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趙被任命為負責協同四川方麵的總務。趙氏往來於成都與 重慶兩號之間，協調兩號關係，發揮各自特長，整整二十餘年間，四川的業務居全號之冠。由於趙德普善於審時度勢，被本號人稱為“常勝將軍”。光緒十三年，趙德普被財東提攜出任總號經理。
晉商善於對瞬息萬變的市場行情做出準確預測，而且根據市場的變化提供顧客最需要的貨物，最後達到產銷兩旺。如旅蒙晉商200餘年長久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組織貨源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
蒙古牧民以肉食為主，喜歡磚茶，旅蒙商號“大盛魁”就自設茶莊進行磚茶加工。蒙古牧民喜歡穿結實耐用的斜紋布，“大盛魁”就大量組織貨源，並將斜紋布按照蒙古牧民的習慣，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靴、馬氈、木桶、木碗、奶茶用壺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大盛魁”均按照蒙民的習慣專門加工。因此，蒙古牧民隻要是見到大盛魁記商品，便會爭相購買。根據蒙民遊牧、居住點不定，分散而居的生活習慣，“大盛魁”采取流動貿易形式，組織駱駝商隊，深入到牧民居住的帳篷中進行交易。蒙古牧區貨幣經濟欠發達，“大盛魁”就采取以物易物和賒銷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現金，而以牧民的羊、馬、牛、駱駝和畜產品、皮張等折價償還。由於“大盛魁”在貨源組織商有針對性抓住市場需求，以不變應萬變，方便了蒙古牧民，從而使“大盛魁”在蒙古草原上的經商活動獲取了巨大的成功。
儒賈相濟 學而優則商
學而優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選擇仕途，這是山西習俗觀念中的核心。如果晉商後繼乏人，那又如何去譜寫數百年的創業史呢？
山西人為擺脫貧困而選擇經商之路，並以頑強的勤勞、節儉、拚搏、創新精神闖出前人未闖之路。當山西幫在黃土高原崛起後，當人們認識到進入商號、票號乃是一條安身養家的致富捷徑時，家人在為子弟擇業時自然是把資質最高的送入商號、票號，甚至奔走請托，唯恐選錄不上。但並不是不重學，所謂資質高的，都是先經過私塾學習，學而優者才會被錄用，所以進入貿易一途的俊秀子弟並非學而無術的庸碌之輩。因此確切地說來，山西人的習俗是“學而優則商”。至於中材以下始令讀書，也不是輕視學業，而是把資質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於師門，寄希望於繼續接受教育，讀書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縣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羨七品寶堂皇”。學而優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選擇仕途，這是山西習俗觀念中的核心。如果晉商後繼乏人，那又如何去譜寫數百年的創業史呢？山西商人的發展影響到山西習俗觀念的轉變，而重商重學的習俗觀念又反過來保證了山西商人對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從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張四維官至內閣要員，其父親、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顯棄儒經商，其弟卻入仕為官；清代渠本翹仕途通達，由舉人而進士，是繼張四維、閻若琚之後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還有許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學而優則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無人承繼祖業，而中途棄儒經商。即使最初因為貧窮而走西口謀生的創業者，當初沒有讀書的機會，但致富之後無不嚴課子弟讀書。喬氏、渠氏、常氏等許多富商大家都是從貧困中起家，而後既從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經過讀書受教的嚴格培養，是沒有資格繼承祖業的。讀書成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山西商號、票號的經營者不僅注重廣泛網羅人才，授之以全權，聘之以重金，把學而優的人才挽留下來。同時，他們更注重從工作的實踐中培養鍛煉人才。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麵的一大創舉。
山西商人無論是經營商號或者票號，對學徒入號前的考核以及入號後的嚴格培養教育，都是具有深遠意義的舉措。山西商人數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對人才的培養中，立足於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諸家文化之長於人才素質要求，尤其是在實際的業務工作和艱苦的環境中給予每一個人的鍛煉、考驗，使他們不僅具備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強的基本素質，還特別地具備了戰勝各種艱難困苦條件的大無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間縱橫捭闔，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競爭對手能夠阻擋他們南征北戰，甚至歐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這種精神特質，為“學而優則商”注入了特殊的內涵。
薄利多銷 產銷結合
山西商人不好高騖遠，他們不會等到貨物價格最高時才出售，因為當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價格之時恰恰正是這種商品的降價之時。
山西人在經營過程中非常重視薄利多銷，產銷結合。
在經商過程中，山西商人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方略，並順時而行，在具體買賣之中，不拘泥於成見，見利即行。通過實行薄利多銷，產銷結合的方略加速其資金周轉，爭得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不貪求厚利，在經商中，經營者通過賤時買進，貴時賣出，賤買貴賣賺取商業利潤，他們懂得如何把握時機，如何保持既賺錢而又穩妥。山西商人不好高騖遠，他們不會等到貨物價格最高時才出售，因為當你知道了商品可以出售的最高價格之時恰恰正是這種商品的降價之時。他們采用薄利多銷的辦法，以商品全部出手為原則。“十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薄利多銷是經營中一個既有利可圖又穩妥保險的方法。這樣，商品不會積壓，不會造成損耗，有利於資金的迅速周轉，可以通過積少成多來最終獲得厚利。相反，如果單單為了博取厚利，然後一直積壓商品，等待一個銷售價格的最高點，就很容易錯過很好的銷售契機，從而造成貨物積壓，資金周轉不靈。
