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製度恢複了。姐姐、大哥和我一起考上了大學。高考的時候,姐姐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我們倆一起去參加複試,路上她哇哇地直吐酸水,後來看成績還不錯,她準備把這個孩子打掉,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母親去世了。

高考是在12月的7、8號兩天進行的。高考剛剛結束,母親就去世了。我一輩子不信迷信,可是在母親去世的前後,卻發生了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情。9號那天,我不知怎麽了,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去請季度假,領導說有些急活要趕一趕,讓我晚幾天再走,可是我一天也等不了了,非要走不可。我在單位裏一直表現不錯,從來沒做過這樣不講理的事情,可是那天不知怎麽了,就是控製不住自己。領導很生氣,但還是給我批了。路過蘭州,我給父親買了兩瓶酒,還買了幾斤蘋果,是孝敬母親的。10號下午到家。家裏剛搬完家,才收拾好,母親正在擀麵條。

101冶撤出大川後,不斷有家屬搬出,房子大量地空閑了下來,很多人家都是把兩戶的房子打通,改成一套來住。114廠已經陸續蓋起了家屬樓,這些破房子沒人住,放著也就風化了,於是父母親也選了兩套相連的磚房打通了。正在讀初中的妹妹帶著她的一幫同學幫著父親刷了牆,糊了頂棚,又重新盤了炕。高地的工人不鋪炕席,家家都是用水泥袋子紙糊炕。誰知炕還沒幹好,糊完之後一燒,要蒸發的濕氣沒處散,硬是把炕崩塌了。父親隻好重新盤了炕,再次把它糊好。

母親擀好了麵條,讓我到酸菜缸裏撈一顆酸菜,酸菜缸在外麵放著,我伸手到酸菜缸裏去撈菜,誰知剛一動手,壓酸菜的那塊大石頭就沉到缸底去了,我擼起袖子去撈石頭,忽然幾隻烏鴉飛了過來,落在門口剛壘起的院牆上,呱呱地直叫,叫得很瘮人。父親聽見烏鴉叫,走出來把它們趕走了,看見我在撈石頭,就問,怎麽了?我說壓酸菜的石頭掉到缸底下去了。我把石頭撈上來一看,原來白白的一塊石頭怎麽突然變成了青黑色?父親也看見了那塊石頭,臉色頓時大變,說:“這是怎麽了?先是炕塌了,這會又是老鴰叫,又是黑石頭,怕是有什麽不好的兆頭吧?”我說:“爹,您別迷信,烏鴉叫可能是偶然的,石頭變色大概是含有什麽礦物質,和酸菜水發生了化學反應。”

“那怎麽以前沒反應,偏偏在這個時候有反應了?”

我說:“可能是缸底的酸度更濃一些。”

父親揮了揮手說:“算了,別說了,越抹越黑,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大哥那天加班,回來匆匆忙忙吃了一碗麵條就走了。飯後,我挑了一個最大的蘋果削給母親吃,母親舍不得一個人全吃了,隻吃了半個,把剩下的半個給了父親,父親一擺手說:“我不愛吃那玩意。”其實父親是舍不得吃,他知道這蘋果是給誰買的,他覺得自己享用了兩瓶酒,已經比母親多吃多占了,因此說什麽也不肯吃。母親又把那半個蘋果遞給妹妹,妹妹已經在一邊自己削了一個。母親隻好又把它地給了我,我說我吃得太飽了,吃不下,就把那半個蘋果撂在了炕沿上。妹妹晚上要做作業,我陪著父母親說了一會話。母親對我考學的事似乎並不關心,她還是惦記著弟弟,說:“也不知道四小什麽時候能抽上來。”

我說:“大概快了吧,這幾年,年年都有指標,您不用太發愁。”

“怎麽不愁?年年都有指標,年年都抽不上來。”

“這回大哥跟他們說好了,應該不會再有什麽變化了吧?”

“難說。他們跟我說的時候也答應得好著呢,到時候就變卦了。”

“您放心,再有指標下來,我和大哥到縣上盯著去,看他們還敢不敢變卦!”

聽我這樣說,母親心裏稍微踏實了一點,又轉向了另外一個話題:“你大哥也不知能不能找上個對象。”

“您就放心吧,像我大哥那樣聰明的人還能找不上對象?”

母親搖了搖頭說:“難哪!還有四小,將來找對象也是個大問題。”

父親在一旁吱吱地抽著旱煙,一直沒說話,聽到這裏插進來說:“你急什麽呀,大小剛工作還沒轉正,四小還沒抽上來呢,就惦記開兒媳婦了。”

母親嚴肅地說道:“怎麽能不急!二小、三小我不急,他們自己都能找上媳婦,大小、四小的事你可得放在心上!”

