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伴隨著大躍進的腳步聲，父親把我們帶到了北京。建築公司剛到北京就投入了十大工程的建設，沒有時間給工人蓋宿舍，父親就在衙門口租了兩間房子。衙門口是石景山區很有名的一個村子。當年宛平縣的衙門就設在這裏。宛平城位於永定河邊的盧溝橋頭，是明末為了防李自成進京匆匆忙忙修建的，因為時間緊迫，經費緊張，建得太小了，東西長600米，南北寬隻有300米，是我見過的最小的縣城。盧溝橋自古以來就是軍事要衝，也是商賈往來的必經要道，滿清入關以後，這裏就變得更加繁華了，來來往往的部隊、商賈、達官貴人絡繹不絕，就連皇上也要來這裏看看燕京八景之一的盧溝曉月，所以攪得衙門已經沒法正常辦公了，隻好屈居北遷，把衙門建到了十裏之外的一個村子裏，這個村子因此得名叫衙門口。我小時候就是在衙門口長大的。當年的縣衙門就是我上小學的學校，五環路開通的那年被平掉了。
衙門口原來屬於豐台區，中蘇友好人民公社，後來又歸到了石景山區。衙門口是大隊建製，有幾百戶人家。我家住在上街一號。一號這個號碼一聽就是靠邊的，靠上街南頭。院子南邊是村頭的場院，麥收過後，場院上總是堆著幾堆麥草，直到風吹雨淋把金黃的麥草垛曬成灰黑色，那些麥草也沒人動。我們經常在麥草垛裏玩捉迷藏。姐姐放學回來，常常帶著我們弟兄三個去挖野菜、捉螞蚱。那時二哥和我還小，大哥腿不好，都隻能捉到一些小螞蚱，隻有姐姐回來才能捉到大螞蚱。有一次，姐姐捉到了一隻一紮長的大肚子螳螂，一下子就把我們弟兄三個的胃口吊起來了。從那以後，我們每天都希望能捉住大螞蚱，姐姐也盡量滿足我們的要求，有時會捉到蟈蟈，有時會撲到大蝴蝶，有時也會一無所獲，隻是提著一串小螞蚱回來了，那樣我們就會覺得今天沒有收獲，很無趣。
一號院東麵是一塊空曠的田野，冬春種麥子，夏秋種地瓜。每逢“五一”、“十一”，這裏就是我們看禮花的地方。大人孩子一起聚集在村頭，看一陣說一陣閑話，禮花快放完了，便三三兩兩地往回走。麥田裏有兩座墳，不知是誰家的。秋後玉米下來的時候，每逢吃過晚飯，房東大嬸就會拿出兩個元寶形的裝玉米棒子的大笸籮，然後吆喝著：講故事嘍！於是院子裏的孩子們馬上就圍到了笸籮旁邊，一邊幫著房東大嬸搓玉米，一邊聽她講故事。院子裏住著四戶人家，家家孩子都不少，笸籮邊一圍就是七八個，那兩個笸籮也真大，一個笸籮能睡下兩個七八歲的孩子。房東大嬸講的大多是一些窮人和地主鬥智的故事，有時候也講一些鬼怪故事，一講到鬼怪故事，我們就會聯想到院子後麵那兩座墳頭，嚇得晚上不敢出門，甚至白天也不敢到那兩座墳前去。
姑父、趙叔和牛叔也都在衙門口租了房。趙嬸身體好，很能生，結婚以後，平均不到兩年一個，進北京時，他們已經有了四個兒子。趙叔那點工資已經不夠她花了，趙嬸不得不出來做臨時工。她的脖子上落下很長一道疤，煙也比過去抽得凶了，一天一包不夠。她那種好吃懶做的毛病改了不少，但是依然不會算計著過日子，到處借錢，背著一屁股債，也不知道愁，整天還是樂嗬嗬的。
牛叔和牛嬸感情一直不好，但是牛叔當了勞模以後，兩個人再沒鬧過離婚。到了北京以後，他們又有了一個孩子，家裏生活變得緊張起來，牛嬸也不得不麵對現實，出來幹臨時工。
母親十分羨慕牛嬸和趙嬸，也想去幹臨時工，那會姐姐和大哥都上學了，母親把我和二哥送到了衙門口大隊托兒所，跟著牛嬸和趙嬸去上班。那時母親已經懷上了弟弟，身子很重了，在家把腰勒了又勒，生怕人家看出來不要她。母親總共也沒上幾天班，她的肚子很快就被人發現了，工地上幹的都是重體力活，人家不敢再用她，把她辭退了。不久，弟弟育海就出生了。
調到北京以後，父親的工資根據地區差又降了一些，每月隻有94塊錢。隨著弟弟的出生，家裏生活變得拮據起來。在工人群裏比，父親是大級工，情況算是好的，但是也很緊張了。十大工程結束以後，建築公司歸了石鋼（石景山鋼鐵公司，即現在的首鋼），父親還想像以前那樣積極，但是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考慮家裏的事情了。父親再次顯示出了他非凡的生存能力。石鋼有個焦化廠，生煤在煉焦之前要洗，洗煤的水帶走了許多煤渣煤末，沉澱在小河溝底，形成了煤泥，父親便利用星期天去挖煤泥，然後用自行車帶回來。建築工地上每天都有鋸末刨花等廢料要處理，允許工人們帶回家，否則積壓多了很難處理。父親便用麻袋一袋袋地用自行車馱回來。家裏燒的就靠這些，基本上沒有買過煤。他還在永定河邊開了兩塊荒地，種了些地瓜、花生和玉米，下了班，他不是去弄燒的，就是去侍弄這幾塊地，每天都是天漆黑了才到家。
