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不願，離別就在眼前，趙檉為每一個離隊的人預備了份盤纏，這些足夠他們路上開銷和到達新地之後安家的費用了。對於何去非、趙仁趙檉早在京中為他們買下了一座宅院。高寵家在京中，又是世家，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祖上也曾封王，幾代人下來沒出什麽人才，也沒出過敗家子，自然不會缺錢花，當然就不必讓趙檉破費了。
“師傅，時候不早，請上車吧！”喝過離別酒，趙檉向何去非行禮道。
“王爺，此次一別，不知何時再見，老夫怕是此生再難踏進西北之地了！”何去非有些傷感的說道，他已是古稀之年，雖為官多年，也隻是跟隨王爺這幾年才過的最為舒心，在西北一展平生之誌。但他也明白自己奉調回京後官升了，日子卻再也不會像西北這麽痛快，而他更知王爺的誌向，恐怕幾年之內是不會再回京了。
“師傅，切勿悲傷，萬事不要問，隻要安心靜養，好好活著就有重逢的那一天！”趙檉擠出點笑容說道，在西北這兩年，老頭殫心竭力的輔佐自己，也正是因為自己後院平穩，可以放心西征，如今老師走了，自己再難找到這樣的知心人，心情也自然好不到哪裏去。
“雨師，都說‘寧為太平犬，不為亂是人’，但也有亂世英雄一說，如今奸佞當道，遼金征戰不休。天下亂象已生。正是男兒稱雄之時，王爺素有大誌，且有遠謀，雖事有可為不可為，可也要明白你的肩上擔負的是中興大宋，拯救天下蒼生的重擔，萬萬不可拘泥於陳規，要知當斷不斷必留後患！”何去非握著王爺的手邊走邊輕聲言道。
“師傅，弟子受教了，請蹬車吧！”趙檉鄭重地點點頭。這老頭是勸自己不要顧忌太多，該下手時便要下手，哪怕手段激烈點也無妨，可心中卻不住感慨。老師是真心對自己好啊，否則讀了一輩子聖賢書的他不會說出這麽‘大逆不道’的話來！
“師兄，師傅就擺脫給你了，如有大事發生，你定要護得師傅周全，萬不得已可遣人將他送往襄邑！”趙檉將何去非扶上車，又轉身對高寵說道，“師兄技高膽大，可也要切記不要鋒芒畢露，爭勇鬥狠。要知人力有不逮之時，切不可逞能！”趙檉想著自己將高寵帶離京城，跟在自己身邊，改變他的人生軌跡，以圓自己前世兒時之夢，可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又離開了自己，但願這幾年的曆練能讓他明白世上還有憑人力辦不到的事情，逃過宿命。
“王爺放心，我明白了！”高寵拱手道。
“趙仁。你是我最放心的，但是你性情純良，要知人心叵測，遇事要多思量！”趙檉對自己這員愛將最為不舍，雖知他不會恣意妄為。但還忍不住叮囑幾句。
“二爺，小的明白。絕不負二爺再造之恩！”趙仁強忍淚水，深深施禮道，然後轉身牽過王爺的馬，拉住馬韁，“二爺上馬吧，日後如需要小的，隻要二爺有召，即使千山萬水，刀山火海，趙仁絕無二話，定會回到二爺身邊！”
“好吧，我們就此別過，萬事小心！”趙檉點頭道，然後踏蹬上馬。
“恭送王爺！”眾人同時施禮齊聲吼道，可也是個個熱淚盈眶。
趙檉在馬上行了個禮，調轉馬頭當先離去，可回首間大家都看得王爺臉上滿是淚水，而他身後傳來雄壯的歌聲：“狼煙起江山北望，龍起卷馬長嘶劍氣如霜。心似黃河水茫茫，二十年縱橫間誰能相抗！恨欲狂長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鄉。何惜百死報家國，忍歎惜更無語血淚滿眶。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黃塵飛揚，我願守土複開疆，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
......
