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庚辰館長洲鄭明府毓賢幕。縣婦周張氏，富家也，年十九而孀。遺腹子繼郎十八歲，將以八月授室，七月病殤。族以繼郎未娶，欲為張之夫繼子，而張欲為繼郎立嗣，輾轉訐訟。前令皆批房族公議，曆十八年未結。
二月，鄭君受辭。張氏謂：“繼郎物故後，苦百倍於撫孤，未亡人數瀕於死。死何足惜，但繼事未定，死不瞑目。今年已望六，死期日近，恐旦夕死，而夫與子之鬼俱餒。”語甚哀楚。餘調查全卷，厚逾數尺。族繼張辭，張繼族控，批歸房族，官無成見。乾隆十九年，張指一人可立為孫，而房族謂其甫離繈褓，未必成人。後又另議，終至宕延。
餘因擬批：“張撫遺腹繼郎，至於垂婚而死，其傷心追痛，必倍尋常。如不為立嗣，則繼郎終絕，十八年撫育苦衷，竟歸烏有。欲為立嗣，實近人情。族謂繼郎未娶，嗣子無母，天下無無母之兒。此語未見經典。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禮有明文。殤果無繼，誰為之後？律所未備，可通於禮。與其絕殤而傷慈母之心，何如繼殤以全貞婦之誌。乾隆十九年張氏欲繼之孫，現在則年已十六。昭穆相當，即可定議。何必彼此互爭，紛繁案牘。”同事諸友皆以為事關富室，舍律引禮，事近好奇。況以累批房族之案，官獨臆斷，必滋物議。鄭君見批大詫，再三屬改。餘曰：“批房族不難也。為民父母，而令節婦抱憾以終，不可。餘為主人代筆，令主人造孽，心不安。吾不顧其為富為貧，論事理耳。批不可易，請易友。”遂辭鄭君。鄭君勉用餘批，不慊也。張所欲繼者，果已成立。因立繼書，遵依完案。後有不肖族人反複翻告，皆不準理。
至五月初五日午讌，撫軍手朱單飭縣，封送是案全卷，座客震動。餘曰：“吾無私，天可見，況上官乎？”閱四日，鄭君謁撫軍。歸述撫軍言，盛讚此批得體。始知有生員上控，批發蘇州府親提，重責注劣。鄭君以上官許其能，大悅。撫軍桂林陳榕門先生宏謀，事皆親辦。凡上控之案，皆不批查，先以朱單調卷，或有未愜，則戒官而兼訓幕。故一時吏治無不肅然。此其一也。
為州縣難矣，而為上司者尤難’。州縣初登仕版，遠涉遐方，風土人情既與素所見聞者迥不相侔。即詞訟情節，亦多意想所不到。然能酌理準情，即無不可伸其冤而平其氣。惟是兩造對質，曲直斯分。直者未必見為恩，曲者早已結為怨，一遇刁悍之徒，不肯自認其曲而惟務於必勝，遂扛幫而上控矣。地方官無可如何，惟望上司之察其誣枉耳。不幸而或為上司所疑，或為勢要所劫，輕則體麵無存，重則功名莫保，此州縣之難也。若上司所難，則在用人矣。夫知人則哲，堯舜猶以為難，況下此者乎？是故顏子，複聖也，而或謂其竊食，雖聖師不能以無疑；曾子，大賢也，而或告以殺人，雖賢母不得而不懼。蓋相信，若斯之難也。今上司之於下吏，非有師弟之雅、母子之親也。以東南西北之人，猝集諸前，而第於一揖、一言之頃，遽欲信其賢否，何可得乎？當其委以事也，幾經審慎而後遣之，乃未幾而有上控者焉。豈其人與地不相宜耶？於是提案進省，發審定讞，迨至究明詐偽，被誣者已家破人亡矣，地方官已心驚膽碎矣，而究不能以加等之罪治誣告之徒。非不欲治也，蓋以彼險健若此，倘盡法懲治而激成京控，則愈難收拾。故縱之以冀無事耳。此刁風之所以日長也。今得陳文恭公朱單調卷之法，誠良法也。蓋奸民上控之詞，每與原詞不符。若先調其原卷一閱，則案情之起落自明，而本官之能否亦見。如果所斷平允，即專治誣告者之罪，而無辜幹連概不提問。庶奸狡知所懲儆，而州縣亦得展其才也己。
《佐治藥言》
【譯文】
庚辰年(1760)，我在長洲縣蘇州知府鄭毓賢那裏做幕友。縣裏有個女子周張氏，出身富家，十九歲就守寡孀居。遺腹子周繼郎已十八歲，周張氏本來準備在八月為兒子娶妻成家，不料兒子在七月生病去世了。族裏認為周繼郎還沒有娶妻成家，想要給周張氏的丈夫立個繼子，而周張氏想給兒子周繼郎立個嗣子，於是族裏和周張氏爭訟不止。前任縣令都批複讓族裏公議，結果曆時十八年案子也沒了結。
這年二月，鄭毓賢接了這個案子。周張氏說：“繼郎去世後，我內心痛苦比當初獨自撫養孤兒還超過百倍，好幾次我真的是悲痛欲絕。死有什麽可怕，隻是立嗣的事一直沒有定下來，我死了也閉不上眼。今年我已是快六十的人了，離死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隻怕沒幾天就死了，丈夫和兒子的鬼魂沒人供奉，都要餓肚子了。”周張氏說的時候，真是哀戚淒惶，令人腸斷。我細細查閱所有卷宗，竟然厚達幾尺。族裏接著周張氏陳說，周張氏又跟著族裏申訴，縣裏隻是批複讓族裏公議，官府自己也沒個看法。乾隆十九年(1754)，周張氏說一個人可立為孫子，但族裏人說他乳臭未幹，未必靠得住。後來再另議，就一直拖延下來。