父親並沒有放棄爭取入黨，每天下班之後，隻要有政治學習或黨課活動，他就不去忙自己家那點事，而是專心坐下來學習。他知道他的入黨問題主要卡在母親的家庭出身上，於是便騎著自行車一趟一趟地往順義縣跑，沿著當年外調人員曾經走過的路線，又把那些莊走了一遍，但是依然沒有結果。母親決定親自到順義去一趟，看看能否根據殘存的記憶找到自己的家。於是在一個星期天讓父親用自行車帶著她去了順義。
他們先去了魯各張莊，經過幾十年的變遷，村莊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母親找不出一絲能和她的記憶對上號的痕跡，又到魯各莊、張各莊看了看，結果也一樣。從衙門口到順義有五六十公裏，父親一個人去，騎快點還能在天黑之前返回來，帶著母親就慢多了，看完這三個村子，太陽已經快下山了，隻好往回返，回來路過柳鎮，天已經黑了，他們就在路邊一家小飯館要了兩碗麵條，打算吃完再往回趕。小飯館不大，打的牌子卻是地方國營柳鎮飯店，飯館裏沒什麽客人，服務員是個年輕姑娘，沒什麽事幹便與他們攀談，問他們是哪來的，來幹什麽？母親說是來找家的，然後把自己的身世簡單地告訴了那個服務員。外祖父姓季，母親問那個服務員柳鎮有沒有姓季的，服務員說，柳鎮這麽大，我哪能都認識呀，再說哪有那麽巧的事，你來找家，坐這一打聽剛好就碰上了？母親找家心切，說：“都到了順義了，我覺得我家的人就在附近什麽地方，可就是聯係不上，飯館裏過來過去的人多，要不你幫著打聽打聽？”母親臨走時還給她留了聯係地址。那天父母親回到家已經是夜裏十二點了。
衙門口大隊的文化生活搞得很豐富，小學校每個禮拜都放電影，五分錢一張票，即使是五分錢，從母親手裏要出來也不容易。母親很會過日子，她一輩子幾乎沒向別人借過錢，全靠精打細算維持生活。那時北京的許多專業文藝團體響應毛主席“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號召，經常出來為工農兵義務演出。北京評劇一團二團都來過衙門口，馬泰、魏榮元、新鳳霞、花淑蘭、小白玉霜、趙麗蓉等著名演員都在衙門口小學的舞台上露過麵。這些演出不要錢，否則大隊也請不起。這些演出，母親是場場不落，下午一放學，母親就叫我們拿著小板凳去占地方，然後再輪流回來吃飯。演出的劇目大部分是《向陽商店》、《奪印》、《箭杆河邊》等新戲，也有一些老戲，像什麽《劉雲打母》、《頂鍋》、《王少安趕船》之類的。
緊接著大躍進之後，三年自然災害來臨了。父親的工資雖然不高，但在正常年景下養活一家人應該沒有問題，困難在於買不到糧食，按照國家供應的標準，再加一倍也不夠我們這些孩子吃的，黑市上糧票已經漲到了三塊多錢一斤，父親一個月的工資充其量隻能換回30斤糧票。父親那兩塊地也種不成了，因為還不等地裏的莊稼成熟，就被人偷光了。我記得從六歲開始，就跟著母親去挖野菜、擼柳芽、挖白菜根子。很長時間內，家裏沒有吃過淨糧食，頓頓是菜粥，滿碗的菜找不到幾粒米，弟弟當時還小，每到吃飯時，母親盛起一碗粥，先把上麵的菜挑著吃完了，最後碗底剩下不多的一小堆米粒倒給弟弟，在母親的帶動下，我們幾個做哥哥姐姐的也開始給弟弟挑，一碗粥盛上來，先扒拉著把菜葉吃光，把碗底上剩下的那一小堆米粒留給弟弟，每人一碗下來，弟弟的小肚皮差不多填飽了，我們才開始心安理得地吃第二碗帶米粒的菜粥。
按說吃供應糧畢竟每月有一定數量的保證，不至於難到這個份上，記得那時家裏四個大箱子裝的都是糧食，直到箱子裏的米生了蟲、麵發了黴、結成了疙瘩母親才拿出來給我們吃。糧本子上還存了不少，沒有全買回來。父母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挨餓挨怕了。他們不是不相信共產黨，是怕老天爺不給共產黨麵子，怕有一天供應糧斷了，所以把本來就不夠吃的供應糧又儲存了一部分。後來糧食政策稍稍靈活了一點，在糧店可以用1斤糧份買5斤地瓜或兩斤半地瓜幹，於是母親把糧份幾乎全部換成了地瓜和地瓜幹。這樣我們可以吃飽肚子了，可是那幾年的地瓜卻把我吃傷了，以後一見到地瓜胃裏就反酸，到現在我也不吃地瓜，一輩子不吃也不想，但是這個話絕對不敢在母親麵前說，我說過一次，母親立刻把臉沉了下來，說：“一輩子別說這種話，不然老天爺還要讓你挨餓！”
那兩年我們吃不到淨糧食的飯，可是母親卻要千方百計想辦法保證讓父親吃上不摻菜的糧食，吃飽。父親是家裏的頂梁柱，如果父親身體垮了，一家人還怎麽活！每天下午母親蒸幹糧的時候都是蒸兩樣，一鍋兩屜菜團子中有幾個淨麵窩窩頭，那是給父親吃的，剩下的給他帶上作為第二天的中午飯。每天早上父親上班時都要和母親爭執半天，母親一定要讓父親帶三個窩窩頭，父親卻堅持隻帶兩個。就是這兩個窩窩頭，父親還要剩下半個，回來後分給我和弟弟吃。父親下班時，飯盒總是夾在車座後麵的，我知道飯盒裏有半個窩窩頭，於是每天父親下班時就到街口去等，眼巴巴地盼著父親早點回來。父親一到，我立刻迫不及待地把那個飯盒取下來去和弟弟分窩窩頭。我想任何一個做父親的，都經不起孩子那樣期盼的眼神一看。
