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管組來到之後，大人們開始抓革命促生產了，我們這些孩子們依然沒人管，每天還是照樣去揀煤渣。複工以後，母親又去幹家屬工了。我和二哥去揀煤核，家裏做飯的任務就落在了大哥身上。他還要負責照看弟弟妹妹。大哥善吆喝，來到大川以後，他不知哪裏學來一張油嘴，能把死人說成活的。他做飯主要靠吆喝，“育田，你去燒火！”“育山，你去和麵！”“育海，你去打點醬油！”把我們哥仨支使得團團轉，哪還用他動手！看弟弟妹妹也一樣，他把妹妹交給弟弟，說，領她玩去！別讓她磕著碰著啊，否則我找你算帳！然後就不用管了。弟弟文革前就上一年級了，領著妹妹玩沒問題。盡管大哥很油，但是我們都願意聽他使喚，願意聽他白話。什麽話到他嘴裏就變得特別有味，有時候一句笑話逗得你腰都直不起來。這是大哥的魅力。二哥就沒這個本事，我們倆搭班做飯的時候老打架，二哥總想偷懶少幹點，往往是幹活的時候找不見他，餅剛一烙好或者麵條一下鍋他就回來了，而且還特別能吃，一頓吃五六個饅頭。有一次，我剛和完麵烙好了一張餅他就回來了，拿起那張餅就吃，我說，想吃自己烙去！二哥嬉皮笑臉地說：我沒你烙的好呀!你就多幹點吧，誰讓你是三好學生呢！說完，他就蹲在一邊和我說話，幫我擀餅，我烙一張，他遞過一張擀好的，然後接著吃，我烙了七八張，回頭一看，他全吃了，一張沒剩，氣得我把剩下的一團生麵撂在地上就走了。
大哥的小提琴已經拉得很有水平了，不說出神入化，也是弓馬嫻熟。文革開始之前他上初三，已經報考了省藝術學校的器樂專業，專業考試都通過了，但是**一開始，藝校也和其他大中專院校一樣停止招生了。大哥是個性格開朗的人，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隻是停課以後沒事幹，又不能跟我們一塊出去揀煤核，待在家裏很無聊。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事幹了，工總的宣傳隊要他。他到了那裏如魚得水，地位相當於正規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
在那裏他認識了朱巧鳳的二姐朱金鳳。她也是拉小提琴的，不過沒有大哥拉得好。他們也不在一個宣傳隊，朱金鳳是三司宣傳隊的。她比大哥低一年級，和誌剛在一個班。自從認識了我大哥，她就常常到我家來向大哥請教。後來朱金鳳奉了上級的命令，把大哥挖到三司去了。我們很為大哥這種行為感到不齒，一到吃飯的時候，我們就譏笑他：“大哥中了敵人的美人計，叛變了!”
大哥賴兮兮地說：“你們懂什麽？我這是深入敵後，時機一到，我就讓他們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們很希望姐姐出來幫忙，讓他改變立場。可是姐姐對大哥參加哪一派並不關心，她關心的是另外的問題：“什麽賠了夫人又折兵，你小心把自己賠進去！”
“像我這麽聰明的人，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把自己賠進去，可能麽？”
“你別忘了，人家她爸爸是經理，咱們家可是工人！”
“工人怎麽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呀，經理不就是咱們的勤務員麽？勤務員不得聽領導的麽？”
“說你還不聽，有你哭的時候！”
話說到這裏，我們都聽明白了，姐姐是怕他受傷害。大哥還在嬉皮笑臉地說：“姐你放心，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撤，怎麽也不能把自己賠進去呀，你說是不是？”
“就怕你到時候撤不出來！再說你小小年紀不學好，這麽早就談戀愛，沒事看看書不好麽？”
姐姐這麽一說，我們都臉紅了，可是大哥卻不動聲色地說：“姐，把你那本《工程力學》借給我看看？”這一說，倒把姐姐說了個大紅臉。姐姐用筷子敲著他的腦袋說：“我讓你壞！我讓你壞！”大哥急忙捂著腦袋逃跑了。