我於是擬寫判詞：“周張氏撫養遺腹子繼郎，快到成婚時繼郎卻突然去世，其內心之哀傷慘痛，肯定遠遠超出常人。如果不許她為繼郎立嗣，那麽繼郎去世，周張氏十八年撫育的一片苦心，竟全化為烏有。她想為繼郎立嗣，完全合乎人情。族裏人說繼郎尚未娶妻，如立嗣子，則嗣子無母，天下沒有無母之兒。這種說法經典上從未見過。未成年而死的人的後嗣，服喪時齊衰一年，這在禮製上是有明文規定的。未成年而死的人如果沒有繼子，那麽誰是他的後嗣？法律條文上雖沒詳細寫，但禮製上是說得通的。與其讓死去的繼郎沒有嗣子而傷了慈母周張氏之心，不如給死去的繼郎立個嗣子而成全貞婦周張氏之誌。乾隆十九年(1754)周張氏想立的孫子，現在年齡已到十六歲了。輩分正好相當，現在就可立他為孫。雙方何必爭訟不止，把卷宗搞得那麽複雜。”官府裏共事的朋友都認為案子牽涉到富戶，現在不按法律卻引禮製來斷案，這近乎標新立異。況且前任官員已經多次批複讓族裏公議的案子，你一個人專行獨斷，必然招來眾人議論。鄭毓賢看到我如此斷案，也大為詫異，再三要我另作修改。我說道：“再批複讓族裏公議並不難。但為民父母者，卻讓節婦抱憾終身，那是萬萬不可的。我隻是為大人代筆草擬，現在使大人錯誤斷案，招來非議，心裏很是不安。我根本不去管她是富戶還是貧民，隻是講道理罷了。判詞絕對不能改動，大人一定要換判詞的話，那就隻能換幕友了。”說完我就告辭了。鄭毓賢勉強采用我的判詞，心裏總是不滿意。周張氏想立孫子的事，果然成功了。於是立下文書，按我擬的判詞結案。後來族裏一些不孝之子胡攪蠻纏，反反複複想翻案，我們一概不受理。
五月初五午後，巡撫手寫朱單傳送到縣裏，命令把這個案件全部卷宗加封後呈上，聽說這事的人都震動不小。我說：“我沒什麽私心，所擬判詞老天都能見，更何況是上司呢？”過了四天，鄭毓賢去拜見巡撫。他回來後轉述巡撫的話，稱巡撫盛讚判詞得體。我這才知道有生員將此案告上去，巡撫批發蘇州府要親加審訊，嚴加責備，詳記過錯。鄭毓賢因為上司稱讚他能幹，高興得很。巡撫是桂林人陳宏謀，事必躬親。凡是上告的案子，他都不批查，而是用朱單調看卷宗，看到不滿意的地方，就要訓誠官員，甚至訓誡幕友。所以一時官吏治民，無不公正清平。這隻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
在州縣任職不容易，而做上司就更難。在州縣任職往往是初登仕途，遠離家鄉，所到之處，風土人情與原來所見所聞迥然有異。即使是訟辭案件，也多有意想不到之處。但若能斟酌事理，摸準實情，那就都能為民申冤而使百姓心裏舒坦。隻是原告、被告當麵對質，是非曲直已經分清。但直者未必把你看做恩人，曲者早已與你結下怨恨，一旦遇上狡詐凶悍之徒，不肯自己認錯服輸，卻一定要打贏官司，於是成幫結夥，越級上告。地方官員拿這些人毫無辦法，隻能指望上司看穿他們誣蔑冤枉他人的伎倆。不幸的是，地方官員或者被上司懷疑，或者受權勢人物要挾，輕則顏麵掃地，重則功名不保，這是在州縣任職官員的難處。至於上司的困難，則在用人這一點上。知人者為聖哲，要做到這一點堯舜尚且以為困難，更何況是比堯舜還差的人呢？所以，顏子是大聖人，但有人說他偷東西吃，即使是聖人的老師也不能不懷疑；曾子是大賢人，但有人告他殺了人，即使是賢人的母親也不能不害怕。所以要相信一個人，就像這一樣難。現在上司對屬下的官員，沒有師長對弟子的雅，也沒有母親對兒子的親。東西南北這麽多人，一下子集中在你麵前，而僅僅在作一次揖、說一句話那麽短的時間裏，馬上就要確信他是個賢明的人，這怎麽可能呢？當交給他辦一件事時，審慎考慮後才交給他，但不久就有人上告。難道這人到這地方不適宜嗎？於是帶著案子到省裏，然後發下來審查定案，等到查清真假，被誣陷的人已經家破人亡了，地方官員已經心驚膽碎了，但最終也不能加幾等罪來懲治誣告的家夥。並不是不想懲治他，隻是這人如此奸險、如此好打官司，假若完全按照法律來懲治他，結果就造成他到京城上告，那事情便更難收拾了。所以，輕饒了他隻是希望太平無事罷了。這就是刁風日長的原因。現在看到陳宏謀用未單調閱卷，這真是個好辦法。因為奸民上告之詞，常常與原來的訟辭不相符。假如先把原來的卷宗調來看一下，那麽案情的曲折過程自然明朗，而辦案官員的能力也可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官員斷案公允得當，那就讓他專去懲治誣告者的罪狀，而無辜牽涉進來的人就一概不用追問。這樣，奸詐狡猾之徒知道了遭懲戒的原因，而州縣官員也可以展現他的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