我的沒出息的舉動很快被母親發現了，她十分嚴厲地嗬斥了我一頓：“誰讓你天天到門口去等你爹的？你六歲了，還不懂事嗎？”我羞愧得無地自容，哭了起來。母親或許覺得對我有點過於嚴厲了，有些不忍心，過了一會，又拿給我半個淨麵窩窩頭，我沒有吃，偷偷塞給了弟弟。
其實，家裏挨餓最多、吃糧食最少的是母親，大哥從小身體不好，瘦得三根筋挑著個腦袋，需要特殊照顧，弟弟小，營養要保證，剩下的三個孩子也都比她重要，母親牽著這個掛著那個，心裏惟獨沒有自己。母親的臉浮腫了，腫得嚇人，腦門上一按一個坑，半天起不來。到醫院去看，醫生說，沒什麽病，可能是吃野菜吃的，多吃點糧食就好了。
困難時期經常有要飯的登門，對待這些要飯的，母親不是塞給他們一點吃的打發了就完事，每次都是拿個小板凳讓人家坐下，吃飽了再走。有一次，母親熬了一鍋大米地瓜粥，這在我們家也算是改善了，可是粥剛熬好，來了三四個要飯的，母親讓他們坐下，給他們盛粥，幾個人大概是餓壞了，吃了一碗又一碗，眼看快把一鍋粥吃完了，看見我們幾個孩子在旁邊看著，實在不好意思再吃了，放下碗要走，母親知道他們沒吃飽，又給每個人盛了一碗，把鍋底刮得幹幹淨淨，說：“你們吃飽，孩子們一會我再給他們做。”
那一年出了奇跡，我們老家這個山東最窮的地方，居然沒有遭災。春節前夕，伯父給父親寫信，說外麵要是過不下去，就帶著孩子回來過年。於是，父親帶著我回了一趟老家。
1949年父親去了關東之後，伯母也帶著三個孩子走了。伯父想把自己親生的那個兒子育禾留下，但是伯母不肯給他，擔心他養不活。伯母回去不久就改嫁了。伯父曾去重慶看過他們，想把育禾帶回來，但是一直和伯母交涉不通。父親進了鞍鋼之後，又回過一次老家，那次回去是給伯父娶親去了。那會伯父才四十多歲，新娶的伯母年紀也不大，但是一輩子不生養。
伯父膝下無子，一直想跟父親要一個孩子，父親答應了，卻一直舍不得給，也一直不敢回老家，怕伯父跟他提起這個話茬，這次回老家之所以帶上我，是因為育禾從重慶跑回來了，父親不必再擔心伯父跟他要孩子了。
我是第一次回老家，對我來說，老家既神秘又陌生同時也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聽父親講過許許多多關於老家的事情，卻沒有親眼見過，因此這次回去幾乎是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去的。我們在村頭那棵老槐樹下下了長途汽車，我問父親：“當年你闖關東就是從這走的嗎？”
父親用手摸著那棵老槐樹，說：“是，一晃都二十年過去了。你看咱家門口那兩棵楊樹比這老槐樹都高了。那是土改那年我和你媽栽的。”
我順著父親的手指望去，村口豎立著兩棵參天的白楊，可惜是在冬季，隻剩了幹枯的樹枝，沒看到它枝繁葉茂、生氣勃勃的樣子，我問：“那就是咱們家？”
話音剛落，伯父和育禾哥從院子裏跑出來接我們來了。
育禾哥是1948年生的，和姐姐同歲，1949年他跟著生母去了重慶，後來他母親又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五個孩子分別是三個父親所生，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待在那個家裏他一直覺得心裏很憋屈，曾經跑回來兩次，都讓我那位前伯母給追回去了。大饑荒來臨之後，育禾在那個家實在待不下去了，又跑回老家來找伯父。他已經十三歲了，懂事了，這次來決定就在老家待下去不走了。他在重慶那個家生活條件是要比我們老家好一些，但是人更需要的是親情。
老家說是沒有遭災，可是生活比我們這些遭受災害的城市人仍然要困難得多。回到老家，伯父想盡辦法讓我們父子吃飽吃好，可是父親在屋裏院裏一轉就清楚了，伯父那點存糧吃不到開春。因此，我們在老家隻住了三四天就回來了。
我們回來的時候，帶回來一大口袋幹糧，有饅頭、火燒、煎餅，還有粘米麵的窩窩頭。六十年代北京人走親戚拜年往往是提個點心盒，差一點也是用草紙包二斤點心，可是我們老家窮，完全是另一種風俗，拜年的時候提一籃子饅頭，走一家磕個頭，留下兩個饅頭，算是禮品。這樣的禮品是再實惠不過的，也體現了山東人待人的誠意。從解放前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這樣。父親背回來的那一口袋幹糧，就是鄉親們拜年時拿來的。本來伯父還給父親準備了一袋糧食，但是父親說什麽也不肯拿。
