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說到底就是人與人之間采取合作還是對抗的方式進行競爭。不過，博弈論裏的理論，我們熟知的，大部分是非合作性博弈。這是為什麽呢?是合作性博弈太過普通不值得研究，還是太過複雜研究不了?
其實，這是由博弈論的預設條件所決定的。博弈論裏麵，假設的條件是人們都是理性的，而理性的人們在麵對博弈的局麵時，都是理性地去分析，然後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策略去執行的——顯然，博弈論的這個預設前提，忽略了兩個重要內容：第一個，難道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都是真正有理性的嗎?有很多的行為，看上去是十分符合博弈論模型的，但實際上，處於那種情境的人，都不是理智地、冷靜客觀地去考慮問題的。同樣，除了為自己的利益考慮之外，還有社會價值標準和道德律法在約束人的行為，不可能隻有理性的策略而沒有其他方麵的內容起作用。
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一下，在現實情況下，到底人們是在采取什麽方式博弈，受什麽因素影響去進行博弈?尤其，在合作性博弈之中，理性所占的成分有多大?選擇合作還是選擇單幹甚至背叛，是否隻有理性在起作用?
可以看到，在現實之中，非理性的情況確實存在，不過，在博弈的局麵下，非理性的情緒、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卻是不斷變化，無法形成一個變量的。當合作的誠意和需要合作的理性相遇的時候，人們是靠誠意進行博弈，還是靠理性進行選擇?
誠信是發展的基礎
盟約是什麽?盟約本質上是博弈雙方或者多方為了避免出現雙輸的結果，在一定條件下達成的協議，在某種意義上盟約就是博弈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例如，前蘇聯和美國製定削減核武器的條約，這是在雙方力量基本對等，誰也無法徹底戰勝博弈對手，而如此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再繼續下去，最後隻會使雙方的國家經濟都崩潰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出現這種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在不損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保持足夠威懾力的條件下，達成如此協議。事實上，盟約在許多博弈的場合都會出現，隻是有時能夠延續較長的時期，有時候卻是曇花一現。博弈雙方達成協議和毀掉盟約，其中蘊藏的玄機到底是什麽呢?我們可以從秦末劉邦和項羽的兩次建盟與背盟中看出其中的奧妙。
秦末農民戰爭，由陳勝和吳廣首先發難，但最終推翻秦朝的卻是劉邦和項羽兩支起義軍。一般人隻知道這兩人是一對博弈的對手，卻不知他們曾經在共同的旗幟下，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合作戰鬥。隻是由於不能達成合作的協議，兄弟又變成對手罷了。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做過秦朝的小吏，由於私自釋放囚犯而隱藏在茫碭山的劉邦，終於等到了遲來的春天。他與同鄉好友蕭何、曹參、樊噲等合謀殺掉沛縣縣令後，率領沛縣數千子弟走上了反秦的道路。此時，楚國的舊貴族，項羽叔侄也起兵響應。由於項羽家族世代為楚將，因此，他們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在陳勝、吳廣失敗後，項羽叔侄的軍隊成為義軍的主力。
公元前208年，項梁、項羽叔侄率領八千江東子弟渡江北上，在徐州地區消滅了楚懷王景駒，軍事實力迅速壯大。劉邦起兵後，一直不順利，他先依附於景駒，景駒被項梁殺掉後，他便投靠了項梁。劉邦與項羽並肩作戰，在滅秦的戰爭中走到了一起，並結拜為手足兄弟，這一年劉邦47歲，項羽24歲。
公元前207年，起兵反秦的六國舊貴族共同擁立了原楚懷王之孫名心為共主，仍稱楚懷王。這時候，章邯所率領的秦軍主力和王離統率的邊防軍正在圍困起義的趙國。奉懷王之命，項羽率軍救趙。劉邦西進伐秦，懷王與諸侯約定“先入關中者為王”。救趙途中，項羽本為副將，但主將宋義畏敵不前，項羽便殺了宋義，率軍渡過漳水後，下令破釜沉舟，全軍隻帶三天的口糧，以勝則存，敗則亡的勇氣，在巨鹿大敗章邯統率的秦軍主力，殺死秦將蘇角，俘虜王離，迫使涉問自殺，在戰鬥中，項羽和楚軍將士們勇猛如虎，威震各路諸侯。大戰結束後，項羽在轅門召見諸侯軍將領，他們各個膝行而前不敢仰視。自此，名義上懷王是天下抗擊秦軍的共主，實際上項羽成了“霸天下以令諸侯”的統帥。
在項羽率領各路義軍與秦軍主力浴血奮戰的時候，伐秦的劉邦，采納了張良等謀士的建議，迂回進軍，避實就虛，向西挺進，進展順利。由於項羽拖住了秦軍主力，劉邦軍隊遇到的阻力極小。公元前206年，劉邦先於各路諸侯攻入關中，秦王子嬰見大勢已去，不得已向劉邦投降，至此，秦王朝宣告滅亡。劉邦進入成陽後，貪戀財富，喜歡美女，好在還能聽從張良、樊噲的勸告，封存秦宮的府庫、財寶，退軍霸上，並與鹹陽父老約法三章，廢除了前朝的全部苛政，受到了關中百姓的擁戴，惟恐沛公不為關中王。
項羽經過一係列的戰役，迫使秦軍主力投降，又將二十萬秦降軍全部殺死後，也率軍殺奔關中而來。見劉邦派兵把守函穀關，大怒，發兵攻破了函穀關，屯兵新豐鴻門，範增要項羽趁機消滅劉邦。生死關頭，張良讓劉邦赴鴻門，假意謝罪，利用項羽少謀而狂傲的本性，對他卑躬屈膝，俯首稱臣，以求自保。剛直而缺少心機的項羽，果然放棄了除掉劉邦的打算，並設宴款待，最後放走了劉邦。
鴻門宴後，項羽率軍進入鹹陽，殺掉了秦降王子嬰，並放火燒毀了秦朝的宮室。公元前206年，項羽在成附分封諸侯，他背棄了當初“先入關中者為王”的約定，自封為“西楚霸王”，並分封了十九個王，劉邦被封到了漢中巴蜀的邊遠之地做漢王。項羽還把原來的秦國一分為三，封秦軍三個降將為王，借以遏製劉邦的發展。劉邦接受蕭何“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的建議，忍氣引兵西人漢中，養精蓄銳，以圖發展。
當時楚懷王與天下諸侯約定“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時候，秦朝的力量還非常強大，起兵的六國舊貴族根本就沒有想過推翻秦朝的統治，隻是希望恢複六國舊有的地盤，割據稱王。正是由於這種離心離德的想法，使得秦軍能夠各個擊破。為了使六國舊勢力能夠齊心協力對付秦軍，懷王才提出這個一般人覺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而時勢造英雄，項羽在巨鹿之戰，及其後來對章邯的一係列戰鬥中，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
由於秦朝廷中宦官趙高的責難，使章邯進退兩難，被迫投降項羽，項羽成為義軍統帥，所率軍隊百戰成鋼，具有強大的戰鬥力，並發展到四十萬人。劉邦的軍隊獨樹一幟，沿途吸收各路英雄，雖然先人關中，說白了也是三分能力，七分運氣。