母親的心從來就沒有輕鬆過,弟弟的工作剛有了一點希望,就又開始為他和大哥的婚事操心了。沒想到,母親的囑托竟成了她的臨終遺言。當天夜裏,母親就得了腦溢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那天夜裏我睡得很死,大哥什麽時候回來的我都不知道。半夜裏,父親把我和大哥叫醒,我聽見母親痛苦的呻吟聲,跑過去叫她,怎麽也叫不醒,父親說,別叫了,我已經叫了半天了,趕快去找擔架送她上醫院!我哪裏還顧得上去找擔架,匆匆忙忙給母親穿好了衣服,背起來就往醫院跑。值班醫生從症狀上判斷是腦溢血,但是他說最好等天亮把縣裏有點名氣的醫生都請來會會診。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跑到縣醫院和114廠醫院把會診的大夫都請來了,確診是腦溢血。

母親在醫院裏昏迷了兩天,一直在呻吟著,臉上的表情十分痛苦,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對於我們的呼喚沒有任何反應。我想她那時神智一定是清醒的,隻是不能表達而已,醫院裏有三四個留守的醫生輪著在一旁守候,打針輸液,采取了各種能采取的辦法,都無濟於事。醫生說,現在唯一的辦法是開顱引流,但是大川縣沒有人能做這樣的手術,要到蘭州去做。我們問能不能馬上送蘭州,醫生說現在的症狀很危險,路上一顛簸會加速出血導致死亡,要送也得等到症狀稍有緩解再送。經過一天一夜的搶救,母親的症狀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而且越來越重,連呼吸都困難了。她的整個中樞神經係統癱瘓了,嗓子裏憋著痰不會咳,呼嚕呼嚕像拉風箱一樣,高地醫院連個吸痰器都沒有,我和大哥便輪流嘴對嘴地給母親吸痰。大哥坐在母親的病床跟前守候了兩天兩夜,不吃不喝,誰要替換也不行。但是我們終於沒能留住母親,第二天晚上,母親去世了。

我給姐姐和二哥發了電報,也給桂青縣知青辦掛了長途,讓他們通知弟弟回來。弟弟回來見了母親最後一麵,姐姐和二哥沒有見上,見上也沒什意義了,因為母親已經不能和我們溝通了。

母親入殮的時候,父親把那個十字架莊重地戴在了她胸前。在我心目中,母親一生心靈上似乎都壓著一個沉重的十字架,看到那個十字架,我總覺得它是母親一生不幸的象征,於是脫口而出說:“爹,不能讓我媽帶著那個走!”父親的臉色一下變了:“那你說怎麽辦?摘掉?你願意摘你摘吧!”父親顯然誤解了我的意思,他以為我在這個時候還在反對封建迷信。我把十字架從母親胸前摘下來,想了半天,還是恭恭敬敬地給她戴上了。我在心裏默默地念著:媽,您安息吧!說這話的時候,我心裏感到一陣不安,母親能安息嗎?

母親去世後,不少街坊鄰居跑來還錢。那時工人們家裏都不寬餘,經常有月底工資接不上的情況,我家因為我們兄弟姐妹都工作了,情況算好的,因此有不少街坊向母親借錢。母親去世後,兩天之內,父親竟收到了400多元錢,那時借錢不過5元10元,母親這400多元錢不知幫助了多少人,她既不會收什麽利息,更不會從這些困難得過不下去的姐妹們身上得到什麽好處,相反,其中有不少人借了就沒有能力還了,但是母親從來沒有找任何一個姐妹要過賬。支持她這樣做的隻能是《聖經》給予她的信念:施比受更幸福。向母親借錢最多的是懷疑她最深、監督她最嚴也是傷害她最重的李秀娥。以前我一直不明白母親為什麽這樣對待自己的仇人,此刻我突然明白了:母親心底裏隻有愛和善良,她根本不懂得仇恨。

送葬那天,家屬區留守的職工家屬幾乎都來了,有些人不僅我不認識,連父親也不知道是誰家的家屬。她們當中有認識我母親的,也有不認識的,她們既不是來隨禮的,也不是來赴喪宴的,那個年代這些舊禮早已經被破光了,她們是自覺自願來給母親送行的。那是大川戰區最隆重的一場葬禮。在那個窮爭惡鬥的年代,母親的善良和友愛喚起了人們心底的強烈共鳴。

母親隻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不但沒有做出過任何驚天動地的事業,甚至連正式的工作都沒有,她的死何以在人們心中引起這麽大的震動?望著一眼望不到頭的送葬隊伍,我感到一陣欣慰:我有這樣一位值得驕傲的母親!我流著眼淚告訴母親:您可以安息了。

送葬的人群散了,大哥和弟弟育海還跪在母親的墳前不肯走,我們怎麽勸都不行,拉起來他們又跪下去,哭得死去活來。姐姐走過去,撫摸著大哥和弟弟的頭說:“走吧,咱們回家吧!”姐姐的柔情更加重了他們的悲傷和軟弱,兩個人一起把頭埋在姐姐懷裏哭喊著:“姐,媽不在了!媽不在了呀!”