別看大哥腿有殘疾，在學校裏卻很招女孩子喜歡。他長得很秀氣，長長的睫毛，烏黑的眼睛，像個女孩子。嘴唇老是紅紅的，像塗了胭脂一樣，嘴角邊腮上兩道括弧似的皺紋，笑起來非常生動。
金鳳的性格和巧鳳完全相反，穩穩當當的，像個大姑娘樣，人長得也漂亮，就是不怎麽愛說話，顯得有點傲氣。大哥如果不是腿有殘疾，那一點都配得上她。
那時我們經常看見他倆在大舞台後麵約會，便跑到舞台上去偷聽。舞台是預製板拚起來的，後台有更衣室等隔間，很便於隱藏。誌強的傷已經好了，有一天，我倆藏在更衣室裏，看見他倆來了，就站在我們下邊，隔著預製板的縫隙，我能看見哥哥眼睛上的睫毛。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是，他們倆站得非常遠，隔著一兩米，而且竟說些不鹹不淡的話，沒有一句令人興奮的。我們一直想看看他們怎麽親嘴，可是兩個人連手都沒拉過。聽了幾次，我們覺得很沒意思，就不再去聽了。
誌強在家養傷的這段時間，我和馬寧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有一天，我們約好準備出去遠遊一次，看看能走多遠。誰知出發的那天早晨，朱巧鳳也來了。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竟沒有想到是馬寧把她約來的。
我們過了大龍河，翻過大龍山，一直朝前走，翻過一山又一山。原計劃走五十裏，然後再返回來，剛好是一百裏，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走過一百裏路。聽說解放軍叔叔的鐵腳板一天能走一百八，我們估計我們走一百裏沒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一百裏是多遠，我們走得太遠了，回不來了。
走的時候，我們帶了不少饅頭、鹹菜，怕路上找不到水喝，還帶了些黃瓜和西紅柿。中午的時候，我們把帶來的東西全部吃完了，馬寧看了看太陽，說：“時間差不多了，咱們往回走吧。”可是朱巧鳳不同意：“還早著呢，咱們這會回去，天還沒黑呢。”馬寧說沒幹糧了，朱巧鳳說：“沒幹糧怕什麽，山裏有的是野果子，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都走過來了，咱們連半天都堅持不了嗎？”
我讚成朱巧鳳，於是我們繼續往前走。
山上的樹木逐漸茂密起來，山穀裏不停地傳來布穀鳥的叫聲。滿山的知了、蟈蟈也跟著鳴唱。林子裏野果，草莓、山梨子到處都是。山梨子很澀，要等秋天被霜打了再凍起來才好吃，於是我們便一人吃了一肚子草莓。吃罷還采了不少，準備帶回去。看慣了大川的荒山禿嶺，偶爾見到這麽多花草樹木，仿佛一下子進入了仙境，我們興奮極了。馬寧不住地提醒我們，該往回走了，可是朱巧鳳還沒玩夠：“急什麽，太陽還老高呢！”
山裏的太陽很不可靠，我們往回走的時候，太陽的確還老高呢，可是不一會就落到山後麵去了。
“歇會歇會！我腳疼。”朱巧鳳有點走不動了。
馬寧道：“不行，得趕緊走，否則天黑以前趕不到家了。”
“哎呀，我實在走不動了！”朱巧鳳一抬腳，甩掉了兩隻鞋，坐在地上不走了。她脫掉襪子，看了看腳，突然驚叫起來：“哎呀我的腳起泡了！你看這麽大的泡！”
馬寧從衣兜裏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一根用刀子削尖了去給她挑泡，朱巧鳳尖叫著：“哎呀不行，疼死我了！”
“你別怕，挑破了就好了！”馬寧一邊說，一邊把朱巧鳳的腳往自己懷裏拽，我一看她倆那副親熱勁，突然明白了朱巧鳳為什麽會在早晨突然出現，於是便嚷了起來：“好啊，原來你們倆是商量好了一起來的，讓我給你們當電燈泡呀！”
馬寧有點得意地說：“當然是商量好了的，不商量好怎麽能一塊來！”
朱巧鳳道：“你別生氣，下次來我把春桃也叫上。”
我說：“去你的！”
馬寧給朱巧鳳挑完泡，天漸漸黑了下來。我們繼續往前走，可是才走出不遠，朱巧鳳又不走了：“不行，疼死我了，我實在走不了了。”