在鴻門宴的前夕，劉邦和項羽兩軍無論在哪個方麵，劉家軍都不是項家軍的對手，所以，項羽憑借他的實力，推翻了最初懷王與諸侯定下的盟約。劉邦的那點本錢，無法和項羽進行正麵的直接博弈，隻能是任人宰割，接受漢王的封號。這就好比兩個不成對手的拳擊手進行博弈，弱者為了避免失去最後一點本錢，主動宣布放棄博弈，強者也給對方留一點顏麵，給了點出場費讓他回去。所以，西漢建國過程中的第一次盟約是以項羽的毀約，劉邦的委曲求全而結束。所以劉項的第一次結盟，劉邦獲得了與項羽爭先進入關中為王的機會，其後，劉邦主動放棄戰爭手段，保留了東山再起的機會，在這場博弈中，作出了最佳選擇。
不甘屈服的劉邦在漢中經過整頓，拜韓信為大將，采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辦法，出其不意，一舉平定了三秦。公元前205年，平定了三秦的劉邦，集合了五路諸侯的兵馬共五十萬人，利用項羽進攻齊地田榮的機會，乘虛攻人項羽的國都彭城，這是劉邦起兵以來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占領彭城後，劉邦和諸侯軍忙著分割勝利果實，毫無戒備。遠在齊地平叛的項羽得知彭城失守，立刻率三萬精兵，從魯南殺回彭城。彭城之戰劉邦幾乎全軍覆沒，連他的父親和妻子都做了楚軍的俘虜。奪回彭城後，項羽沒有對劉邦趕盡殺絕，再次錯失了消滅劉邦的良機。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3年是劉邦和項羽之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較量，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彭城之戰後，劉邦退守滎陽，收集散卒，補充兵員，又由於蕭何全盤掌握了秦國故地，劉邦在該地又頗得民心，所以蕭何能源源不斷地調撥關中的糧草兵力，漢軍得以重整旗鼓，使項羽無法越過滎陽——成皋一線西進。劉邦在正麵與項羽對峙，雖然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但同時讓韓信、彭越在項羽的後方和兩翼不斷地進攻，襲擾阻斷了楚軍的糧道，使楚軍的根據地不斷縮小，並很快形成了對西楚合圍的態勢，使項羽腹背受敵，兵員虧損，糧草殆盡。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項羽不得以同意與劉邦議和，楚漢約定以當年魏惠工開辟的“鴻溝”為界，東歸楚，西歸漢。議和後，項羽送還了劉邦的父親和妻子，信守盟約，引兵東歸。
鴻溝之盟以後，天下已有大半歸漢，張良、陳平建議劉邦抓住這個滅楚的天賜良機，劉邦率軍大舉東進，追擊項羽，把項羽逼到了彭城——垓下一線，這次是劉邦背棄了“鴻溝議和”的約定。最後，劉邦利用韓信的十麵埋伏之計，迫使項羽自殺於烏江邊上。
透視楚漢的第二次達成盟約，是在長達四年的博弈中，劉邦充分發揮蕭何、韓信、張良的才智，再加上自己永不言敗的勇氣，與項羽相持了近四年，在雙方誰也不能吃掉誰，項羽略占下風的時候，劉項雙方達成平分天下的盟約。這就好比鬥雞博弈，在誰也無法再前進，但誰也不願後退的情況下，達成了納什均衡，但總體上的形式是對劉邦有利。在劉邦許諾分封韓信和彭越為王，獲得他們的支持之後，形勢就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劉邦的實力大大超出了項羽的力量，所以，劉邦撕毀盟約，結盟麻醉項羽，然後主動攻擊，垓下一戰定勝負，取得徹底勝利，成為第二次博弈的大贏家。
劉項第二次結盟劉邦背盟，表明劉邦又作出了最佳選擇。
楚漢相爭
所以，盟約隻是博弈各方在一定形勢下的權宜之計，一旦博弈任何一方的實力發生變化，處於強勢的博弈方就會毀棄盟約，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西方所說的：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博弈各方最終追求的還是永恒的利益最大化，盟約是手段，卻不是最終目的，它必然隨實力的變化而變化，所謂的友誼地久天長隻是說說罷了。盟約是假的，實力是真的，利益才是至關重要的。
要巧妙地說出醜話
有時候，人們信奉“先禮後兵”的原則，在為人處世的時候不願意單刀直入，因為那樣即便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也會讓別人感到不快。可是，這種辦法不適用於所有的場合，如果你麵對的是老謀深算又深諳人情世故的人，那麽先禮後兵或者彬彬有禮的姿態反而會讓對方感覺你是在矯揉造作，不肯信任你，也就自然不肯重用你了。
“醜話說在前頭”是人們的一句俗語。但是這句俗語在很多場合下都被使用著，說明在一些情況下，不那麽中聽但是能表現出你沒有挾私沒有做假的言語更能獲取他人的信任。
魏征，作為古代廣為人知的一位以“提意見”而著稱的大臣，就是一個喜歡把醜話時時說出來的人。其實，他的說醜話，和一些人的說好話，是異曲同工的。
魏征早年在瓦崗軍中效力，後來投靠了唐朝。當時，他是作為與唐朝敵對武裝力量的下屬身份出現的，如果按照正常的升遷途徑，他一生都無法顯貴。不過，他選擇了在太子李建成身邊。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繼承人，在皇帝駕崩之後，太子自然就會成為新任皇帝，而太子登基之後，所重用的人無非是三種：老皇帝留下的朝廷重臣，按照升遷途徑一步步走上來的大臣，太子的親戚和心腹。顯然，魏征就是朝著這其中的第三種人的標準去努力的，而且他確實也為李建成出謀劃策、盡心盡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展開皇位爭奪的時候，魏征甚至建議李建成先發製人，采取武裝行動殺掉李世民，可見他的急切心情。
不巧的是，最後先發製人的是李世民。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兵變，殺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自己做了太子，並且逼迫唐高祖李淵退位，“名正言順”地成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經過皇位爭奪，魏征再次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失敗，不同的是，第一次他是以降將的身份出現，而這次是以階下囚的身份出現。
在被押送到唐太宗麵前的時候，唐太宗李世民問魏征：“你為什麽當初建議太子李建成先下手為強殺掉我?你這不是挑唆我們兄弟相殘嗎?”
要知道，挑唆皇族手足相殘這樣的罪名，就算不治一個死罪，此後的政治前途也肯定是沒有了。不過魏征十分有應對策略，麵對李世民的問題，魏征毫不畏懼地回答說：“要是當初太子接受了我的建議，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局麵了。”
言外之意，他的建議是十分正確的，隻不過太子沒有采納才導致了失敗。這樣的回答，看上去好像回避了唐太宗的問題，實際上卻委婉地表達了魏征的意思：“所謂手足相殘雲雲，隻不過是一個虛偽的道德口號，實際上你還不是殺掉了自己的兄弟才做了太子掌握了政權?”
