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後，我有兩年沒回江西。1998年，院裏派我到海南出了一趟差。沒想到在機場辦登機手續的時候又碰上了朱巧鳳，她把我的機票要了去，把兩個人的座號辦到了一起。在飛機上，兩個人又海闊天空地聊了一通。
朱巧鳳和王文學結婚了。在101冶即將要垮掉的那段時間，王文學跑到海南搞起了房地產，他以五十萬元起家，居然擠進了海南房地產業的五十強。剛到海南的時候，他用那五十萬批了一塊地，手裏就沒錢了。他把這塊地分別抵押給了五家銀行，每個銀行貸了二百萬，立刻拿到了一千萬元的貸款。但是他真正起家是靠侵吞別人的資產，開始他是和幾個人合夥搞的，董事長是個轉業軍人，他和另外三個人是董事，後來，因為經營上涉嫌賄賂，董事長被檢察部門扣留了一段時間，協助調查，王文學趁機召開董事會，四個人把董事長那點股份瓜分了，他自己當上了董事長。那位軍人出身的董事長出來之後變成了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於是便雇了黑社會的殺手，到處追著要殺他，王文學就是幹黑道出身的，玩這個董事長不是他的對手。他依仗自己的財力，對黑社會進行了反收買，最後那位董事長無可奈何，投海自殺了。接著，王文學又反過手來，以幫助董事長討回股份為名，利用董事長的家屬把其他三位董事告上了法庭。那三位董事被迫交出了侵吞的股份，王文學對死者家屬說暫時代為管理，於是他成了絕對控股股東，掌握了公司大權，另外幾位股東在經營上插不上手，連賬都看不上，由著王文學一個人折騰，王文學把公司的財產轉移得一幹二淨，然後對那三位股東和董事長的家屬宣布，公司破產了。他來了個金蟬脫殼，又新建了一家公司。
1993年，一場金融秩序整頓，把海南的房地產經濟泡沫戳破了。王文學也受了不小的損失，賺到的錢基本上賠光了，隻剩了兩棟爛尾樓，已經蓋好了，一直賣不出去，因此也沒裝修，一直就在那裏撂著。但是王文學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對付商場和黑白兩道的經驗，跌倒之後又爬了起來。他帶著一部手機和僅剩下的八萬塊錢來到了北京，經過幾年時間的喘息，他又在北京注冊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把那兩棟爛尾樓抵給了一家信用社。他帶著信用社的人來看房子，事情已經談妥，具體的細節要朱巧鳳來替他處理，他還要趕回北京去。朱巧鳳這次來就是接替他來的。
到了海口的第二天晚上，王文學打來電話，請我去吃飯。吃飯的地方是望海樓大酒店，據說那裏是有名的停“雞”坪，去了一看，果真名不虛傳，才六點鍾，門前不大的廣場上就已經站滿了拉客的小姐，穿得袒胸露背的，不斷地向過往的行人打招呼。經過那裏時，必須低著頭加快腳步裝作匆匆忙忙路過的樣子，如果不小心朝哪位小姐望一眼，那位小姐立刻就會追上來打招呼。海口的經濟已經凋敝得不成樣子了，可是黃色行業依然這樣發達。沿途過來，滿街都是小姐，這些風塵女子，臉上帶著一種和常人截然不同的氣質，一看就是幹這個的。我匆匆穿過由小姐們組成的歡迎人群，進了酒店餐廳。
王文學定了個大包間，裏麵一張十五人的大餐台，鋪著紫紅色的金絲絨桌布，餐台中央擺滿了鮮花，組成一個大大的圓形，直徑約有兩米，餐台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一會，客人到齊了，王文學點了一桌子菜，那些龍蝦、石斑魚什麽的就不說了，光是每人一隻澳洲鮑就是三百多，然後讓人提了一箱茅台過來，說：“這是我專門從茅台酒廠買的。今天咱們隻敘友情，不談生意，來他個一醉方休好不好？”
我想我不過是個蹭飯的，誰也不認識，悶著頭吃就行了，可是王文學卻第一個把我抬了出來：“這是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京華建築設計研究院畢業的研究生，也是目前國內建築行業有名的專家！”這種名不符實的誇張介紹把我弄得很難堪，也把我推到了晚宴的中心位置。我這才明白，這頓飯不能白蹭，他是叫我給他撐麵子來了。
