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蜀漢後主劉禪，有一句俗話叫作“扶不起的阿鬥”。
其實，將劉禪叫作“阿鬥”是不對的，正確的叫法應該是“阿升”。
“阿鬥”之名，見於《三國誌·蜀誌·劉封傳》中所載孟達給劉封的書信，內有“自立阿鬥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之語。這裏的“阿鬥”，便是指劉禪。但這個“阿鬥”，其實是文字辨讀錯誤所致。清代藏書家、校勘家陳景雲早已揭破其中緣故：“鬥當作升，後主一字升之，見《魏誌·明帝紀》注。”①
劉禪字“升之”，見於裴鬆之注引《魏略》所載魏明帝的一封詔書（《露布天下並班告益州》），裏麵說：“亮（諸葛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
這裏的“劉升之兄弟”，自然是指“劉禪兄弟”。雖然《蜀誌·後主傳》隻說“後主諱禪，字公嗣”，但魏國的官方詔書，也斷不至於弄錯劉禪的姓名。而且，按古人“名與字互為表裏、互為闡釋”的取名原則，較之“公嗣”，其實“禪”與“升之”更為匹配——“禪”者代也，“升之”者更進一步，皆暗喻攀至權力頂峰。
由“劉升之”而來的“阿升”（這種稱呼似是當時的一種常見現象，如黃承彥之女嫁給諸葛亮，習鑿齒《襄陽記》載有鄉諺：“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之所以會訛傳成“阿鬥”，是因為“升”“鬥”二字，在當時字形相近，極易混淆。
具體相似情形，如下兩圖所示：
圖一：“升”字在兩漢的形貌
圖二：“鬥字”在兩漢的形貌
圖一，是“升”字在兩漢時期的形貌。自左至右，依次出自：武威漢簡（西漢）、石門頌（東漢建和二年，公元184年）、肥致碑（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和史晨碑（東漢建寧二年，公元169年）。
圖二，是“鬥”字在兩漢時期的形貌。自左至右，依次出自：居延漢簡（西漢太初三年至東漢建武六年，公元前102年—公元30年）、賈仲武妻馬薑墓記錄（東漢延平元年，公元106年）、石門頌（東漢建和二年，公元184年）。
由上麵兩圖不難看出，“鬥”“升”二字在今天雖然已很難被錯認，但按照漢末三國時代的寫法（也就是陳壽所熟悉的寫法），它們的字形頗為相似，被錯認的幾率很高。這也正是“阿升”被誤讀為“阿鬥”的主要緣故所在。②
至於 “阿升究竟扶不扶得起來”，則見仁見智了。
在筆者看來，劉禪肯定是一個智力正常之人。畢竟史書無一字記載劉禪存在智力問題，“劉禪弱智”這一印象是後世民間的腦補。劉備在給劉禪的遺詔中稱：
“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複何憂！……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劉備給兒子開的書單裏有漢書、禮記、諸子及六韜、商君書。諸葛亮給劉禪編的教材主要是講述“申、韓、管子、六韜”之道。顯見二人未將劉禪當成弱智。
此外，諸葛亮掌權期間，對劉禪實施了嚴格控製。《三國誌·蜀誌》載：“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大意是，當諸葛亮離開成都，他不放心劉禪，對自己與劉禪之間的關係缺乏信心，所以任命自己的親信、故人之子董允，掌管皇宮的所有禁衛部隊。董允任職期間，“處事為防製”，處處對劉禪取防備立場，“後主益嚴憚之”，令劉禪對其頗為忌憚。這些措施，顯然是在防備和管控一個正常智力的年輕君主。
但另一方麵，智力正常的劉禪對權術的認知和運用，確實遠遠不如諸葛亮。諸葛亮治蜀期間，以嚴刑峻法構築高壓統治，長期對民間維持著高強度的人力與物力汲取。同時采取了一種襲自商鞅、韓非的統治訣竅——平等的貧窮——來潤飾這種高強度汲取。所謂平等的貧窮，指的是在民眾當中製造一種假象：社會不富裕，但社會是平等的，下層民眾若每日隻能吃一頓幹飯，上層官僚每日也至多不過吃兩頓幹飯。這種假象，契合了民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極大地消解了民眾內心因被壓迫、被剝削而累積的不滿。所以，蜀漢人人皆知諸葛丞相家隻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這種“平等的貧窮”，讓他們忘了諸葛丞相執政期間發行“直百五銖錢”與“太平百錢”，帶給他們的巨大傷害。
劉備開給他的書單中有商君書，諸葛亮給他寫的教材裏有申、韓、管子，這些典籍，俱是在教統治者如何駕馭民眾、欺騙民眾、汲取民眾。可惜劉禪似乎並沒有領會貫通這些典籍，缺乏權術的他，在諸葛亮死後便放飛自我，大興土木修建宮苑，於是乎，“平等的貧窮”破產，那些滿臉菜色（吳國使臣薛翊所見）的民眾，開始懷念起諸葛丞相來，“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
參考資料
①盧弼.三國誌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②何林英.兩漢碑刻隸書字體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