馬寧說：“我背你！”說著，把朱巧鳳背了起來，可是走了沒多遠就像扔口袋似的把她扔在地上了，衝著我嚷道：“你也不知道換換的！”
我說：“誰惹的禍誰收拾，又不是我讓她來的。”
朱巧鳳坐在地上哭了起來。馬寧道：“你看你看，剛才還那麽英雄，這會怎麽哭開鼻子了？”
“誰哭了？”朱巧鳳擦了擦眼睛說：“這會要是有個饅頭就好了，窩頭也行啊！”
我學著她剛才的腔調說：“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都走過來了，咱們連半天都堅持不了嗎？我這有草莓，你吃不吃？”
“誰要你那破玩意！”朱巧鳳氣得把一書包草莓全倒在地上了。馬寧忽然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煙問我：“抽不抽？”
我說：“你還藏著這玩意哪，怎麽不早拿出來！”
馬寧說忘了。於是我們倆一人點著了一支煙。朱巧鳳在一邊說道：“給我也來一支！”
朱巧鳳點著煙抽了一口，嗆得鼻涕眼淚全下來了，咳嗽了半天。
我們又往前走了一會，但是找不到方向了。月光下，白白的羊腸小路到處都是，不知該走哪一條。這下，不光是朱巧鳳害怕，我和馬寧也緊張起來。我們知道已經回不去了，打算就在這山裏過夜，等天亮了再走。我們害怕有狼，想點一堆篝火，可是撿了很多柴禾都是濕的，怎麽點也點不著，隻好作罷，三個人爬到一座山頂上，躺下來數星星。
朱巧鳳問：“你說宇宙有多大？”
馬寧說：“這還用問？宇宙是沒有邊的。”
“胡說！再大也有邊。”
“這是《少年科學》上講的，不信明天我拿給你看。”
“我不信，魯育山，你說呢？”
我想了半天，說：“按說應該有邊，可是到了邊，外邊又是什麽呢？比如說，地球是個乒乓球，宇宙是個碗，球放在碗裏，碗又放在哪裏呢？”
“對呀，碗放在哪裏？”馬寧也跟著追問道。
朱巧鳳答不上來。我們三個人一起陷入了沉思。我在默默地想，宇宙那麽大，地球在宇宙中仿佛一粒灰塵，而人呢，相對於地球來說，不過是一粒更小的灰塵，人真是太可憐了，想著想著，忽然覺得害怕起來。偏偏在這個時候，朱巧鳳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更可怕的問題：“你說，我們將來都得死嗎？”
我和馬寧都沒有回答，我們似乎陷入了同樣的恐懼。
那是我們第一次對宇宙和生命的本質的思考。
第二天回到家裏我們才知道，頭天夜裏，為了尋找我們，戰區出動了幾十輛汽車，幾百號人。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無拘無束的自由行動，因為學校就要複課了，該給我們這些脫了韁的野馬上籠頭了。
子弟中學建在高地東邊坡下麵，那是一片比高地低一截的二級台地，在西北也稱為坪，往北再下一個台階才到小龍河岸的川地。東南邊是114廠的家屬區。教師幾乎是清一色的新分來的大學生，他們的名字特別好記，什麽劉去私、韓衛東、李延風、馮學青，都是文革初期自己起的。學校隻有兩層樓，是文革前動工的，原計劃四層，才蓋了一半文革就開始了，後半截就沒有再蓋。戰區對學生的教育很重視，複課之前，專門撥了一筆錢，從北京、上海買了不少物理、化學實驗設備，老師們把實驗室裏的一盞盞酒精燈擦得鋥亮，可惜我們一次都沒用過。因為我們中學期間基本上沒上課。複課鬧革命，主要是鬧革命，沒有時間上課。
開學的同時，工宣隊就進駐了。學校有校長，但是我們很少有人認識他，相反，工宣隊的師傅我們倒是各個都熟，因為校長不管我們，他們管。工宣隊的成分也和老師一樣簡單，清一色的複轉軍人。大概是因為這些複轉軍人不好安置，所以暫時把他們都放到這來了。所以我們這所子弟學校帶有濃厚的軍營色彩，一入學先是隊列訓練，然後是刺殺、投彈，還學過匍匐前進和戰地救護。步兵的基本戰術技術基本上全會，連編製都是軍事化的，初一、初二、初三的學生，分別編為七連、八連、九連，因為有下一個年級的學生頂著，我們一入學就是八連的（二年級）。連設指導員，由工宣隊員擔任，下麵有幾個排就設幾個副指導員，由教師擔任，實際上就是過去的班主任。暫時還沒有高中部。