果然，魏征的回答讓唐太宗十分欣賞，他覺得魏征有膽有識，不但敢於當麵頂撞自己，而且他當初提出的讓太子李建成殺掉自己的計謀也確實合理。就這樣，魏征擺脫了政治犯和階下囚的命運，被唐太宗重用，沒過幾年就做了宰相，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春天。
魏征這一次，沒有像以前那樣表現出忠心耿耿，而是直接對唐太宗說：“我希望陛下把我當做一個良臣，而不是把我當做一個忠臣。”這說的是實話，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表白。從事實上來說，魏征前後投靠了幾個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標準，他肯定是算不上忠臣了，但他沒有隱諱這一點，相反，開誠布公地對唐太宗講了出來，並且擺出了另外一張王牌：良臣。他向唐太宗表明，他是一個可以治國安邦的人才，隻要按照他的建議去做，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唐太宗本人也會成為古往今來少有的好皇帝，這一點對唐太宗來說是十分重要的。魏征的這番話正是擊中了唐太宗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做一個好皇帝。
從唐太宗本身來講，靠著政變做了皇帝，已經不夠理直氣壯，如果再做不好，就會被後人當做秦二世、隋煬帝那樣的昏君和暴君來看待了。所以，唐太宗需要良臣幫助他治理國家，魏征既然表明了自己的良臣身份，唐太宗自然會對他另眼相看。
而且，一個臣子是否忠心，最主要的還是看他為皇帝出過多少建議，做過多少實事，對唐太宗而言，這才是最大的忠誠，以前魏征有過多少個主子，相比之下就不那麽重要了。所以，魏征靠著“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口號，為自己謀求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也最終成為千古流芳的名臣。
魏征為唐太宗做過很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幫助唐太宗製定繼位之後的一些基本國策，並且在國家已經安定、統治已經穩固之後，提出善始慎終的原則，提醒唐太宗在實現了清明統治後如何維持下去，讓後來的皇帝也能繼承這一政治傳統。從這方麵而言，魏征確實是當得起“良臣”的稱號。
不過，在後人眼中，魏征最主要做的事情是進諫，說白了就是給皇帝提意見，這不能不說是對曆史的誤讀。而且，後世廣為傳頌的魏征的故事，最為著名的就是他因為提意見，惹得唐太宗大為惱火的那一次。
根據史書記載，魏征在朝廷上和唐太宗因為意見不一致爭吵起來，結果讓唐太宗很下不來台。唐太宗十分氣憤，退朝之後，回到後宮，說：“我一定要殺掉魏征這個鄉巴佬兒!”唐太宗的妻子長孫皇後見到丈夫如此發怒，就詢問到底是因為什麽。
當長孫皇後得知是因為魏征提意見惹得唐太宗不高興時，她馬上進到內室去換了上朝所穿的禮服，出來對太宗行君臣之禮，並且恭喜太宗得到了魏征這樣敢於表達正確意見而不是對君主阿諛奉承的人才。這樣一來，魏征才轉危為安。
實際上是怎麽樣呢?情況並沒有這麽簡單。魏征當時已經是朝中的宰相，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時動怒想要殺掉他，除非是太宗本人在朝廷上親自動手，否則都不可能真正殺掉魏征的。為什麽呢?因為唐朝的法律有一個規定，就是判處流放以上的罪（包括死刑），都是要在一審判決之後，進行複審，並且還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幾個行政機關的長官聯合審查之後才能執行。有這麽一套法律作為保障，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殺魏征，也是要通過一個複審並且審查的過程的，但唐太宗殺魏征的罪名肯定是不成立的，所以，魏征根本就不會因為激怒唐太宗而被判死刑。正因為這樣，魏征才能夠從容不迫並且理直氣壯地頂撞唐太宗，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頂多是在太宗心中的印象分打折扣而已。
由此可見，以往人們在評價魏征的時候，所用的那些“剛直不阿”、“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評語，都是隔靴搔癢，沒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製度的保護下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不會受到任何法律製裁這一真相。可以說，如果唐朝不是有這樣的法律保障，魏征也許不會像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那樣侃侃而談，甚至會看著唐太宗的眼色行事。
下圖顯示了一代名臣魏征的匠心獨具的生存策略：
魏征說醜話唐太宗接受魏征：忠臣；青史留名
唐太宗：明君，流芳千古不接受魏征：不畏強暴的賢臣
唐太宗：不能虛心納諫的庸主
魏征的“進諫”與唐太宗的“納諫”
正確認識板凳上的“心”
有的時候，一個人發表什麽樣的言論，做出什麽樣的姿態，十分難以判斷他的真正用意，這個情況在博弈論中就被稱為“言語博弈”。像外交簽約、談判、社交場合的言論、公開發表的感想心得之類，都屬於言語博弈。通過言語博弈，能夠透露出發言者的一些信息，他是要通過這些信息來和別人進行博弈，來試探他人的反應和態度，並且給能夠理解自己真正用意的人以信息提示的。所以，人們常說的“商場無真話”、“官樣文章”、“空頭支票”，都是對言語博弈試探行為的一種形象概括。
具體到應用上，言語博弈不但有和他人進行試探和彼此探底的作用，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讓了解自己的人能夠從中獲取真實信息。所以，對於言語博弈，有人就會當真，認為那是一個確實存在的保證，也有人覺得全部是假話，但隻有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麵，諸葛亮和劉備一向被稱為君臣一體、君臣同心，尤其是劉備臨終托孤的表現，更是讓人覺得他十分信賴諸葛亮。實際上，劉備正是通過托孤，進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博弈——對諸葛亮進行拉攏的同時將真實信息透露給他。
作為三國中苦守西陲的國家，蜀漢政權從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內外的危機。而蜀漢的開國君主劉備雖然在建國過程中沒有太多的功業，完全靠自己和諸葛亮的縱橫之術發展勢力，但在身後的繼承人問題和國策轉移的問題上，他卻煞費苦心，炮製出一個絕妙的方案。
蜀漢章武三年（223年）春，劉備因為發兵攻打孫權失敗而病死在永安（白帝城）。在此之前，劉備因為病倒在永安，無法回到成都，便緊急下令，把諸葛亮從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後事。劉備的托孤之語十分有意思，他對諸葛亮說：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諸葛亮不敢怠慢，馬上一麵磕頭一麵哭著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隨後，劉備又頒下詔書留給兒子後主劉禪，稱“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表麵看來這是劉備、諸葛亮君臣之間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結果，曆代的評論家也覺得劉備雖然一生糊塗，但是在臨終之前並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國家交給賢明的諸葛亮來治理。其實不然——確實，這一托孤之語，是劉備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這精彩之處在於他這番話背後的意思。我們可以從圖中得到啟發：
劉備可輔輔之；君可自取諸葛亮輔之劉備：有遠見，信任屬下
諸葛亮：賢相，萬世仰慕自取劉備：用人失察，保住子孫性命
諸葛亮：小人，為後世所唾棄
劉備托孤博弈
蜀漢政權建立的基礎本身就不穩固，劉備的江山取自劉璋，而劉璋則是繼承了父親劉焉的勢力範圍，劉焉又是漢政府派到益州的外來勢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來關係不合。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經營二十多年，吸收了從關中等地區進入益州的外來官僚、從外地歸鄉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鬆散政治集團。劉焉接受東漢政府的任命來到益州的時候，就曾經屢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發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滅對方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劉璋在位期間，則注重吸納外來的人才，一方麵充實自己的勢力，一方麵對抗益州本地的豪強，讓益州的統治趨於穩定。