山西商人經常以薄利多銷為原則將手中產品銷售一空，將周轉回來的資金再投入到更有利潤的行業中去，從而獲取厚利。
如，曆史上山西商人將在內地采購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裝、茶葉、布匹、鐵鍋、白酒、紅糖、瓷碗壺、果品等賤價拋售，還將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選購，從而使銷售量大增，利潤因之增多。而後，他們根據各地的生活習俗、消費水平、市場具體情況不同，采取產銷結合的方式，直接聯係貨源，購進原材料，自己組織生產加工。
再如，平遙、祁縣中許多從事茶葉販運的商人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開設茶葉加工廠，自己加工包裝成磚茶，然後加蓋本公司的商標，到各地銷售。山西人還從事長途販運，自運自銷，產運銷一條龍，這樣既可以大大節省成本的投入，又可以減少運輸成本，並且保證了供貨及時，質量可靠。在那時銷售中，山西商人就大多采用薄利多銷的方式來賺取利潤。
重視信息 公平競爭
晉商在經營中重視信息的作用，他們經常通過預測行市進而壟斷市場，最後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在經商中，準確、全麵、及時地把握市場信息，往往能夠快速走在同行的前列，使信息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晉商在經營中重視信息的作用，他們經常通過預測行市進而壟斷市場，最後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晉商在曆史上以賤買貴賣而著稱，因而就更加需要及時掌握準確的市場信息。晉商雖然沒有徽商那種族譜“聯絡網”，但也盡量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市場行情，掌握各地物資餘缺及影響商業經營因素的情報。在商業總號和分號之間，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報。這種經濟情報對晉商尋求商機和下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通過了解信息，預測行市來把持行市、囤積居奇、壟斷市場、高利盤剝，作賒銷生意。如太穀曹氏在沈陽的富牛俊商號，一次獲悉當地高粱收成因蟲害減產，立即大量收購包括陳糠在內的糧食，秋收後糧價暴漲，富生俊商號因而大獲其利。
現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繼承了晉幫商人重視信息這一特點，在做生意時，他們很重視對信息的捕捉和反饋。許多大的公司企業都有專門的市場預測人員進行市場上的情況把握，及時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奮起
安徽商人
自古雲：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商。徽商形成於明朝中葉，衰落於晚清。他們最早以經營鹽業為中心，直至獲“宮接江南”之美譽。徽商與晉商在曆史上並稱南北兩大商幫，並駕齊驅，稱雄商界達二三百年之久。
徽商何以創造頻頻商績？本章中徽商將用事實剖析自己成功的根源所在。
經商謀略不論古今。在商場打拚的人，從徽商身上或許可以找到立足於商界的法寶。
徽商之秉性——逆境中奮起大多數徽商之所以成就大業，與他們在逆境中奮起，愈挫愈堅、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曆史上，徽商經營的行業，隻限於安徽的“文房四寶”和漆、木、茶等土特產。後來，經營的行業種類逐漸增多，加上在生意場上，徽州人生性簡樸，吃苦耐勞，又善於經營，所以“徽州算盤”的名氣蜚聲遠近。各地的鹽業、典當、木材、糧食、茶葉和海外貿易等許多行業，都被徽州人所壟斷。當時兩淮鹽場是全國最大的鹽場，徽商在兩淮經營鹽業特別活躍。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中國商界。
“苦誌經營”，“艱難起家”，“自強不息”往往是每位成功商人的必經之路。從史料記載來看，大多數徽商之所以成就大業，與他們在逆境中奮起，愈挫愈堅、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隨著徽州商幫逐漸成為明清商界一支勁旅，徽州從商人員也越來越多。作為商幫優良傳統之一的拚搏精神，也進一步發揚光大。他們不僅與自然界的惡劣環境頑強鬥爭，而且同商場的驚濤駭浪進行拚搏，湧現了一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賈。
清代嘉慶年間著名的徽州鹽商鮑直潤，經營鹽業之初一再失利。一時，經營活動可稱是“舉步維艱”。但鮑並未氣餒，將家中田產悉數典押，籌得資金謀得江山引地。家中人直勸鮑直潤：“經營鹽業一敗再敗，千萬不能再將家產全部押上了。”鮑直潤道：“今江山口岸，眾商星散，勢將食淡，所謂人棄我取，譬如逐鹿，他人角之，我倍其後，時不可失，呈意決意。”於是鮑氏率兄弟奔波各地，經營鹽業，終有大成。類似上述鮑直潤等人的拚搏事例，在明清徽州商人中絕非罕見。
憑借這種拚搏精神，徽州商人走出了小山村，克服了資金困乏、人地生疏等諸多困難，發展成為明清商界首屈一指的商人集團。
形成於徽州商幫的這種拚搏精神，有多種因素。譬如，在人多地少環境下的生存壓力，使得徽州商人較其他地區的商人更勇於拚搏。在逆境中奮起，反映了徽商的拚搏精神；而在經營活動中永無止境，不斷追求更高的目標，這就是徽州商人的進取精神。
正是在這種精神的鼓勵下，徽州商幫中不少曾經是受雇於人的小學徒，最後發展為擁有獨立資產的大商人。
在自強不息精神的鼓勵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事業。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斷開拓進取，其經濟實力則逐漸由弱變強，最終增強了徽州商幫的整體實力，使之成為商界中能夠與晉商相抗衡的大商幫。譬如，明代成化、弘治年間歙商江才就是一個例子。江才3歲喪父，家道中落，無以為生，後江氏兄弟在杭州開了一家小鋪子，出售鹽米雜物。這時的江氏兄弟充其量也隻是小商小販而已。不過，江才的進取心始終未泯。在積聚了少量資本後，江才遠遊清齊梁宋之間，販運商品，牟取厚利，資本愈積愈多。40歲時，江才便成為腰纏萬貫的“大賈”了。
賈而好儒 亦賈亦儒
