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如過江之鯽的富豪群體中，哪個家族最值得尊敬？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想要配得上尊敬這個字眼，至少有幾個基本特點：時間夠長，企業夠大，名聲夠好。
從這三個標準看，劉永行劉永好四兄弟無疑是中國經濟起飛以來，最牛的家族：
1999年，胡潤第一次排中國富豪榜，劉家四兄弟就在榜上，此後從來沒有缺席過，創造的中國各種第一，不計其數。
兄弟四人中，兩個當過中國首富。目前擁有的財富，粗估2500億元以上，企業數百家。
一起創業，和平分家，始終低調淡定，少有負麵消息，更沒有緋聞。
改革開放40多年，繁花開了又落，首富變幻不定，而劉氏四兄弟，依然常青。
父母
出生於1914年的四川青年劉大鏞，命運多舛。祖上曾是名門望族，但到他祖父時，已經家道中落。父親把他送到一個私塾，為富家子弟當伴讀。借著這個機會，劉大鏞發憤讀書，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鄰縣的璧山公立中學就讀。因為來自外縣，不在學校免學費之列，他差點輟學。多虧校長看他成績優異，允許他每天給學校掃地、搖鈴等，算是勤工儉學。後來他又考取了重慶高等工業學校。此時的中國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1939年5月，60餘架日機轟炸陪都重慶，近4000人被炸死。麵對日本人的暴行，劉大鏞拍案而起。他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中，並秘密加入共產黨。組織上安排他打入國民黨內部，與他單線聯係的是重慶地下黨委書記邱曉平。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革命者隨時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1941年，邱曉平不幸犧牲，劉大鏞就像電影《潛伏》中的餘則成曾遭遇的那樣，失去了和組織的聯係，身份也難以確認。無奈之下，他加入了民盟，繼續鬥爭。
鄭康致比劉大鏞小幾歲，出生於沒落地主家庭，兄妹8個。生活的困頓並沒有讓這個女孩沉淪，年齡稍大後，生性要強的她奔赴廣東，考入黃埔軍校，成為第四期戰地女護士班的學員。北伐戰爭開始後，鄭康致作為護士也隨軍北上。後來她到了重慶，一邊參加抗日運動，一邊在學校教書。
就在戰火紛飛中，兩個青年人相愛了。1945年12月8日，四川青年劉大鏞和鄭康致的第一個孩子出生，起名劉永言。此後的幾年，他們又相繼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四個兒子的名字很容易記：永言、永行、永美、永好。連起來讀是言行美好。建國後，劉大鏞曾先後擔任過新津縣法院院長、農業局長，鄭康致則一直在新津縣平岡小學做教師。
雖然都是公職，但當時是實行的供給製，劉大鏞夫妻倆根本養活不了自己的孩子。在孩子們的記憶中，生活總是與苦和饑餓相伴。無奈之下，老二劉永行兩三歲時，被送給一個布商。但不幸的是，劉永行從高凳子上掉了下來，摔斷了腿。布商不願養活他，將其送了回來。老三劉永美出生後，被過繼給新津縣的農會主席陳耀雲，改名陳育新。陳家不但對劉永美非常喜歡，還時常接濟劉家。
後來，成為首富的劉永好回憶起自己幼時的生活，說自己特別向往共產主義，因為母親說到了那時候，每周能吃上一次回鍋肉，兩天吃一次麻婆豆腐。他還告訴記者，自己小時候從來沒有穿過鞋，一直打赤腳。文革中，他參加了紅衛兵，為了到北京去見毛主席，他平生才第一穿上了一雙解放鞋。可是就在擁擠的遊行隊伍中，後麵的人踩了一下他的腳後跟，鞋子“次啦”一聲裂開了。沒辦法，他找到一個醫務室，求醫生給了自己一些繃帶，將鞋子綁在腳上，就這樣，光榮而自豪地接受了檢閱。
興奮的少年劉永好不知道，他的父母將在這次運動中，將經曆一場浩劫。因年輕時曆史複雜，劉大鏞被打成特務、叛徒，批鬥是家常便飯。有段時間，劉永好每天走幾十裏的山路，去給在山上放牛的父親送飯。母親也受到連累，經常淩晨被“小將們”叫走，晚上一身傷痕地回來。一家人在苦海中掙紮求生。
盧梭曾說：“磨難，對於弱者是走向死亡的墳墓，而對於強者則是生發壯誌的泥土。”就是在這樣的困苦中，劉大鏞總是教育孩子們，少埋怨，多努力。他說：“我們無法很快改變這個社會，但社會會慢慢進步的。如果你抱怨社會、反對社會，必然自暴自棄。我們能做的就是充實自己，等待時機。”
創業
劉大鏞等待的時機終究還是來了。1976年，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風向的轉變。劉家四個男孩的命運開始迎來轉折。