姐姐說:“起來跟我回家,媽不在了,還有姐呢!”

安葬了母親之後,姐姐讓父親帶著妹妹跟她去古城溝,父親不同意,弟弟沒抽上來,大哥沒結婚,他怎麽能走呢?姐姐知道父親的心思,說:“育海的事,一旦有了指標,我請假過來給他辦;育農的事,我也托了幾個嬸子大娘,會留心給他物色人的,他自己也不是沒有能力找,您留這能幫他什麽?將來他結婚的時候,我陪您來參加婚禮行不行?”

父親說:“不行,我非得等到大小結了婚,四小抽上來才能走,這是你媽交代給我的任務。”

姐姐說不動父親,隻好先回去了。

父親給母親刻了一塊碑,還是鋼筋混凝土的。為了防止附近的農民盜,做了一個很大的底座埋在土下麵。那是父親這一輩子為人刻的最後一塊碑,刻得非常認真,花了幾天時間才刻好。字是我寫的,我和大哥的字都不好,想請個人來寫,父親說,寫好寫壞都得自己寫,於是我就寫了。我的字雖然不怎麽樣,但是父親一輩子的功夫卻全部顯現出來了,因為,他把我的字的那些缺點全部如實地表現了出來。寫字的時候,我問父親,寫哪裏人,父親說:“山東省河陰縣。”

我說:“是這樣寫麽?”

父親說:“這應該是你媽的意思。”

父親終於完整地理解了母親。於是我莊重地在碑上寫下了:

山東省河陰縣人 沈劍雲之墓

回到古城溝不久,我的錄取通知書就來了,被錄取到西北建築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專業。姐姐的通知書也來了,是同濟大學建築係。同濟大學建築係是國內建築專業的最高學府,可以和清華建築係相提並論,是梁曉川他們這些學建築的學生做夢都不敢想的地方。

梁曉川沒參加高考,因為他已經超齡了。聽說姐姐考上了同濟建築係,他立刻跑到家裏來向她表示祝賀。可是一進門,他卻愣住了,家裏沒有一點喜慶的氣氛,桌子上放著那份錄取通知書,姐姐和姐夫都悶著頭不吭氣。姐夫給梁曉川泡了一杯茶,悄悄放在桌子上,就退到一邊站著去了。梁曉川問道:“這是怎麽了?兩口子慪氣啦?”

姐姐說:“沒有。”

“那是為什麽?這麽大的喜事,我還惦記今天和我師傅一起喝兩杯慶祝慶祝呢,怎麽你們都不說話?”

姐姐說:“這個學我上不成。”

“為什麽?錦生,你可不能拖後腿呀。你知道考上同濟大學多不容易,這麽多年了,整個101冶隻有一個同濟大學的畢業生,那就是咱們的馬總工……”梁曉川和姐夫已經很熟了,開玩笑的時候叫他師傅,正常情況下還是叫他錦生。

錦生急忙辯解道:“我連這點事還不明白麽?不是我拖她的後腿,是她自己不想上了。”

梁曉川轉過身來問姐姐:“為什麽?就是有天大的困難也得克服呀!”

“我媽剛去世,育海還在鄉下沒抽上來,育苗還沒工作,育農還沒結婚,我不能把這些事都丟給我爹!”

“你說的這些事都不算是事,有我師傅在,你放心就是了,他辦不成的,我們也不能看著不管呀!”

姐夫也說:“就是,你走你的。家裏的事交給我,你就放心吧!”

