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心態固然不利於個人的生存、發展，但過於求穩的心態也不利於人的生存、發展。過於求穩的人往往謹慎、周密、積極、務實，但思考過細、不敢冒險，常會無形中降低自己的定位點，從而錯失良機。
諸葛亮一生機智、穩重，為劉備的三分天下貢獻了很大力量，但北伐最終失利，便是由於他的太過謹慎之故。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上書劉禪，自己也表明自己是謹慎的性格。但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是對諸葛亮謹慎性格失敗的總結。
諸葛亮是中國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這隻能說明諸葛亮作為一代賢相竭心盡力輔佐漢室的美德，如果從其性格上來說，他是失敗的。過於謹慎的個性使他的戰略定位失誤並失去了唯一一次北伐成功的機會。
諸葛亮慮事周全，謹小慎微，對他這種性格描述貼切的是《三國演義》裏他第一次兵出祁山的一節。
諸葛亮用馬謖的反間計使曹睿削掉司馬懿的兵權後，開始北伐中原，曹睿派駙馬夏侯惇為大都督來迎戰諸葛亮，於是魏延向諸葛亮獻策：
“夏侯悼乃膏粱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穀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悼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某卻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穀而進，如此行之，則成陽以西，一舉可定也。”
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
其實魏延此計正合兵家奇襲之計，妙不可言，後來司馬懿重掌兵權之後，分析說：“如果是我進兵，我一定要從子午穀進攻，奇襲長安，這樣長安一帶便唾手可得。”魏延與司馬懿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可過於謹慎的諸葛亮卻不用此計，實在遺憾。
再看後來鄧艾率五千精兵，偷渡陰平，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奇襲成都，一舉成功，他沒按正規進攻路線來攻打成都，避開薑維劍門關的大軍，滅了蜀漢政權，此計與魏延之計如出一轍。
諸葛亮北伐中原能夠成功的唯一一次機會就在這裏，因為魏主曹睿連續犯了兩個錯誤：一是中了馬謖的反間計，撤了司馬懿的兵權；二是派不諳戰事的夏侯悖為帥來拒蜀。這正好給了諸葛亮天賜之機，如果諸葛亮能抓住這一機會，按魏延之計，率五千精兵直取長安，自己再率軍出斜穀，那麽大事幾乎成矣。再加之其他兵馬呼應，誰能定天下就難說了。
機會是均等的，也是短暫的，成功者的素質就在於能抓住短暫的機會，哪怕是瞬問也不錯過，隻有如此，才能成功，古往今來成功者無不如此，不管是誰，隻要機會閃現，他們便絕不放過。
諸葛亮雖然是一個智者，但他失去了一個千栽難逢一統天下的機會。他博古通今，智慧超群，但卻性格謹慎。不敢冒險，使他一生都在徒勞心智。
諸葛亮個性謹慎細微還導致他職責定位失誤。唐代趙蕤的《長短經》上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無形的東西，才是有形的萬物的主宰，看不見源頭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這是教導人們要發揮人才的作用，不要細大不擇，事無巨細都要一個人去完成。所以說，會辦具體事的人隻是辦事的人，而會使用人的才是真正的領導者，劉邵在《人物誌》中也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協調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太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不必事事躬親，所以才能統率眾多有才能的人。”
謹慎精細性格的人常常會關注一些細小之事，諸葛亮便是這樣，他事無大小，都大包大攬。蜀國似乎隻有一個諸葛亮是人才，他事必躬親，結果呢?落個好名聲，累死五丈原。他誘司馬懿出戰就很能體現他這一性格弱點。
一次，諸葛亮知道司馬懿因膽怯而不敢出戰，就派使者去激怒他。一天，忽報諸葛亮率蜀兵進駐五丈原，派人送來一盒禮物和一封書信，司馬懿隻好把來人叫來。司馬懿接過盒子，打開一看，卻是婦人的頭飾和素衣，再看那封信，竟是取笑他身為大將，卻和關在閨房裏的婦人一樣，躲著不敢迎戰，沒有一點大丈夫的氣概。
司馬懿大怒，但他抑製住不肯發泄出來，卻裝出一副笑臉道：“諸葛亮競把我看成婦人了!”說罷，吩咐把盒子收起來，重賞來人。
接著，他又問來人道：“你們丞相平時飲食的情況怎樣，忙不忙?”來人回道：“丞相每天理事都到深夜，凡是刑棍在二十以上的，一定要經他親自辦理。然而，一天的食物卻吃不上幾升。”司馬懿對身邊的部將說道：“諸葛亮確是忠心無私的，隻是不肯信托別人，所以事無巨細，什麽都要自己管，做個主帥怎麽可以這樣呢?況且他食少事煩，準是活不多久了!”
使者回到蜀營，把司馬懿接受衣服以及那番話都回報諸葛亮。諸葛亮聽後，不覺歎了一口氣說：“唉，司馬懿可算懂得我了!”原來，諸葛亮由於操勞過度，神思不寧，有時還吐血。
此事發生不久，諸葛亮就因勞累過度，病逝於五丈原。
諸葛亮無論是作為曆史人物還是文學形象，其賢相楷模的定論似乎是千古不易的。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做得是否成功，卻頗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諸葛亮的確是累死的，他的品德是無可指責的。但是治理國家的人除了要德行高尚以外，治國的藝術是極其重要的。
做事謹小慎微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能過於用這種心態來指導自己做事，並由此導致定位失措。成大事者行動時自然要深思熟慮，但還要有銳氣和冒險精神，一味求穩隻能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