吃完飯，王文學又吆喝大家去唱歌。我知道下麵的節目該是帶色的了，於是悄悄對朱巧鳳說：“看在老同學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那種場合我是從來不去的。”
朱巧鳳看了看我，說：“不會吧？”
“甭管會不會，反正今晚我不能去，我還有事。你得想辦法叫我脫身。”
正說著，王文學走過來一把抓住了我，說：“走，咱們還沒在一起唱過歌呢，聽聽你的嗓子怎麽樣！”說完，不由分說拉著我下了樓，我問他：“今晚花了多少錢？”
他說：“不知道，巧鳳買的單，估計也就是七八千吧，到不了一萬。”
唱歌是在另一個地方，來的客人們有不少有車，一帶就把大家都帶走了。我上了朱巧鳳坐的那輛車，因為我估計這種場合她會回避，不會一塊去的，誰知朱巧鳳一直把我送到歌廳門口，我要走，朱巧鳳說：“走什麽走，有事明天再辦！”說完，拉著我的手就往裏走，我不好和她推推搡搡的，隻好跟了進去，朱巧鳳一直把我送進一個大包廂才離開。
包廂很大，說是包廂，簡直就是一個小會議廳，能容得下幾十人。不一會，歌廳的媽咪帶來一大群小姐，王文學道：“大家挑，喜歡哪個留下來，剩下的讓他們再換！”
剛才在飯桌上還斯斯文文的幾位客人走了上去，挨著看那些小姐的臉，有的還動手去摸。我臉上直發燒，低著頭不敢看，那些挑小姐的客人，就像在牲口市上挑牲口一樣，可是反過來看，那些小姐麵帶微笑地看著坐在那裏的客人，不也跟看牲口一樣嗎？不一會，有三四位客人挑好了，王文學一揮手把剩下的人全打發走了：“再換一撥！”
不一會，又進來一撥小姐，這樣換了三四撥，大家都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對象，隻剩了我一個人，王文學嗔怪地說道：“老同學，你是怎麽回事？是看不上還是不好意思？都這年頭了，不至於還這麽抹不開麵子吧？這回我替你挑一個，保證讓你滿意。”說著，他衝媽咪喊道：“再換一撥！”
又進來一撥小姐。突然，我從那些小姐裏發現了一張熟悉的麵孔。那位小姐也看見了我，轉身跑了出去，我急忙追出去喊了一聲：“小倩！”
小倩發現是我，迅速跑出了歌廳，一直跑到了街上，我窮追不舍，一直追了兩三站路才把她追上，兩個人都已經累得氣喘籲籲了。我抓住她的胳膊說：“喘口氣再慢慢和你說。”
小倩畢竟年輕，我還呼呼地喘著，她已經平靜下來了，“哈哈，三叔，你腐敗了！”
“我沒有，小倩，你聽我說，我要是腐敗了，就不來追你了。”
“得了吧三叔，你騙誰呀？你放心，我回去不會和人說的。咱們定個君子協議好不好？你今天沒看見我，我也沒看見你。行了吧？”
“不行！你要相信我，三叔從來沒進過有三陪的歌廳，今天是被人脅迫來的。我也沒找小姐。”
“何必那麽認真呢三叔？進了又能怎樣？你沒進，我進了。可這是為了生活，中國曆來就是笑貧不笑娼，隻要能掙錢，幹什麽不一樣？”
她才十九歲，可是說出話來卻像一個飽經滄桑的人，她的話把我激怒了：“你給我住嘴！你要是我的閨女我早打得你皮開肉綻了。滿嘴胡說什麽？走，跟我回家，咱們寧可餓死也不幹這個！”
“我不！回去幹什麽？連個正經工作都沒有，就是有，掙那幾個錢夠幹什麽的？”
“你在這就能掙上錢了？這裏滿街都是小姐，排一晚上隊未必能被客人選中一次，選中了也是任人欺負，你覺得這種沒有尊嚴的日子好過嗎？每天站在那裏像牲口一樣被人挑來挑去，這是人過的日子嗎？”
聽我這樣一說，小倩蹲在地上捂著臉哭了起來，“我也知道這種日子不好過，可是我沒有別的辦法呀！”
我把小倩送回了江西。走之前我們約好了，我不對任何人講，包括二嫂在內；她願意從頭做起，當一個好工人。
我在姐姐家住了幾天，姐姐說，你應該去看看趙叔，他身體不大好。我想和她一起去，她說她去了怕惹趙叔生氣，於是我就提了兩瓶酒去了。趙叔一個人單過，很孤獨，誌剛、誌強不在跟前，誌潔正在上大學，其餘幾個兒子各顧各，誰也不管他。趙叔在幾個兒子家都住過，但是住不了幾天就住不下去了。看見我來了，趙叔非常高興，一定要讓我陪他喝兩盅，我急忙到街上買了點熟食回來，趙叔又炒了幾個菜，我們就在趙叔的小炕桌上喝了起來。趙叔已經是八十歲的高齡了，三天兩頭住醫院，我不敢讓他多喝，可是他那天興致特別好，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不肯讓我走，我隻好坐在那裏陪他聊天。我說：“趙叔，你怎麽不找個老伴呀，一個人過多孤單！”趙叔說：“毬！快入土的人了，還找甚老伴！”我千方百計想逗老人家高興，趁他有興致，我說：“趙叔，來段陝北民歌吧，我特別愛聽您唱歌。”於是趙叔放下酒杯唱了起來：