姐姐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沒有走,她給學校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去不了的原因。

大哥也沒被錄取,因為殘疾,他又一次遭到了社會的歧視。大哥倒還坦然,他早就有思想準備,參加高考隻是想試試自己的實力。

上了大學以後,我就脫離了101冶,畢業後分到了西部建築設計研究院。但是我的父親和兄弟姐妹都在那裏,每年探親還要回去一趟,我隨時隨地都能得到他們的消息,這些消息和我息息相關,因此和生活在他們中間沒什麽兩樣,我還可以接著把他們的故事講下去。

馬國棟和錦華在橋頭被捆了隻有十分鍾,就被人們解救了下來。但是那十分鍾已經足以毀滅一個人的尊嚴和意誌,甚至生命。馬國棟生怕錦華堅持不住,過後尋了短見,也不管圍觀的人群是否聽得見,對錦華說:“一定要挺住,要活下去!”錦華說:“你放心。”

他們的婚終於沒有離成。隨著**的結束,海峽兩岸的關係開始鬆動了。馬國棟接到了父親從美國寄來的信和照片,信中簡要介紹了他和馬國棟的弟弟妹妹們這些年來的生活狀況,最後說:“……你母親已經不在了,為父也是風燭殘年,病魔纏身,有生之年或許已無緣再見我兒,唯望能見到你的字跡並寄些照片來,以解思念之懷。來信可寄美國,通過XXX女士轉。父垂淚以盼。年月日”

望著照片上老態龍鍾的父親,馬國棟放聲大哭。父親的信上沒有說得的什麽病,但是從信中披露的意思分析,已經是不久於人世了。他拿著那封信反反複複研究,看看有沒有沒看懂的意思。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信中有許多話沒法說,但是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濃濃的親情和不能明說的隱語,馬國棟一一都能破解。研究到最後,他腦子裏突然冒出一個強烈的念頭,他要見父親一麵。無論花多大代價他都要想辦法去見他,哪怕是付出生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對錦華說了,錦華毫不猶豫地說:“我和你一塊去!”

錦華的這種執著,讓馬國棟十分感動,可是又為她擔心:“我不能讓你為我做出這麽大的犧牲,這可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我不怕,要死死在一塊!”

馬國棟思忖再三,說:“你還是別去了,你等著我,我要是能活著回來,我們還有機會在一起;我要是死了……”

“你什麽也別說了,你走到哪,我跟你到哪!”

兩個人為這次出走做了一些準備,根據能找到的信息線索,決定先到深圳附近,然後再想辦法偷渡到香港。由於所能獲得的信息資料有限,怎樣偷渡隻能到跟前再臨時決定了。他從廣東籍的同事那裏聽說過,這幾年深圳不斷地有人偷渡香港,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否則也難下這個決心。

馬國棟走的時候,社會已經開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不再受人歧視,許多人走上了領導崗位,馬國棟也被任命為一公司經理,可是他去意已決,任何**也吸引不了他了。

他們是在人們正在上班的時候分別乘坐長途汽車離開古城溝的。大白天誰也沒注意他們,過了兩天人們才發現這兩個人同時失蹤了。於是便產生了種種猜測,有的說他們私奔了;有的說他們一起投大通河殉情了;還有的說他們是有人接應去了台灣。殉情之說很快就被打破了,因為我在學校門口碰見了他們。

我見到他們的時候,兩個人有說有笑的,根本不像是去幹一項冒險的事的樣子,臉上絕沒有那種即將赴死的悲壯和嚴肅,而是像一對新婚度蜜月的夫妻。他們的確是在享受那種脫離了世俗枷鎖羈絆的短暫的世外桃源生活。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準備偷渡,後來知道了,從內心裏對他們的樂觀感到佩服,如果偷渡被打死,他們的生命也許隻有幾十天了,但是他們好像一點也不在乎。對他們來說,有這幾十天的幸福已經足夠了,就是死他們也要笑著去死,因此,他們看上去是那樣的輕鬆,那樣的無憂無慮。

我要請他們去吃飯,錦華姐說,要請也是我們請你,你正在上學,哪能讓你請我們!我說我是帶工資上學的,錦華姐說那也不行,我拉著錦華姐的胳膊說:“姐也太不給我麵子了,到我們食堂吃頓飯總可以吧?”

他們礙不過情麵,跟我到學生食堂吃了一頓飯。我為能夠分享他們的秘密和幸福感到榮幸。吃飯的時候,馬總工給我講了不少學習方法和大學生活應注意些什麽,食堂裏的人都走光了,我們三個人還坐在那裏聊天。臨走的時候,錦華姐囑咐我說:“咱們從錦州一起過來的這幾家子,就出息了你一個,你可要好好學呀!”

我說:“放心吧,姐,我不會給你們丟人的!”