趙叔也被派到工宣隊來了，朱鐵看他背著個大槍整天在工地上轉實在太辛苦，想讓他到這裏來休息休息。趙叔的性格完全變了，像個老佛爺一樣，一開會就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對學生就像個善良的老婆婆，即使犯了再大的錯，他也舍不得深說，總是像哄孩子一樣和顏悅色地說，下次可要注意啦！怎麽也想象不出他就是那個拿著皮帶把兒子抽得哭爹喊娘的爸爸，更不能想象這樣的人怎麽會一下子把一百多名俘虜全突突了。
趙叔老了，生活的重擔把他壓得背都駝了。趙嬸去世才兩年多，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多歲。他在家裏對自己的孩子也和對學生們一樣。最多就是說一句，下次可要注意啦。從趙嬸去世那時起，他就很少打孩子了，他覺得這些沒娘的孩子太可憐了。那個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老紅軍，已經變得滿腹柔腸，每天下班回來，就是縫縫補補，洗洗涮涮，把大孩子穿過的衣服補好給小的穿，把不能穿的衣服兩件、三件拚成一件再讓孩子們接著穿。艱苦的日子並沒有把他壓垮，家裏收拾得幹幹淨淨，整整齊齊，一點不比趙嬸在時差。但是兩個兒子接連出事卻幾乎把他打垮了。先是誌強走火自傷，先後做了三次手術，肚子裏的槍砂也沒取淨，到現在還殘留著一些在肚子裏，醫生也無能為力，接著誌剛就被捕了。縣城裏武鬥先後打死過十幾個人，凶手都無法確定，隻抓了誌剛一個人，本來沒有人知道這事，是他自己在揀煤渣時吹牛說出來的，便被抓了。武鬥時他的確開了槍，但是他那支破槍是否能打得死人很值得懷疑。誌強直接給自己肚子上一槍，把槍砂全部灌進了肚子都沒死，誌剛衝對麵的人開了一槍能打死人嗎？當時縣革委會剛剛成立，兩派都嚷嚷著要揪出對方的殺人凶手，而且都表態說，隻要證據確鑿，絕不袒護己方人員，就這樣，誌剛被拘押了。他還不到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但是很快就要到了，據說到了年齡還是得判，至少十五年。
趙嬸欠的那些賬早都還清了。趙嬸死後，趙叔戒了酒。原來的老酒友少了一個，父親、姑父和牛叔都覺得不對勁，每次在一起喝酒的時候都要去叫他，但是怎麽叫他都不來，因為他沒有能力請別人喝酒。於是父親便讓我在揀煤渣的時候，給他帶點酒去，父親告訴我說，不要拿整瓶的，也別說是送的，就說是你自己從家裏偷的。我第一次這樣做很成功，趙叔一把從我手裏把酒瓶子奪過去，說：“小孩子家喝什麽酒，留下給我喝吧，以後不準再偷你爸的酒，要不我告訴你爸去！”第二次再去，趙叔有點懷疑，第三次就被他徹底識破了，說：“回去告訴你爸，我已經戒酒啦！”
看見趙叔那麽難，父親很想幫他一把，但是趙叔是不會接受任何人的饋贈的。父親自己也一樣，不到萬不得已，他是絕對不會張口求人的。有一次我劈劈柴，家裏的斧子太鈍，不好使，就到鄰居家借了一把，父親下班回來看見了，問我：“咱們家沒有斧子麽？”父親的問話，教會了我自強。
趙叔沒有當指導員，因為當指導員得會說，趙叔當過正規軍的連長，卻當不好這個指導員。我們八連的指導員姓徐，是個大胡子，才二十八九歲，看上去卻像個老頭。他那亂哄哄的頭發和胡子攪在一起，顯得髒兮兮的，很邋遢。有一次他給我們上課，褲子拉鏈忘了拉，於是有的同學就用《列寧在一九一八》裏的一句台詞問：“尼古拉大門也要打開？”從此我們便都叫他尼古拉。尼古拉自稱喜歡哲學，研究《矛盾論》、《實踐論》頗有些心得，因此老師和學生們都不敢輕視他。
工宣隊長姓權，河南人，總是穿著一身洗得發了白的舊軍裝，帶著軍帽，好像還不想退伍。他的思想的確還沒離開部隊，一直把我們這些學生當作他的兵來訓練。說話時一開口就日娘，不日娘不說話。權隊長剛來時，特別喜歡實驗室那些設備，讓化學老師給他做實驗看，化學老師拿出一張酚酞試紙放進堿水裏，試紙變成了紅色，權隊長高興得像個孩子，“日娘這是咋弄的哩？讓我試試！”除了試驗設備，他還對那套廣播器材特別感興趣，設備剛買來的時候，沒有調試好，權隊長鼓搗了半天也不響，“日娘咋不響哩？咦？響了，日娘響了！喂？喂喂！下麵歌頌（播送）一個通知……”