做生意是為了謀取巨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讀書博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
徽商教子業儒，十分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賈而好儒，亦賈亦儒”是對徽商的經典概括。曆史上徽商均精通儒學、擅長詩詞文學者不在少數。他們中間有些是早年習儒，以後走上經商道路的；有些則是亦賈亦儒，在經商的同時，愛好文化和儒術，形成了他們“賈而好儒”的特點。
明代著名學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這就是說，做生意是為了謀取巨額利潤，讀書則是為了追求功名。讀書博不到功名，就應當“下海”。賺了一筆錢後，為了子孫後代考慮，就應當讓他們讀書。
以商養文，以文傳家，形成了儒賈之間的良性循環。這裏的“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可能也包含著另外一種涵義，那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如果幾位兄弟都從事舉業，那大家多隻好喝西北風，所以還必須有所分工。這種家庭成員的分工，在徽州地區自古至今，是相當普遍的。當時徽商之住所，所見極多的是“冰梅圖”——許多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圖案，其圖除令人歎為觀止外，它還寓意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嚴冬將盡，讀書人“十年寒窗”，終於金榜題名，一鳴驚人。這種“十戶之村，無廢誦讀”乃是毫不誇張的說法。此外，徽商不惜重金辦教育，創書院，因而徽州地區文化發達，人才輩出，致使湯顯祖發出“一出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之感歎。
安徽人尚文的傳統，培育了徽商“賈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又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安徽文化的繁榮。
崇尚文化 以知識為力量
商人有文化，有助於分析市場行情，預測供求關係的變化，從而在商場中能夠知進知退，把握每一個商機。
徽州商幫作為一方地域的商人群體，之所以能在曆史上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與他們的尚文本性是分不開的。
“多才善賈”，自古皆然。商人有文化，有助於分析市場行情，預測供求關係的變化，從而在商場中能夠知進知退，把握每一個商機。
正所謂知識就是力量，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總裁史玉柱給我們作出了很好的詮釋。
史玉柱，安徽懷遠人，1962年11月生，碩士研究生，原為安徽省統計局數據分析員，1989年7月，史玉柱靠四處籌措的4000元起家，不到6年時間，他創辦的巨人集團公司以成百倍的效益增長，資產已逾數億元，成為中國最大的民辦高科技實體。他個人的財富估計10億左右。
“巨人”的崛起，它的年輕、它的速度、它的效益、它的強勁勢頭，震驚了經濟學界，許多經濟學家將其稱為不可思議的“巨人現象”。
史玉柱可能是中國億萬富翁中文憑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實，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最出類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後，是一塊有著濃烈的文化底蘊和亦賈亦儒的故土。
他說：“我感受到現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識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盡天時地利的漁民、農民和一些個體戶。”
正是這樣，史玉柱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先鋒，正用自己的行動詮釋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和“知識就是財富”的經典論斷。
依附官府“借資貴人”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為商”的道理，他們投靠和借助政權，以達到商業上的謀利無阻。
徽商深知“朝中有人好為商”的道理，他們投靠和借助政權，以達到商業上的謀利無阻。為了尋求政治靠山，他們主要采用了兩種手段：一是“借資貴人”，即直接賄賂官僚權貴；一是送自己家的子弟去讀書做官。
“借資貴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岩結交左宗棠之例。左宗棠本不喜歡徽商，胡雪岩知此並不直接與其交涉，而是借捐軍款和賑災款來曲線取左宗棠的歡心，這樣過了一段時日，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左宗棠官任督帥，親自向皇上進奏折，頻頻為胡雪岩美言嘉獎。 胡雪岩也因此而得官，平步青雲，成為中國的頭號官商。
然而，畢竟投靠官僚權貴有著一定的弊端，若自己有人在朝中為官，則更加好得多。於是，徽商不惜以重資舉辦書院私塾，輸送資金捐辦學校，培養眾多子弟讀書，其中“資質聰慧”者便讓其參加科舉，走向仕途，為宗族服務。一旦朝中有了自己的人，不僅使家族地位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為經商添了一道政治保護屏障。徽人子弟一旦為官，自然對家鄉父老格外關照，提供諸多經商之便。子弟為官，對於形成一些行業的壟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婺源人李大祈，早年學習詩文，後棄儒就賈，經營鹽業，往返於淮、揚、荊、楚之間，腰包日漸隆起。可是，他每每想起少年學業未成，不免失落，於是掏錢辦私塾，延請名師教讀，自己也每日督促，直至公子中舉，才算了卻心事。
在安徽，像李大祈這樣的人，在徽商中實在太多。在徽州當地，“連科三殿堂撰，十裏四翰林”，“一門九進士，六部四尚書”之類故事，多得不勝枚舉。
高效高利 注重群體效益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體效益。徽州人往往與同鄉或同宗合夥經商，相互協作，共同致富。
徽商在擁有了一定資產以後，就已不再滿足於一些微小的利潤，而是追求高效高利，將“大富”作為自己的經商目標。
歙縣商人黃瑩在經營中，不屑貪求小利，而是“務存大體”，追求高效益和高利潤。在高效益的觀念支配下，徽州商人經常在分析市場形勢和自身實力後，進行果斷決策而後牟取暴利。好多徽州商人憑著果斷的決策“厚積而速成”進而成為商業巨賈。
