了工藝品廠，老四李書通辦了一家鋁合金廠。因此，李書福說動二哥李胥兵和自己一起幹。兩兄弟齊心協力，一邊試製產品，購買設備，一邊與鄉政府談判，將自己的工廠一點點購買回來。新產品一上市就一炮打響，不但在國內暢銷，還出口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深圳之行還讓李書福衝進了房地產行業。從1988年開始，海南的地產業熱得燙手。根據統計數據，1991年時，海南的平均房價是1400元，而到了1993年，這個數字是7500元，有些房子甚至到了1萬元。打著滾上漲的房價吸引了無數冒險家。最高峰時，600萬人口的海南，有2萬家房地產公司。一向嗅覺靈敏的李書福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1992年，他帶著幾千萬元殺到海南。但此時的海南房價已是強弩之末。泡沫破裂讓李書福血本無歸。這個慘痛的教訓讓他得出了一個結論：自己隻能做實業。
造車夢
1993年，李書福的裝潢材料銷售額已突破1.5億元，他卻萌生造摩托車的想法。原因有二：裝潢材料跟風者越來越多，競爭變得激烈；摩托車門檻高，一般人做了不了。
還在海南清理自己那亂如麻的地產時，李書福就給大哥打電話，說要造摩托車。李書芳有些猶豫，畢竟裝潢材料廠正紅火，幹嗎還要再折騰？但聽了李書福的一通分析，他還是決定支持。
當時的中國摩托車市場上，除了嘉陵等幾個為數不多的中國企業，基本上是日本本田等進口車的天下，後來崛起的力帆、隆鑫等企業還在摸索階段。不過，李書福要造摩托車仍然麵臨著政策的限製。為了解決這個“不能”，他到國家機械部去做工作，但人家連門都沒讓進。“我隻能隔著門，跟裏麵一個掃地的人對話，但人家聽我說是私營企業，想要申請生產摩托車，直接把我奚落了一通，將我趕走了。”李書福後來回憶說。但這並沒阻擋住李書福造車的腳步。李書福慣常做法是，直線走不通，就繞個圏，先幹起來再說。回到杭州，他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國有摩托車廠，花錢向他們購買許可證，生產一輛就交幾百元。直到1998年，他們得到機械部的允許，兼並了一個負債累累的國營企業，才讓自己有了名分。
最初他們選定的是跨式摩托，但市場反應並不強烈。一次，一個員工騎著一輛進口的踏板摩托外出，不小心發生車禍，車被撞散了架。去幫著處理事故的李書福等人發現，這東西也沒什麽太複雜的呀，要不咱也自己造。回來後，兄弟幾個加上技術人員開始研究。1994年，他們的第一輛踏板車正式問市。當時一輛日本、台灣的同類車售價1.7萬元以上，而李氏兄弟的車，隻賣8888元。這種小巧優雅的摩托車一上市，就大受歡迎。1995年，銷售6萬輛，1996年，銷售20萬輛，完全取代了日本、台灣，成為國內踏板摩托行業的龍頭。“仿製”加低價一直是李書福的殺手鐧，而這個武器在以後的日子依然屢試不爽，且威力巨大。
“我要造汽車”，1996年，吉利集團正式成立，李書福又向兄弟們宣布了一個“驚人”的計劃。家人和董事會對此的評價也驚人的一致：異想天開。麵對反對和質疑，李書福表現出他的“大無畏”精神，並說出了被後人廣為流傳那句論斷：“汽車有什麽了不起，不就是四個輪子加兩張沙發？”
就在兩年前，李書福就拚裝過汽車。他拆解了一輛奔馳車，又到一汽取經。回來後，將摩托車公司裏幾個有經驗的修理工找來，一起研究，幾個月後，吉利一號經過“雜交”正式出廠，它的外形像奔馳，發動機、底盤均采用紅旗的。李書福不但鄭重其事地開了發布會，還開著這輛車在台州招搖過市。一些市民好奇地詢問這輛“豪華”轎車的價格。但好景不長，吉利一號很快毛病百出，先是外殼凹陷，後來傳動不靈。李書福這才明白，原來奔馳還真不是幾天就能造出來的。然而，這個挫折不僅沒有讓李書福氣餒，反而更堅定了他的造車夢。他三番五次地做家人和董事會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分家單幹向威脅。大哥李書芳召集大夥商量，最後出了一個折衷方案：最多給1個億，讓李書福去試試，幹成了最好，幹不成就認倒黴。
大家的反對是有理由的。如果站在那個時間節點，看看中國的汽車行業，99.9%的人都不會看好李書福。
1994年，國家出台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發展汽車行業。當時轎車生產主要集中在“三大三小”等國有企業之中。所謂三大是：一汽、二汽、上汽，三小則是北京、天津、廣州轎車生產點。但排在前兩位的一汽、上汽自主品牌都已陷入困境。1991年，上海牌轎車在桑塔納等車的擠壓下，已經停產，一汽的紅旗轎車幾乎在市麵看不到蹤影。稱霸中國汽車市場的是奧迪和桑塔納等合資車。一輛五缸的奧迪售價是39萬元，一輛桑塔納2000的售價是19.5萬元。即使小型車天津夏利、奧拓，價格也都在9萬元左右。而中國這一年的平均工資是4538元。老百姓想買輛夏利，不吃不喝得攢20年，至於桑塔納和奧迪，那隻能夢裏見了。
除了壁壘森嚴的市場環境，李書福進入汽車行業還有三道檻：資金、技術、牌照。國家當時設定，進入汽車業投資額不低於15億元，桑塔納成功投產各方共投入了10多億元 ；中國幾大國有轎車企業自主研發舉步維艱，隻能與外方合資，用市場換技術；至於牌照，隻有國企才能進入生產名錄。回頭看一下李書福手裏的牌：資金隻有1個億（對外宣稱5億元）、全公司隻有幾個人接觸過汽車修理、民營企業，怎麽看，造車都是天方夜譚。因此，一頭紮進汽車業的李書福得到了一個響亮的綽號：“汽車瘋子”。
有了上次在豪華轎車上的教訓，李書福這次學乖了。他將自己的眼光轉向了低價車。對標的是夏利。他買來幾輛夏利車拆解，研究它的發動機、底盤、外殼。
在開發設計的同時，他著手建設汽車生產線。1996年，吉利以擴大摩托車生產規模為由，向臨海市申請了800畝沼澤地，每畝500元。當時這個地塊沒水、沒電、沒通信，周邊除了開發區的兩棟樓，什麽建築物都沒有。他告訴自己的助手安聰慧，要在這個地方建汽車生產線，安聰慧一臉驚詫：“不是生產摩托車嗎？”“如果說是生產汽車，能批嗎？”李書福狡黠地說。為了彌補資金不足，李書福又別出心裁地推行了分廠模式：想給吉利供配件，就在我廠區裏建配套廠。這樣一來，相當於讓大家湊錢為吉利建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