而劉備不但從劉璋那裏繼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關係，而且還背負了劉備集團和劉璋集團之間的衝突。因而，蜀漢政權在和孫吳交兵大敗之後，最大的威脅並不在於作為敵國的曹魏和孫吳，而是在於國家內部。蜀漢內部由於政權更替而形成的劉備嫡係和劉璋舊部之間的矛盾糾葛，是蜀漢政治中的隱患，隨時可能爆發成為急症，所以劉備不得不防，但由於時目無多，已經無力處理，隻能寄希望於和他心意相通的諸葛亮了。
劉備最初是接受了劉璋的邀請進入益州的，而進入益州之後，劉備的部屬和劉璋的舊臣之間，就形成了“主客”、“新舊”的關係。而劉璋舊部因為已經和益州本地政治與社會相結合，在統治上占據主動地位，劉備奪取了劉璋的政權之後，廣泛任用自己的親信下屬，一時間讓主客、新舊的地位倒轉過來，一切重要的正職都被劉備屬下的“新人”所占據，劉璋舊部怎能沒有怨言?所以，為了平息劉璋舊部的怨氣和不滿，劉備把原來劉璋手下的董和、黃權、李嚴進行重用，意在安撫人心。
雖然劉備十分注重平衡矛盾、處理內部新舊關係，但劉備從稱帝到去世，中間不過短短三年左右的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完全彌合益州舊臣和蜀漢新政權之間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將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資源一一整合，在這樣的情況下，用諸葛亮後來的話說，那確實是“敗軍之際，危難之間”。所謂敗軍之際，是指劉備在與孫吳的戰爭中大敗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謂危難之間，就是因為劉備的去世，剛剛建立不久的蜀漢政權因為新舊臣僚的衝突矛盾而趨向內亂和倒台的危險。
劉備是個一生善用權謀的政治家，他不會不知道蜀漢政權內部有潛在的危險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時候，安排諸葛亮和李嚴共同接受遺詔——諸葛亮是劉備的班底，李嚴是劉璋的舊部，二人接受遺命共同輔佐幼主，諸葛亮為正，李嚴為副，這種安排本身就出於尊重新舊雙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齊觀的考慮。在安排輔政大臣方麵劉備都考慮得如此周密，那麽在他一生最後的命令中，對諸葛亮所說的托孤言論，怎麽可能會不考慮到如何處理他身後蜀漢政權內部新舊臣子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擺平小皇帝和舊臣之間的關係這些難題呢?
從蜀漢政權內部結構來看，以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在數量上占多數，而劉備的心腹班底在其中隻是少數派。但是，因為劉備打敗了劉璋成為益州的主人，所以劉備的舊部也就隨之反客為主占據了朝中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是劉備成為蜀漢政權皇帝的基礎，失去了這一點，劉備及其繼承者也就失去了統治蜀漢的力量，所以，劉備絕對不允許在他死後出現形勢逆轉的現象。
使用李嚴，並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輔政大臣，就是出於這種考慮——平衡勢力，安撫矛盾，避免雙方起衝突。但是，李嚴獲得了輔政大臣的身份之後，既可以作為劉璋舊部的領軍人物，率劉璋舊部與劉備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輔政身份和在劉璋舊部中的威信與地位圖謀不軌。因而，劉備還要準備好厲害的後著防備李嚴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時候，對諸葛亮說出了“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
在劉備看來。當時自己的兒子劉禪年紀尚幼，無法和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周旋抗衡，所以隻能依靠自己的心腹來完成平衡內部矛盾、整合新舊政治資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裏，真正可以托付的，隻有諸葛亮，因為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進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領袖人物。諸葛亮在接受劉備的遺詔，輔佐年幼的君主執政方麵，和李嚴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預防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發動內部的叛亂，就必須授予諸葛亮特別的權力，讓他可以有控製李嚴而不被李嚴壓服的特殊名義。所以，劉備的托孤遺言，所謂在關鍵時刻令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君可自取”的囑咐，正是為了在接受遺命的李嚴麵前，突出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在劉璋舊部有所行動、陰謀叛變的危急時刻，通過國家行政方麵的力量無法有效處理時，諸葛亮可以為了劉備集團的利益，不顧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來與舊人們相抗衡。
果然，諸葛亮明白了劉備的用意，在劉備去世之後，諸葛亮以蜀漢皇帝的名義，把劉璋手下最有權力的李嚴外放到江州（今重慶市），還委派親劉備的將領陳到為永安都督，起到隨時監視李嚴的作用。這樣一來，李嚴對蜀漢中央政治沒有插手的餘地，隻能做一個象征性的朝臣領袖。通過這個前期的和平策略，讓諸葛亮抓住了任用親劉備集團的新人充實統治基礎，而進一步徹底解決新舊關係的休養時間。
李嚴在鎮守江州期間，曾經去信勸諸葛亮封王。對李嚴的這個建議，諸葛亮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他說：“我確實應該接受封賞為王，可是沒有，並不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格，而是現在時機還不到。”李嚴和諸葛亮二人在這裏通過封王的問題，對劉備的托孤遺命進行了一次引申。因為劉備托孤時的言論，讓李嚴覺得諸葛亮肯定要位居群臣之上，成為蜀漢的“影子皇帝”，所以他以封王為借口試探諸葛亮本人是否有此心意。諸葛亮也知道李嚴的用心，所以毫無顧忌地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封王，表示自己始終處於李嚴之上，可以控製蜀漢形勢的身份。
要學會巧妙跳槽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這是一個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跳槽”講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重新選擇有利於自己發展的地方。但是，一旦選擇了一個發展的環境，就要相應地形成某種契約或者準契約關係。有了這種契約關係，才能確立自己在這個環境中的位置，同時也讓這個環境確認你在他們之中的身份。如果無故違背契約，是要受到一定懲罰的——有時候這個懲罰是具體的，比如罰金；有時候這個懲罰則是抽象的，比如產生對你不利的評價和口碑。
為什麽違背契約也要受到指責?因為契約本身就代表了一種雙方合作的關係（隻要是雙方在非脅迫狀態下以對等身份確認的自願合作），這種關係一旦確立，就不能隨便反悔，否則就會被認為是缺乏社會信用和合作誠意。
契約之所以要帶有這種屬性，正是基於人都是驅利避害這一前提的。既然每個人都想著更利於自己的情況，那麽對訂立契約的雙方而言，都怕對方先背叛自己而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便要讓契約帶有一種社會約束力。因而，在選擇跳槽之前，一個理性的人應該考慮到單方麵違背契約可能帶來的負麵效應是否值得。如果跳槽之後所能得到的收益高於自己受到的懲罰，自然可以選擇跳槽：如果持平，則不必非跳槽不可；如果是弊大於利，則出於理性不應該跳槽。不過，有的時候，跳槽時是否能夠分析清楚自己將來的得失，是十分難說的。吳三桂先投降李自成後投靠清朝的行為，正是在跳槽中對未來的預期無法把握的一個混沌選擇。