權隊長喜歡聽豫劇，他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張《朝陽溝》的唱片，一到課間休息就放，因此我們都會唱那段“咱兩個在學校整整三年，相處之中無話不談，我難忘你教我看董存瑞，我記得你教我看劉胡蘭，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紅筆點來我藍筆圈……”權隊長還愛唱，但是他老把筆唱成北，因此我們唱的時候也跟著這麽唱，還篡改了一點：“你紅北點來我南北圈……”
複課時戰區正在清理階級隊伍，學校當然也不能例外。根據上級指示，權隊長反複強調清隊的重點是教師隊伍。但是這些教師剛來，沒什麽把柄可抓，而且都是剛在大城市運動過來的，年齡雖然都不大，但運動經驗卻很豐富，從他們身上很難打開缺口，相反，學生中問題卻是一抓一大把。這樣，清隊便偏離了原來的方向，學生成了重點。工宣隊一發動，大字報立刻糊滿了校園，於是出現了文革開始以來還沒有過的現象，十三四歲的孩子一個個被揪了出來，成了運動對象甚至是階級敵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孩子被貼了大字報，從打架、偷竊、寫反標，到說落後話、有私心、不忠於毛主席等各種不同層次的問題都有。其中很多問題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確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一律作為政治問題，以運動的方式來處理就太可怕了。發動群眾階段結束以後，開始人人過關，每一個學生都要從頭到腳對自己做一番檢查，檢查是在全排大會上公開做的，大家舉手認可了，這個人就通過了，不夠深刻就要來第二次、第三次，直到通過為止。最後，每個排篩出了一兩名重點分子，拿到全校大會上批鬥。鬥了幾次之後，幾個孩子受不了，跑到外地去了，其中就有馬列。
被批鬥的孩子裏，還有趙叔的兒子誌強。趙叔這位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他不忍心看著誌強被批鬥，隻好提出不在這幹了，回護廠隊去。逃跑的那些孩子把留下的人救了，問題很快反映到了軍管組，權隊長挨了批評，批鬥學生的現象才得到了製止。
人人過關那會，有的學生被指責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年齡不大就亂談戀愛，所以複課以後，男女生之間的接觸十分謹慎，生怕有什麽嫌疑。有好長時間，春桃不理我，見了麵就跟不認識似的。我們兩家住得很近，但是放了學總是各走各的，誰也不理誰。有一次勤務組開會，一直開到了天黑。散了會大家各回各家，我和她不得已走到了一起。我問她：“你最近為什麽老是不理我？”
春桃不回答。我又問：“你是不是怕人家說閑話？”
“我又沒做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我才不怕呢！”
“那是為什麽？”
“我問你，你是不是和朱巧鳳上山玩去了？”
“是呀！可是那次是馬寧我們三個一起去的呀！”
“得了吧，拉上馬寧還不是為了做幌子！”
“春桃，你可千萬別誤會，他們倆是約好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朱巧鳳還說，下次一定把你叫上。其實我心裏一直……”
“一直什麽？”
“一直……”我不知該怎麽回答好。正在這時，有幾個人走了過來，我們急忙拉開了距離，春桃急匆匆地回家去了。
