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無定性之自由體,且不論以所謂定性的才來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這個“才”的指標也不一而足。以宋代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官製度,在正奏名之外所開的特奏名、奏蔭的缺口,其以虛假的考核、虛擬的名位所網羅的各類人,考試種類的增多,取士數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選擇性大了,但考試科目的官君王選的是“才”,而非“人”。

中國之科舉至宋代臻於完備,可宋代的科舉也真是個怪胎,同樣也涉及到了這個根本性難題。一方麵選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國曆史上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同時也造就了積弱政治與軍事,且科舉考試的擴大,再加上“恩蔭”和憑年資敘遷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隊伍急劇膨脹,以致宰相宋癢哀歎:“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

不少人說中國的文官製度如何開了世界先河,其實它與現代西方文官製度大相徑庭。自由政治是希臘傳統,也是士大夫們治國善國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沒有自覺意識。但中國皇權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並且皇帝和大臣總在懷疑這種哼哼唧唧賦詩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補於政事,這種形式亦屢為人詬病,所以能否選出人才還得看皇上的心情...

爭論之餘,趙檉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當年王安石就是急於求成,用所非人,導致政策到基層走了樣,為了完成指標。不分貧富,采用一刀切的辦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結果是功敗垂成。

現在王爺在路學中悄悄培養一批人,這些人熟知政策,且術有專攻,且經過跟隨大軍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實踐經驗。且這些人出身多為草根,懂得民間疾苦,了解民情,擔任基層工作正合適。缺乏的隻是個功名而已。將這些人以舉薦的形式放到基層任職推行新政,加上他們在上麵指導,應該是令人放心的,起碼不會出現亂搞的現象發生。

如今人事問題取得了共識,放在在他們麵前就是經濟問題。沒有錢是什麽事情也辦不成的,而現在府庫空虛,事情又不能耽擱,這就需要從政策上進行調整。而要搞到錢又不能傷民之根本,的確也是個難題。這就需要考量這幾位經濟理論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來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問題一直難以解決。財政總是入不敷出,所以後來破了太祖不加農田之賦的老規矩,變得像神宗說的那樣‘古者十一而稅,今則取財百端。’興利之臣不僅開賣官鬻爵、鑄錢造幣之財源,還於禁榷專賣上做盡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論,山海天地之藏,市場貨物之聚,不應讓商賈獨擅其利,而應收歸國有專賣,以助國家之經費。於是一大批國營企業開辦了起來。舉凡最有利可圖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這些國營企業來專賣,這一賣可不得了,各種榷務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業皆被壟斷。

在經濟學上,鹽被視做完全無價格彈性的商品,作為生活必須品,沒有一日能離開,不管貴賤人們都得買,所以曆朝直至現代都實行專賣製以控製壟斷,美名其曰保護人民身體健康...宋朝對鹽的統一收購價為每斤不過五、六文,但其中內含的人工成本僅為一文,而售價卻高達三十文至六十文,獲利數倍至數十倍,在銷售上則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額,勒令消費,強製購買。

不僅如此,官鹽的流通還極其困難,淮南鹽潔白純淨,質量很高,但從通州運到真州,再從真州運到江、浙、荊、湖等地的途中,運吏船卒侵盜販賣,再加入沙土以充數,對此朝廷即使嚴刑峻法也製止不了。運輸效率的低下,又致使產地鹽積壓數萬石,任憑風吹雨淋,產鹽戶還得不到極少的貨款。消費者手中拿到的鹽既質量差,還短斤缺兩,所以盡管緝私嚴厲,私鹽還是最終占據了大片市場。

鹽之禁榷在實踐上失敗了,茶、酒也一樣,從這點看還是與現代沒有什麽不同,煙酒糖公司變成單純的煙草公司也還沒幾年,而煙草是那個時代沒有的,否則也難逃。官吏榷務,以強製手段壓低收購價,茶戶便將粗劣的茶用來抵塞派購任務,將優質茶私下售給商販。可能大家對‘交公糧’的情形還記憶猶新,糧袋子裏擱點壓份量的東西的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這樣收上來的官茶質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獨家經營,價格自然還得提上去,買不買是你的事,價格是沒得商量的,最終隻能看著倉庫中的茶葉發黴變質,可這是公家的東西,也隻是走走帳就沒事了,虧空是皇上老兒的。

官辦‘公司’所釀的酒薄劣如水,酸澀難飲,賣不出去,所以便強令老百姓婚喪必用,按戶分配,如同如今喝點什麽‘愛縣酒’,抽點‘愛市煙’,吃點‘愛國菜’意思相同,反正工資中扣了,愛要不要,錢我們拿走了,可即使這樣,那些公司能開門到今天的能有幾個啊,那時也然,終因成本高、損耗大、產量低而難以苟活。

禁榷專賣機構有著龐大的係統,一處失利不易察覺,又有國庫老本可供補貼,即使蝕本也不致馬上倒閉,但府庫所儲終歸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現代公司可研改製,破產,工人下崗,銀行數以萬億計的壞賬由可憐的工人們買了單...

商賈當然精明,乃至於狡詐,他們能用自己的經驗智慧和經濟實力操縱經濟,或損公濟私,或置官府於被動。禁榷一嚴,商賈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經營,榷場商品滯留產地,積壓廢棄,貨幣不來,使國庫虛空。禁榷原本為控製商賈,補充國用,到頭來卻出現了離開商賈經營便束手無策反受其製的局麵,沒有流通,哪來的收入,財政依然困難。

政府雖說可以用超經濟的力量來左右經濟或打擊商賈,如蔡京推行的新鹽法,至使商賈數十萬鹽鈔一夕作廢,那些豪商瞬息破產。但在官府和商賈的較量中,總是兩敗俱傷,最終把損失轉嫁給生產者和消費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隻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辦“公司”的麵貌,大家可能也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低價占有原料和產品,近乎無償地征調工匠、廂兵、農民、船工等勞動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費。銷售靠強迫老百姓認購,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進。即使經營虧損,也可用硬性提高價格的方式,將這些虧損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掩蓋其經營失敗的真相。

超經濟的掠奪,有時還能聚斂一些貨幣,造成‘厚利’的假象,而這種厚利越大,即意味著非法剝削越嚴重,對社會經濟所起的破壞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導致了宋的經濟機會崩潰,民怨沸騰,王黼也看出了這點,上台後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廢除了榷務司,大奸臣一下變成了人皆稱頌的‘賢相’,可見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識之士,歐陽修就曾對此種政策分析說,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國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專。必須與商賈共同經營,流通才不會阻滯,剝奪商賈利益之謀愈深,則國家利益損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歸於公,就會虧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與商賈共圖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國之善經營者,應‘不惜其利而誘大商’鼓勵民間資本的進入,由市場調節物價...

趙檉在離開西北之前,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東南民變大肆宣傳西北的富饒,招攬了以十萬計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當時所想,隻要以繳獲的糧食,加上結餘的軍糧便足以幫助流民度過糧荒,屯墾政策實施後,開墾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時,便有了足夠的糧食儲備,完成自給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離開,遣人到西北擴公田,導致政策難以完全執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開墾,產生了巨大的糧食缺口,可如今府庫空虛,靠政府根本無法救濟,而如果這個問題一旦處理不好,便會釀成更大的混亂。

如今趙檉隻能從外地購糧,但各級政府手中又無錢,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農民兩年的賦稅,以示皇恩浩蕩,唯一能抓錢的地方就是商稅.而最大的商稅來源便是鹽稅,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鹽商到西北,又換來應急的糧食變成了頭等大事,也是考驗他們執政能力的第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