為了追求高效益、高利潤，徽州商人往往周遊全國，哪裏有市場就到哪裏發展，哪個行業有利可圖就經營哪個行業。歙縣商人黃豹，少年家境貧寒。成年後辭別父母，挾資遊荊襄南楚，但獲利很少。見此，他便果斷地從荊襄撤資轉徙淮南從事鹽業。結果，僅三年時間就由一個小商人變成一個富賈一方的巨商。
徽州商人吳氏也是為了追求高利潤而多次轉徙，他經營過泉布，後來感到泉布利潤不及鹽利豐厚，又到浙江從事鹽業，不久就成為江浙鹽商的頭領。當時鹽業的利潤以兩淮為最，因為淮鹽在當時產量最多、銷地也最廣，吳又將業務從浙江轉到了淮南。
徽州人注重高效高利，也更注重群體效益。徽州人往往與同鄉或同宗合夥經商，相互協作，共同致富。徽商程鎖就曾因為家境貧寒而聯合宗族“賢豪者”10人，各出資白銀數百兩，合夥經商。由於他們同心同德，苦心經營，最後都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商人。
清末名聞遠近的屯溪“同德仁”藥店，就是由徽商程德容、邵運仁等合夥經營的。在這種群體觀念下，徽商合夥經商、結幫經營的現象十分普遍。可以說是，一人致富，一族受益。
仁心為質 誠信至上
如果經商者一味抬高市價，使顧客感到吃虧，那麽顧客就不會來買你的東西，最終就會失去顧客，失去市場。
徽商在經營活動中，講求“仁心”，追求高尚品質。
徽商多數人在商業競爭中，不貪心，薄利競爭，甘當廉賈。賺錢、求利、致富是商人的目標，但徽州商人往往痛恨那些趁人之危，玩弄伎倆的不公平交易。他們認為：人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如果經商者一味抬高市價，使顧客感到吃虧，那麽顧客就不會來買你的東西，最終就會失去顧客，失去市場。從經營的角度來看，商家與顧客的關係，決不是一方盤剝另一方的關係，而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關係。一味貪圖大利，敲詐顧客，雖然能夠得來暫時的利益，但是卻毀壞了雙方長期合作的基石。
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他在廣東經營茶葉貿易，每當出售的新茶過期後，他總是不聽別人的勸阻，在與人交易的契約上注明“陳茶”二字，以示不欺。
康熙、乾隆年間的鹽商吳鉼，“平生仁心為質，視人之急如己”，隻要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就竭盡力量幫助他人。他不僅將“仁心”作為對自己經商的要求，而且將其作為“家訓”傳給子孫後代。
安徽休寧的商人吳鵬翔曾做胡椒生意，與人簽約後買進了800斛胡椒，但有人辨別出這批胡椒有毒。原賣主惟恐奸情敗露，央求吳鵬翔退回原貨，中止雙方契約。然而，吳鵬翔竟不惜成本，將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賣主他售而害人。
徽州商人汪源茂曾有一位朋友，以汪氏的名義將數百兩銀子存在一家店中生息。後朋友暴卒，店夥未悉其中原委，將銀子本息交給了汪源茂。但汪源茂不肯受，招來朋友之子，將銀兩悉數還之。
詹穀，安徽人士，曾在崇明替人經營一家店肆，該店主人是徽州人，後因年老歸家，暫將店務全盤托付給詹穀。當時由於太平天國革命時期，交通梗塞，主人一去十年未返。等到戰亂結束時，主人之子來到店中，詹穀立即將所有經營盈利的小冊子交給主人之子，絲毫未貪。
清末徽商的頂尖人物胡雪岩以商進仕，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經商注重誠信，更加將徽商的聲譽遠揚各地。他曾在杭州開了一家胡慶餘堂藥店，以經營湯劑組片業務為主，該藥店與北京同仁堂藥店並駕齊驅，蜚聲中外。該店將“忠誠不欺”作為立店之本，胡雪岩親手撰就80字《戒欺銘》，該銘文被製為“戒欺匾”，掛在胡慶餘堂藥店裏，以警示藥店同仁在經營過程中恪守“以義取利”準則。為了將誠信不欺的經營方針落在實處，胡慶餘堂藥店在每年入伏頭一天，免費向杭州市民供應大量藥茶。這些藥茶清涼解暑，當地老百姓紛紛前來飲用，經證實，這些藥茶確實有很好的療效，自此，慕名而至藥堂者絡繹不絕。
德才為本 任人唯賢
商業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競爭。為了網羅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將一些行業英才招致自己門下。
自古以來，許多賢哲之士都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商業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人才的競爭。賈而好儒的徽商深諳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麵很是慎重。
徽商選才，首先以德才為本。“仁德”是選人的首要條件。他們堅信，忠厚誠信，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僅能夠在經營中“銖兩不私”，更能與人坦誠，在同仁中建立起和諧融洽的關係，這樣才能將經營做的恰到好處。除了“仁德”以外，“才”也是徽商選人的一個重要條件。為了網羅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將一些行業英才招致自己門下。清末徽州著名的胡開文墨業即是如此。胡開文墨業的創始人胡天注在承頂其嶽父瀕臨倒閉的“汪啟茂墨室”之初，並沒有急於擴大生產規模，而是將資金用來聘請能工巧匠，努力創出優質產品。當時徽州著名的墨模雕刻家王綏之等均曾在墨莊效過力。他們精心製作的“圓明園”、“黃山圖”、“西湖十景圖”等為胡開文墨業贏得了廣泛的聲譽，使胡開文墨暢銷國內外。
徽商用人，除了德才兼備的條件外，大多采取任人唯賢，各盡其才的原則。尤其是那些大商人，他們往往聘請極為得力的助手為自己經營業務。這些助理在經營中擁有充分自主的權力，特別體現在管理中。歙縣商人許翁在江浙兩省設有典肆40餘所，每個典肆均聘有管事經理，許翁自己則常年居住在家鄉。許多徽商都隻管坐鎮總店，而分店都交由代理人或副手打理，這些代理人和副手在具體的經營活動上一般不受老板限製，有著充分的決策自主權。
善抓機遇 敢為人先
生意場上的勝敗就在於你“敢”與“不敢”。“敢”是因為有勇有謀有膽識，“不敢”是因為無勇無謀無膽識。
紅頂商人胡雪岩曾說：“生意場上的勝敗就在於你‘敢’與‘不敢’”。這裏所謂的“敢”與“不敢”乃是以膽識和謀略作為後盾的。“敢”是因為有勇有謀有膽識，“不敢”是因為無勇無謀無膽識。敢為人先，也正是在這“敢”與“不敢”之間的差別，產生出的結局就會截然相反：一勝，一敗。
胡雪岩能在商場上迅速占據重要的地位，幾乎處於不敗之境地，某種程度上就取決於他“敢”字當頭，有勇有謀有膽識，敢為人先。
有一次，胡雪岩得知青幫要替太平軍護送上海購來的一批軍火。由於當時戰火紛起，軍火買賣的利潤相當可觀，回扣也相當巨大。胡雪岩早就有意涉足軍火生意，隻是一直苦於無從下手，如今知道了這條消息，正可以捷足先登，虎口奪食，把這筆生意奪來自己做。對於一般人而言，絕對不會也不敢去冒這種大風險。但是胡雪岩當機立斷，決定大幹一場。他以最快的速度將此事告訴了好友王有齡。正巧此時撫台黃大人要王有齡從海運局撥一筆款子購置500條毛瑟槍以加強浙江綠營兵的裝備，王有齡正為此時而煞費心機，剛好胡雪岩就自動找上了門來。胡雪岩心裏盤算出此筆生意的回扣必定是不小的一筆收入，便立刻啟程連夜奔赴上海，唯恐動身晚了貽誤良機。胡雪岩算定太平軍購軍火不會很快，洋商必定討價還價，延宕時日，把太平軍逼到最後關頭以敲一筆高價。據可靠消息，太平軍欲購500支槍，由於數量巨大，洋商需從國外運貨，而這其中大概就要一個月的時間。
