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到了某種規格，就有了某種待遇，待遇和規格是成正比的。即使遇到變故，規格變了，待遇還會慣性延續。
人要取得成就是不易的，一旦出人頭地了，就證明他已不是一般的人，他有高於一般人之處，一般人就會從內心裏對他有一分敬畏。有過人之處的人確實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即使是戰犯，同樣被俘了，一個將軍和一個士兵，受到的待遇也是大不相同的。起碼，將軍不會挨打，不會餓飯，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這就是非常幸福的了，而這種幸福的獲得，是因為他自身的分量決定。
一個有分量的人，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也會得到最起碼的尊重。侮辱一個將軍，會讓所有有自尊的人憤怒，哪怕他是敵人的將軍。侮辱別人的尊嚴，其實也在喪失自己的尊嚴。人們之所以願意維護上等人的尊嚴，因為他們已經用實力證明了自己的成功，成功本身就意味著受人尊重，就意味著有尊嚴。
正因為如此，古人有“刑不上大夫”之說。上等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要維持他的麵子，維持他的基本尊嚴。與此相對的一句話是“禮不下庶人”，這真是有點侮辱勞動人民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自古以來就有天壤之別。
富人哪怕進監獄，也可以住豪華牢房，有彩電、冰箱、衛生間，有的還可以打高爾夫球，定期享受**。窮人就是不犯事，也未見得能享有這樣的待遇。這倒並不隻是個錢多錢少的問題。富人級別在那裏了，一般說來不會進下等的監獄，或者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就算到了最後，判了死刑，有的注射死，有的槍斃，細細想來，狀況也是很不同的。哪些人能享受比較舒服、比較有尊嚴的注射死刑呢？恐怕還是富人居多。
所以人要努力啊，要奮鬥，隻有到了上層，你的生命、你的尊嚴才能有保障。至少，為了在極端情況下不挨打，不餓飯，你要盡量往上爬。
一、窮人恩重如山
煤礦出事已經不是什麽新聞了，幾乎是月月有，天天有。死人的消息看得太多，我們也麻木了，十個八個，幾十個幾百個，數不同而已，沒什麽區別。隻有當那些具體的細節描寫出來，我們才意識到他們也是人，和我們一樣的人。
在一次礦難後，一個幸存的礦工說，有兩個車煤工跑出來了，其中一個與他相熟，外號叫“一把火”……一個外號，突然就叫人心痛了，那些沒有跑出來的，他們也是有著自己的 外號，有著自己的性格，也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啊！
那年湖南礦難，一個叫聶清文的礦工寫在安全帽上的遺言，讓我們感到生命的鮮活和高貴，“骨肉親情難分舍，欠我娘 200 元，我欠鄧曙華 100 元，龔澤民欠我50元……”在這頂帽子麵前，我們難得地看見領導落淚了，他發誓要把安全工作抓好。
但這似乎不是他一個人，或者是坐在那裏的一班人發誓就能解決問題的。安全生產不僅與生產條件和生產製度有關，還和思想、文化、意識有關，和太多太多的因素有關。
煤礦為什麽頻繁出事？因為煤炭漲價了，煤炭行業有暴利，暴利之下，礦主就會不擇手段！那麽為什麽有暴利呢？還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需求旺盛造成的，經濟要發展，大家要享受，都離不開能源，煤就緊缺了，就值錢了，礦主就發大財了。窮人的命是最不值錢的，雖然窮人創造的價值最高。一切現代人最離不開的資源：水、電、煤、氣、石油、金屬……所有這些的開發，都是由窮人來親手實現。煤礦既然那麽危險，為什麽還是有人要去當礦工？很簡單，用一位死難礦工妻子的話來說，因為每月工資一千多元，覺得不錯了。一千多元，不過是富人的一頓飯，一頓對他們來說根本上不了檔次的飯，但卻有那麽多的窮人，不僅要在沒有陽光的地下累死累活，還要為之付出生命代價。
富人住豪宅，開大馬力汽車，無情地揮霍資源，窮人卻要為他們的揮霍流血流汗。窮人就是窮人，他們的需求可憐得很，他們親手開采出來的資源，自己又能享受多少呢？他們所要的，不過就是吃飽而已。孩子能上學，老父母能看病，就很幸福了。
粗略查了一下和“窮”有關的成語，就有：窮鄉僻壤、窮山惡水、窮凶極惡、窮兵黷武、窮奢極欲、窮愁潦倒、窮途末路，等等，除了“窮則思變”還有點積極意義外——其實之所以要“變”，還是因為對“窮”持否定態度——其他的都讓人心情沉重，可見“窮”不是個好字。
相反，和“富”有關的成語，就有點揚眉吐氣的味道了：富可敵國、富國強兵、富庶之
地、富甲一方、富貴榮華、富麗堂皇，等等，除了“富貴浮雲”有點虛無的感覺，其他都是很實在的。話又說回來，人為什麽要感歎富貴如浮雲？還不是因為富貴太好，太讓人留戀。有誰聽到過有人用惋惜的口氣，感歎窮困如浮雲轉瞬即逝的呢？可見“富”是個好東西。人隻要是正常的，沒有誰故意想窮。然而富人畢竟隻是少數。這就注定，在一個社會裏，大多數人的願望難以實現，大多數人心懷不滿。所以說起窮富的問題，大多數人的心態難以平和。
不平和往往就要出問題，大則危害社會，影響安定團結；小則傷及肝膽，影響身體健康。古人雲，“千夫所指，無疾而終”，為什麽？憤怒是一種毒，所傷害的絕不僅僅是憤怒者本人，在一個充滿憤怒的社會裏，誰也不要想長命百歲。還是平和一些好。
古希臘（或者是古羅馬）一位哲學家（記不清叫什麽名字了）說，在討論問題之前，先把概念搞清楚。之所以還記得這句話，是因為高中的數學老師每次在講一個定理之前都要強調這句話。在講完這句話之後，他就從概念入手，一步一步推導出正確的結論。他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幾個好老師之一。