吳三桂出身於武舉，此後就隨著遼東軍隊四處征戰，勇猛過人，人稱“小吳總兵”。有一次他以寡敵眾，為了救出被清軍圍困的父親，直接與皇太極交戰，突圍而出，讓皇太極十分欣賞，甚至說出“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的話來。吳三桂在遼東立下了赫赫戰功，與清軍長期對峙交鋒，最後成為明王朝牽製清軍的最後一張王牌。可就是這張王牌，親自把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迎接進了山海關，從此把關內的萬裏江山送到了清朝統治者手上。
1644年，清軍入關，從此正式宣告了一個新王朝的誕生。而清軍入關，又與明朝的滅亡、李自成農民軍的失敗和清王朝的勝利這三個重大事件直接相關。李自成在當年的3月19日進入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禎皇帝自縊而死，明朝幾百年的統治宣告結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統治也不過維持了短短的四十二天，就因為在4月22日兵敗山海關而不得不進行撤退。4月30日就匆匆逃離北京，開始了最後的流亡；同時，清軍從4月9日自沈陽出發。一路**，在5月2日進入北京並宣告稱帝。
清軍入關這個影響到當時三方局勢的大事件，曆來都被認為是吳三桂引狼入室、賣國求榮的結果。可是這裏有個問題：如果吳三桂不投降，清軍難道就進不了關，李自成就不會失敗嗎?我們看到的是，清軍入關之後一路勢如破竹。無論是打擊李自成的農民軍，還是掃**明朝殘餘勢力，都表現出摧枯拉朽的氣勢。如果清軍隻是僥幸靠著吳三桂的投降才“撿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璽，那麽他們又怎麽能夠橫掃關內，統一中國呢?當然，有一種回答，就是漢奸足夠多，投降足夠多，所以清軍才會取得天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江南一帶，不屈不撓的抵抗是屢見不鮮的，而農民軍對清軍的鬥爭也是長期的，如果沒有強大的實力，清軍就不會獲得全麵的勝利。這麽看來，吳三桂的投降對曆史的影響，需要重新去估計，而吳三桂的漢奸曆史，也有很多我們未曾注意的前前後後。
吳三桂長期在遼東生活，對明朝的政局和關外的清軍都十分了解。一方麵，遼東的將領們，如袁崇煥、祖大壽這些最優秀的軍事指揮者，都成為明朝中央黨爭的犧牲品，袁崇煥甚至被淩遲處死，這種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現實讓吳三桂對明朝政府有些灰心。雖然在明朝滅亡之前，作為遼東將領中碩果僅存的吳三桂被明朝封為平西伯，但他知道那不過是因為他有非凡的軍事才能，而不是因為他對明朝的忠心。另一方麵，因為兵敗而投降清朝的祖大壽，是吳三桂的舅父，吳三桂本人也出身於遼東祖氏軍事集團，無論從血統上還是出身上，吳三桂與祖大壽都有很多相通之處。
吳三桂對清朝的政策也比較了解，知道他們十分優待那些有才能的漢人。無論是自願投靠還是被迫投降，清朝統治者都能予以重用。而且，清朝當時最為倚重的軍事大臣，無論是範文程還是洪承疇，都是漢人，洪承疇還曾經在遼東指揮明軍與清軍作戰。這樣的比較，自然會令吳三桂心中有一個得失的權衡，一旦發生了非常事件，他會選擇與清朝合作，而不是為那個翻臉無情的明朝政府盡忠。
實際上，清朝早就對吳三桂進行過策反工作，前後幾次對他進行招降，但都被吳三桂所拒絕。可見，吳三桂並不是那種不知廉恥賣國求榮的陰險小人，否則他早就投入用人政治清明、國力蒸蒸日上的清朝的懷抱了。這時候吳三桂與清朝的利害關係可以從下麵矩陣中看出：
吳三桂的選擇
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在李自成農民軍已經向明朝發動最後的總攻時，崇禎皇帝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詢問了吳三桂的兵力情況，然後提升了吳襄的官職，大有把明朝的命運托付在吳三桂身上的意思。在李自成已經占領山西、威脅北京的時候，明朝緊急召吳三桂回師保衛北京。可是吳三桂當時遲遲沒有動身，這也成為他被指責為擁兵自重的一個罪證。實際上，那是因為他迫不得已——他手下的軍兵，大部分都是遼東本地人，如果軍隊從遼東撤回關內，軍隊的家屬就沒有安全保證。他們與清軍仇殺多年，所以遼東軍兵的家屬很可能會因為軍隊調走而被清軍殺害，所以這些將士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家屬留在遼東，吳三桂不得已隻能先把軍人家屬運往關內。正是這樣一件事，耽誤了吳三桂的行程，當他的軍隊剛剛從山海關行進到豐潤的時候，農民軍已經攻陷北京了。
明朝滅亡了，吳三桂也麵臨著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應該如何選擇未來。當時他的前途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馬上投降李自成，二是出關投降清朝，三是依靠兵力自保。
當時，從北京到山海關一帶的明軍將領，都投降了李自成，所以吳三桂如果要依靠兵力自保，或者和明朝的殘餘力量聯絡，是最不可能的選擇。一來，他如何突圍?二來，他的軍需供應從哪裏來?這兩個問題就是他無法解決的。
而投降清朝，對吳三桂來說，大門是永遠對他敞開的，首先來說有他的舅父祖大壽在清朝，其次清朝還有優待投降漢人的政策，加上吳三桂在遼東防線上的重要地位，他如果投降，將是清政府十分歡迎的。不過，吳三桂此刻正在去北京的路上，沿途關卡都已經在李自成手中，如果轉身投清，勢必要殺出一條血路，代價太大。
而且，當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後，明朝的幾千名官員都投降了，其中還包括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所以，吳三桂自然要考慮到父親的處境，作出自己的選擇。李自成對吳三桂也十分看重，進入北京之後就馬上派使者招降吳三桂，並且對吳三桂進行了十分有誠意的安撫。當時吳三桂手下的將士已經長達十四個月沒有軍餉，生活十分困難，而李自成招降吳三桂的時候，就率先派人對他的部隊進行了犒賞，並且發放了糧餉，這對吳三桂而言，無疑是久旱逢甘霖。所以，他馬上和李自成達成共識，願意投降李自成。不過吳三桂對李自成投降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後來他投靠清朝之後又極力掩飾此事，所以給人們造成的印象就是，吳三桂一開始就左右搖擺，最後因為陳圓圓的事情才投靠清朝。
可惜好景不長，李自成的軍隊進入北京之後，就開始了對明朝官員沒收家產、追繳贓款的行動，很多明朝官員身受酷刑甚至被折磨至死，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也被嚴刑拷打。這個消息傳到吳三桂的耳中，他十分氣憤，於是秘密率兵返回山海關，準備向李自成報複。吳三桂知道，如果自己去北京，免不了也和父親一個命運，那還不如另謀出路，為父親報仇。
但他背叛李自成，馬上就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境地，南邊是李自成的農民軍，北邊是清軍，憑他的實力，無法和這兩支力量抗衡，於是，吳三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投降了清朝。不過，他當時是有所保留的，他與多爾袞進行接洽的時候，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請求清軍幫助他報國恨家仇，剿滅農民軍，而且要求多爾袞入關之後，輔佐明朝的皇太子登基，並且不允許清軍從山海關入關，把這個重要關口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吳三桂與李自成的博弈可以用下麵的矩陣圖反映出來：
吳三桂的選擇
從兩個矩陣圖可以看出，吳三桂與清政權合作是極為有利的。可能有人會覺得吳三桂提出的讓多爾袞擁立明朝皇太子登基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實際上，清軍雖然多年與明朝作戰，但一直都沒有放棄講和，而且多次表示願意接受明朝的統治，隻是想做東北的主人而已。所以，吳三桂才會覺得。清軍不過是和自己一樣，都是明朝的臣子，他認為，清朝就像唐朝那些割據的藩鎮一樣，所以才提出要輔佐太子登基的條件。多爾袞對此滿口應承，並且馬上派兵，在山海關附近和吳三桂聯手擊敗了李自成。
隨後，清軍馬上大舉入關，占領了北京，可是，多爾袞並沒有遵守先前的諾言擁立明朝太子登基，反而把清朝的小皇帝順治搬到北京君臨天下。吳三桂與多爾袞訂立的契約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吳三桂吃了一個大虧，雖然報了家仇，但是國恨卻並未得報，反而是他引清軍入關這一事實讓他背上了漢奸的罪名。後來，多爾袞等清朝統治者又有意利用吳三桂，讓他去追剿明朝的殘餘勢力，吳三桂親手殺了明朝的桂王，讓漢奸這個名聲坐實了。
兄弟和對手的區別