那年的秋天，我上學了。姐姐那會上六年級，大哥上四年級，二哥上二年級。姐姐和錦生在一個班。錦生哥學習不好，考試經常不及格。姐姐卻是班上的第一名，還是少先隊的大隊長，胳膊上戴著三道杠。姐姐是我們的榜樣，父親動不動就把我們哥仨叫到一起，說：“你們要好好向你們的姐姐學習，將來誰學得好，我供你們上大學；要是不好好學，小心我拿皮帶抽你們！”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說我不說俺了。我還算給父親爭氣，期末考試，考了兩個100分。記得上小學的時候，除了100分我就沒有考過別的成績，隻有上四年級的時候，一次偶然失手，做錯了一道大題，扣了二十分，一拿到考試卷，眼淚頓時就下來了。二哥學習很差，回回考試都不及格，我升到三年級的時候，他就和我一個班了。為了不好好學習，他沒少挨父親的打，小時候父親是用鞋底打，後來大了就用皮帶抽，父親打起人來真讓人害怕，可是不管怎麽打，二哥的學習就是上不去。
大哥本是個聰明人，什麽東西一看就會，但是也不肯好好學，隻要能混個及格，就不再努力了。不過他確實聰明，平時吊兒郎當連作業都不做，到考試的時候抓緊突擊幾天就能及格，而且回回都能及格，從來沒考過不及格。大哥的聰明不在學習上，他的愛好十分廣泛，喜歡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錯，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無線電小組，那玩意要花錢，母親那麽節省，我們連張電影票錢都要不出來，可是大哥卻總能從母親那裏要到錢。當他把第一台收音機裝好，哇哇地放著歌從學校提回來的時候，我和二哥佩服得簡直是五體投地。大哥還是學校足球隊的守門員，別看他腿不好，反應卻特別靈敏，後來在七十五中校隊也一直當守門員，沒有人能代替他。上了中學以後，他又迷上了小提琴，母親居然花十五塊錢給他買了一把小提琴。那時我們都還小，不知道他是抱養的，可是大哥自己知道，估計是大人們說話說漏了嘴，讓孩子們聽見傳出來的。母親怕他心靈上受到傷害，所以對他格外照顧。
大哥有了小提琴，就把那個口琴送給了二哥，二哥不要，說嫌他口臭，非要磨著母親也給他買一把小提琴不可。母親說，你不是那塊料，買了你也拉不好。二哥不服，母親說，不服你把那個口琴吹吹我聽聽，別說吹得和你哥一樣，你隻要能吹出個調調，我就給你買。二哥也真是不爭氣，拿著那個口琴練了很長時間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我有時也拿過來吹吹，吹得比他要好一些，二哥臉上掛不住，就不準我動那支口琴，兩個人經常為口琴打架。為了解決我和二哥之間的爭端，母親又花兩塊錢給二哥買了一把二胡，那個口琴就歸了我。那時買支口琴還要三塊錢呢，兩塊錢的二胡能拉嗎？老百姓說世上最難聽的聲音有三種：搶鍋、伐鋸、驢叫喚。二哥整天像拉鋸一樣吱嘎吱嘎鋸著那把二胡，鋸出來的聲音比這三種聲音都難聽，他自己鋸了幾天也就沒興趣了。那把二胡被扔進柴火堆裏，很長時間沒人過問，最後被當劈柴燒了。
二哥不拉二胡了，可還在覬覦大哥的把那小提琴，大哥不在的時候，他就偷著拿出來拉幾下。那把提琴是大哥的心愛之物，整個衙門口也許隻有這一把，大哥平時絕對不許我們動一下，如果他發現誰動了就會大發脾氣。
大哥是有點音樂天賦的，很快就能拉一些著名的小提琴曲了。每天放學回來，往院子裏一站，開始練琴，院子裏的孩子們就都圍了上來。我們最愛聽的是《雲雀》和《鬥牛士之歌》，隻要《鬥牛士之歌》一拉響，我們這些孩子就排成隊，踩著音樂的節拍在院子裏咵咵地來回跺著腳走一圈。他拉別的曲子我們不懂，我們還讓他拉鬥牛士，他拉完一曲對我們說：“你們就知道鬥牛士，知道我剛才拉的是什麽嗎？”
“是什麽？”
“這叫《魔鬼的顫音》。”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力，於是就嚷：“好好，就來這個！”
於是他就又拉了一遍《魔鬼的顫音》，那是一首需要雙弦顫音的高難度曲子，從那支曲子中，我似乎也領略到了一些什麽。可是他再拉別的，我們又聽不懂了，等他拉完，有的孩子問他：“你會拉《社會主義好》嗎？”
大哥不屑一顧地說：“那太簡單了，根本用不著小提琴。”
孩子們說，你吹牛！你不會！大哥也不爭辯，架起琴拉一段《社會主義好》，大家齊聲鼓掌，於是又有人問：“《我們走在大路上》，會麽？”
大哥就再來一曲《我們走在大路上》。從那以後，大哥每天練完琴，都會留一段聽眾點播節目時間，孩子們叫他拉什麽，他就拉什麽，這些孩子們點起來沒完沒了，從來不知停止，每次都是大哥說：今天的節目到此結束，歡迎下次繼續收聽。孩子們才笑著叫著散去。
大哥練琴很刻苦，他已經大了，有了自己的誌向，他想將來報考藝術類院校，父母親都很支持他。姐姐、二哥和我放了學都要幫母親幹家務，唯獨大哥例外，放了學回來就練琴，母親從來不支使他。