弟弟抽上來了。妹妹初中畢業接了父親的班,他們先後去了古城溝。大哥也轉正了,但是每月工資隻有三十六塊錢。父親還留在大川沒走,大哥勸他走,他說:“你別勸了,你一天不結婚,我就守著你一天,我哪都不去!”父親到處托人給大哥介紹對象,像大哥這樣的條件找有工作的是沒有可能了,最後別人介紹了一個有城鎮戶口沒有工作的,家在縣城,人看上去還算老實本分,但是以大哥的心氣,肯定是不滿意的。父親說:“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搭班過日子,別想那些不實際的東西。我瞅著,這孩子還像個過日子的人。”於是大哥就同意了。大哥能將就這門親事,一多半是為了了卻父親的心願,依著他的脾氣,找不到稱心的,寧可一輩子不找。但是他不能讓父親陪他一輩子。

父親早就買了木料把大哥結婚用的家具都打好了。他把新打通的那四間房給大哥做了新房,又重新粉刷了一遍,重糊了頂棚。結婚那天,姐姐和我回來參加了大哥的婚禮。

大哥結完婚以後,父親跟著我們去了古城溝。臨走時,父親把母親存下的那400塊錢都拿了出來,要留給大哥,大哥說什麽也不要:“按咱們高地的生活標準,我這三十六塊錢養活一家人足夠了,育田很快也要結婚了,把錢給他留著吧。”

父親說:“夠什麽夠,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這些你先拿著,以後爹再給你寄。”

姐姐說:“爹給你你就拿著,將來育田結婚的錢我出!”

最後推來讓去,大哥隻留了二百。姐姐又強行塞給他一百。

走的那天,大哥大嫂一直把我們送到火車站,父親站在站台上說:“這麽多孩子,就把你一個人留在這了,將來讓我怎麽跟你媽交代呀!”

大哥怕父親難過,強裝著笑容說:“這離古城溝又不遠,我想你們了就去看你們!”

父親上了車,嘴裏還在念叨著:“唉,三十六塊錢,這日子可怎麽過呀!”

六個孩子都工作了,父親本可以閑下心來安度晚年了,可是我那個不爭氣的弟弟卻不讓人省心。弟弟是木工,木工在建築單位是好工種,有技術又不是強體力勞動,一般人搶都搶不上,人事科是照顧他才給他分的這個工種。可是人事科不知道他數學不行。幹了幾天,不但技術學不會,還不來上班了,每天上班走的時候腰裏別著一把斧子,走到半路就停下了,坐在大通河邊發呆,一坐就是半天。隊裏把情況告訴了姐姐,姐姐把他調到了二隊,讓他跟姐夫在一個班組。有姐夫管著他,情況好多了,可是每天早晨還是起不來床,天天遲到,有時太陽都老高了還沒來上班。沒辦法,姐姐又把他從單身宿舍接出來,讓他住進了自己家裏,每天上班姐夫用自行車帶著他去,但是技術依然學不來,簡單的木工計算都算不了。要說姐夫真是好脾氣,攤上這麽個小舅子,放在別人身上能氣死,可是姐夫一點也不嫌棄他,仍然不厭其煩地教他。姐夫原來也是有脾氣的,但是他那點小脾氣早讓姐姐的大脾氣消滅幹淨了。隻要姐姐眼睛一瞪,嚇得他溜溜的趕緊檢查自己犯了什麽錯誤。有時候姐姐當著我們這些弟弟妹妹的麵就訓斥姐夫,我們都覺得姐姐太過分了,可是姐夫並不在乎。人說世上隻有愛老婆的男人,沒有怕老婆的男人。姐夫愛姐姐,為了姐姐,他什麽苦都能吃,什麽氣都能受。可是姐姐不愛他,一想起和他結婚心裏就窩火,就不由得要發脾氣,久而久之就慣了。姐姐在外人麵前,是一個講道理、有修養的人,從來沒有和任何人發生過無謂的爭執,但是在家裏就是個女霸王,說一不二,一點道理都不講。有時候明明是自己錯了,還要反過來把姐夫臭罵一頓。姐夫真是太可憐了。