自兩漢對匈奴發動決定性打擊後，匈奴分裂，南匈奴內附，漸遷至內地並逐步漢化；北匈奴逐漸西遷，給歐亞大陸政治格局帶來劇烈變化；還有一些別支在廣闊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認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們遷居到金山（阿爾泰山）之南，以遊牧為生，又工於鐵作。當時正值柔然汗國強盛。突厥人受其奴役，為他們充當“鐵工”，但勢力漸盛。後來突厥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政權。由於突厥非常強大，縱橫捭闔於齊、周之間，利用雙方的矛盾戰爭，不斷索取財物。隋王朝時，突厥因為內部矛盾，正式分裂為東西兩個政權，隋文帝楊堅利用其內部的紛爭，迫使突厥歸附。
隋末中原紛亂，突厥又再度強盛起來，“控弦百萬”，曾經圍攻隋煬帝於雁門。這一時期，突厥汗國是我國北方頗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諸雄幾乎都和突厥有勾連，要麽結盟，要麽稱臣，連李淵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說過：“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李淵）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嚐不痛心疾首。”
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抉擇，在這場博弈中，雙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種割據勢力麵臨兩種選擇，要麽與突厥為敵，被突厥滅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勢力消滅；要麽臣服於突厥，向其交納一定財物從而維護自己的政權或者去欺詐其他割據勢力。當時，突厥騎兵給中原地區很大騷擾，突厥貴族不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據勢力勒索財物，而且大量擄掠北方無辜百姓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畢可汗之弟處羅趁李氏家族率兵進入關中爭奪天下之際，帶兵攻破太原，大搶三天，“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突厥統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各個割據者手中勒索財物了，因此趁此時唐朝國力還不十分強大，連年進擾內地，掠奪人口和財產。東突厥頡利可汗曾親率大軍15萬人攻並州，擄男女5000餘人；又曾率騎兵10餘萬大掠朔州、進襲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之時，頡利可汗率兵20萬直逼唐都長安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40裏，京師震動。唐太宗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臣下及將士隔渭水與頡利對話。頡利既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財物，與之結盟，乃領兵而退。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便橋之盟”。這次結盟中，唐太宗和頡利可汗約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關係在這是和西漢初年與匈奴的關係極為相似的。這從圖可以看出：
唐朝與突噘
在這場博弈中，唐王朝處於下風，對於唐朝來講，這時也有兩個選擇的機會，戰與和，與突厥進行戰爭是一種選擇，但由於中原的內戰剛剛結束，形式上雖然實現了統一，然而殘破經濟猶待恢複，各種不確定的反抗勢力正在伺機而動，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力量，唐王朝都還比較弱小，貿然采取攻勢，隻能或是國家敗亡或是長期衰弱，漢高祖的百登山之圍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敵人強大的時期，隻能采取與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這時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勝敗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遠播之期，而是由一個從弱到強的過渡階段，需要時間來恢複戰爭創傷，由時間決定成敗，但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帝國的尊嚴、開國的霸氣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據時期那樣納貢稱臣。因此，唐太宗隻能采取有聲和無聲的兩種博弈方式，在無聲的博弈中，他率軍隊嚴陣以待，隔著渭水對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軍的強大，又給突厥以回旋的餘地。有聲的博弈，他親自出馬，與突厥最高統治者進行麵對麵的談判，這一下在氣勢上壓倒了對手，也能盡快地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許之以利，唐太宗占據了信息上的優勢。而對於突厥一方來說，掠奪財物是最終目的，戰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與其在不知對手虛實的情況下貿然對陣，還不如撈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於雙方都考慮到能夠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納什均衡才能產生。這時候的兄弟關係，實質上應該是突厥為兄，唐朝為弟，唐朝被人家兵臨城下，結成城下之盟，對雄心勃勃的開國皇帝來說無疑是奇恥大辱，但唐朝贏得了喘息的機會，為下一場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個較高的起點。
建立在盟約基礎上的共存，是一種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棄盟約，就是從合作走向對抗，這一轉變，首先就是要踐踏自己的信譽，把誠信資本拋棄。如果沒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會隨便拋棄誠信資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關鍵的一環。
“便橋之盟”後，太宗進一步加緊備戰。他親自垂範練兵，每日“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於是“士卒皆為精銳”，中原經濟已得到一定恢複，國力逐漸強盛，反擊突厥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從貞觀三年拉開了唐代與突厥30餘年戰爭的序幕，“漢家大將西出師”，唐太宗的決心是剿滅突厥，徹底消除內地遭受的禍患。這時候唐王朝與突厥的關係由形式上的兄弟變成了對手，唐朝能取得這場博弈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占據著實力和信息上的優勢，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在唐朝這一方麵，唐太宗已經決定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以暴製暴，以殺止殺，在軍事上作了充分準備，給北征創造了良好條件。而對突厥來說，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麵這時突厥內部出現了混亂，《通典》記述：貞觀元年（627年），陽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都發生了叛亂。頡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討伐，突利又兵敗，輕騎奔還。頡利可汗將突利關押了幾十天，突利於是也發生怨言，產生背叛之心。突利為突厥王族，頡利親侄，他怨汗欲叛，說明在突厥的最高統治階層也發生了嚴重裂痕。
另外，頡利後期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部眾早就不滿，史料記載“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再遇上連年大雪之災，六畜凍死，就引起了突厥內部大崩潰。對這些情況，唐朝方麵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責（李責）、李靖，分統大軍十餘萬，於貞觀三年出擊。這次出擊的保密工作做得相當成功的，在李靖突擊突厥大本營時，唐太宗派出的使節都不知道，還在與頡利可汗進行和談。頡利可汗在內部不穩的情況下，對唐朝“兄弟”的謙讓自然是萬分高興，雙方達成了一係列的協議，麵對這種和談即將成功的情況，是戰是和，李靖不僅作為一個軍事家，作為政治家的才幹也顯示出來，他明白實力決定一切，“一日縱敵，萬世之患”。