胡雪岩到了上海，求見上海青幫首領廖化生，說明來意。廖化生說：“生意人人做，就看誰占先，憑胡先生的才能，這筆生意非你莫屬。”胡雪岩卻謙虛的說：“靠單槍匹馬，萬難成功，還要老哥鼎力相助，事成之後，老哥可分三成利潤，算是合夥生意。”
廖化生見胡雪岩如此慷慨謙虛，當即喜出望外，答應願意為這筆生意貢舉手之勞。胡雪岩便讓廖化生派一位懂行的弟兄陪他。廖化生當即派了一位在洋行當通司的弟兄給胡雪岩，這位弟兄名叫歐陽尚雲，不但外國話說得流利，更是深諳洋商的底細。胡雪岩見此人聰明伶俐，反應靈敏，暗忖今後得好生待他，以便為己所用。
胡雪岩從歐陽口中得知，太平軍向英商麥得利所購500支毛瑟槍，因現貨不全，需要向英國國內催運，大概要20天後才能交貨。胡雪岩久經商戰，當即下定決心在這20天內令麥得利改變主意，撕毀與太平軍的簽約，把生意轉給自己做。
胡雪岩讓歐陽約見麥得利，在與麥得利會晤中，胡雪岩抓住要害，說麥得利這樣做明顯是幫助太平軍與清政府作對，如果清政府一旦得知此事，必定派兵截獲這批軍火，那時，不但血本無歸，而且還要受到政府追究責任，加以懲罰。利弊如何，麥得利是聰明人，自然也就知曉。但是麥得利又說這樣撕毀條約會蒙受巨大損失。胡雪岩便說自己可以出高價代表浙江地方政府買下這批軍火。就這樣，沒費多大力氣，麥得利就毀掉了與太平軍的約定，而轉與胡雪岩做上了這筆生意。20天後，軍火到貨，胡雪岩沒費什麽力氣就賺到了五千多兩銀子。
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正是因為胡雪岩有膽識，敢冒著常人都不敢冒的風險去做生意，才會獲得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因為“敢”，胡雪岩的生意才一直紅紅火火，居於商界不敗之境地。
高瞻遠矚 深謀遠慮
徽商深刻認識到了謀與慮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謀得深，慮得遠，在商界中取得了顯赫的地位。
自古雲：“謀深，慮遠，成之因也。”徽商深刻認識到了謀與慮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謀得深，慮得遠，在商界中取得了顯赫的地位。
“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是一個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高手”。
胡雪岩曾聯合信和錢莊的張老板籌劃了一樁長遠的以錢生錢的生意，即接受失敗逃亡的太平天國兵將的存款，然後放給因調補升遷而需要錢財的官員以及因戰亂逃難到上海而在原籍有地產的鄉紳。向太平天國這些兵將融資，根本可以不付利息，因為那些兵將隻求保命保住財產而已。胡雪岩將這部分錢用來放債，則可以有大筆進賬，可謂無本萬利。
為了結交絲商巨頭，聯合同行同業，以達到能夠順利控製市場、操控價格的目的，胡雪岩再將從湖州收購的蠶絲運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絲上市之前都還沒脫手。而這時的社會環境對於胡的生絲銷洋莊的生意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麵新絲雖然快要上市，但是由於朝廷禁止運往上海，胡雪岩的現有囤積也就奇貨可居；另一方麵，朝廷在上海設立內地海關，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製，而此時洋人又迫切希望與中國保持一種商貿關係。此時胡雪岩聯合同行同業操縱市場行情的工作已經大見成效，繼續堅持下去，迫使洋人以高價買自己的貨並不難。
但是，胡雪岩考慮到與洋人以後的合作會大有利賺，便將生絲按照洋人開出的低價格賣給了他們。在這票生意中，胡雪岩確實沒賺到什麽錢，但他卻鋪就了一條與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這次交易，為他日後做的洋莊生意，借貸洋款發展國際金融業，鋪下了一條陽關大道。
知己知彼 準確預測市場
商場如戰場，商家的競爭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信息的競爭。準確地預測市場信息能夠使商家提早獲得商機，從而在商業競爭中取勝。
孫子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商場如戰場，商家的競爭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信息的競爭。準確地預測市場信息能夠使商家提早獲得商機，從而在商業競爭中取勝。
市場的預測即是對市場需求、價格變化等所作出的預先判斷。通過商品供求、人們消費水平以及社會環境的變化來預測市場走勢，以便從中獲取商機。
徽州商人在這一方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精明強幹，往往“人棄我取”“賤中找貴”，通過預測，推斷哪種商品在不久的將來會價格上升，哪種商品會因為人們的消費方式變化而獲得巨大的市場。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徽商越來越認識到市場信息對於經商的重要性。他們想盡辦法，千方百計收取市場信息，以更好地審時度勢，來推斷市場的走向，從而采取與之相適應的經營方針。
顧客乃養命之源
胡雪岩曾指出：“顧客乃養命之源”。商號的興衰盈虧，全要靠顧客，隻有得到顧客的信任與支持，才能達到興盛。
“紅頂商人”胡雪岩曾指出：“顧客乃養命之源”。商號的興衰盈虧，全要靠顧客，隻有得到顧客的信任與支持，才能達到興盛。
“顧客乃養命之源”是胡雪岩創辦的“胡慶餘堂”的店規，他要求店員把顧客當作衣食父母來尊敬，以優質的服務來贏得顧客。
在胡慶餘堂開張之初，胡雪岩本人頭戴花翎、身著朝服，親自接待顧客。一次，一位來自湖州的香客在胡慶餘堂買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開一看，微露不滿之色。胡雪岩察言觀色，當即上前審視，承認此藥確有欠缺之處，再三致歉後，令店員更換新藥。結果這天的辟瘟丹剛好售完，胡雪岩念顧客遠道而來，便留他住下，而且向該顧客保證三日內趕製出新藥送到顧客家裏。果然，三天後，胡慶餘堂的夥計將新配置的藥品送到了湖州香客那裏。這位顧客深受感動，逢人便講胡慶餘堂服務周到、胡雪岩仁義待客的事，無形中為胡慶餘堂做了很好的宣傳。
為了體現顧客至上的原則，胡慶餘堂還專設顧客休息的場所；在夏初之際，免費供應清涼解暑的中草藥；在遠近香客趕廟燒香、大批湧入杭州的初一、十五，將藥品降價銷售；遇急診病人，隆冬寒夜也照接不誤。如：在三九寒天，經常有哮喘病人半夜三更敲門求藥，值夜藥工必須遵守胡慶餘堂為急症病人現熬鮮竹瀝的規定，劈開新鮮的淡竹，在炭爐上文火烘烤，待竹瀝慢慢滲出，再用草紙濾過，當場讓病人喝下。熬一劑竹瀝一般要花兩個鍾點，病人若多，所需時間更長，但藥工們總是耐心細致做好服務工作，從未有所抱怨。