三月裏黃河冰不化，
高原上搭起腳手架，
幹打壘安下老娘親，
建設三線建設我的家。
……
臘月裏黃河結冰茬，
錘子、斧頭肩上挎，
上麵又來了新任務，
四海為家走天涯。
這是趙叔親自譜曲的歌，唱起來百感交集，唱完，趙叔已是淚流滿麵。西北民歌大都是苦寒之音，唱起來很容易引起傷感。趙叔一流淚，我也有點忍不住了，於是隻好端起杯來再勸他喝酒。那天趙叔有點醉了，我把他扶上床，收拾了桌子碗筷，臨走時，趙叔囑咐我說：“回去好好幹，可不敢像誌強一樣！”
姐姐的兩個兒子先後考上了大學，老大已經畢業了，留在北京做京漂，老二上大三。姐姐的職務一直沒有恢複，也沒有任何人給過她一個像樣的答複，公司領導換來換去，許多當事人都不在了，找那些不了解情況的人，就更不管了。姐姐是個非常執著的人，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平白無故被免職，她怎麽也想不通，一定要給自己討一個說法，因此，這幾年她一直在不斷地向大公司和總公司申訴，要求對她的事情作出明確結論。工作不順心，生活上擔子又重，姐姐的身體垮了，她得了類風濕，兩三年的工夫，所有的關節都變得腫大變形了，手指張不開，腿伸不直，走路彎著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曾經是那麽漂亮的姐姐，變成了一個老太太。頭發已經全白了，因為還要工作，她隻得把頭發染了，否則就和當年的母親一模一樣。而且，她也得了和母親一樣的病，高血壓，心血管檢查出三處血管壁狹窄，需要做支架，但是她一直沒去做，舍不得花那麽多錢，一直靠降壓藥和阿司匹林維持著。
父親去世後，家裏全靠姐姐撐持著。沒了父親的退休金，弟弟和弟媳婦也不得不自謀生路了。姐姐給秋荷買了一輛三輪車，她做起了水果生意。早晨天不亮就蹬著那輛三輪到批發市場去進貨，回來就在家屬區賣，弟弟在家給她做飯。一個月下來，多少能掙點錢，我和姐姐再資助一點，一家三口的生計勉強能夠維持。開始，秋荷對水果生意很上心，蹬著三輪車走走停停，基本上要把幾個單位的家屬區穿越一遍，有些固定客戶不到別處去買水果，專等她來才買，那都是父親和姐姐平時為下的人，看她可憐，想幫她一把。中午天熱了，她就把三輪車停在樹蔭底下，看人家打牌。看著看著，自己也就跟著打上了，不僅打牌，還學會了賭博。於是就不把水果生意放在心上了，甚至成了她的負擔。過去每天賣不掉的水果她都要設法處理，把爛的挑出來，剩下的降價處理，現在也懶得管了。回到家把攤子給弟弟一交，自己就專心打牌去了。弟弟處理不了，於是家裏所有的房間都堆滿了賣不出去的水果，爛水果汁子流得滿地都是，房子裏充滿了爛水果的酸臭味，姐姐來幫他們收拾了幾次，可是每次收拾完，過不了幾天就又是老樣子了。姐姐規勸過秋荷幾次，每次她都答應得很好，可是一轉身照樣去賭。後來姐姐見實在勸不動，就幫他們把水果攤子收了。
秋荷初到我們家的時候，人人都誇她是個好媳婦，又能幹又孝順，可著家屬區也找不出一個像她這麽孝順的媳婦來，父親晚年的生活多虧了她在身旁照顧。可是現在她完全變了一個人，不僅家不管了，還經常給弟弟氣受，我們給的那點錢，一分錢也到不了弟弟手裏，她全都拿著賭博去了。她對弟弟不好，姐姐當然要出來幹涉，姐姐的脾氣又不好，說了幾次兩個人就翻了臉，反而一句話也說不上了。姐姐怕弟弟吃不上飯，每天把菜買好了給他們送去，可是秋荷見了姐姐就大吵大鬧，甚至堵著門不讓進，姐姐隻好每天把菜買好放在門口。秋荷欠了一屁股賭債，到了年根底下，要賬的堵上門來，坐了滿滿一屋子。秋荷嚇得躲回娘家去了，弟弟沒見過這種陣仗，趕緊跑來叫姐姐。姐姐過去把秋荷欠的賬一筆一筆記下來，把要賬的人打發走了。依姐姐的脾氣，一頓臭罵就能把這些人趕走，你們非法賭博還敢來要賬，我不把你們送進去就便宜你們了。可是姐姐不敢這樣做，因為趕走之後他們還會來，再來了弟弟和秋荷還是處理不了。姐姐也不能幫他們還這筆賭賬，因為隻要秋荷不戒賭，這個窟窿就永遠填不滿。於是隻好給要賬的人說好話，把他們先打發走。第二天，秋荷的哥哥領著她來找姐姐興師問罪，質問我姐姐為什麽大年三十把他妹妹趕出家門，姐姐說：“是我們趕她嗎？你問問她自己是怎麽回事？”
