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這個行業靠的是陳詞濫調，但這套說辭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
因為它們往往都是對的。
十五歲的女孩用刀片劃傷自己，大多和自卑有關，她需要用身體上的疼痛來掩蓋那些令她飽受煎熬的精神折磨。而十八歲的男孩如果在控製憤怒方麵有問題，無非存在這幾種情況：和父母產生了無法解決的矛盾、感到被遺棄，或者迫切地想要證明自己。他們的內心越破碎，就表現得越堅強。二十歲的大三學生酗酒，與每一個請她喝兩美元伏特加湯力的男孩上床，又在清晨為自己做的一切感到後悔，放聲大哭。這是低自尊的表現。她極度渴求關注，因為這是她在家裏很難得到的東西。在她的心裏，真實的自我和別人的期許總是爭鬥不休。
與父親之間的情感問題。獨生子女綜合征。離異家庭子女。
這些都是陳詞濫調，但大多符合實際。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也經曆過這些。
我低頭看向智能手表，屏幕上閃爍著今天的治療錄音時長：1:01:52。我點了一下發送按鈕，看著那個小小的進度條從灰色變成綠色，文件傳輸完畢，我的筆記本電腦也同步完成了備份。科技。記得在我小時候，醫生總要抓著病例一頁一頁地翻看，而我則坐在那些各不相同，卻都曆經滄桑的躺椅上，看著他們的文件櫃塞滿其他患者的病曆。想到那些都是像我一樣的人，不知為何，這讓我感覺自己沒那麽孤單了，變得稍微正常了一些。那些帶鎖的四層立式金屬櫃象征著我終將在某天，能以某種方式—用語言、用尖叫、用哭喊—把我的痛苦表達出來。當六十分鍾的治療時間一到，醫生合上病曆，將它放回抽屜，鎖上櫃子，然後我們會將這件事暫時拋諸腦後，直到下次治療。
五點鍾，下班時間。
我看著電腦屏幕，看著上麵堆滿的診療記錄，意識到自己早已沒了所謂的下班時間。病人總有辦法找到我，通過電子郵件或者社交媒體，他們會在自己情緒低落的時候給我留言，而我也不得不仔細查看那些驚恐且直白的信息。後來我厭倦了這一切，刪掉了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的賬號。不過我依然要時刻保持工作狀態，時刻做好準備，就像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店，在一片黑暗之中閃爍著“營業中”的霓虹燈招牌，用盡全力活下去。
錄音提示彈了出來，我點開它，給文件打上標簽—蕾西·德克勒，第一次治療。做完這一切，我抬起頭，眯起眼睛，看向滿是灰塵的窗台。在夕陽的照射下，那裏的灰塵愈發明顯了。我又清了清嗓子，咳了幾下，然後轉過身，握住木製把手，一把拉開書桌最下麵的抽屜。它是我在這間辦公室裏的私人藥房。我在其中胡亂地翻找著，低頭查看這些藥瓶上的標簽，有普通的布洛芬，也有名稱十分難讀的處方藥：阿普唑侖、甲氨二氮?、地西泮。我把它們全都推到一邊，拿出一盒維生素C泡騰粉，往水杯裏倒了一袋，又用手指攪拌了幾下。
喝了幾口，我開始寫電子郵件。
香農：
星期五快樂！蕾西·德克勒的第一次治療剛剛順利結束了，謝謝你的推薦。我看你還沒給她開藥，想和你確認一下。根據今天的治療，我覺得可以給她開低劑量的百憂解，你覺得怎麽樣？有什麽需要注意的事項嗎？
克洛伊
我按下發送鍵，向後靠在椅背上，把杯子裏剩餘的橘子味**喝掉。沒泡開的泡騰粉像膠水似的，沿著杯壁緩慢而沉重地流淌回杯底，還有一些裹住了我的牙齒和舌頭，像在上麵鋪了一層橘黃色的沙粒。幾分鍾後，我收到了回複。
克洛伊：
不用謝！我覺得沒問題。隨時聯絡。
以及—找個時間喝一杯怎麽樣？太想了解即將到來的大日子了！
香農·塔克醫學博士
蕾西的藥房正是我常去的那家CVS藥房，我用辦公室的電話撥通了那裏的號碼—結果直接轉到了語音信箱。我留了個言。
“喂，我是克洛伊·戴維斯醫生—C-h-l-o-e，D-a-v-i-s，我打電話來是想給蕾西·德克勒開處方藥，她的名字這麽拚—L-a-c-e-y，D-e-c-k-l-e-r，出生日期是2004年1月16日。我建議該病人服用百憂解，每天10毫克，連續八周，不用自動續藥。”
