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擬人之罪，最貴原情。事有關於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為法之所不容貸者，是其犯罪本情，原與人以無可貸。而我因而入之，則彼雖遭顯殛，於我可無憾也。如婦人與人通奸、謀死親夫，通奸既有罪矣，又因奸而謀死其夫，擬以極刑，非雲過也。若夫因貧故，令妻與人接，以利其財；及後或生嫌妒，禁革往來，而妻已情**難禁，遂萌謀殺之心，以圖永好，則前此縱之者果誰為乎？謀殺之心，適所自取；若妻依本律，何以處瞞夫奸殺之婦乎？如殺人者死，固無可議矣。如孝子為親報仇，或報之數日之間，或報之數年之後。雖久暫有間，必其事勢有不可卒圖者，故寧隱忍而須之，處心積慮，良亦苦矣。在孝子原無求生之心，若律以平人無擅殺之條，則伊父亦無應死之法。殺仇正所以償之耳，而又並死其子，則是父之仇終不必報耶。此事關綱常倫紀，而情有可原者也。
又如強盜行劫，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皆斬，亦律之無可議矣。然有貧民為饑寒所迫，鄉愚為匪類所引，計所得之贓，不過數衣數金，而遽令駢頸就戮，不亦慘乎？又如僻遠州縣，偶有一、二狂徒惑誘愚民，始而誆騙錢財，繼則剽劫鄉村。有司捕獲渠魁，餘黨自散，嚴飭地方倍加巡警可也。若輒以反寇申報，發兵剿洗，不惟百姓受其騷擾，無辜受其株連，即此輩之同就獮薙者，豈真有狐鳴篝火之罪乎？此又事涉強盜、叛逆，而情有可原者也。
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書》雲：“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雲：“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要皆從聖賢不忍人之心，每事作出人罪之想。苟有一線可寬，即從此處引而生之。若謂彼自所犯，於我何與；或據獄以讞，何能求寬，是則人在焚溺，號呼望救，而我方立而視其死，諒非仁人君子所忍出也。若詞奉上批或承審大案，但我認理既真，比擬確當，不妨具由詳請。上或再駁，仍造原擬，並附以稟函，備言所以宜寬之情，與仰體上台、慎獄好生之意，似亦同具惻隱者所樂聞。即或不從，仍應字句包含，為將來矜疑之地。不可因而拂意，遂竟改讞，致負造浮圖初念耳。
【譯文】
凡判決犯罪，最重要的是查清動機。凡是有關綱常名教，或強盜叛逆，為法律所不容寬貸的，這些犯罪動機原來就無法寬貸。如果我判得過重，罪犯即使被處死，我也沒有什麽可以遺憾的。例如婦人與別人通奸，害死自己的丈夫。通奸已經有罪了，又因通奸而害死丈夫，處以極刑，並不過分。如果丈夫因為貧窮，令妻子賣**，以謀取錢財；後來因為妒忌而禁止他們來往，但妻子已經情欲難忍，就產生了謀殺的意圖，以維持與奸夫的關係。那麽究竟是誰縱容她的呢？遭到謀殺，恰恰是自作自受。如果將妻子按律條處理，那麽如何懲罰瞞夫奸殺的婦人？如果殺人償命，也就沒有什麽可以指責的了。又如孝子為父母報仇，或者在幾天之內完成，或者在幾年之後才實施。雖然時間長短有不同，但其態勢必定有不可立即進行的原因，所以寧可隱蔽忍耐而等待，他們處心積慮，用心也夠良苦的了。對孝子來說，並沒有求生的意圖。如果運用法律上不得擅自殺人的規定，那麽孝子的父親難道就可以被殺死嗎？殺了仇人正是為了報仇，如果兒子也與父親一樣死了，那麽父親的仇終究不必報了吧。這是涉及綱常倫理而可以赦免的情節了。
又如強盜搶劫，不論是否搶到財物，都處以斬刑，這也是沒有什麽可以議論的律條。然而，有的是貧民為饑寒所迫，有的是鄉間愚人為土匪所誘，計算所得到的贓物，不過是數件衣服、數兩金銀。因此而讓他們引頸就戮，不也太殘酷了嗎？又如偏僻的州縣，偶然有一二個狂徒誘導愚民起先騙取錢財，然後劫掠鄉村。官府捕獲其首領，餘黨自然散去。因此，可以嚴令地方上加強警戒防範。如果動不動就以造反上報，發兵清剿，不但百姓遭受騷擾，無辜受到株連，就是這些人中間被處死者，難道就一定是犯有死罪的嗎？這又是涉及強盜、叛逆而有可以從寬的情節的了。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尚書·大禹謨》說：“罪行可疑的就從輕發落，功勞可疑的就從重賞賜。”又說：“寧可放走了犯罪的人也不可判重。”這些都根據聖賢不忍之心，每個案子都將重罪輕判或將有罪判為無罪。隻要有一點機會就從寬，就是據此引中出來的。倘若說那是他自己犯罪，與我何幹；或者說是根據案情審訊，不能從寬，那麽有人落入水火之中號呼，盼望旁人去救援，我卻站在那裏而看著他死。這不是仁人君子忍心幹的啊。如果判決要經過上司批準，或者接受上司委托審理大案，隻要我認真執行上麵這個原則，判刑恰當，不妨將案卷呈上；上司如果駁回，我仍然按照原來的判決，並附以信函，詳細說明為什麽要從寬，以及體察上司慎獄好生的意思，這可能也是同樣懷有惻隱之心的人所樂於接受的吧。即使上司不聽，我也應該在判決書的字裏行間留有餘地，以便將來從寬。不可因此而與上司頂撞，以至被上司改判，違反了造塔度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