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無定性之自由體，且不論以所謂定性的才來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這個“才”的指標也不一而足。以宋代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官製度，在正奏名之外所開的特奏名、奏蔭的缺口，其以虛假的考核、虛擬的名位所網羅的各類人，考試種類的增多，取士數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選擇性大了，但考試科目的官君王選的是“才”，而非“人”。
中國之科舉至宋代臻於完備，可宋代的科舉也真是個怪胎，同樣也涉及到了這個根本性難題。一方麵選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國曆史上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同時也造就了積弱政治與軍事，且科舉考試的擴大，再加上“恩蔭”和憑年資敘遷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隊伍急劇膨脹，以致宰相宋癢哀歎：“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
不少人說中國的文官製度如何開了世界先河，其實它與現代西方文官製度大相徑庭。自由政治是希臘傳統，也是士大夫們治國善國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沒有自覺意識。但中國皇權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並且皇帝和大臣總在懷疑這種哼哼唧唧賦詩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補於政事，這種形式亦屢為人詬病，所以能否選出人才還得看皇上的心情...
爭論之餘，趙檉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當年王安石就是急於求成，用所非人，導致政策到基層走了樣，為了完成指標。不分貧富，采用一刀切的辦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結果是功敗垂成。
現在王爺在路學中悄悄培養一批人，這些人熟知政策，且術有專攻，且經過跟隨大軍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實踐經驗。且這些人出身多為草根，懂得民間疾苦，了解民情，擔任基層工作正合適。缺乏的隻是個功名而已。將這些人以舉薦的形式放到基層任職推行新政，加上他們在上麵指導，應該是令人放心的，起碼不會出現亂搞的現象發生。
如今人事問題取得了共識，放在在他們麵前就是經濟問題。沒有錢是什麽事情也辦不成的，而現在府庫空虛，事情又不能耽擱，這就需要從政策上進行調整。而要搞到錢又不能傷民之根本，的確也是個難題。這就需要考量這幾位經濟理論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來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問題一直難以解決。財政總是入不敷出，所以後來破了太祖不加農田之賦的老規矩，變得像神宗說的那樣‘古者十一而稅，今則取財百端。’興利之臣不僅開賣官鬻爵、鑄錢造幣之財源，還於禁榷專賣上做盡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論，山海天地之藏，市場貨物之聚，不應讓商賈獨擅其利，而應收歸國有專賣，以助國家之經費。於是一大批國營企業開辦了起來。舉凡最有利可圖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這些國營企業來專賣，這一賣可不得了，各種榷務司、易物司成立了，凡是暴利行業皆被壟斷。
在經濟學上，鹽被視做完全無價格彈性的商品，作為生活必須品，沒有一日能離開，不管貴賤人們都得買，所以曆朝直至現代都實行專賣製以控製壟斷，美名其曰保護人民身體健康...宋朝對鹽的統一收購價為每斤不過五、六文，但其中內含的人工成本僅為一文，而售價卻高達三十文至六十文，獲利數倍至數十倍，在銷售上則按人口分配，甚至牲口都有配額，勒令消費，強製購買。
不僅如此，官鹽的流通還極其困難，淮南鹽潔白純淨，質量很高，但從通州運到真州，再從真州運到江、浙、荊、湖等地的途中，運吏船卒侵盜販賣，再加入沙土以充數，對此朝廷即使嚴刑峻法也製止不了。運輸效率的低下，又致使產地鹽積壓數萬石，任憑風吹雨淋，產鹽戶還得不到極少的貨款。消費者手中拿到的鹽既質量差，還短斤缺兩，所以盡管緝私嚴厲，私鹽還是最終占據了大片市場。
鹽之禁榷在實踐上失敗了，茶、酒也一樣，從這點看還是與現代沒有什麽不同，煙酒糖公司變成單純的煙草公司也還沒幾年，而煙草是那個時代沒有的，否則也難逃。官吏榷務，以強製手段壓低收購價，茶戶便將粗劣的茶用來抵塞派購任務，將優質茶私下售給商販。可能大家對‘交公糧’的情形還記憶猶新，糧袋子裏擱點壓份量的東西的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這樣收上來的官茶質量可想而知，但咱是獨家經營，價格自然還得提上去，買不買是你的事，價格是沒得商量的，最終隻能看著倉庫中的茶葉發黴變質，可這是公家的東西，也隻是走走帳就沒事了，虧空是皇上老兒的。
官辦‘公司’所釀的酒薄劣如水，酸澀難飲，賣不出去，所以便強令老百姓婚喪必用，按戶分配，如同如今喝點什麽‘愛縣酒’，抽點‘愛市煙’，吃點‘愛國菜’意思相同，反正工資中扣了，愛要不要，錢我們拿走了，可即使這樣，那些公司能開門到今天的能有幾個啊，那時也然，終因成本高、損耗大、產量低而難以苟活。
禁榷專賣機構有著龐大的係統，一處失利不易察覺，又有國庫老本可供補貼，即使蝕本也不致馬上倒閉，但府庫所儲終歸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現代公司可研改製，破產，工人下崗，銀行數以萬億計的壞賬由可憐的工人們買了單...