李靖在一個大霧迷茫的早上襲擊了突厥的中軍營帳，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縣）、雲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敗東突厥，突利可汗請降，頡利向鐵山逃亡（今內蒙古陰山北），李靖乘勝追擊。生擒頡利，俘其眾十餘萬，東突厥滅亡。圖可以顯示唐王朝的忍辱負重策略的成功。
這場博弈，唐王朝是贏得幹淨利落。一般說來，戰爭勝敗取決於實力、信息、戰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麵均優於另外一方，並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話，理性的弱者就不會進行戰爭的，唐太宗的便橋會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選擇了求和。但在貞觀四年這一係列戰爭中，作戰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這一邊，唐朝的最高統治者麵臨的抉擇是，唐朝不主動開戰，而突厥不可能主動開戰，那就得履行前約，每年送金銀珠寶；如果在等突厥內亂平息，挑起戰端，在實力相當的情況下，雙方是兩敗俱傷；而出其不意，主動發起戰爭，又在敵占區進行這一場戰爭，這就注定會贏得勝利。因為既然唐軍已經發動了攻勢，對突厥來說，就是兩種命運，知道而且主動迎戰，失敗、損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動迎戰，隻能徹底失敗。
唐朝與突厥
在東突厥問題解決之後，對西突厥的戰爭，是在唐高宗時期完成的，伴隨著唐與西突厥對西域的激烈爭奪。唐初，西突厥勢力極盛，“控弦數十萬，霸有兩域”，對唐朝形成嚴重威脅，並阻礙著中西商業交通。
與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兩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葉，弱其主幹，因為對東突厥戰爭以後，唐朝已經失去了戰爭的突然性，在與兩突厥的博弈中，既然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隻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願意臣服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納什均衡。在戰爭初期，綜合實力又相當的情況下，從太宗起就開始了剪其羽翼的戰略。貞觀年間降吐穀渾、平高昌、討焉耆、征龜茲，西域震駭，中西商路複通。此時西突厥首領為阿史那賀魯，他曾因突厥內爭失敗而歸附唐朝，受封左驍衛將軍，但太宗死，賀魯即起反心，自號可汗，建牙帳（相當於帥府）於千泉（在今吉爾吉斯斯坦），與唐為敵，數擾西域，對於這種時降時叛的部落，隻有將其徹底擊垮。
唐高宗時期，仍然繼承了太宗避實就虛的戰略，經過多年的征戰，逐個擊破其聯盟或附屬各部。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後一戰開始。唐軍由大將蘇定方統轄，兵分南北兩路，合擊阿史那賀魯，激烈的戰鬥接連不斷，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軍踏雪兼程追敵，士氣高昂，阿史那賀魯戰敗跳伊犁河逃往石國（今塔什幹），被當地人擒獲，送與唐軍。西突厥自此滅亡。
在與兩突厥的長期征戰中，由於雙方都選擇了戰爭，那麽要想達到均衡，隻有一方被消滅或臣服才能達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戰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向漢代一樣，派出大量的軍隊，“勞師以襲遠”，與西突厥硬碰硬，雙方損失相當；一種是削其枝葉，弱其主幹，最後摧枯拉朽。
在這種情況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戰略是一致的，貫徹得相當的徹底，針對突厥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聯盟組織，不僅在軍事上逐個擊破，而且在政治上進行分化，對於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並不以戰勝者自居，突厥貴族多被唐朝任命為高官，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的達百人以上，他們都可以參加朝廷的各種大典和被皇帝召見。
由於唐朝對突厥人的優待。當時遷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有萬家之多。廣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進入平原，由落後的經濟生活改變為先進的經濟生活，而且不願再回到原來那種奴隸製的生活方式，這就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也為徹底擊敗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礎。正因為在博弈過程中，唐王朝放棄了單純的軍事征服，而是以融合為主，以軍事進攻為次，這就避免了漢武帝與匈奴幾十年的戰爭弄得國家疲敝，致使西漢衰落的結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長期戰爭的同時，國力仍是蒸蒸日上。
正確投資女婿
一個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所將作出的決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場博弈中，不論局中人的策略是什麽，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麽該博弈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稱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隻有兩個參加者（局中人）並且一方所得恰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時期的秦晉之間的一場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時期，晉獻公即位初年的晉國仍是諸侯小國，而此時的齊、楚、秦都已成為地方千裏的泱泱大國，而且都想向中原發展。
為了發展晉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能與諸侯爭霸天下，晉獻公先從鞏固政權入手，進而滅掉周圍的小國，並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秦穆公，從而擴大晉之領地範圍，建立了鞏固的聯盟，使晉國走上了強盛之路。
正當晉獻公的霸業蓬勃興起之時，晉獻公滅了驪狄，獲得了兩個美貌的姑娘，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夫人，不久這兩個女人生下了兩個兒子，年輕漂亮的夫人驪姬導演了一場以庶代長的爭奪君位的內亂。在這次內亂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殺，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為避禍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晉獻公病逝，驪姬先後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為國君，但都被大夫裏克、丕鄭率三公子的私屬殺死在獻公靈前。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國的保護下首先返回晉國做了國君，是為晉惠公。晉惠公的繼位並未使晉國從驪姬之亂中擺脫出來，反而由於其對內黨同伐異，對外言而無信，使晉國處在內憂外患的危險之中。晉惠公處理內部事務，他把擁戴他有功的老臣裏克以連接誅殺了兩位國君為理由，迫其自殺；對外，在沒有當上國君之前，秦國答應幫他奪取國君之位，他信口開河，許諾將黃河以西的五座晉國城池作為回報，但即位之後就翻臉不認賬。即位後沒兩年，晉國又遭受旱災，晉向秦乞求糧食援助，渡過了難關。