我用手指敲打著桌子，停頓了片刻，接著說道：“我還想為另一個病人開藥，他叫丹尼爾·布裏格斯—D-a-n-i-e-l，B-r-i-g-g-s，出生日期為1982年5月2日。讚安諾，每天4毫克。我是克洛伊·戴維斯醫生，電話是555-212-4524。非常感謝。”
掛斷電話後，我盯著一片死寂的電話看了一會兒，再次把目光投向窗戶。夕陽將我那間滿是紅木家具的辦公室蒙上了一層橘黃色，那顏色與水杯底部殘留的膠狀物別無二致。我又看了一眼手表，已經七點三十分了，就在我準備合上筆記本電腦的時候，辦公室裏的電話驟然響起。我看向電話，卻沒有馬上接聽—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了，再說今天還是星期五。於是我繼續收拾東西，沒有理會響個不停的電話，可轉念一想，這個電話沒準是藥房打來的，他們也許對我剛才開的處方有疑問。電話又響了一聲，我拿起了話筒。
“戴維斯醫生。”我說。
“克洛伊·戴維斯嗎？”
“克洛伊·戴維斯醫生。”我糾正道，“是的，我是。請問有什麽事？”
“天哪，想聯係你真是太難了。”
一個男人的聲音從電話裏傳來，他氣得笑出了聲，不知什麽緣故，我似乎惹惱了他。
“抱歉，你是我的患者嗎？”
“我不是你的患者，”那個聲音接著說道，“但我今天給你打了一整天的電話。一整天。你的前台不肯給我轉接，我隻好等下班時間再試，看看能不能直接轉到你的語音信箱。沒想到你竟然接了。”
我皺起眉頭。
“這裏是工作場所，我不能接私人電話。梅麗莎隻負責轉接我的患者……”我頓住了，不明白自己為什麽要向一個陌生人解釋診所內部的運作模式，我語氣嚴肅地說道，“能問一下你為什麽要給我打電話嗎？你是哪位？”
“我叫亞倫·詹森，”他說，“是《紐約時報》的記者。”
我差點兒沒喘上氣，連忙咳嗽了一下。不過那聲音聽起來更像是被嗆到了。
“你沒事吧？”他問道。
“我沒事，”我說，“隻是嗓子不太舒服。抱歉，你是《紐約時報》的？”
話剛一說出口，我就後悔了。我知道他為什麽給我打電話，說實話，我知道終究會有這麽一天，終究會有人提起，但沒想到會是《紐約時報》。
“對，就是……”他不確定地說道，“那個有名的報紙？”
“嗯，我知道你是誰。”
“我正在寫一篇關於你父親的報道，想和你坐下來聊一聊。我能請你喝杯咖啡嗎？”
“抱歉。”我再次道歉，並打斷了他的話。該死，我為什麽一直在道歉？我深吸一口氣，再次開口道：“我對此無可奉告。”
“克洛伊。”他說。
“請叫我戴維斯醫生。”
“戴維斯醫生，”他歎息著重複了一遍，“周年快到了，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你再清楚不過。”
“我當然知道！”我頂了回去，“這件事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什麽都沒變，那些女孩活不過來了，我父親還在坐牢。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對這件事念念不忘？”
亞倫在電話那頭沉默不語，我知道自己說得太多了。記者就像水裏那些被血腥味引來的鯊魚，喜歡在別人傷口即將愈合時再次將其撕開。而我已經滿足了他這種病態的渴望，讓他嚐到了鐵鏽的味道，並渴望更多。
“但是你們變了，”他說，“你和你哥哥。大眾一定很想知道你們現在過得怎麽樣—你們是如何應對這一切的。”
我翻了個白眼。
“還有你父親。”他繼續說，“也許他已經變了，你和他說過話嗎？”
“我和我父親沒什麽可說的，”我對他說，“我對你也沒什麽可說的，請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
我把聽筒重重地摔在底座上，力度比我預想的大得多。我低下頭，看到自己的手指正在顫抖，於是連忙把頭發別到耳後，想做些什麽讓雙手停止顫抖。當我再次看向窗戶的時候，窗外的天空已經變成了深藍色，地平線上的太陽就像一個泡泡，隨時都會破裂。
我繼續收拾桌子上的東西，抓起手袋，從椅子上猛地站起來，椅子被我突然繃直的腿推向後麵。我看著台燈，緩慢地吐了一口氣，然後把燈關掉，搖搖晃晃地走進一片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