秋荷回到娘家，沒敢把實情告訴哥哥，此刻低著頭不說話，姐姐把那張記著賭賬的單子遞給了她哥哥，她哥哥氣得直跺腳，上來要打她，姐姐嗬斥了他幾句：“要打回家打去，別在我們家撒野！”秋荷的哥哥很沒趣地走了。
秋荷變成這樣不是她的錯，任何一個正常的女人嫁了我弟弟這樣的人都會覺得委屈，她賭博，不好好過日子，是因為她覺得這樣的日子沒有希望。父親在時，有他管著弟弟，操持著這個家，還有一份像樣的退休金維持著相對豐厚的生活，矛盾被掩蓋了，父親一去世矛盾就暴露出來了。
弟弟和秋荷請我吃了頓飯。秋荷忙著做飯，讓弟弟去接化雨，我很納悶，化雨已經上六年級了，學校就在家門口，還接什麽？弟弟說怕他跟那些壞孩子在一起玩，學壞了。
父親才去世兩年，家裏已經不成樣子了，電視機沒影了，因為不好好做飯，冰箱也用不上了，洗衣機也不轉了，衣服改成了手洗，連燈泡壞了也不知道換一換，家不像個家，看了讓人心酸。秋荷跟姐姐還沒鬧翻的時候，姐夫還常來幫他們修修電器，這一翻臉，姐夫也沒法來了。
不一會，化雨回來了，我問了問他上個學期的考試成績，各科都勉強及格了，我讓他把作業拿來給我看看，他倒很痛快，拿出書包嘩啦一下把書本倒了一床。我一看，那些書本已經全散了，沒有一本是完整的，頁腳搓磨得都卷了起來，掉頁、紙屑滿天飛，我看了哭笑不得，趕緊幫他整理。他坐在一邊看著，我和他簡單聊了幾句：“你每天放學就回家？不和同學們去玩麽？”
“不去，他們都是壞孩子，我從來不和他們一起玩。”
我很吃驚，問他：“這是誰說的？”
“我爸我媽都這麽說。”
我沒想到秋荷心眼這麽透亮一個人也這麽說，大概是因為父親去世後，受街坊鄰居歧視的原因吧。
“那你放了學幹什麽？”
“做作業。”
“光做作業？看不看電視？喜歡動畫片麽？”
“不喜歡。”
“那你喜歡什麽片子？”
“什麽片子都不喜歡。”
這孩子的狀況實在讓我擔心，我決定把他帶到北京去，否則這孩子就完了。將來如果能把他培養出來，他還可以把這個家撐起來，如果他也不成器，弟弟一家就真的沒有任何指望了。吃飯的時候，我問他願不願意跟我到北京去上學，他特別願意。不僅他願意，連弟弟和秋荷都高興得不得了。我把這個想法跟姐姐說了，姐姐說：“你怎麽也不和我商量商量就和他們說了？你家裏還有個病人，再加上這麽一個勞神的累贅，日子怎麽過？”
我說：“心芬的腎病沒什麽大妨礙，和正常人一樣。再勞神不過五六年的時間，將來他考上大學，咱們就都輕鬆了。”
“你怎麽就能斷定他能考上大學呢？考不上怎麽辦？你再把他送回來？”
“現在隻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考不上再說考不上的。在這裏，上不上大學不說，跟著他們倆心理上都已經不健康了，跟著我，至少他可以健康成長。”
我還想讓姐姐跟我一起走，到北京去做心血管支架，可是姐姐說什麽也不去，隻把她的申訴材料給了我一份，讓我有機會給她往上遞一遞。我勸姐姐說：“依我看這事就算了，你已經申訴了這麽多年都沒結果，再申訴有什麽用？我不是不願意管你的事，我是覺得這事太傷感情，你這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將來如果能找出個結果還好，如果沒有結果，你會連命都搭上的。不如早點撂下，心裏就輕鬆了。”
“不行，我非要弄出個是非曲直來不行。現在我有工作，沒時間去找，等退了休我還要專門去找，隻要我活一天，就要申辯一天，我就不信天下沒個說理的地方！”
回到北京之後，我剛剛把化雨入學的事安排好，就接到了妹妹的電話。她說她腦子裏總是有兩個聲音，來回打架，她估計自己快要瘋了。我在電話上勸了她一陣，然後告訴妹夫，讓他立刻把妹妹送到北京來。過了幾天，他們沒來，妹夫打電話告訴我說沒事了，我以為真的沒事了，就沒在意，誰知又過了一段時間，妹妹真的得了精神分裂症，姐夫和妹夫兩個人把她送到北京來了。