幾日後，趙檉一行人到達了太原，住進了原來的製置司衙門，不過牌子已經換成了宣撫使的啦！因為事情很多，趙檉剛剛搭建的班子馬上進入了角色開始工作，但他們很快就發生了分歧，其實這也不是什麽大問題，就是人事的安排上。許宗衡等人發現王爺用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喜歡用吏才，這讓他們不滿，放著那麽多舉人、進士不用卻要用這些吏。
其實他們有這種觀點並不奇怪，官場上有句話是說‘夫富者不為吏，而為吏者皆貧’，這說明官與吏的身份差別一般與經濟地位的高低聯係在一起的，由於高官日益為科舉出身的人把持，官與吏在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便進一步拉大了。但胥吏畢竟還有借以維生的刀筆，如果再不顧廉恥地舞弊弄權，或與貪官狼狽為奸，勒索欺壓百姓，照樣有發財機會，而宋出現了嚴重的冗官冗吏問題，各級衙門的官員多滿足與屍位素餐，他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也為胥吏夤緣為奸提供了可乘之機，這也令吏的名聲更臭，惹人痛恨。
趙檉喜歡吏才卻也與他出身‘草根’有關，他雖然重視文化人，但當時身邊卻無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讀書未必多，但辦事卻很精幹，也沒有什麽儒家教化的束縛。用這樣的人，首先是覺得心應手，事情交辦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們一般不會糾纏儒家所謂‘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實用主義態度，以君王之是非為是非，不會在其耳邊聒躁言不及義的高調。
另一個原因便是趙檉對宋代這種科舉製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記得自己剛剛會記事就開始飽受‘學習’之苦，可這一切就是為了應付現代的科舉製度‘高考’，而誰都知道大學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窩蜂的考公務員去當官，可這些讀了十多年書人學的那些東西與社會嚴重脫節，好在他們並不是考上了就去當官，還要慢慢熬資曆。
但是宋代童年時基本相似，學者葉適曾言‘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經文掛在嘴上，便可能有個好前程，廉恥、義命不大顧得上了。’可不同的是這些書呆子們一旦登上黃榜便立刻授官的。
想想這些出門可能都分不清南北，麥苗、韭菜都分不清的人去管理地方會是神馬結果？在這種風習之下，士人的氣質品格漸漸退化，心術日壞。欺世盜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之術越來越精，而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正所謂‘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麵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挾其所嚐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托於所嚐料以議其上。’
為了解決這個“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的問題，也有許多政治家對考科都有相當深刻的見解，但很難統一起來。考試體製一直變換不定，可這種想求實而又難規範的考試搞得君臣都很傷腦筋。
宋前期，承唐舊製，設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學究等科目，通稱諸科。宰相範仲淹諸人不滿意，提意見。仁宗皇帝覺得說的不錯，認為‘拘泥於聲律詞意，豪雋奇偉之士難以發揮；說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才是博啊！並於嘉祐二年增設明經科；到了神宗時，王安石認為少年閉門學作詩，等到他當官的時候還不通世事，這是摧殘人才，所以提議改考經義、論、策。蘇軾反對說，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由正人君子審好惡，才能選有德之士。如設個名目來取，是教天下人作偽。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於文章諸事，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用，就政事來說，則均無用；後來徽宗時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寧興學”，且一度取消科舉考試而從學校取士授官。如此辦法雖然發展了教育，但從選人量才的角度看，卻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發揮的餘地更加狹窄了。
由於考試官學色彩逐漸增加，又限製了創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釋放自由意誌，這與皇帝要求的“才”有一定的差距。而為了駕馭選拔上來的人才，對這些飽學之人，皇帝隻得累任累貶他的官員，既用他們的‘才’，又得想法限製他們的權。這一套章法執行起來有時皇帝也很不耐煩，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這也許說明趙檉有當皇帝的潛質吧！
其實到了楊時等人的地位，以及他們的見識和經曆誰都知道科舉就是權宜之計，實際上就是統治階級統治的基本工具，其目的是要把天下人捆在官階上，使他們少起異心，然後再將他們鎖在一張牽製的網上，趙檉看得明白，可他們這些進士出身的人即使看明白了，又怎麽敢承認呢？如果認了，那不就是打自己的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