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在車道上往後倒了倒車，然後隔著擋風玻璃朝我揮了揮手，車燈也跟著閃爍了幾下，像是在和我告別。我捧著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裹緊身上的絲質睡袍，也衝他揮了揮手。
我關上身後的房門，環視著空****的客廳。台麵上堆滿了昨晚用過的各種杯子，廚房的垃圾桶裏塞滿了空酒瓶，一夜之間突然出現的蒼蠅在黏糊糊的瓶口來回盤旋。我的頭還是很疼，就像有人一直在我腦海中喋喋不休，我強忍著藥物和酒精引起的頭疼，開始動手清理，將洗幹淨的盤子放進空著的大水槽裏。
處方藥還在車裏放著，那是我偷偷用丹尼爾的名字開的讚安諾，他不知道這件事，自然也不需要那些藥。我還有種類繁多的止疼藥在辦公室的抽屜裏放著，它們肯定能緩解這突突直跳的頭疼。我知道它們就在那裏，這真的很誘人，我內心深處有一部分衝動想要立刻鑽進車裏，開車去辦公室，隨心所欲地挑選我需要的藥片，然後在專門為病人提供的躺椅上把身體蜷成一團，再睡一覺。
我沒那麽做，而是繼續喝著咖啡。
獲得藥品不是我從事這一行的理由，畢竟心理學家一般不能給病人開藥，我們得把病人轉診給其他內科醫生或精神科醫生，由他們來開處方，而路易斯安那州是少數可以由心理學家直接給病人開藥的地方，除了這裏，就隻有伊利諾伊州和新墨西哥州了。能開藥這件事算是幸運的巧合，還是說這其實是件壞事，我說不準。總之這不是我從事這一行的理由。雖然這能讓我躲開市中心的毒販，在安全的免下車窗口取藥，接過來的也不是毒販遞過來的塑料袋，而是印著正規商標的紙袋，外加一張收據和購買半價牙膏、一加侖低脂牛奶的優惠券，但我成為心理學家並非為了鑽這個空子。我選擇幹這一行，是因為我想幫助別人—這話雖然聽著老套，但我是真心實意這樣想的。我之所以成為心理學家，是因為我非常了解創傷，而這種了解是再多的學校教育也教不會的。我知道大腦能把你的身體擾亂得多麽徹底，情緒能讓事情變得多麽混亂—很多時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擁有那些情緒。它們能讓你變得盲目、混亂，什麽事都做不好，讓疼痛席卷你的全身，那種一跳一跳的鈍痛，持續不斷而且永遠也不會消失。
青春期時，我來來回回地看了很多醫生，他們有的是心理谘詢師，有的是精神科醫生，還有心理學家，他們都照本宣科地問我差不多的問題，以為這樣就能療愈我精神上永不停歇、輪番上陣的各種焦慮障礙。那段時間，我和庫珀就像教科書裏的活體病例，我有恐慌症、臆想症、失眠症和黑夜恐懼症，而且每年還會出現新的症狀。庫珀則與我正好相反，他完全縮進了自己的世界。我是感受太多，他則是太少。他那曾經高調張揚的個性變得越發低調內斂，整個人變得幾乎毫無存在感可言。
我們倆就像把童年創傷具象化之後，被打上了蝴蝶結，然後小心翼翼地放在路易斯安那州每位精神科醫生家門口的禮物。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出了什麽問題。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問題所在，可沒人能解決。於是我決定親自來解決。
我懶洋洋地走過客廳，撲通一聲撲倒在沙發上，咖啡從杯子邊緣灑了出來。我把杯子舉到嘴邊，用舌頭把杯沿的咖啡舔掉。電視還在播放著早間新聞，那是丹尼爾選的頻道。我伸手拿過蘋果電腦，接連點了好幾下回車鍵，總算把它從漫長、昏沉的睡眠模式中喚醒。我打開電子郵箱，翻看著收件箱，裏麵的郵件幾乎都和婚禮有關。
隻剩兩個月了，克洛伊！我們是不是該把蛋糕定下來了？你想好選哪種糖漿了嗎？焦糖糖漿還是檸檬醬？
克洛伊，嗨。花店那邊需要我們盡快把餐桌布置方案定下來。我讓她開二十桌的發票行嗎？還是你想減到十桌？
要是放到幾個月前，我一定會問問丹尼爾，看他有什麽意見，然後一起商量，共同決定婚禮上的每一個小細節。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一開始想要舉行隻有熟人參加的小型婚禮—先在戶外舉行儀式，禮成之後便是至親密友之間的私人宴會；席間，我和丹尼爾坐在一張窄長的桌子上首，享用著我們最愛的美食，暢快地開懷大笑，間或喝一小口玫瑰酒。但現如今，婚禮已經完全變成了別的東西，變成一隻我們誰都不知如何馴服的異域寵物。不僅有做不完的決定，還有永遠也回不完的郵件，上麵淨是些細枝末節的問題。無論什麽事，丹尼爾都讓我拿主意。鑒於世人普遍認為新娘總想主導婚禮的一切，丹尼爾可能認為他的這種姿態是正確的，可結果卻是一切重擔都壓在了我一個人的肩膀上，這讓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明確提出意見的隻有兩件事，其一是他不喜歡軟糖蛋糕，其二則是他不打算邀請他的父母。當然，這兩項要求我都十分願意配合。