妹妹的病早就有苗頭了。妹夫惹了那場禍之後，她的性格完全變了。過去她一下班就打開錄音機，哼哼唧唧唱個不停，姐姐老說她不懂事，不知道為父親分擔點家務。妹妹是個沒心沒肺的人，說她她也不生氣，說的時候她動一動，讓幹什麽就幫著幹點，幹一會回來再接著唱。可是自從妹夫惹了事，我們就再也沒有聽到過她唱歌，她變得鬱鬱寡歡，一天到晚連句話也不說。父親去世的時候，在火葬場又受了點刺激，回來之後就有點不對勁了。誰知後來竟發展到這種地步。
我帶她去了北京安定醫院，醫生問我有沒有精神病家族史，我說沒有，從來沒聽到過老人們說起家族裏有這樣的病例。醫生給她開了點氯丙嗪，配合中藥一起治療。藥才吃了兩天，我發現她兩手虎口和幾個指縫裏都起了水皰，水皰邊上是一片片淤血形成的紫色。我知道這是過敏，急忙再帶她去看醫生，醫生又給她換了藥，換成了氯氮平。
妹妹在北京住了三個月，還算幸運，病治好了，完全恢複了正常，否則她那份還算不錯的教師工作就保不住了。隻是醫生囑咐說，藥不能斷，要一直吃下去，否則還有複發的可能。因此妹妹回去後還一直服藥，吃這個藥倒不過敏，但是對身體的其他器官有傷害，好在服藥量可以逐步減少，危害可以小一點。但是吃了氯氮平以後，妹妹一下子胖了起來，過去那個身材曼妙的窈窕淑女已經再也找不到了。
妹妹病好之後，我讓妹夫把她送回去，妹夫說他不想回去了，他已經在北京找到一個打工的地方，待遇還不錯，想留下來打工，他已經和妹妹商量過了，妹妹說自己可以回去。我還是有點不放心，等了一段時間，找了個去江西出差的人，把妹妹帶走了。
妹夫在盧溝橋附近找到一家很大的汽車修理廠，效益還不錯，打工的管吃管住還能拿到一千塊錢，妹夫說這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工作，就在那裏幹了起來。我平時忙，顧不上他，過了幾個月才又見到他，我發現他又炒起了股票，我既生氣又為他擔心，他說：“三哥，你放心，我就拿打工掙的這點錢炒，絕不再去借錢，即使賠了，也就等於我沒掙到這點錢而已。”我沒辦法，隻好由他去了，這次他倒真的沒有再去借錢炒股，可是在股市上混了十多年，也沒見他掙到錢。
姐姐的那份申訴書，我還真替她找到一個得力的人，把材料交了上去。一個偶然的機會，101冶上麵的總公司請我去參加一個項目的論證，我幫他們對原設計做了一些修改，給他們節約了一千多萬，董事長非常高興，專門請我吃了一次飯，我說起我的兄弟姐妹都在101冶，是他的部下，董事長問我，既然是這樣，家裏有什麽事需要我幫忙的嗎？我趁機把姐姐的申訴材料遞了上去。
過了不久，101冶組織部找姐姐談了一次話，告訴她級別已經恢複了，鑒於她的身體狀況，已不適合擔任實職，安排她做調研員。姐姐問對她的問題是怎樣結論的，組織部門的人告訴他，不存在結論問題，因為當初也沒有處分她，隻是免職。姐姐又問，“那為什麽免我的職，難道沒有個說法嗎？”組織部門的幹部很為難，說：“這個我們確實搞不清楚。事情已經過去這麽多年了，查也沒處查去。”
不管怎麽說，姐姐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我的心裏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真怕她為這事氣個好歹的。
姐姐的小兒子也畢業了，兩個孩子都留在了北京。老大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工作，因為售樓得力，很得老板賞識，讓他做了總經理助理。當然這個助理也是個打工的，可是待遇還不錯。他已經結了婚，自己買了房，她把姐姐接到了北京，做了支架手術。姐姐已經五十五歲了，到了退休的年齡，兩個外甥勸她留在北京，將來不拘住在兄弟倆誰家都行，如果兩家都住不慣，他們可以幫她買房，可是姐姐說什麽也不留，一定要回江西去。我說：“姐，你不能再像爹那樣守著他們了，他們必須都得自立。現在我把化雨接出來了，連妹夫都不在家待了，你去了又能怎樣？”
姐姐說：“你二哥還在裏邊關著，他沒個結果我沒法向爹媽交代。”
我說：“這事交給我，我一定想辦法把他弄出來，行了吧？”
就在這個時候，妻子的腎病複發了。不管是哪一種腎病，拖到最後都是一個結局——腎衰竭。腎衰之後隻有兩種處理辦法，要麽靠透析維持生命，要麽做腎移植。妻子做了移植手術。這下我就有點顧東顧不了西了。姐姐隻好留了下來。她在石景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化雨接了過去。