商賈當然精明，乃至於狡詐，他們能用自己的經驗智慧和經濟實力操縱經濟，或損公濟私，或置官府於被動。禁榷一嚴，商賈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經營，榷場商品滯留產地，積壓廢棄，貨幣不來，使國庫虛空。禁榷原本為控製商賈，補充國用，到頭來卻出現了離開商賈經營便束手無策反受其製的局麵，沒有流通，哪來的收入，財政依然困難。
政府雖說可以用超經濟的力量來左右經濟或打擊商賈，如蔡京推行的新鹽法，至使商賈數十萬鹽鈔一夕作廢，那些豪商瞬息破產。但在官府和商賈的較量中，總是兩敗俱傷，最終把損失轉嫁給生產者和消費者，受苦的依然是老百姓。
以上隻是其中一部分，便可看出宋代官辦“公司”的麵貌，大家可能也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低價占有原料和產品，近乎無償地征調工匠、廂兵、農民、船工等勞動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費。銷售靠強迫老百姓認購，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進。即使經營虧損，也可用硬性提高價格的方式，將這些虧損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掩蓋其經營失敗的真相。
超經濟的掠奪，有時還能聚斂一些貨幣，造成‘厚利’的假象，而這種厚利越大，即意味著非法剝削越嚴重，對社會經濟所起的破壞作用亦愈加深重。蔡京的乾坤大挪移導致了宋的經濟機會崩潰，民怨沸騰，王黼也看出了這點，上台後立刻改了蔡京的作法――廢除了榷務司，大奸臣一下變成了人皆稱頌的‘賢相’，可見其毒害之深。
宋代也不乏有識之士，歐陽修就曾對此種政策分析說，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國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專。必須與商賈共同經營，流通才不會阻滯，剝奪商賈利益之謀愈深，則國家利益損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歸於公，就會虧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與商賈共圖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國之善經營者，應‘不惜其利而誘大商’鼓勵民間資本的進入，由市場調節物價...
趙檉在離開西北之前，為了吸引流民，增加人口，利用東南民變大肆宣傳西北的富饒，招攬了以十萬計的流民奔赴西北。以他當時所想，隻要以繳獲的糧食，加上結餘的軍糧便足以幫助流民度過糧荒，屯墾政策實施後，開墾出大片的土地，到了秋收之時，便有了足夠的糧食儲備，完成自給自足。
但人算不如天算，王黼等人趁自己離開，遣人到西北擴公田，導致政策難以完全執行，熟地大片撂荒，荒地得不到開墾，產生了巨大的糧食缺口，可如今府庫空虛，靠政府根本無法救濟，而如果這個問題一旦處理不好，便會釀成更大的混亂。
如今趙檉隻能從外地購糧，但各級政府手中又無錢，皇上又下旨免了西北農民兩年的賦稅，以示皇恩浩蕩，唯一能抓錢的地方就是商稅.而最大的商稅來源便是鹽稅，而如何能吸引到大批鹽商到西北，又換來應急的糧食變成了頭等大事，也是考驗他們執政能力的第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