父親剛到古城溝的時候沒有房子,姐姐把姐夫趕了出去,讓他住單身宿舍,父親和弟弟住在她家裏。父親一看這哪行,趕緊要了間單身宿舍,和二哥、弟弟三個人住在了一起。

二哥也要結婚了。二哥的婚姻可沒有大哥那麽省事。女方提出要一台電視機、一台錄音機,老三大件裏縫紉機可以不要,但是自行車和名牌表還得要。當然還得有一套新家具。1977年,古城溝出現了第一台日本進口的雙喇叭錄音機,大概要400塊錢左右,接著四喇叭、六喇叭、八喇叭的錄音機就都出來了,雖然價格在一天天降,但是最新的款式始終沒低過400塊錢,一台牡丹牌或金星牌的黑白電視機也要400多元,加上其他東西,大概得一千五六。二哥平時很英雄,但也和所有的英雄一樣,過不了美人關。他的那些朋友如果碰上這樣的事,他肯定會說:“跟她吹!這樣的女人要她幹嗎!”可是輪到自己的時候就吹不動了,整天愁眉苦臉地唉聲歎氣。父親問他怎麽了,他不說,後來還是姐姐盤問出了實情,姐姐說:“買!她要什麽全部滿足。”姐姐把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300塊錢全部給了父親,父親說:“把錢都弄這來怎麽行,你自己的日子過不過了?再說還有你婆婆呢,你把錢都倒騰到娘家來,錦生會怎麽想?我這臉往哪擱?算我借你的吧。”姐姐說:“什麽借不借的,先把育田的事辦了再說。錦生從來不問錢的事,我婆婆那頭我也沒虧待過她。”姐姐是沒有虧待過婆婆,錦生家困難的時候,姐姐幾乎把每月工資的剩餘全部交給了婆婆,現在錦生的弟弟妹妹也都工作了,姐姐每月還是要給婆婆交二十塊錢。姐姐誰都沒有虧待過,唯獨虧待了自己。到古城溝後,姐姐和姐夫都漲了兩級工資,文革結束後每月還有一點獎金,但是日子過得卻非常拮據。顧了這個顧那個,月月花得精光。連供應的那點肉蛋都舍不得買,常常瞎在購貨本上。和他們同年的雙職工,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今天買電視機,明天買錄音機,姐姐家裏什麽也沒有,連姐夫騎的那輛破自行車都是牛叔留下來的。她那三百塊錢完全是從嘴上省下來的。

父親也把自己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我又支援了一些,但是還不夠,於是姐姐和父親到處去借錢,二哥也找朋友借了點錢,總算把婚事辦了。

梁曉川結婚了。娶的是巧鳳的姐姐金鳳。梁曉川一結婚,姐姐和姐夫心裏都鬆了一口氣,姐夫背了多年的良心負擔,終於放下了;姐姐也害怕梁曉川一直等下去,誤了他的青春。可是,梁曉川和金鳳結婚後感情一直不好,孩子剛生下來兩個人就要鬧離婚。姐姐的心又跟著揪了起來。梁曉川已經擔任了第二工程隊的隊長。不知上帝是要照顧他們還是要懲罰他們,梁曉川的辦公桌就在姐姐對麵,兩個相愛的人朝夕相處,卻不能相親相愛。這樣,兩個人都十分尷尬,每天一上班,梁曉川就帶上安全帽到現場去了,如果有點什麽文字工作需要處理,則盡量趕在姐姐不在辦公室的時間。有一天下班,工地上人都走光了,姐姐從辦公室出來,遠遠地看見梁曉川坐在一塊預製板上抽煙,便走了過去:“你怎麽還不回家呀?”

“一個人坐這清靜清靜,回去也是叮叮當當地吵。”

“你們倆到底是怎麽回事呀?”

“唉,一言難盡。說起來也沒什麽大不了的事,就是感情不和。”

“你是不是對人家要求太高了?”

“也不是。”

“那是為什麽?”

梁曉川想了想,說:“我這麽和你說吧,你和錦生在一起是什麽感覺,我和她在一起就是什麽感覺。”

姐姐一下就明白了是怎麽回事,但是還想勸勸他:“別想太多了。都三十大幾的人了,實際一點好。兩個人在一起就是搭班過日子,中國的老百姓不都是這麽過嗎?有幾個是為了愛情走到一起的?”

“錯就錯在這裏,當初和他結婚的時候我就這麽想的,覺得自己年齡一天天大了,找不到合適的就湊合著找個搭班過日子的人算了,結了婚才知道,沒有感情的生活沒法湊合!”

“我和錦生不是也這麽湊合過來了嗎?”

“她和我師傅不一樣。錦生為了你什麽苦都能吃,什麽氣都能受。你們倆能湊合著過,是因為錦生能將就,要是都像你一樣,早就過不下去了,可是我們倆誰能將就誰?”

“你就不能將就一點嗎?”

“那得分是誰,要是……”梁曉川說到這突然打住了,他覺得這樣說不合適,於是又換了一個說法,“這麽說吧,錦生能將就是因為他愛你,可是我不愛她!她也不能將就我,一點都不行,那是因為她也不愛我,她心裏也有一個去不掉的舊戀人的影子,我們倆都想找個搭班過日子的,可是我們搭錯了班!”說著說著,梁曉川激動了起來。

“我理解你。”姐姐在梁曉川身邊坐了下來。等梁曉川抽完一支煙,姐姐說:“走吧,天不早了。”

“你先走吧,我想一個人再待會兒。”梁曉川坐在那裏沒動,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一言不發,姐姐坐在一邊陪著他,也沒說話。此刻,任何話都是多餘的。沉默是最好的理解。