清隊結束之後，戰區掀起了一陣向毛主席獻忠心、表紅心的活動。一時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早請示、晚匯報成了時尚，那種類似宗教的請示匯報儀式想必讀者都清楚，這裏不再贅述。孩子們幹這些倒沒什麽，權當做遊戲，可是大人們也要一樣做，就顯得非常滑稽了。工人們每天上班都要穿上嶄新的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跳著忠字舞一直跳到工地上。過去走到工地不過十幾分鍾，這一跳要跳一個多小時。跳到工地已經是滿頭大汗、氣喘籲籲了，還怎麽幹活！父親一輩子沒幹過這玩意，一到隊伍裏，自己不會跳不說，反而把整個隊伍的節奏都搞亂了。因此，父親一下班就要讓我們教他怎麽跳，可是他已經五十多歲了，怎麽教也跳不好，經常跳著跳著就跳成順拐子了。看著父親笨拙的舞步，我覺得是在受人耍弄，突然感到一陣心酸，直想哭。
學校要開課，但是沒有教材，老師們找來舊課本邊講邊挑選了一些文章油印了發給大家。新從學校分來的這些老師都很年輕，懷著一腔熱血和**走上了三尺講台。教語文的老師姓胡，頭發很軟，而且總是有一綹垂在額前，動不動就遮住了眼睛，經常要向後甩一甩，我們覺得他太小資，不大喜歡他，常常背地裏學他甩頭發的動作。可是他的第一堂語文課就把大家震住了，他講的是舊課本上選過的《七根火柴》，他沿著課桌間的過道來回踱著步，用低沉的男中音聲情並茂地朗誦著課文，學生們已經聽慣了、看慣了文革中那些火藥味十足的文章，不知世界上還有這樣美的文章，這樣美的聲音，整個教室裏鴉雀無聲，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學他甩頭發了。教數學的老師姓柴，有口音，讀y的時候，總是讀成哇——衣，嘴張得特別大，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學生隻顧了學老師張著大嘴喊哇衣，卻不肯好好聽課。柴老師非常認真，學生聽不懂，他就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地講解，講得我們都煩了。就這樣，多數同學還是不肯聽，考試的時候，將近一半的同學不及格。
老師們一邊上課一邊為我們編寫教材。他們很快就把教材編好了發給全校師生征求意見。我記得語文教材的內容有毛選，有魯迅的文章，有樣板戲選段，有當時報紙上宣傳英雄模範人物楊水才的長篇報導《小車不倒隻管推》，還有李白、杜甫的詩。就是這樣一本教材，也讓我們愛不釋手，可是教材發下來隻有三天就收回了，說是裏麵有嚴重問題，要交到革委會審查。教材的內容我基本上都看了，怎麽也找不出問題在哪裏。在那個時代，如果說哪家的孩子犯了殺人放火之罪，求軍管組、革委會給說說情，他們可能敢去說，但是文字之責沒有任何人敢負，因此，那本教材的審查一直沒有結論，直到畢業我們也沒有再見到。
老師們隻講了不長時間的課就靠邊站了，代替他們的是工人師傅和農民伯伯。物理課請過一位電工，教學生們怎樣接電燈，還到施工現場跟鍛工學過淬火，有一次，請來一位車工師傅到課堂上來上課，那位師傅拿了一大堆遊標卡尺和千分尺，讓學生們學著用。那堂課大家最感興趣的是自己的頭發有多粗，每人揪下一根頭發來搶著用千分尺量自己的頭發是幾道（忽米）。化學課到農田裏上，學怎樣辨別和使用化肥，請了一位農民老大爺來講課，那位老大爺不會講，反過來請老師講，教化學的老師為了不使老大爺尷尬，誠惶誠恐地說了幾句，告訴大家什麽是有機肥，什麽是無機肥，氮、磷、鉀肥各有什麽用處。
偶爾還登台講講課的是政治老師。尼古拉也講政治課，他還不知深淺地提出要和政治老師李維範打擂台，各講各的課，讓學生們打分。他講《實踐論》、《矛盾論》，應該說理解得還不錯，但是知識麵卻遠不如李老師，李老師的課，廣泛聯係國內外的實際，例如古巴危機、蘇共二十大、尼赫魯、艾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讓學生們大開眼界，也讓大胡子丟盡了臉，李老師講的許多東西他連聽都沒有聽說過。學生們打分，他的分數遠不如李老師高。但是很快，政治老師也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