我把化雨接出來的時間太晚了，他從小就沒有養成一個好的學習習慣，每天放學回來，看著他坐在寫字台邊一動不動，似乎是在學習，可是走到跟前一看，一個小時做不了兩道題，手裏總是拿著一樣小東西在玩，鉛筆削了一遍又一遍，一支鉛筆三天就削沒了。橡皮全部用刀子切成小碎塊，直到分割到再也下不了刀子為止。我把這些小東西都給他沒收了，他就用兩個食指摳褲腿，每條褲腿的膝蓋附近都有一個食指摳出來的窟窿。看他實在學不下去的時候，我就讓他看看電視，可是他對任何電視節目都不感興趣，就願意一個人坐著發呆，腦子裏不知在想什麽。我很擔心他將來和弟弟一樣，可是考考他的智力，一點也不像，一小時背三四十個英語單詞沒問題，給他一套智商測驗題做做，也能做個一百多分。小小的人倒很知道保護自己，有個頭疼腦熱的你隨便給他拿點藥，他絕對不肯吃，非要把說明書一遍一遍看仔細了才吃，吃飯的時候絕對不吃剩飯，不是因為奸饞，而是怕不衛生。我看這孩子還有希望，就想盡辦法幫他糾正學習習慣，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給他規定任務，可是除非你坐在身邊盯著，否則他到時候還是完不成。我既沒有這麽多時間，也沒有這麽大耐性，過了不久就堅持不住了。幸虧姐姐把他接走了，否則在我這無論如何也考不上大學。姐姐每天不錯眼珠地盯著他把該完成的作業都完成了，有時候把姐姐氣得沒辦法，就給我打電話訴苦，氣得姐姐在電話上直哭。工夫不負有心人，化雨終於考上了大學，那是姐姐一道題一道題、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逼出來的，這樣一個孩子能考上大學，真可以說是奇跡。
我在姐姐麵前誇下海口說要把二哥弄出來，可是我哪有那個本事，最後還是大哥想辦法托人給他減了刑，提前釋放了。
大哥開理發館那會就經常幫人打官司。當初為了02工程，大川的鐵路、公路、橋梁、電網等基礎設施都建立起來了，特別是劉家峽的電網拉過來以後，大川變成了一個很適合於建工廠的地方，因此，在三線工程紛紛下馬的同時，又有一批新的工廠在大川興建起來。三線建設並沒有白搞，幾百萬參加三線建設的工人們的血汗也沒有白流，雖然當初的決策和投資有些得不償失，但是畢竟建起了一大批工業骨幹企業，這些企業在轉型中經曆了一場劇烈動**，其中一部分又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重新站穩了腳跟，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特別是為三線建設而進行的一些工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以劉家峽水電站為代表的電網工程建設，鐵路、公路、橋梁、隧道等交通設施的建設，都為大西北後來的工業繁榮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大川的人口急劇增加，經濟也比過去繁榮多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刑事、民事案件的增多。大哥經常為人充當辯護律師，慢慢地在大川就出了名，後來又考了律師執業資格證書，現在他已經不靠那個理發館為生了，成了職業律師。二哥被釋放以後，到北京來了一趟，是大哥陪他來的。二哥想找個打工的地方先幹著。在北京找個工作倒不難，就是生活成本太高，連租房帶吃飯，打工基本上剩不下什麽錢，二哥才五十出頭，怎麽也得再成個家吧。於是我對二哥說，你要是願意，我可以在蘭州給你介紹一個不錯的單位，我和西部設計院的人都還有聯係。二哥一聽很高興，說：“那有什麽不願意的？老百姓麽，哪能掙錢就到哪去。何況蘭州也是大城市呢！”
二哥的問題解決了，我又問大哥：“總書記，你現在名氣這麽大，經驗也積累了不少，又有了執業資格證書，何不到北京來發展呢？”
大哥聽我叫他總書記，臉一下子紅了，說：“你小子現在也敢拿你大哥打鑔？”
二哥聽見我這樣叫，也跟著起哄：“就是，總書記也不能老在山溝溝裏待著，現在也該進城了。”
大哥這下更不好意思了，說：“去！你也來跟著起哄，瞧瞧你自己吧，殺個人都殺不死！”