困難時期過去了，母親變老了，頭發白了一多半，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已經像個老太太了。1963年，44歲的母親又給我們生了一個小妹妹，取名叫育苗。從六十年代初國家就已經開始宣傳節育了，有一次上麵派來了人，把婦女們集中在一號院裏，掛著圖講課，我們這些孩子都被趕了出來，我想進去看看裏邊講什麽，人家說，這不是男孩子能看的，羞得我滿臉通紅退了出來。講課之後，我們院一個當警察的叔叔做了結紮，由於落後、不理解，一些人背地裏偷偷地說：他被騸了。父親不願意節育，他覺得一個男子漢不愁養不活幾個孩子。這樣，就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極度貧困之中。六個孩子，四個上學，光每年的學費書本費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加上我和二哥兩個大肚皮，糧食老是不夠吃。那時小學隻上半天課，每天下午，我和二哥都得出去擼柳芽，挖野菜，到收割過的地裏去撿麥穗、挖地瓜須子。後來大一些了，就去割草，兩個人一下午能割四五十斤，然後抬到牛奶場去，以每斤六厘錢的價格賣給牛奶場，以補貼家用。母親除了在生妹妹前後閑過一段時間，大部分時間是去幹臨時工，有時是去建築工地上當小工，有時是到牛奶場的地裏去除草、間苗、收莊稼。弟弟妹妹小，沒人看，是二哥和我把他們帶大的，弟弟小時候總是由二哥領著，妹妹則是我的跟屁蟲。我出去玩的時候，總是把她架在脖子上，這樣玩什麽都不耽誤。那會我們愛玩搧三角，把大人們抽過的香煙盒拆開，疊成三角形，在地上搧，搧得翻過來就算贏了，那張三角就歸你。我搧三角的時候，用一隻手籠著妹妹的兩隻腳，一隻手搧，我的技術很好，怎麽搧都不會把妹妹掉下來，妹妹也騎慣了我這匹馬，怎麽晃她都不害怕。
冬季裏，母親有時在外麵找不到活，家裏的事就不用二哥和我操心了，這時母親也會放我們出去玩一玩。那時地鐵一號線已經開始動工了，有個電影放映隊，沿著地鐵施工線巡回放電影，都是免費的，每周換一部新片，我們常常跟著放映隊從周一一直看到周六，每天重複看同一部片子，一直看到把每一句台詞都能背下來為止。有時，也到老山去看摩托車比賽訓練，到南苑去看飛機起飛時有多大。有一次，我們去了一個廢棄工程的工地，那是蘇聯人撕毀合同以後廢棄的，地裏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荒草叢中有許多打好的地基和建了半截的廠房，還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大煙囪。二哥和幾個大孩子順著煙囪外麵的鐵梯子一直爬到了煙囪頂上。那上麵風很大，一不小心就能把人吹下來。我覺得這事太危險，必須向有關領導報告，於是就對父母親說了。父親把二哥狠狠揍了一頓。第二天，二哥指著我的鼻子說：“你這個叛徒，以後再也不帶你出去玩了！”
1965年，姐姐初中畢業了。姐姐初中這三年真給父親爭了臉，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難以逾越的目標，她連續三年獲得了北京市優秀中學生金質獎章。這個金質獎章可不是好拿的，有的學校幾年也未必能拿到一個。不但如此，她還獲得過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初中組的亞軍，她的作文《接班》被選進了《北京市中學生優秀論文選》，這部論文選是由出版社公開出版的。那天是大哥把那本論文選帶回來的，他手裏舉著書，一進門就喊：“爹！媽！你們看，姐姐的論文出版了！”
他一喊，一家人立刻圍上來搶那本書，都想先拿到自己手裏看看。那時我上四年級，完全能看懂這篇論文，到現在還記得論文的大意，那是根據毛主席的一篇講話展開論述的，毛主席說，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把資本主義複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姐姐列舉了無數的理由說明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打錯了算盤，中國不但第三代第四代不會變，而且會一代接一代地把紅旗傳下去，使老一代打下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吃過晚飯，父親讓我們弟兄三個一人讀一遍給他聽，一家人安安靜靜坐在那裏聽我們朗讀。聽完，父親對我們說：“你們可要給毛主席爭氣呀！毛主席給窮苦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敗在你們手裏呀！”