學工學農或許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因為沒有係統的教材和成熟的教師隊伍，老是現用現抓，所以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往往上一兩次課這一周就沒事幹了。所以我們的主要任務成了軍訓和宣傳毛澤東思想。軍管組的楊代表還分管學校，他經常穿著馬褲來學校視察。他一來，權隊長就會把我們召集起來，表演隊列、刺殺、投彈。也許同是軍人，楊代表對權隊長訓練的學生感到十分滿意。有一次來了興致，還接過一個學生手裏的木槍，表演了幾個刺殺動作。那天天很熱，楊代表還穿著軍裝，戴著帽子，滿臉是汗也不肯摘下來，因此我們猜測他是個禿子。
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最熱衷的事情，因為可以借此機會出去玩。學校有個大宣傳隊，是代表學校的，各排吹拉彈唱的人才都集中在那裏，逢到戰區有重大慶祝活動時，也能演出一些像樣的節目。除此之外，每個排還有自己的小宣傳隊，出去宣傳一般都是以排為單位，幾乎人人都得登台表演。排裏半數以上的同學手裏都有口琴、笛子、竹板、二胡等宣傳武器。沒有什麽特長的可以來段對口詞、參加個小合唱什麽的。每當毛主席最新指示一發表，我們就把它連同《人民日報》有關的解讀文章一起，連夜印成傳單，散發到附近鄉村去。散發完傳單就開始給貧下中農演節目。這些節目雖然拿不出手去，但是老鄉們依然像看大戲一樣歡迎。我們分工合作，四麵出擊，把半徑二十五公裏以內的鄉村差不多都掃到了，實現了當初我和馬寧一天走一百裏的目標。
珍寶島事件之後，林副主席發布了一號通令，全國進入了緊張的戰備狀態。我們的興趣一下子從宣傳最新指示轉到了備戰上。學校加緊了軍事訓練，經楊代表批準，權隊長還從保衛部門要來一些子彈，讓我們打了一次靶，每人隻準打一發子彈。權隊長怕出事，對安全問題很負責，每個人上去的時候，都是他親自操槍，把子彈裝好，然後趴在射手旁邊，等這一槍放完了再叫下一個。輪到我的時候，我有點緊張，權隊長罵了一句：“日娘慌啥哩？不要怕，沉住氣，標尺、準星、靶子，三點成一線……”他正說著，我摟響了扳機，隻聽權隊長說了一聲：“咦——日娘打天上去了！”
實彈射擊之後，我們在沿學校北邊的台地邊沿修築了一條戰壕，因為有權隊長的指導，戰壕修得十分標準，有交通壕，有狙擊位，還有貓耳洞。工程完工之後，我們覺得這項工程太小，不足以滿足我們的胃口，又開始在台地下邊挖防空洞。當時我們把這項工程看得十分緊迫，因為根據我們掌握的材料，蘇修的飛機起飛之後，兩個小時就能到達蘭州，想對大川搞突然襲擊很容易。於是我們分成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奮戰。我們從工地上找了一些氣焊用的電石（碳化鈣），做了幾盞電石燈，亮度幾乎和電燈差不多。家長們以為我們又要胡鬧了，堅決反對我們上夜班。可是很快家長們就不再幹涉了，因為形勢似乎一天天緊張起來了，戰區各處的宣傳欄裏貼滿了德國入侵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宣傳材料，那氣氛好像蘇修隨時都會打過來。戰區已經開始號召各家各戶挖防空洞，我們很多人在學校上完班之後，還要回去挖自家的小防空洞。安家山腳下和高地四周，到處都是各種尺寸和形狀的防空洞，後來戰區覺得這些防空洞挖得不合格，很難應付即將來臨的蘇修入侵，於是調動了大量的機械和人力，開始大規模地搞人防工程，把整個安家山從南到北穿透了。防空洞有很多出口，可以容納戰區所有的職工家屬。
我們的工程是在戰區大工程之先，這讓我們感到十分驕傲和興奮。有時候下了中班（下午四點到夜裏十二點）還不肯走，坐在洞口聊天。有一次，我和馬寧在一個班，下班後馬寧掏出一盒煙來說：“抽一支再走！”
