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三綱五常”。

原因是最近頻繁見到一種“正本清源”的論調,說什麽國人習以為常的三綱五常,也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都是閹割版。它們還有後半句:

三綱五常由西漢董仲舒首提,記於他的名著《春秋繁露》中,作為封建糟粕已經被批判了上百年了。實際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都是斷章取義,每一句話都有它的後半句——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唯如此,董仲舒還說了一綱,實際是四綱。這一綱是: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

董仲舒如果活著,一定會被這種“辟謠”氣到吐血。他是寫了《春秋繁露》,也確實在書中提出了“三綱”這個概念。但,將《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翻上一萬遍,也絕不可能找到所謂的“三綱後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謂的“第四綱”。

而且,董仲舒根本就不讚成什麽“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春秋繁露》對“三綱”的基本表述,是臣從屬於君、子從屬於父、妻從屬於夫,前者必須“兼功於”

後者。這才是董仲舒的真實主張。

在董仲舒之前,韓非子也談過“三綱”這個話題。他主張“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認為做到了這三條,天下就會大治,否則就會大亂。

反對韓非子主張的,是孔孟。孔子的主張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的主張更激進,是“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不過,韓非子和孔孟,都沒有造出“三綱”這個概念。“三綱”一詞的發明權,仍屬於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東西,是秦漢之後“儒法陰陽合流”這股風潮的產物。

再後來,在東漢初年,“三綱”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認證和強製推行。

時為公元79年冬天。漢章帝召集一幹學者,在皇宮內的白虎觀舉辦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術會議。會議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來規範民眾方方麵麵的行為。會議成果編成了《白虎通》一書,在全國發行。該書的核心內容,就是所謂的“三綱六紀”①。

《白虎通》既然是皇帝主持製定的,可想而知,它要以皇帝的利益為第一位,絕無可能寫入什麽“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將《白虎通》翻上一千遍、一萬遍,也絕無可能找到這些所謂的“三綱後半句”。

相反。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標準,是必須“善稱君,過稱己。臣有功,歸於君”——有了功勞必須歸在皇帝名下,有了過錯必須攬到自己身上。好兒子的基本標準,是隻要爹還活著,就“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不能擁有自己人身的處置權,也不能擁有個人財產的支配權。而且,即便父子關係已惡化到了無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許兒子離開,理由是“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最慘的是做所謂的“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規矩,“順德”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不要講什麽對錯,不要談什麽是非,女人在家庭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唯命是從。

《白虎通》由班固負責編撰成書。在漢章帝的注視下,班家人很自然地成了“三綱”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別欣賞屈原,在文章裏說過“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這樣的話。“三綱”出爐後,班固隻好另寫文章,違心批判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數懷王”,實在不是一個標準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在婆家小心謹慎地過一種低眉順眼、賤人一等的生活。她後來在《女誡》裏說,自己嫁到曹家後,“戰戰兢兢,常懼絀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過了幾天好日子。

既然“三綱”裏不存在什麽被閹割的後半句,那麽,“君不正,臣投他國”“父不慈,子奔他鄉”“夫不正,妻可改嫁”這些話,是從哪裏來的?

答案是:這些話既不見於官方文件,也非出自鴻學大儒。它們真正的出處,是明清兩代流行於底層民間的話本小說。

明代藏書家洪楩編印的《清平山堂話本》裏,收有一篇白話短篇小說《張子房慕道記》,一般認為是明代初年的東西(也有人考證說是宋元時代的作品)。小說借張良之口,斥責君王殘暴無道,裏麵有這樣一句:“我王豈不聞古人雲: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

其實,並不存在“古人雲”,有的隻是“作者雲”。

宣傳“君不正,臣投外國”最賣力的,是成書於明代中後期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比如,書中用了許多篇幅來描寫商紂王如何迫害忠臣黃飛虎,然後旁人勸黃飛虎一幹人等叛商,多次使用了下麵這種說辭:“長兄不必遲疑,君不正,臣投外國”“語雲: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參商”。

類似的詞句,也見於清代小說《飛龍全傳》《雙鳳奇緣》《五虎平南》《列國春秋》等。

這類詞句在明清小說裏集中出現,並非偶然。自朱元璋視君臣如主奴、創造出“廷杖之刑”,僅成化至萬曆的一百餘年間,就有超過300名大臣被皇帝在公開場合打得屁股開花,其中還有29人被活活打死。按《明史》的總結,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入清之後,屁股雖然不打了,但朝廷對“三綱”的貫徹仍無絲毫鬆動,雍正在《禦製朋黨論》裏說得明白:君臣之間的關係是天尊地卑,“為人臣者,義當唯有知君”。一個合格的人臣,滿腦子隻能有皇帝,有功要趕緊推給皇帝,有過要趕緊自己攬下,除此之外不能有別的想法。

也就是說,“君不正,臣投外國”“父不慈,子必參商”這些詞句,其實是對“三綱”的一種批評,一種反叛。但沒人敢將這些詞句寫入奏折,也沒人敢將之寫入自己的署名文集。它們隻能在民間話本小說裏作為一種潛流存在;而且,即便是在話本小說裏,它們的存在感也並不強烈——絕大多數明清小說,仍謹守著“三綱”的紅線。

這些旨在批判“三綱”的詞句,絕對想不到,有一天它們會被“辟謠”成“三綱的後半句”。

參考資料

①徐廣東.三綱五常的形成和確立:從董仲舒到白虎通[M].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