在當今的商品經濟中，市場由賣方市場變化為買方市場，商家更應將顧客看成利潤的來源，信守“顧客第一”的原則，把好服務關。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
善於思考 富於變通
浙江商人
浙江商人被譽為當今中國最具人氣的“財富製造商”，是最會賺錢的人群。他們遍布中國的各個角落，是中國最龐大的“遊商部落”。他們將踏實敢幹的企業家精神傳遞四方，用他們自己的經營觀念和方式影響著各地的商人。
“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有浙商”，這是對浙商龐大隊伍的一種最為精辟的描述。
浙商最具可學性，因為他們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們有的資本和知識，你可能同樣擁有。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學著去經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經商。
於思考，富於變通
浙江人是哪裏有市場就到哪裏去，哪裏沒市場就到哪裏開出一個市場來。
浙江人頭腦靈活，勤於思考，富於變通。
曆史上，浙江就出過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時，溫州和寧波都是有名的貿易港。
宋朝時期，寧波、杭州、溫州都設有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
明清時代，政府禁止海貿，寧波、溫州走私活躍。
到了鴉片戰爭之後，寧波、溫州等地相繼被辟為通商口岸，我國近代民族工商業得以發展，浙江商人開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浙江商人發揮其天生的經商意識，將其經商傳統發揮到了極致。
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迅猛發展，浙江商人大批湧現，占據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場。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進入全國民營企業前十強。2000年，“500強”中的浙江企業達到了171家，獨占全國1/3強。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營企業突破20萬家，全省民營企業的注冊資本超過1600億元，其中注冊資本在百萬元以上的已達24600家，位居全國第一。
不僅僅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鄉鎮甚至其他國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跡。
浙江人是哪裏有市場就到哪裏去，哪裏沒市場就到哪裏開出一個市場來。
不畏艱險 勇於開拓
浙江商人不畏艱險，敢為人先。他們不會固守一個經營領域而不動，經常以遠見卓識的眼光去開拓新的經營領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狹小的家鄉碌碌無為，他們不怕背井離鄉，怕的是沒有錢。他們沒錢的想到外麵的世界去賺點，有點錢的想到外麵賺多一點。
浙江商人有著堅毅的冒險精神和開拓進取精神。
以寧波人為例，光緒、宣統年間，移居海外經商的人數多達近10萬人；國民黨統治結束的前夕，大批商人移居港、澳、台以及日本、美國、新加坡、英國、俄羅斯、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加拿大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克服了在異國他鄉的種種困難，努力拚搏，曆盡艱辛，開拓出了一個個巨大的屬於他們自己的市場。其中有好多人在當地成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在香港叱吒風雲的“世界船王”包玉剛即是浙江寧波人。包玉剛1946年曾任上海銀行副總經理兼業務部經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從事進出口貿易。1955年轉營航運業。
20世紀50年代，香港和國際上普遍實行短期結算辦法，即按船隻行程計算租金。當時租金高，這種辦法確能獲利。但包先生居安思危，看到繁榮背後潛伏的危機，采用穩健的經營方式，以低租金，長期限合同，將船租給信譽卓著的大租戶。
1975年，他組織了環球航運集團，當年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寶座，贏得了“東方奧納西斯”的美譽。1981年，環球航運集團的船隊有船達210艘，2100萬噸位，成為世界上擁有船隻噸位最多的船王。
環球航運集團除了在香港設立總公司外，還在百慕大、東京、倫敦、紐約、裏約熱內盧、新加坡等地設立了20多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就在此時，包玉剛意識到兩伊戰爭對油船運輸的影響，便及早抽出資金轉向香港地鐵和隧道，並投巨資於國泰和港龍航空公司，出任這兩家公司的董事長。他以超長遠的眼光，由海而陸而空，使他的事業蒸蒸日上，成為香港十大財團之一。
浙江人不僅僅是到那些發達的城市去，他們甚至連被譽為“世界屋脊”的西藏，也要去闖一闖，找找商機。據統計，進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溫州人。拉薩還有一條以裁縫鋪為主的“溫州街”。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久居江南的溫州人生活於此，可見他們執著的創業精神和堅強的毅力。
浙江商人不畏艱險，敢為人先。他們不會固守一個經營領域而不動，經常以遠見卓識的眼光去開拓新的經營領域。因此，經常在各個行業中都有浙江商人的身影。如他們大膽開拓，從事五金、顏料、洋油、洋布、鍾表、眼鏡、西藥等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經營房地產業、保險業、證券業、公用事業和新式服務等。在這些行業中，浙江商人進行了最原始的資本積累。當資本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後，浙江商人又將這些商業資本投資於產業，一步步走向商業上的成功。
商機敏捷 務實肯幹
在浙江人眼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夠賺錢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標準。