月亮出來了。他們站起身來,沿著大通河邊往家走,兩個人心情都很沉重。身後,留下了他們長長的身影。

二哥結完婚以後,準備好好掙點錢幫著父親和姐姐把賬還上,可是每月的獎金突然停了,後來連發工資都靠貸款了。101冶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三線建設下馬了。古城溝的工程已接近尾聲,沒有人再給他們下達生產任務了,停工了。

三線建設決策的理論依據是,我們仍處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隨時都可能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所有的工業布局都是圍繞這個判斷、圍繞打仗的需要設計的。改革開放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做出了新的判斷:我們正處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出於截然相反的判斷,三線建設的戰略布局不得不進行調整了。許多工程建到半截就停工了,有的剛剛建成就停產了,有的轉型去搞彩電、冰箱了。總的趨勢是停工、下馬、轉型。九十年代我坐汽車去嘉峪關,路上看到祁連山腳下的戈壁灘上一片四五百棟幹打壘的房子閑在那裏沒人住,正在一點點地風化。那是幾千戶人家的住宅,居然變成了一片廢墟,真是慘不忍睹。看著那片廢墟,我在想,不知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麽樣的動人故事,他們是否也有著和大川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如今這些人又到哪裏去了呢?

1979年,隨著一場大裁軍,位於三線的許多兵工廠不得不停產了,包括和我們隻隔了幾條山溝的那座生產自動步槍的工廠。想當年他們是何等的威風,何等的豪邁,可是如今幾千名工人突然發不出工資來了。在那條山溝裏,發生了工人哄搶國家糧庫的事情,其實工人們並沒有搶,他們每個人都打了借條,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因為他們沒錢買糧。

參加三線建設的職工至少有幾百萬人,光是活躍在甘肅一帶的像101冶這樣的冶金建設公司就有四五個,還有建工局係統、鐵道兵係統等各個口的建築隊伍,再加上生產廠的職工,隊伍之龐大可想而知。這麽多工程突然停工下馬,很多單位沒事幹了,處於停工狀態。與此同時,各種包工隊、鄉村建築隊開始蓬勃發展起來。開始,誰也沒把這些土包子當回事,他們設備簡陋,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乏,連像樣的技術工人都沒有幾個,規模小得可憐。誰知這些土包子遊擊隊很快就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幾年以後,就打垮了建築行業的這些正規軍。許多大城市裏重要的地標性建築他們能拿得下來,101冶這樣的正規軍卻拿不下來。每次招標都被鄉鎮企業打得頭破血流敗下陣來。如果他們在這個時候奮起直追,發揮自己的設備和技術優勢,找出自己的不足,或許還有希望和鄉鎮企業一爭,但是到了這時他們還不認賬,認為投標的失敗是因為鄉鎮企業可以用回扣等非法手段競爭,而國企沒這個條件。直到這些鄉鎮企業組成了一個個集團公司,拿下國內外一個個重要工程,甚至連倫敦和紐約都敢開進去試一試身手的時候,他們才醒過夢來,原來問題是在自己身上。但是這時候他們已經被徹底打趴下爬不起來了。設備老舊了,技術手段路後了,建築理念跟不上了,最主要的是經營、管理的理念跟不上,仍然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老一套,沒有轉型到市場經濟上來。

古城溝停工對101冶來說是一次嚴重警告。

直到**結束,101冶的設備、技術在國內仍是一流的。之所以垮掉是觀念上的問題、管理上的問題。在計劃經濟的體製下,經費、材料都由國家調撥,不計成本,沒有利潤概念,盈虧都由國家擔著,是賺了還是賠了自己都不知道。企業的管理是半行政化的,根本不像個企業。他們也組織人到鄉鎮企業去參觀過,看見人家半個磚頭都不肯浪費的精神十分感慨,但是卻沒有從根本上去找原因,回來以後就教育工人們勤儉節約,而不知道怎樣才能做到連半個磚頭都不浪費。誰如果說他們管理落後,從幹部到工人沒有一個服氣的。他們也會搞管理,而且管得不錯,但那是麵向工程,而不是麵向市場的管理,充其量也就是工藝管理和質量管理,離真正的市場化管理、現代管理,差得還很遠。

就在101冶已經困難得發不出工資來的時候,曆史又給了他們一次機會,他們接到了一項大工程。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如果他們能抓住這個機會,一邊施工,一邊加強管理,更新觀念,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他們完全可以在市場上站穩腳跟,比起後來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中建集團、中鐵建集團,他們的條件一點也不比他們差。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一旦有了活,又回到了原來的老路上,吃完最後一筆國家撥款,就不知下一步該怎麽辦了。因此,這最後的輝煌竟成了101冶這支英雄隊伍不幸的回光返照。