我一聽，這玩笑不能再往下開了，否則二哥會很沉重，於是急忙打岔說：“玩笑歸玩笑，你來不來？現在我可認識不少人了，你要來我可以給你介紹個律師事務所。”
“我那點名氣在大川還有人認，到北京可玩不轉，我還是回我的大川吧！”
二哥說：“北京來不了就到蘭州發展唄，大川那麽點地方，哪夠總書記折騰的，律師這種職業根本施展不開。你來了，咱哥倆也好有個照應。”
大哥說：“我哪都不去，就在大川待下去了。”
我覺得這似乎不像大哥說的話，他曆來心氣都很高，怎麽突然變得畏縮起來了？也許是生活的磨難把他變成這個樣子的吧。
化雨是2004年考上大學的，那年剛好我的女兒大學畢業。子承父業，她學的也是建築，分在了北京一家建築公司。她剛報到就給我帶回來一個好消息，他們公司參加鳥巢建設的投標中標了！聽了這個消息，我十分興奮，拿出一瓶一直沒舍得喝的茅台，說：“咱們今天得慶祝慶祝！”
女兒說，他們剛分來的這批學生要下去當一年工人，鍛煉鍛煉，工種可以自選，她問我選擇什麽工種。我想了想說：“鳥巢基本上是金屬結構，電焊工用得最多，我看你就當電焊工吧。”
“當電焊工也不會讓我們去焊鳥巢的，我聽說鳥巢的電焊工都是從全國選來的，沒個七級工八級工的水平根本別想上去！”
“那是，但是你學了起碼知道是怎麽回事。”
女兒幹了幾天電焊工，興奮了一陣子，過了幾天臉上就晴轉多雲了，吃飯時撅著個嘴，滿臉的不高興，我問她：“你怎麽了？”
“我心裏不平衡。”
“你有什麽不平衡的？”
“給我們定的工資才一千五。”
“一千五還不平衡？我學徒的時候才拿二十四塊錢。”
“時代不同了，你知道我們老總拿多少錢？”
“多少？”
“年薪一百五十萬！”
“是有點不平衡，但是你不能跟老總比，大多數人不是都差不多嗎？”
我給她講了一些道理，可是她根本聽不進去，說：“開始聽說能參加鳥巢建設，我劇興奮，心想這一輩子能參加這麽一項偉大的工程也就滿足了，可是一聽說給我們定這麽點工資，立刻就泄氣了，鳥巢工程是很偉大，可是和我們有什麽關係？建成了是老總的功勞，頭頭腦腦的功勞，你一個小沙彌，誰知道你呀！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做人家的墊腳石而已。”
“你這樣想就錯了。你知道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幾個字是誰刻的嗎？”
“不知道。”
“是你爺爺刻的。”
“啊？真的？你怎麽從來沒和我說過？”
“那是因為你爺爺和我們這一輩人，都不想拿它來做炫耀的資本。你爺爺得到什麽了嗎？他什麽也沒得到。有人知道那八個字是他刻的嗎？沒有。你現在也算是個建築工人吧，我們建築工人，生來就是搞建設的，不管是為誰建設，也不管是誰受益，這些建設都不會沒有意義，都是對社會的貢獻。怎麽能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呢？或許社會對你有一些不公，但是建設是我們的職責，無論你受到什麽樣的不公平待遇，也不能逃離自己的職責。不管最後歸功於誰，隻要能參加這項工程就是一種幸運，全國幾百萬或者比幾百萬還要多的建築工人，他們想參加，有這樣的機會嗎？你爺爺雖然沒有得到什麽，但是那是他一生的驕傲！也是我們的驕傲。”
聽了我的話，女兒不再說什麽，過了一會突然冒出一句：“明天我得到天安門廣場看看去！”
和女兒同樣幸運的是，我也被邀請參加了幾次奧運工程施工方案的論證會。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鳥巢和水立方兩項工程的總指揮都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其中一位還是女的。他們的整個管理團隊也很年輕，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我已年過半百，歲數雖然不小了，可還沒覺得自己老，參加論證會之前，還雄心勃勃地想再幹一番事業，可是和他們一比，自己真的是老了。建築行業，從設計理念到建築材料和施工工藝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不僅是年齡上老了，各方麵都有點跟不上了。