浙江溫州商人因為他們聰明的頭腦和善賈而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其實，無論是浙江哪個地方的商人，他們捕捉商機的能力都很強。他們憑借其敏感的商業意識，及時預測市場的變化，根據瞬息萬變的市場及時調整經營業務和經營方針，在激烈的商戰中披荊斬棘，立於不敗之地。
香港著名地產商浙籍人王寬誠就是一個很善於把握商機的人。1947年他初到香港時，香港經濟蕭條，地價暴跌，房地產不被看好。王寬誠經過認真分析，預料幾年後香港經濟必定複蘇，於是，果斷大膽地在新界購進大片土地，建造數十幢名為“海圓公寓”的高層住宅。
由於經濟不景氣，建築行業渴望雇主上門薄利承包，所以“海圓公寓”造價很低。1949年，大批巨賈名人蜂擁香港，“海圓公寓”以極高的價格售出，王寬誠大賺了一把。
1991年10月，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相當一部分地區還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著政策的不斷出台。就在這時，比田間機耕道強不了多少的楊高路上，兩位操著上海人誰也聽不懂的溫州方言的中年漢子，像勘察隊員一樣在張張望望畫畫寫寫，整整5天，從最南端的楊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橋。隨後，他們悄悄登上海輪回到了溫州。過了兩天，他們提個裝著有65萬元巨款，但又髒兮兮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開了一個又一個單位的門。
令上海人詫異的是，他們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馬路的門麵。兩位溫州人看中的竟是在浦東嚴橋鄉，離楊高路有30米之遙的一間倉庫。精明的上海人竊笑這兩個大傻瓜。
可是，溫州人自己心裏有底。根據掌握的信息，他們認為楊高路要麽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車道、8車道無疑。到那個時候，這就是一筆大財富。經過努力，溫州方與上海方達成如下協議：上海方以地皮為投入，溫州方出資改造成活動房或店麵，由溫州方經營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變。
事物的發展果然如兩位溫州客所料：1992年春節，鄧小平南巡，在楊高路留下足跡，緊接著，耗資8億多元的楊高路改道工程被列為上海頭號工程。兩位溫州人所建的出租房的價值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路，上海人最引以為自豪的商品世界，不知從什麽時候起，數以百計的店鋪和櫃台，雖然門口閃爍的霓虹燈店名和廣告依舊，櫃台裏麵的營業員未變，可是，店鋪或櫃台的真正主人卻改換了。經濟學家稱之為租賃、經營承包、聯合、合股經營，這些新主人80%是溫州人。
寧波商人善於把握商機，審時度勢，從而在經營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紀40年代末期，浙江商人虞洽卿預料上海的繁榮地段會拓展到蘇州河北，於是，事先在寶山路順福裏和海寧路東唐家弄等處購置大片地產。當時，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見虞洽卿在如此荒僻的地方買地皮，大為不解。可事隔不久，政府果然把這裏作為開發地段，這一帶地價猛漲，虞洽卿坐收地利。
浙江人除了善於審時度勢，把握商機以外，他們更務實重利。在浙江人眼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夠賺錢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標準。也正因為這個重視實利的觀念，溫州人才四處闖**，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那些領域，不聲不響地富了起來。溫州人個個是老板，他們敢於冒別人不敢冒的風險，敢於從事別人不恥從事的“低下”的職業，他們樂觀向上，生活態度積極灑脫。他們不辭辛苦，精明能幹，從一個個不起眼的小行業起家，漸漸成為商界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
浙江溫州商人從修鞋、小發廊、小商販幹起，所以，他們除了江南人與生俱來的瘦小靈秀外，和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販沒有什麽兩樣，他們默默地做自己的生意，幹著小行當的或粗或細的活。慢慢地，溫州人多起來了，溫州的標誌也多起來了，溫州發廊、溫州服裝店、溫州電子城、溫州產品越來越多，各種包裝、標牌、證書、徽章越來越多地被溫州人造出來，然後又被溫州人輸往各地。一時間，溫州貨充斥全國，他們的產品質優價廉，他們的服務周到熱情。人們漸漸習慣了“溫州”這一牌子，買貨找溫州貨，服務找溫州人。溫州人由不起眼的小商小販搖身變成了各地的紅人，他們賺著各地人的錢，受著各地人的豔羨。
溫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業頭腦。在溫州人眼裏，無論各行各業，隻要有人類生存的地方就有錢賺，關鍵在於你如何去發現與賺取。溫州人善於從旁人漫不經心的事兒中挖掘出賺錢的契機。
溫州人務實苦幹。他們不在乎利潤大小，隻要有一分錢賺，溫州人都會不遺餘力地去幹，他們經常從零做起，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一絲不苟，他們兢兢業業幹好每一宗生意，即使賺不到大筆的利潤，也從不怨天尤人。
溫州人“臉皮厚”。他們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給好臉色看，他們隻有一個念頭，不管你怎麽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賺你的錢!他們用笑臉，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們的產品送到全國各地，也把全國各地的人吸引到溫州來。
溫州人做生意從小處著手。紐扣、標簽、標牌、商標、小飾品、小玩具，這些外地人看不上、懶得做的“小玩意兒”，都由溫州人做起來。溫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場的路，不怕賺錢少，就怕賺不來，因此，溫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國。但是，溫州人是有眼光的，慢慢地，他們把產品由小變得大了起來。從紐扣到服裝、鞋子，從電子元件到成套電子設備，從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產業，溫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溫州人賺錢的方式極為靈活，他們決不會將自己吊在一個行業裏，聽任市場的裁決。他們不管多龐大的產業，一旦賺不到錢，就立刻轉到其他行當。他們對自己的公司沒有任何感情，公司隻是他們賺錢的工具而已。心血是什麽？心血不能當錢花。雖然這樣的觀念稍顯勢利了一些，但這樣的溫州人往往在經商中不容易感情用事，而是可以客觀、冷靜地對待市場中的每一次變動，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用盡各種辦法，將自己的產品推往全國各地，暢銷全國各地。