那天的夜空特別晴朗，漫天的繁星眨著眼睛，使我們又想起那次外出野遊的情景，但是現在我們更關心的是蘇修什麽時候會打進來。從潛意識裏，我們特別希望蘇修打進來，好改變一下我們單調的生活。說完蘇修又說美帝，前一天晚上剛好發表了一篇新華社的社論——《評尼克鬆的就職演說》。尼克鬆的就職演說裏大概提到了2000年，因此社論裏批駁老尼說，2000年，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球的一年。這句話讓我們興奮了很長時間，馬列主義的旗幟插遍全球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共產主義的實現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共產主義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我們這一代甚至幾代人都未必看得到，沒想到這麽快就能實現了。我們算了一下，到那時我們不過才四十多歲，居然活著就能看見共產主義的實現，你說能不興奮嘛！我問馬寧：“你說有可能麽？”
馬寧認真地想了一下，說：“完全有可能。現在離2000年還有三十一年呢，三十一年我們能幹多少事呀！”
“老師說實現共產主義需要六個基本條件，你還記得是哪六個條件嗎？”
“第一是消滅階級，第二是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第三是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後麵三條我記不清了。”
“我一直不明白勞動怎麽能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似乎有點不可能啊！”
“那大概得需要人人都有很高的覺悟。”
我說：“好像不是這個意思，如果靠覺悟我看很難達到，哪能人人覺悟都那麽高？”
“要我看也不難，我覺得隻要人人都能達到你我這樣的覺悟程度，共產主義就能實現。而達到咱倆這樣的程度應該不是太難吧？”
……
戰區大人防工程開始以後，革委會下令讓我們停工，說我們的工程不合乎安全標準。我們很不服氣，偷偷到大工程工地上看了幾次，決定按他們的樣子改造我們已有的工程。小工程停了一段時間，成了戰區青年職工們談戀愛的場所，有人說看見馬寧和朱巧鳳也到裏邊去過，於是把問題反映給了工宣隊，還有人在洞裏拾到了一團沾滿血跡的衛生紙，也一並交了上去，權隊長看了以後說：“日娘你們胡日弄啥哩，那是女人來月經用的，快扔出去！”
第二天，權隊長在連排幹部會上批評了馬寧和朱巧鳳，雖然沒點名，但是大家都知道說的是他倆，因為隻有他倆一起到防空洞去過。會後，馬寧好幾天不理我，似乎懷疑是我告了他的狀，因為我拿這事和他開過玩笑。後來，我們的小人防工程又偷偷開工了，馬寧就不和我上一個班了。有一天我下四點，正好在交接班的時候碰見他，我和他打了個招呼，他沒理我，提著鐵鍬直接就鑽進防空洞去了。我剛要轉身離開，忽然聽見背後忽隆一聲悶響，一股巨大的氣浪從身後撲來，差點把我掀倒。我心裏咯噔一下，腦子裏不由自主地閃出了三個字：塌方了！
和馬寧一起進去的共五個人，一個也沒跑出來。很快，學生、家屬和職工便聚集了幾百人，人們用鍬挖，用手刨，用衣服兜土，拚了命地想把他們救出來，可是人太多太亂，你擠我我擠你，反而使不上勁。這時朱鐵趕到了現場，他連踢帶打地喝罵著，“都給我滾開！滾開！”很快就將人群驅散了。他隻留了十幾個人繼續挖，然後把其他人分成了若幹梯隊，每隊隻挖五分鍾，然後把工具扔下向前走，後麵的梯隊繼續上來挖，這樣人就可以在五分鍾之內最大限度地把體能發揮出來。人群有了一點秩序之後，他又另外組織了幾個相互接替的運土梯隊，把挖上來的土迅速移除，這樣效率就高多了。可是仍然沒能保住五個學生的生命。我看見馬寧被人抱起來的時候，顱骨已經被壓碎了，嘩啦嘩啦直響。
戰區為修建人防工程，先後死了十幾個人，有職工，有家屬，也有未成年的學生。有一次山體塌陷，把八個職工家屬埋在了裏麵。可惜這段時間馬國棟一直被關押在警衛連，如果有他在，肯定不會死人的。
馬寧帶著初戀的甜蜜和苦澀，帶著對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離開了我們。那些天我心裏非常難過，我一直想告訴他，他和朱巧鳳的事，不是我告訴工宣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