論證會期間，會議的主辦方還帶我們到施工現場實地看了看，鳥巢工程還在基礎階段，不少當年我們稱之為外包工、如今被稱為農民工的人在挖土方，不過現在的土方工程主要不是靠人力，而是靠機械了，工人們隻是幹那些機械無法完成的活。工地邊上有一排排我十分熟悉的活動板房，這些活動房做得也比過去漂亮多了，外表幹幹淨淨，刷著藍白相間的油漆，看上去非常好看。可是裏邊卻很狹窄，一張挨一張的雙人床像火車上的臥鋪一樣，擠得人透不過氣來。在夏季炎炎烈日的烤灼之下，就像個蒸籠，一進去就是一身汗。一群工人正光著膀子蹲在活動板房前吃飯，有的是用飯盒，有的是用那種大搪瓷缸子，我們路過跟前，看了一眼，吃的是豬肉白菜燉粉條，裏邊的大肥肉滴裏嘟嚕的，一看就是市場上那種沒人要的最劣等的肉，說句良心話，放在三十年前，這樣的飯對我來說也是好飯了，但是現在已經沒人吃那種大肥肉了。
我正要離開，突然有人叫了我一聲：“育山叔！”
我回頭看了半天才把他認出來，原來是育禾哥的兒子化民。多年不見，他已經長成個大漢子了，按年齡推算也有三十多了，難怪一下子認不出來。我問他：“你怎麽跑到這來了？”
“是老白大叔帶俺來的。”
“哦，是他？他現在搞得不錯了吧？”
“他現在搞大了，在北京接了好幾項工程。”
“他在這嗎？”
“他輕易不到工地上來，這有人替他管著。”
“哦，你來多久了？怎麽也不和我打聲招呼？”
“俺來了一年多了，怕給你添麻煩，就沒過去。”
“這個星期六到我家吃飯吧？”
“那敢情好。不過俺這沒有星期天，俺隻能晚上去看你和嬸子。”
“那就說好在我那吃晚飯，我們等著你！”
我家住的離鳥巢不遠，隻有一公裏多的路程，連公交車都不用坐。星期六下班以後，化民來了。他手裏提了兩瓶酒、兩條煙，還有一些點心之類的禮品，加起來恐怕得三四百塊錢，我覺得很不忍心，本來是叫他到家裏來認認門，改善一下，誰知反倒讓他花了這麽多錢。後來我也不敢請他到家裏來了，就把我的一些穿不著的舊衣服找出來給他送了去，還有一些妻子和我女兒的衣服，我也讓心芬收拾出來了，怕他沒地方放，一直在家裏存著，我告訴他啥時候回家過來取走帶上。可是過了很長時間，他一直沒到我家來。我到工地上去找，不但人不見了，連那些活動板房也拆走了。
我上班每天都要坐車沿著西壩河走一段，河邊正在施工，放著許多鋼筋水泥製的大圓管子，是下水工程用的預製件，經常有無家可歸的人住在那裏邊，有一天，給我開車的司機指著那些預製件說：“咱們每天路過這我都看見一個人躺在管子裏，已經十多天了，不會死在那吧？”
我說：“要不你去看看？”
司機停下車過去了，我坐在車裏不放心，也跟了過去。到了跟前一看，那人正躺在大管子裏拿著手機發短信呢。司機把他叫了起來：“唉！幹什麽哪？”
那人以為是城管的人來了，慌慌張張爬了起來。我一看，正是化民。於是我不由分說把他帶上了車，鋪在管子裏那些行李，我也讓司機一股腦裝到後備箱裏了。
原來化民是來給工友們討賬來了，白誌家已經半年多沒給大家發工資了，在他那幹的年頭多的，累計已經欠了兩三年的工資，一直不給，討得急了，給大家發個一個月半個月的，過後就又不管了。很多人熬不過他，隻好放棄了，我這個侄子大概有點典型山東人的血統，非和他討到底不可，不但討他自己的，他還要替大家討，他把白誌家所有的欠賬都列成了單子，也留下了每個工友的地址，討到一點就給大家寄回去一點。白誌家幾次想收買他，但是他就是不認那個賬：“光給俺一個人不行，什麽時候你把大家的都還清了，俺就不來找你了！”
我說，如果你光討自己的，我還可以替你說說情，估計白誌家能給我這個麵子，可是你替大家討，我就沒法幫你了，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情，沒那麽多時間和精力。化民說：“三叔，俺的事不用你管，俺自有辦法對付他。”
“可是整天住在那種地方我怎麽能放心？要不租間房住下來慢慢討？經濟上我倒可以支援你一些。”
“那不行，這事哪能連累你呢！”
化民在我家住了兩天，第三天就走了，連行李都沒拿，打他的手機總是關機。我這個當叔叔的，頭一次想幫他，讓他倒貼了幾百塊錢，第二次想幫他，害得他連睡覺的鋪蓋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