新工程是在江西,那裏發現了亞洲最大的銅礦。接受任務以後,工人們開始陸陸續續向江西開拔。建築工人的生活,用當時最時髦的一個詞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的,那就是:四海為家。就在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在網上看到了一個四冶的孩子寫的一篇散文——《致四冶人》,他在文章中說,他從小就跟著父親、爺爺四處飄泊,今天在這裏住幾天,明天又搬到一個新地方,不知道哪裏是自己的家,也沒有故鄉的概念。偶爾在一個地方多住幾年,父親也總是不在家,除了一年一度的探親假,一年難得能回來一次。生產單位的人稱我們是沒爸的孩子。但是我們這些沒爸的孩子從小就能吃苦、團結,誰家一有事,一呼百應,以頂替爸爸的角色。所以我們比別的孩子成熟都早。我們在外麵工作,無論遇到什麽樣的困難,打回家的電話永遠都是:爸爸媽媽,我生活得很好,你們不用為我擔心!我為建築工人有這樣的後代感到驕傲。

孩子們是這樣,大人們更是這樣。建築工人家家都有箱子,箱子是主要家具,有的是一對,有的是兩對,用來裝衣服、裝糧食。箱子的主要特點是裝東西多、外形簡單、體積適中、便於搬家,方方正正的路途中不容易損壞。工人們家裏的大衣櫃都是活動的,可隨意拆卸組裝的,這都是為了搬家的需要。每次大搬家的時候,都是後走的工人們幫著先走的捆箱子、打行李。幫別人搬家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不管認識不認識,有個哥們一說,今天幫誰搬家去,立刻就得把手裏的活放下跟他走。常有這樣的情況,後走的工人已經找不到老朋友了,但隻要有一個拐著彎能認識的人,立刻就能招來一大群。從大川往古城溝搬的時候,我記得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幾乎天天去幫別人捆家具、抬家具,直到我離開那裏。往江西大遷移我沒趕上,但是寒假裏也沒少幫人捆家具。因為常搬遷,工人們技術都很熟練,捆家具又快又結實,兩個人一人把住一邊,草繩子來回傳得飛快,三五分鍾就能捆好一件。捆完之後,任憑裝卸工人怎麽摔怎麽扔,肯定散不了架。

類似的精彩場麵我在景德鎮還見過一次,那次我是買瓷器去了,在幾個不同的攤點買了七八套,手裏滴裏嘟嚕提著很不方便,最後一個賣主問我還買不買了,我說不買了,他說不買了我給你捆到一起,這樣好拿。於是他就用幾根稻草繩把幾十件瓷器捆到了一起,前後過程不過幾分鍾。我試著提了提,那些瓷器跟長到一起了似的,渾然一體,相互之間沒有一點縫隙和摩擦,我看那些草繩子太細,有點不放心,問他:“這樣能走到車站麽?”

他說:“你放心,走一天也散不了。不信你看!”說著,他提起那個捆好的瓷器件,離地大約有一尺高,啪地一下撒手扔在了地上,這一摔摔得我心裏直發顫,那是我花了幾個小時一件一件挑來的。我蹲下去看有沒有摔壞的,他說:“你放心,摔壞一件我賠你全部。”說著,他又提起來摔了一下,我趕緊說:“行了行了,我相信你。”那天我下了火車又上汽車,折騰了一路,到家以後果真沒有散,我以為他用了多大勁捆這些東西,誰知拆包的時候,用手一拽,草繩子立刻脫落在地上了,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這要是正下火車的時候脫落下來,這些瓷器還不全摔碎了。其實根本用不著擔心,捆的人是有把握的。從這些事上,你不能不佩服勞動人民的智慧。

1980年夏天,101冶在古城溝拔點了。姐姐、二哥和弟弟妹妹都去了江西。父親是最後一個走的。那會學校剛放暑假,父親從古城溝坐長途汽車到學校來找我,還背了兩盆花。一盆蘿卜海棠,花開得十分旺盛,一朵挨一朵擁擠在一起,盆邊下麵還垂著不少花朵;還有一盆是**,已經結滿了花蕾,很快就要開花了。這兩盆花沒法帶到江西去,父親又舍不得把它送給那些不懂花的俗人,覺得這兩盆花與大學校園很相配,就給我背了來。可惜我也是個俗人,那兩盆花到了我手裏就不成樣子了,後來蘿卜海棠隻剩了一根蘿卜幾片葉子,那盆**隻剩了幾根杆,實在是慘不忍睹,我隻好把它們扔了。

父親想趁這個機會回老家一趟,讓我陪他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