我們一個個十分嚴肅地點了點頭。
姐姐畢業時，家裏實在太困難了，姐姐不想再念了，她想參加工作，幫助父親減輕一點負擔。父親不同意，姐姐便私自做主，畢業時既沒有報高中，也沒有報考中專，班主任老師急了，找到家裏來給父親做工作，父親這才知道實情，對姐姐發了脾氣。在班主任老師和父親的反複勸說之下，姐姐報考了北京航空學校，而且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姐姐初中畢業的時候，錦華姐和祥子哥恰好是高中畢業。祥子和錦華學習都很好，初中畢業後雙雙考進了北京九中。九中在北京算不上什麽大名牌，但是在石景山區是排名第一位的學校。兩個人學習都不錯，祥子是語文課代表，錦華是俄語課代表。不知是因為她長相特殊，俄語老師特別關照她，還是因為遺傳，反正她的俄語特別好。錦華長成大姑娘了，一頭柔軟的金發黑裏透黃，一雙藍眼睛藍得發黑，高鼻梁，深眼窩，下巴微微向前撅起，既有歐洲人那種線條分明的輪廓，又有東方人的含蓄和柔媚，皮膚又細又白，就像剛出鍋的水豆腐，走在街上，會引來無數關注的目光。祥子長得也是一表人才，一米八幾的個子，一頭烏黑的頭發，濃眉大眼的，還是校籃球隊的中鋒。兩個人從小在一起形影不離，長輩們都說，這兩個孩子真是天生的一對，地設的一雙。
錦華姐和祥子哥這麽要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年小學老師和牛嬸共同商量的計策使錦華擺脫了受人欺負的境遇，但是卻在她心裏埋下了另一層陰影——她認為牛叔和牛嬸不是她的親生父母。有句名言說，一個謊言要用一百個謊言來遮蓋。錦華長大一點之後，就不斷地問牛叔牛嬸，她父母親有沒有留下名字？現在在哪裏？她能不能到蘇聯去找他們？麵對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牛叔和牛嬸隻好編出第二個謊言來騙她：“你爸爸媽媽在解放東北的時候犧牲了。”可是接著錦華又有了新的問題，他們是在哪犧牲的？有沒有紀念碑？沒有的話能不能告訴我具體的地方？我能不能去看一看？牛叔和牛嬸隻好再編謊來騙她。牛叔和牛嬸閃爍其詞的神情，使錦華越來越不相信他們，和他們的感情也越來越疏遠了。在這個世界上，她唯一信賴的人就是祥子。祥子對她來說，既是兄長，又是戀人，還是無話不談的密友。這種過於親密的關係，使他們過早地偷嚐了禁果，她懷孕了。就在臨近高考的時候，兩個人一起被學校開除了。如果在西方國家，這根本不是什麽事情，就在他們被學校開除的那個年代，美國已經開始給中小學生發**了。可是在我們這個封建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家，卻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也沒得到徹底解決，在六十年代就更可想而知了。年輕人出了事，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出口，隻有等著在人前出醜，而且，從家長到老師同學，得不到任何同情。沒出事之前，姑父和牛叔頗以這兩個孩子為驕傲。可是出事以後，姑父把祥子打得不敢回家了；錦華也被罵得在家裏待不下去，跑到我家來了。母親問她怎麽了，她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說了一遍，母親說：“不要緊，這算不了什麽，年輕人在一塊處長了，難免。將來早點找個工作，早點結婚，事情就過去了。”
母親這麽說，使錦華稍稍感到了一點安慰。自從出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給過她一句同情的話。
“可是眼下我怎麽辦？”
“你別著急，先喝點水，消消火，回頭我去和你爹媽說。我們會幫你想辦法的。”
錦華哭著說：“大媽，要不您借給我點錢，我自己去做人工流產吧。省得他們再罵我。到底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我不想再給他們添麻煩，自己的事自己處理吧！”
“誰說他們不是你的親生父母？”
正說著，牛嬸找來了，一進門就衝著錦華罵開了：“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還嫌丟人丟得不夠啊，又跑到你大媽這來了，你給我滾回去！”
錦華躲在母親身後說：“我不回去，我自己的事自己處理，不用你們管！反正你們橫豎瞅我不順眼！”
牛嬸氣得火冒三丈：“還反了你了，再說我撕你的嘴！”說著，上來就要打。母親攔住他說：“大妹子，消消氣，讓她在我這待會，我勸勸她。”