第二年，秦國遭受大旱，希望能夠得到晉國的援助，哪知晉國居然一毛不拔。晉獻公當年把女兒嫁給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緩和與秦國的關係，獲得秦國的支持，從而放心吞並周圍小國；秦與晉結親，其目的也是找到一條進入中原爭霸的捷徑，這實際就是一場兩人的博弈，但在這一場博弈中，秦並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晉的發展反而阻止了秦進入中原的道路，因為秦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博弈來說，這是零和博弈，晉讓步，晉的利益就受損失；晉不讓步，秦的目的就無法實現。
秦扶植晉惠公，本也就是想再扶植一個傀儡國君，但晉惠公偏偏不買這位姐夫的賬。秦晉之間的矛盾導致了公元前645年晉秦的“韓原之戰”，晉國在這一戰役中遭到慘敗，晉惠公及諸大夫成為秦國的階下囚。最後，晉國被迫答應秦國的條件，割讓五城，並且送晉太子（公子圉）為人質才換回了晉惠公。
秦國仍然沒有看出秦晉之間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為了進一步協調與晉國公室之間的關係，秦穆公將一位宗室女子嫁給做人質的晉太子為妻。可惜這位晉太子並不領秦國的情，在晉惠公死後，拋下妻子一個人，偷偷跑回去繼承了國君之位，但這位長期在國外做人質的太子回國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晉國仍然陷於動**之中。
這時，一個新的人物跑進了秦穆公的視線，這就是晉獻公的另外一位公子重耳。重耳是晉獻公五位公子中頗具才能的一位，其命運坎坷，在外逃亡十九年，先後流亡於戎狄部落、齊、衛、曹、宋、鄭、楚等國，曆經艱辛和磨難，最後來到了秦國。重耳的出現，使秦穆公似乎又看到了逐鹿中原，爭霸天下的希望，因為與晉國這樣一個大國進行正麵交鋒是不明智的，這就好比兩個身強力壯的人之間的博弈，隻能是兩敗俱傷。秦穆公在晉惠公和晉懷公父子倆身上下的賭注都失敗了，但他還不甘心，他想把寶押在公子重耳身上。
為了密切兩人之間的關係，他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重耳，這一年，穆公五十三歲，重耳六十一歲。從穆公討了重耳妹妹這邊算，穆公是重耳的小舅子，而從重耳討了穆公女兒這邊算，穆公是重耳的嶽丈，秦穆公是晉國的女婿，晉文公也是秦國的女婿，這種說不清、道不白的關係就是曆史上所稱道的“秦晉之好”吧?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幫助下，重耳打敗了新即位的晉懷公（公子圉），重返晉國，登上了王位，是為晉文公。重耳結束了其逃亡生涯，歸國執政，晉國趨於穩定，又重新走上了稱霸之路。
一個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所將作出的決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場博弈中，不論局中人的策略是什麽，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總和為零，那麽該博弈稱為零和博弈。此時，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備這一性質的博弈，稱為非零和博弈。
晉文公先後在國外流亡了近二十年，正是所謂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流亡生涯磨礪出來的聰明才智和經驗成為其寶貴的政治財富，為晉國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為秦國的女婿，他並沒有向其他兄弟與侄子一樣，翻臉不認人，而是較好地處理了秦晉之間的關係，恭謹地履行翁婿之禮，兩國進入了“蜜月期”。
晉國沒有後顧之憂，於是就把目標轉移到其他方向。文公即位之後，立即展開了政治和經濟方麵的改革，並且很快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發生叛亂，周襄王的異母弟王子帶與狄人聯合將周襄王驅逐出成周，自立為王。周襄王逃奔同姓的鄭國，鄭國遂向晉告急。
晉文公抓住這一政治良機，親自帶兵迅速平息了叛亂，並護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餘，周襄王將周成王國畿內的八個城邑賞賜給晉國。這一舉措令各諸侯刮目相看，晉國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與霸主地位還有很大距離。當時實際控製各諸侯國的是楚國，因此，要想獨霸天下，必須先征服楚國。
位於南方的楚國，由於地處偏遠的“荊蠻”，一向為中原諸國所鄙視，但楚國是最為桀驁不馴的部落。早在兩周之際，周昭王因為楚國不聽號令，就兩次討伐楚國，但第二次是被楚人設計淹死在漢水中，全軍覆沒，這就是曆史記載的“昭王南征而不還”。
麵對中原諸國的鄙視，楚國並沒自甘墮落，而是發奮圖強，先後滅掉五十多個小國，勢力逐步從長江流域向黃河流域發展，參與中原諸國的爭霸戰爭，東周已經進入春秋五霸時期。
公元前638年，第一代霸主齊桓公死後，宋襄公當仁不讓地扛起了霸主的大旗。楚國最不服氣，宋楚之間發生了爭霸的泓水之戰，楚國大勝，自此一役，除晉、秦、齊三國外，其餘諸侯國皆朝貢楚王。
公元前634年，宋國叛楚歸晉。第二年，楚國派兵伐宋包圍了宋都商丘，宋向晉求援，晉楚之戰一觸即發。
楚國圍宋使晉國出師有名，但一則晉文公在流亡時到楚國，受到了楚成王的很好接待，曾經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再則鑒於楚國力量強大，晉國仍不願主動與楚國交鋒。晉文公采取一係列迂回戰術，一退再退，表麵上是報答楚成王的恩惠，實際上是誘敵深入，逼迫楚國主動出擊。
最後，楚國終於按捺不住，在城濮與晉軍展開了決戰，結果晉軍大獲全勝。城濮之戰是曆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它大大挫敗了楚國的銳氣，此後，楚的盟國紛紛背楚而投向晉國。同年五月，晉文公又請周襄王到踐土（今河南滎陽）大會諸侯，襄王立晉侯為晉伯，可以王命討伐諸侯。自此，晉國確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主地位。
晉文公的成功使秦穆公沾沾自喜，以為在這位女婿上的投資是投對了，因此，在晉國的一係列爭霸戰爭中是真心實意支持晉國的，但秦穆公的真正目的不是讓晉國獨霸中原，而是要讓自己的女婿替自己掃除爭霸中原的障礙。
他以為，在晉成功的基礎上，晉國會心悅誠服地把秦國推向霸主的地位。但他在這場博弈中卻少算了一個事實——秦晉都是大國，而且疆域相連，都有獨霸中原的野心，對於這場爭霸的博弈，秦晉都有讓與不讓的兩種選擇：兩國互讓，所得利益均為零，隻有讓他國得利；晉不讓步秦讓步，晉得益，秦受損；晉讓步秦不讓步，晉受損，秦受益；秦晉都不讓步，雙方利益均受損。在晉文公時期，秦晉可以說處於秦讓步，晉受益，使晉強大。
晉文公執政雖僅有八年，使晉國由普通的諸侯國發展為雄踞中原的超級大國，並開創了晉國的霸業，建立了以晉國為中心的政治秩序，為晉國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晉文公死後，秦穆公認為晉國應該作出讓步，讓秦國稱霸中原。但已經獨霸中原的晉卻沒有作出讓步，在晉文公死去的當年即公元前628年就爆發了秦晉崤之戰，晉成為阻擋秦向中原發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此後，公元前597年的晉楚鄴之戰，公元前589年的晉齊鞍之戰，公元前578年晉秦麻隧之戰，公元前575年的晉楚鄢陵之戰等，幾十年的戰爭使晉國的實力受到極大重創，霸業出現了嚴重的危機。
但公元前573年，孫周在新田繼位，是為晉悼公。悼公針對晉國出現的危機，對內對外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重振了晉國的霸業。直到公元前546年，晉楚等十四國盟於宋兩門之外，楚國爭盟，晉讓楚先，從此結束了晉國獨霸的時代，形成了晉楚共霸的局麵。
公元前482年，晉吳會於黃池，吳王列兵劫盟，晉國隻好退讓，標誌著晉國霸業的正式結束。
晉國的強大，使秦國在一百四十年裏無法向東方發展，秦穆公在自己女婿上的投資失敗，應該是秦國發展史上一個最大的失誤，如果他找一個不與自己山水相連的二流的中等小國進行投資，或許就會得到一個爭霸中原的助手。但他不該找了一個與自己實力相當而且有我無你，有你無我的晉國進行女婿投資，這隻能是養虎成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成為曆史上的一個笑話。秦穆公的失策可以從下麵的圖表看出：
秦穆公選相鄰的晉國做女婿晉國合作嶽丈的賬晉：受損秦受益利用卻不買賬秦賠了夫人又折兵選不相鄰的他國做女婿他國合作買嶽丈的賬雙方受益利用卻不買賬秦賠了夫人不折兵
秦晉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