老大劉永言1964年進入成都電機廠當工人，後來因為愛鑽研技術，踏實能幹，被選送到成都科技大學深造，畢業後，又回到成都電機廠，成了廠裏的技術大拿。
老二劉永行一直在新津縣無線電廠當修理工。1977年，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劉永行欣喜若狂，雖然隻複習了兩個月，聰明好學的他仍然獲得了全縣理科第一名。受家庭出身的影響，他沒能進自己心儀的北京大學，被成都師範專科學校錄取。
老三陳育新一直在鄉下務農。大哥二哥相繼進了大學讓他的心情再難平靜，雖然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依然決心改變自己的命運。1978年，他考進了四川農學院。
老四劉永好在上山下鄉的大潮中，當了四年多的知青。1973年，他被選送到四川德陽機器製造學校上學，畢業後，留校任教。
當孩子們像一棵棵小樹苗一樣努力生長時，劉大鏞卻走完了坎坷的一生。1979年，他因病帶著諸多遺憾離世，但他絕不會想到，一部**迭起、精彩紛呈的大戲即將上演，而主角就是他的四個兒子。
創業
1983年2月，大家都在喜氣洋洋地忙著過年，而在新津縣一間茅草屋裏，劉家四個年輕的男人圍在方桌前，眉頭緊縮。一場決定整個家庭命運的會議正在召開。四個人作出了一個讓當時整個新津縣城人都吃驚的決定：脫掉公服，回鄉創業。
當時，四兄弟三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正捧著讓人羨慕的“鐵飯碗”：老大在成都906廠計算機所、老二在新津縣教育局、老三在新津縣農業局、老四在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而今他們卻要回到自己曾拚命掙脫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搖頭。母親鄭康致也不理解，她質問老三：“當了10多年農民，你還沒當夠嗎？”
家庭會繼續開，對政策的擔心，對失敗的恐懼讓他們難下決心。會開了三天三夜，四兄弟心中那團火焰越燃越烈。老三陳育新最堅決：“我本來就當了12年農民，如果失敗，家裏還有自留地，也餓不死！”就這樣，兄弟們下定決心，老三先下來，其他的三兄弟陸續跟進。
此時中華大地上處處湧動著青春的躁動。在安徽蕪湖，40多歲的文盲年廣久靠炒瓜子，已經有了100多員工，賺的錢據說已經達到讓人目瞪口呆的100萬；浙江蕭山的魯冠球，將自己的萬向節廠幹得紅紅火火；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偷偷辦起冷軋鋼廠，正源源不斷地為這個窮村帶來鈔票。
創業幹什麽？四兄弟最初選的方向是做電器。因為除了老三之外，其他三兄弟都懂機械和電子。老大劉永言從小對電子就興趣深厚，開發的軟件一度賣到全國。老二劉永行沒進大學前，就整天擺弄電器。
四兄弟先做出了一個音響，質量不錯，還比照美國最大的家電企業GE，起了一個名字——“新異”。生產隊同意和他們一起幹，但到了公社，書記一句話就把他們趕走了：“你們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此時雖然政策鬆動，但浙江的“八大王”事件的陰雲尚未散盡，小企業主人人自危。
沒辦法，他們決定從農村起步。按照陳育新的建議，大家一致同意搞一個良種雞養殖場。四兄弟盤算，這個項目投入不大，陳育新又懂技術，父親劉大鏞還曾是縣裏第一任農業局局長，有些朋友說不定能幫點忙。
有了項目，錢從哪裏來？他們原想從銀行貸款，可是到了銀行，人家根本不搭理他們這些“個體戶”。這時，母親站了出來。雖然不理解他們的決定，但當他們真的決心去做時，她毫不猶豫地把家裏所有的積蓄都拿了出來。大哥劉永言將自己電子表賣掉，二哥劉永行賣了自行車（因為腿腳不利索，他一直靠它代步），老三將家裏能用的東西都拿到了場裏，四弟劉永好妻子李霞有塊手表，也賣掉了，就這樣一家人湊了1000塊錢。當年10月，用老三名字命名的育新良種場就算開張了。
良種場的模式很簡單：收種蛋，孵小雞。為了收到優質的種蛋兄弟們四處轉悠尋找。有一次，劉永好轉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收了200多個種蛋。回來的路上天已經黑透了，走到一個田坎，一隻大狗突然竄了出來，咬了他的腳後跟一口。自行車倒了，種蛋灑了一地。他顧不得看自己的腿，挨個看種蛋，發現隻剩下兩個好的。劉永好又氣又急，拎起身邊泥塊朝著大狗追去，看著狗越跑遠，他氣喘籲籲地回來，蹲在滿地的破雞蛋裏，痛哭失聲。
然而，與這隻可惡的大狗相比，接下來的風波差點讓他們傾家**產。