“不行！這丫頭從小就讓他爹慣壞了，一點規矩都沒有，今天你非給我回去不可！”說完，上來就給了錦華臉上一巴掌。錦華從小嬌生慣養，從來沒受過這個，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一邊哭一邊說：“同樣是抱養的，人家魯大媽打過育農一巴掌嗎？”
牛嬸氣得渾身發抖，說：“你說什麽？你是抱養的？”
母親在一旁說道：“你這個傻丫頭，你糊塗呀！我是親眼看著你媽把你生下來的，你怎麽說你是抱養的？”
這下錦華可是真糊塗了：“不是說我是蘇聯紅軍的後代嗎？”
母親突然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再想往回圓，已經很困難了，轉念一想，錦華已經這麽大了，遲早是瞞不住的，要不是這麽瞞來瞞去的，興許還不會出這樣的事呢，她用征詢的目光看了牛嬸一眼，牛嬸含著眼淚說道：“跟她說實話吧，這麽大了，也瞞不住了。”
“那你先回去吧，我慢慢跟她說。”
牛嬸為了避免尷尬，先走了。母親對錦華說：“你是蘇聯紅軍的後代不假，可是你媽也是你的親媽，你爹雖然不是親爹，可是待你比親爹還親，他是因為喜歡你才和你媽結婚的，你知道嗎？”
錦華一聽這話，又哭了起來，說：“你騙我！從小你們就編瞎話騙我，從來沒有人和我說過實話，我到底是怎麽來的，大媽能不能告訴我實話？”
母親拿過一麵鏡子遞給錦華，說：“我沒有騙你，不信你自己照照，看看你長得像不像你媽。你再仔細看看，你的頭發雖然是黃的，可是根上是不是發黑？你的眼珠是不是也有點發黑？蘇聯人的眼睛是這樣的嗎？”
“難道說我是混血兒？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這個不用細說了，你這麽大了，猜也能猜出幾分來。不過回去不要問你媽，免得讓他下不了台。再大點，你自己就什麽都明白了。”
第二天，母親和牛嬸陪著錦華去做了人工流產。父親找到了祥子哥，把他送回了家。
錦華的出身之謎解開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地說說笑笑了。這種尷尬的出身，給她心靈上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她寧願在心裏永遠保留著一個關於蘇聯紅軍的神話，也不願意接受這樣殘酷的事實。可是這是她命運中注定必須承受的。她已經長大了，自己能夠承受了。
在錦華和祥子出事之前，石鋼建築公司開始動員幹部和職工支援三線建設。
所謂三線，指的是相對於沿海和邊疆來說的內陸地區，沿海和邊疆地帶屬於一線，與邊疆地區相鄰的省份和地區屬於二線。具體說，三線是指以四川北部和甘肅東南部為核心向陝西、湖北、青海等省輻射的諸省份和地區。在人們的觀念上，甘肅屬於大西北地區，但是打開地圖一看你就會知道，那是一個錯誤的印象，蘭州是中國真正地理意義上的中心。六十年代初，美國帶頭發動了一場反華大合唱，在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也叫嚷著反攻大陸，加上和蘇聯關係的破裂，國家不得不將工業布局的重點放在三線，準備應付戰爭的需要。特別是那些軍工企業以及與國防有關的尖端科技企業，大都布局在三線。
支援三線建設是自願報名的。父親還在積極爭取入黨，並且一直是重點培養對象，不報名似乎有點說不過去；但是深層的原因卻是生活所迫。六個孩子，要吃飯，要上學，94塊錢那裏供得起？在動員會上，曾先期到甘肅作過實地考察的黨委書記劉天明告訴他們，那裏的物價比北京便宜得多；而且是十一類地區（解放後為確定工資標準劃定的地區類別，比較艱苦的地區類別高、工資高），工資比北京高20%；子女在北京就業困難的，還可以在西北安排工作。這些對於生活十分困難的職工來說，無疑比那些口號更具有吸引力。劉天明很會做工作，他的話句句都打動了父親的心，父親找人算了算，如果去了，他的工資要比在北京高19塊錢。19塊錢對於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不是一個小數，而且，這次支援三線，可以不帶家屬，將來退休還可以回到北京來，父親當時已經五十歲過了，離退休不遠了，因此毫不猶豫地報名去了甘肅。
但是，帶不帶家屬，父親沒有貿然決定，他想一個人先去看看再說。牛叔、趙叔和姑父也都報了名，他們看上了西北的工資高、生活費用低，子女也可以在那邊就業。父親是在姐姐參加完中專考試之後走的，祥子哥、錦華姐，還有錦生，都跟著一起去了甘肅。
半年以後，父親回來了，手裏拎著一個大提包和一籃子雞蛋。那個大提包裏隻有兩樣東西，上麵是一大塊豬肉，底下全是土豆。父親得意地拿起那塊豬肉對母親說：“你看看，四指膘！這回不愁沒油吃了。”