我永遠也不會向丹尼爾承認這一點，但我打從心底裏希望婚禮和這一切事情趕緊結束。我一邊暗自慶幸自己的訂婚派對沒搞出這麽大陣仗，一邊回複起了郵件。
選焦糖的吧，謝謝！
我們能折中一下，訂十五桌嗎？
我又瀏覽了幾封電子郵件，然後點開婚禮策劃人發來的郵件。看到郵件內容的那一刻，我僵住了。
嗨，克洛伊。很抱歉一直催你這個問題，但我們得趕緊把儀式的細節都敲定下來了，不然我沒法安排賓客座位表。你想好讓誰陪你走紅毯了嗎？有空的時候告訴我一下。
我把光標移到了“刪除”上，但那個討厭的心理學家的聲音—我自己的聲音—又在我耳畔響起。
克洛伊，這是典型的回避型應對。你自己也知道這樣做隻能拖延時間，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我對自己內心的建議翻了個白眼，開始敲打鍵盤。父親在婚禮上挽著女兒入場這種事早就過時了。一想到要讓某個人把我交到別人手裏，我就覺得反胃，好像我是一件被賣給出價最高者的物品。若還保留著這樣的傳統，不如幹脆把送嫁妝的傳統一並恢複算了。
我想到庫珀，在我十二歲之後的人生裏，他是最接近父親這一角色的人。我想象著他緊緊握住我的手，領我走過紅毯。
可緊接著我又想起他昨晚說的話，他的眼神和語氣中流露出的否定。
他不了解你，克洛伊。你也不了解他。
我關上電腦，把它推到沙發的另一頭，扭頭看向一直播放節目的電視屏幕。屏幕最下方有一條由亮紅字組成的消息—突發新聞。我抓過遙控器，把音量調大。
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十五歲高中生奧布裏·格拉維諾失蹤一案，警方仍在尋找相關線索。奧布裏的父母於三天前向警方報案，她最後一次被人目擊是在星期三的下午，當時她放學回家，正獨自經過墓園附近。
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奧布裏的照片，這讓我不由得心生恐懼。小時候，我看十五歲的人總覺得他們很高大、很成熟，和成年人沒什麽兩樣，這讓我幻想了許多自己十五歲以後要去做的事。可過去了這麽多年，我的經曆讓我明白，十五歲的年紀真的很年輕。她很年輕，她們都很年輕。我覺得奧布裏看起來有些眼熟，也許是因為她和那些來我辦公室，癱坐在那張躺椅上的女高中生差不多。青春期旺盛的新陳代謝讓她們擁有獨屬於年輕人的瘦削身材，她們畫著黑色眼線，頭發還未經過染燙，不像那些逐漸衰老的女性為了顯得年輕而傷害自己的頭發。但現在的奧布裏很可能已經變得蒼白、僵硬、冰冷，死亡會使身體衰敗，皮膚會因為失去血色變得蒼白，眼神也變得呆滯。我強迫自己不去想那樣的畫麵，人不應該那麽年輕就死去，那是非自然的。
奧布裏從電視屏幕上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嶄新的圖像—巴吞魯日的鳥瞰圖。地圖一出現，我首先找到了在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市中心，那是我家和公司所在的地方。接著我看到柏樹墓園附近有一個紅點，那是奧布裏最後出現的地方。
搜救隊今天對墓園進行了地毯式搜索，一無所獲，然而奧布裏的父母仍然相信他們的女兒尚在人世。
在地圖之後播出了一段視頻，畫麵當中的一男一女兩個中年人站在演講台上，睡眠不足讓他們的麵容分外憔悴，字幕顯示他們正是奧布裏的父母。男人沉默地站在一旁，而那個女人，孩子的母親，正在對著鏡頭誠懇地哀求著。
“奧布裏，”她說，“我的寶貝，無論你在哪裏，我們都會找你，我們一定會找到你的。”
男人抽了抽鼻子，用襯衫袖口抹了一下眼眶，又用手背擦掉了鼻子下麵的鼻涕。女人拍拍他的胳膊，繼續說道：“不管你是誰，如果你綁架了她，或是知道她的下落，我們都懇求你聯係我們，我們隻想要我們的女兒回來。”
那個男人終於哭了出來，他不斷地抽噎著。那個女人則一直目視前方，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鏡頭。這是警察教的溝通技巧，我也有所耳聞—看向鏡頭，對著鏡頭說話，對他說話。
“我們隻想要我們的孩子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