1984年開春，良種場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一個大訂單“砸”到四兄弟頭上：附近村的村民尹誌國要買2萬隻小雞，並帶來了1000元的信用社匯票。四兄弟立即行動起來，他們請村裏作擔保，從銀行貸了些款，到各處收種蛋，還從當地農民手中賒欠了不少。育種場也加班加點幹。但讓他們奇怪的是，尹誌國拉走了第一批的2000隻小雞後，竟再也不見蹤影。心裏發慌的四兄弟派老四到信用社一查，發現那張匯票竟然是假的。劉永好顧不得回家，直接去找尹誌國，但眼前的一幕讓他的心涼了半截：房子被燒的隻剩下牆，到處是被燒焦的小雞。原來，尹誌國拉小雞回來的路上，趕上下雨，小雞被悶死大半，回來後家裏又起了火，剩下的小雞也全到燒死了。自知闖下大禍的尹誌國已經逃走。看著跪在地上尹誌國的老婆，劉永好長歎一聲，他知道，眼前的難關隻能靠四兄弟自己了。
回到良種場，三兄弟一聽都懵了。已經快要孵出來的18000隻小雞怎麽辦？不可能有人一下子買走，自己也不可能全都養著。四個人圍坐在一起，誰也沒有說話，氣氛壓抑的讓人喘不過氣來。不知是誰說了一句，不行我們一起跳江吧，一了百了，再不行，我們帶著老娘逃走，到新疆去。還是老大劉永言下了最後的決心，他說：“出了事，躲是躲不過的，農民的錢也不能欠，剩下的雞苗咱們自己賣。”
他們連夜砍毛竹、編籮筐，第二天淩晨，每人挑著幾筐小雞，四處叫賣。四兄弟本來都是大學生、國家幹部，如今走街串巷，不免引來周圍人的指指點點。但他們真的顧不了那麽多了。成都、雙流、邛崍，那裏有集他們就去那兒，沒白沒黑的忙活。為了能在農貿市場上搶了攤位，劉永好能和一些攤販磨一整天。劉永行從單位請了假，拖著一條傷腿，在成都大街小巷叫賣，晚上累了，就在小旅館裏湊合一宿。
一個多月後，小雞終於賣完了。受盡折磨的四兄弟算了一下賬，除掉還銀行和農民的錢，每人能分180元。但這錢掙的太苦了。就在那段時間，劉永行的腿舊傷複發，還留下了幻聽的毛病：耳邊總是有小雞在唧唧喳喳。
育種場暫時安靜了下來，但這種安靜並沒有持續多久。劉永言到北京出差時，聽到了一個消息，鵪鶉蛋的營養價值高，售價是雞蛋的好幾倍，被人稱為會下金蛋的鳥。回來後他就攛掇兄弟們改養鵪鶉，自己還跑到外地弄回50隻鵪鶉和200個種蛋，孵化出小鵪鶉後分給其他兄弟試養。
試養的結果讓兄弟們很頭痛，50隻大鵪鶉越喂越少，新孵出的小鵪鶉也一個個死去。哥幾個心急如焚，天天泡在雞舍裏，琢磨怎樣提高成活率，用什麽飼料喂能增加產蛋量。他們原有的知識派上了用場，漸漸總結出了一套適合當地環境的養殖技術，鵪鶉的成活率和產蛋量越來越高。
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四兄弟，終於看到了洞口的微光。到1984年底，育種場孵化鵪鶉100多萬隻。在成都的東風農貿市場，四兄弟開了市場上最大的一家店，向全國各地發貨。
劉家兄弟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來，名聲也越來越大，來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他們將自己的技術無償教給當地老百姓，帶動起一股養鵪鶉的熱潮。街頭巷尾大家談論的是鵪鶉，馬路上往來的車輛拉的是鵪鶉，不知名的新津縣一下子成了全國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看到了商機的劉氏兄弟，開始生產鵪鶉飼料，生意火得一塌糊塗。每天來拉飼料的車排起長龍，因為爭搶飼料，工廠的大門被擠壞了好幾次。
此時，他們的財富已經由1000元，變成了1000萬元。劉氏兄弟的成功、新津縣的巨變吸引了媒體和政府的目光。他們成了先富帶動後富的典型，省市官員一個接一個的到育新良種場調研、視察。1986年11月，良種場裏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一路上的繁榮景象、場外排成長龍的車隊都讓他振奮，他欣然為劉氏兄弟題字：“中國經濟的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
激動不已的四兄弟知道，冬天漸遠，又一個春天即將到來。他們從宋老的題詞中選了兩個字作為企業的新名字：希望。
轉型
1986年一開春，劉永好來到廣州。他此行的目的很簡單，去看看一家叫正大的飼料廠。工廠裏來來往往的拉貨車，農民的歡迎讓他大吃一驚。考察回來和三個哥哥一說，大家都興奮起來：豬飼料的市場可比鵪鶉大多了。此時的中國人，對憑票買肉仍記憶猶新。國家一直鼓勵各地增加養殖量，讓老百姓能敞開買肉吃。四川養豬既有傳統，又有得天獨厚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