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土豆。那土豆太大了，一個足有一斤多，我們從來沒見過那麽大的土豆，我們弟兄四個和妹妹一人拿了一個當玩具在手裏擺弄著玩。父親坐在小板凳上，點起一鍋旱煙，邊抽邊問：“你們猜這土豆多少錢一斤？”
過了一會，見我們都沒有回答，父親就揭了謎底：“才一分錢一斤。”
“真的？”母親驚喜地問道：“那豬肉呢？”
“四毛五。”父親得意的神色溢於言表。
母親提過那隻籃子，一邊向外拾籃子裏的雞蛋，一邊問：“那雞蛋呢？”
“這回我保證你們誰都猜不著。告訴你們吧，四分錢一個。”
母親有點不敢自己的耳朵，問道：“你不是騙我們吧？這麽大的雞蛋，七個就能稱一斤，一斤才不到三毛錢？”
“我騙你幹什麽？我們剛去的時候，一塊錢能買四十個，後來去的人多了，一下子就把價錢抬起來了。”
母親驚呼道：“天哪，一塊錢四十個，跟北京的西紅柿差不多。”
“怎麽樣？跟我到西北去吧？”
一聽說要到西北去，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立刻歡呼起來：“噢，我們要搬家嘍！”
“我們要到西北去嘍！”
可是母親的神情卻變得嚴肅起來。這個問題對她來說太難回答了。背井離鄉幾十年，好不容易回到了故鄉，還沒找到自己的親人，就又要走了，該是一種什麽心情？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來了，自己遠離故土不說，這些孩子們長大了，難道都要留在西北不成？聽說那裏連草都不長，孩子們大了會不會埋怨？可是不去母親又放心不下父親，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邊沒個人照顧，自己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涼一口熱一口的，把身體搞垮了怎麽辦？有個頭疼腦熱的誰來照顧？父親走之前，已經住過一次醫院了，雖然不是什麽了不得的病，可是也在提醒母親，畢竟是有年紀的人了。母親考慮最多的是經濟問題，父親在西北雖然多掙了十九塊錢，可是這樣兩地分居再加上來回一折騰，等於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嘛，哪裏能生存就到哪裏去，北京再好，和你一個普通百姓有什麽關係？親情、鄉情固然重要，然而，為了生存，哪裏容得你兒女情長？母親傾向於去，但是又不敢說出來。
過了幾天，姐姐放假回來了。父親鄭重地召開了家庭會議，征求我們這些子女的意見。姐姐沒表態，母親考慮到的問題她都考慮到了，她很難表這個態。說不去，讓父親一個人在大西北，她不忍心；說去，又關係著弟弟妹妹們的將來，所以，整個家庭會議就是我和二哥在不停地嚷嚷，我們倆是堅決的主去派，兩個更小的弟弟妹妹雖然也嚷嚷著要去，但是他們的話不作數。
父親說：“你們倆別瞎嚷嚷，聽聽你大哥怎麽說。”
大哥上初二了，比我們要懂事得多，他說：“要我看還是得去，去了家裏的經濟狀況一下子就好多了。”
父親說：“你別考慮家裏的經濟，再難也不過是幾年的事，你姐姐再有兩年多就畢業了，等我退休你們也都長大了，主要考慮你們自己，將來大了留在西北後不後悔。你不是還要考什麽藝術學校呢嗎？”
大哥說：“要考去了也一樣考。全國都是一樣的。再說我這個水平也不一定能考上。還是聽二小和三小的吧，他們不怕留在西北，我也不怕。”
父親聽說去了也能考，覺得放心多了，又把目光轉向了二哥和我，我們倆是毫不含糊，堅決要去！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去和不去有哪些利害關係，隻是希望生活有所變化。
姐姐在一旁提醒我們：“你們不要一時衝動，可要想好，去了再想回北京來可不是那麽容易的。可不要後悔！”
我說：“不後悔！”
父親又加了一句：“將來長大了可不要埋怨我們哪！”
我們弟兄幾個一齊說：不會的！母親又盯問了大哥一句：“你別管他們倆願不願意去，你隻說你自己願不願意？”
大哥可能是受了我們的感染，十分肯定地說：“願意。”
當然，我們的意見隻能作為參考，去與不去，最終還要由父母親決定。最後，父母親決定姐姐留下繼續上學，其他人一起跟著父親去西北。事情一定下來，就開始動手準備。母親動手收拾衣物，父親把收拾好的東西一件件打了包，姐姐去辦戶口和糧食關係的遷移，那個春節雖然很忙，卻是我小時候過得最快樂的一個春節，大年初六，我們一家人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