在勤勤懇懇的經營下，已形成了國內製鞋、服裝、燈具、低壓電器、家具等六大支柱產業，僅鞋類企業就有4000餘家，年創產值50多個億，整個溫州有如一部巨大的高速的造錢機器。
善於交際 八麵玲瓏
浙江人機智聰敏，在人際交往中深諳“明哲保身”之道，從不得罪人，他們收斂鋒芒，深信“言多必失”，“禍從口出”。
浙江人圓滑世故，善於交際。他們精明的處世之道，使他們能夠較快地獲得市場信息，為其賺錢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利用交際以達到明確的目的，而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浙江人機智聰敏，在人際交往中深諳“明哲保身”之道，從不得罪人，他們收斂鋒芒，深信“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為此，他們往往借別人之口，言自己心中之事。說的好，讓別人以為自己很厲害，風光盡顯，從浙江人這裏得到了所謂的“麵子”，說的不好，他們為浙江商人承擔了一切過失。
浙江人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投人所好。他們根據對方的身份、社會地位等種種條件進行恭維拍馬，“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在人際交往中進退自如，他們善於挖掘人們身上的優點，並能夠找到合適的場合和合適的時間以十分自然的方式講出來，讓人們在受到誇獎後心情舒暢。在和浙江人沒有直接利益衝突的時候，任何人都會感覺到浙江人很是不錯。
浙江人善於交際的特點用在商場上，往往使他們很快獲取市場信息，為其賺錢大開方便之門。
有一個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推銷的業務員黃某，浙江寧波人。由於學曆並不是很高，一直在公司從事推銷工作，幾年未見升遷。然而，他並不灰心喪氣，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等待著一個發達的機會。黃某很會說話，做事也很有分寸，在同事中有著很好的口碑。一次，他向一個長期客戶推銷公司的產品，對方不似以往熱情，黃某心存疑慮，便借中午之際將該客戶請到了一家比較豪華的酒店，酒桌上稱兄道弟，盡顯其八麵玲瓏之能事，最後客戶被恭維得暈暈乎乎，便將實話和盤托出。原來他們公司由於更換新的領導要改變經營方向，但因為改革正在進行中，怕其他同行知道此事而先行一步，便悄無聲息，黃某的產品對於改革後的公司可能一無用處，所以不打算再與其進行合作。黃某得到了這麽大個商業機密，當晚便向其領導打了報告，申請趕製一批適合該客戶即將需要的產品。最後，黃某不僅沒有失去這個大客戶，還用這批產品賺取了一大筆利潤。公司領導也從這次的事件中看到了黃某的“實力”，黃某不僅職位得到了升遷，並且成為領導麵前的“紅人”。
誠實重義 信譽為上
浙江人很注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和“誠”。“信”和“誠”被浙江人看作經商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
浙江人溫文爾雅，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他們很少與人針鋒相對地爭吵，也很少像東北人那樣為了小事而動拳腳。他們如果遇到問題，往往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原則，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
浙江人講究商業道德，為了取得長遠利益，他們講究產品的質量和服務，盡量讓顧客用的放心，買的高興，從而達到和氣生財的目的。
古語雲：“人無信不立”。浙江人很注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信”和“誠”。“信”和“誠”被浙江人看作經商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他們在商業活動中信守誠信原則，贏得了客戶的好感和滿意。浙江人誠信傳統由古及今，從未改變。
浙江寧波人葉澄衷就曾經因為誠信而發家致富。葉澄衷最早在黃浦江上靠搖舢板賣食品和日用雜貨為生。
一天，一位英國洋行經理雇他的小舢板從小東門擺渡到浦東楊家渡。船靠岸後，洋人因事急心慌，匆忙離去，將一隻公文包遺失在舢板上。葉澄衷發現後打開一看，包內裝有美金數千元和鑽石戒指、手表、支票本等。他沒有據為已有，而是急客人之急，在原處等候洋人以便歸還。直到傍晚，那位洋人才在到處尋包不見後懊惱地返回，他沒有想到包會在舢板上，更沒有想到船工在等著還他包。洋人見包後，大為感動，打開皮包，見原物絲毫未動。
一個中國苦力竟有如此品德，對外來之財毫不動心，洋人真不敢相信這樣的事實。洋人立即抽出一疊美鈔塞到葉的手中，以示謝意，葉澄衷堅持不收，交包後就要開船離去。這位洋人見狀，又跳上小船，讓葉送他到外灘。一靠岸，洋人拉他到自己的公司，誠懇地邀請他一起做五金生意，葉答應了。
從此，葉澄衷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憑借他的誠實守信，葉澄衷深受人們信賴，一步步地走上“五金大王”的地位。
講誠實、重信用、求質量，是現代企業經營最基本的原則。浙江商人因為恪守這一原則而成為商界的“常青樹”。
浙江人本著“貨真價實，薄利多銷；選貨精良，講求實惠；童叟無欺，誠實可靠”的經營宗旨，並在經營過程中恪守這一宗旨，贏得了客戶，樹立了良好的經營形象。
浙江流傳著一句古話：“天下之主，不如買主”，充分體現了其顧客至上的經營原則。他們在經商中視顧客為“衣食父母”，處處尊重買主。他們待人如賓，顧客上門，不管新老，笑臉相迎，端凳請坐，敬煙獻茶。貨款不足，派人跟取；攜帶不便，送貨上門；遠道顧客，招待食宿；買錯貨物，允許調換。浙江商人將滿足顧客的需求，作為企業經營的最終目的。
穩健經營 低調行事
市場瞬息萬變，隨時都存在使人破產的可能。浙江商人奉行險中求穩的經營策略，寧可少賺錢，也不冒大風險。
浙江商人常常是各類排行榜的主角，但是他們卻不喜歡出風頭，不喜歡拋頭露麵。浙商不喜歡見記者，更不用說在公共場合亮麵，即使在很多人眼中看起來很重要的場合也不例外。企業有了千萬元的捐贈儀式，他不一定親自參加。上級領導蒞臨考察，他也不一定左右奉陪。即使親自參加，也不見得會利用風光的機會讓人認識自己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