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中有不少“二人密談”式的細節描寫。許多人對此深感懷疑，“看《史記》有個重大問題，就是很多兩個人密謀怎麽泄露出來。”“感覺《史記》很像小說，很多細節描寫司馬遷根本不可能知道，隻能是腦補出來的。”
這些二人密談真是腦補出來的嗎？
《史記》一書所依據的資料，主要有三大塊：（1）先秦及漢初典籍；（2）漢朝所藏國家文獻檔案；（3）親身遊曆訪談所得。這三大塊資料，為《史記》提供了諸多難得的細節。
比如，《淮陰侯列傳》中載有“項羽派武涉遊說韓信背叛劉邦”“蒯徹遊說韓信起兵自立”兩事，核心內容是武涉與韓信的二人密談、蒯徹與韓信的二人密談。
司馬遷之所以知道這兩場“二人密談”的具體內容，既非自行腦補，也非他穿越回了密談現場，而是有漢初典籍為史料依據：
（1）韓信給武涉的答複，見於漢初成書的《楚漢春秋》，該書已失傳，隻有部分佚文留存至今，其中即有韓信拒絕武涉遊說一節，與《史記》文字基本相同——此外，項羽抓了劉邦之父欲烹，劉邦回複“吾與項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則幸分我一杯羹”一節，也見於該書。
（2）蒯徹本人著有《蒯子》，收入有“說徐公”“說韓信”等內容，該書今已亡佚，但《漢書·藝文誌》載有《蒯子》五篇，司馬遷顯然是讀過的。
同樣是《淮陰侯列傳》，其中還記載有“韓信忍**之辱”與“漂母飯韓信”兩則故事。內中有諸多生動的細節。這些細節材料的來源，司馬遷也有很直接的交代：“吾如淮陰，淮陰人為餘言，韓信雖為布衣時，誌其與眾異。”
亦即，司馬遷親自遊曆到了淮陰，淮陰民眾向他提供了當地流傳的韓信未成名之前的各種故事。
事實上，遊曆戰國及秦末漢初重要曆史人物的故地，是司馬遷為撰寫《史記》所做的一項極重要的準備工作。
比如，他曾前往“故大梁之墟”訪求信陵君的遺跡與舊事，前往薛地尋找孟嚐君留下的痕跡，前往“春申君故城”尋找楚國的昔日繁華；還曾親身走了一趟秦國所修“直道”，體察秦王開山填穀工程的浩大與對“百姓力”的摧殘；也曾前往“豐沛”，詢問當地遺老關於漢代建國元勳蕭何、曹參、樊噲等人的往事與風評。
國家文獻檔案也為《史記》提供了諸多可靠的細節描述。漢代製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這讓司馬遷父子有機會接觸到諸多未被染色的原始檔案。清代史學家趙翼說，《史記》敘述漢初功臣的軍功，攻克郡縣多少、擒斬大將與裨將多少，“纖悉不遺”，全都具體到個位數。這種“纖悉不遺”，顯然是因為司馬遷父子能夠接觸到朝廷所藏功勞簿這種第一手資料。①
值得一提的是，《史記》中最出彩的細節描寫（往往也是許多人覺得不可信的部分），大多來自司馬遷父子的“口述訪談”。
比如，《刺客列傳》中載有“荊軻刺秦王”一段，將刺殺的細節描述得活靈活現，仿佛作者就在現場。且看：
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
太史公父子當然不在現場。但上述細節描寫，並非太史公父子的腦補，而是口述訪談所得，“太史公曰”裏交代得很明白：“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刺客列傳》一般認為出自司馬談之手。按司馬談的說法，他是從公孫季功與董生二人處了解到刺殺的具體細節。這兩人告訴他，坊間流傳的兩種說法——秦王放言“天雨粟，馬生角”才能釋放太子丹；荊軻刺傷了秦王——並非史實。而給這兩人講述刺殺細節的，則是夏無且。夏無且是誰呢？他是秦王的禦醫，是目睹了這件事情的人，而且還參與了事件，秦王被荊軻追殺於殿上時，夏無且將自己的藥囊扔向荊軻，事後得到了賞賜。司馬談沒有直接訪問夏無且，是因為夏無且已經去世了。
再如，《項羽本紀》中載有“鴻門宴”一段，其驚心動魄的細節描寫，也給人一種仿佛作者就在宴席現場的感覺。
司馬遷父子當然不可能在現場。這段描寫其實也是出自“口述訪談”（部分情節還可能來自《楚漢春秋》等典籍），訪談的對象是鴻門宴的重要當事人樊噲的孫子樊他廣——司馬遷曾提到，“餘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樊他廣是司馬遷所訪談的諸多漢初功臣後代之一。
對於此事，學者李開元有這樣一段精辟的論述：
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同年，樊他廣失侯國除。其時，樊他廣已經做了6年舞陽侯，由此推斷司馬遷與樊他廣間的年齡差，至少在10歲以上。司馬遷問豐沛，是在他20歲第一次旅行時，大約是在武帝元朔三年，他與樊他廣交往的開始，或許就在這次旅行前後。若以樊他廣20歲嗣侯計算，他比司馬遷大26歲，此時46歲。樊噲鴻門宴救駕的事情，是樊噲家子孫後代世世相傳的光榮曆史，司馬遷以訪問豐沛龍興故地為契機，從樊他廣處聽到鴻門宴的詳情敘事，後來，當他撰寫《史記》的有關章節時，就將樊他廣的口述作為重要史料。樊他廣對司馬遷所講述的高祖功臣們的事跡中，最多的當然是祖父樊噲的事跡，而在樊噲的事跡當中，最詳細最精彩生動的無疑就是鴻門宴了，其可靠性堪稱第一手史料。②
太史公父子交遊極廣。這些與之交遊者，往往也是其口述訪談的對象。鄭鶴生《司馬遷年譜》中製有一張“司馬遷交遊表”。這張表遠非完整的“口述采訪對象表”，但從表中可以很容易看出，太史公父子與賈誼之孫、平原君之孫、田叔之孫、樊噲等開國功臣後代，以及蘇建、董仲舒、東方朔這些當代重要人物，均有著良好的交往。知悉這種交往的存在，有助於今人更準確地理解《史記》中諸多細節描寫的出處。
略言之，太史公父子撰寫《史記》的基本原則是“有所本”。《史記》不是小說家言，包括“二人密談”在內的諸多細節描寫，或出自先秦及漢初典籍，或出自口述訪談。“很多兩個人密謀怎麽泄露出來”這類疑慮，其實是對《史記》缺乏了解而產生的偽問題。
參考資料
①張大可，趙生群等.史記文獻與編纂學研究[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②李開元.論《史記》敘事中的口述傳承——司馬遷與樊他廣和楊敞樊他廣[A].呂培成，徐衛民，程世和.司馬遷與史記論集[C].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