現在我又想起了老師的口氣，我想說的是，在我們憤怒之前，在我們對窮富問題得出結論之前，先把概念搞清楚，然後再推斷。
二、窮富的趨勢
什麽是窮？什麽是富？為什麽窮？為什麽富？窮的結果，富的結果，分別是什麽？還有沒有第三種狀態？由窮到富，或者由富到窮，我們處在怎樣的趨勢之中？
天氣變化之時，人就容易感冒。感冒了就要吃藥。仔細研究各種感冒衝劑，方子雖然不一樣，但功能是相同的，就是清熱解毒。當今天下，“財富”早就熱到了炙手的地步，不管窮也好，富也罷，萬事失了度，也就到了該清熱解毒的時候了。
“窮”“富”都是一種毒，隻要過了度。要解毒，需先清熱，清窮的熱，更要清富的熱。“窮光榮”固然要不得，“一富遮百醜”也不可取，裝富、拜富、仇富，都是社會流行病的症狀之一。財富是個什麽東西？人和財富究竟是個什麽關係？我們喜歡工作嗎？我們為什麽而工作？我們每天挖山不止，就是為了找那點可憐的金子，然後拿它去買肉吃，吃得多，長得肥，然後又逼迫自己再花錢去減肥？
我們可不可以換一種方法呢？少挖山，多種樹，有節製地吃肉，既免去把自己的身體發胖了再還原的痛苦過程，也使我們從勞累中解放出來，不再成為錢的奴隸。世上沒有長生不老的人，沒有長開不敗的花，長盛不衰是不可能的。我們對待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應該保持一種克製的心態，不要去過度開發，不要想去窮盡它。任何東西的增長都是有極限的，自然、經濟、文化，都是如此，有節製地、持續地發展才是明智的。
三、窮人沒法不誌短
京城有個房地產老板說，中國的建築師很容易改變立場，一個方案，開發商讓他怎麽改他就怎麽改，生怕老板不滿意，就拿不到這單生意了。而外國的建築師，特別是著名的大建築師卻很固執，他寧肯不做這單生意，也絕不輕易改變自己的設計，哪怕隻是一個細節。
其結果就是外國大建築師留下的是更加完美、更加個性化的作品，因而也名氣更大，要價更高，生意更興隆。中國建築師卻把自己降到開發商的水平，難免生產出一些平庸粗俗的
城市垃圾。作品的層次低了，人的檔次也就低了，想要高價更不可能了。結果凡是有大的項目，還是讓老外搶去，眼睜睜看著別人掙大錢，自己幹瞪眼。
這就是窮人和富人的區別！不是中國的建築師沒有個性，而是他們的收入過於菲薄。如果建築師還在為區區一點設計費而嘔心瀝血——據說外國設計師的要價大約是中國同行的十倍——沒有這單生意就有可能影響其生活質量，他是在為生存奮鬥，而不是為藝術獻身，在老板麵前他還能有什麽脾氣？！
獻身是可以的，也是偉大的，但獻身的前提是身還在，還是你自己的，你還可以做主。如果肉身的存在都成了問題，獻身就隻是一句空話。窮人的理想往往就是空話！
窮人沒法不誌短，他在等米下鍋！人窮就必然受製於人，迫於生計，很多時候隻能妥協，這一妥協又埋沒了自己的才華，錯過了發展的機會，最後隻好隨波逐流，一直窮下去。窮人很難有長久的打算，窮人是很難長大的。
有人說，5年後中國會出現一個中產階級。用詞雖然有點誇張，但趨勢確實如此。解放後，中國就沒有什麽中產階級了，有的隻是無產階級，如果被視為“有產”者，你就慘了。如果非要有一個中等收入階層，那就是工人階級。工人收入穩定，沒有失業危險，糧食定量供給，醫療養老都有保障，那時候能夠進廠當工人，真的是心滿意足了。
現在不同了，失業、下崗，這些城市中最令人焦慮的問題，都落在工人階級身上。盡管他們也有了彩電、冰箱，也有了存款和股票，新舊對比，收入還是上升的，但再左右一看，就相對貧窮了，心理難免失衡。再讓工人階級來充當原來的類似中產階級的角色，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一個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可能絕對平均，總存在著貧富兩極，而在這兩極之間，一定有一個中間地帶，那就是中產階級。這是必然，也是必須。中產階級是兩極之間的平穩地帶，沒有中產階級的調節和平衡，兩極之間的衝突就會因為彼此的巨大落差和直接碰撞而變得更加激烈。有一個穩定而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就有了一個穩定而龐大的經濟基礎，由此而有了穩定的上層建築。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穩定而龐大的中產階級。中國新興的中產階層，包括所謂的白領，他們的數量確實是在增加，而且增速很快，但相對於龐大的貧困人口，還是遠遠不夠的。
而且這部分人的分布也非常狹窄。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中等收入者已經在形成階層，因為這些城市的金融、電信、高科技等等行業發達，外國資本也相對集中，白領的生存就有了很好的土壤。但是幾個大城市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情況，在廣大的中小城市，5 000元以上月薪，還是鳳毛麟角，10萬元年薪就是炒作題材了。
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形成，這無論對窮人還是富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富人可以期待少一點危如累卵的感覺，窮人則有了更加現實的目標，大家都可以心平氣和一些。不管怎麽說，當經濟學家正在研究中產階級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力時，窮人最需要做的就是，瞄準機會，跑步進入中產階級。
十多年前，社會上流行著“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謂之“腦體倒掛”。何謂“倒掛”？就是頭和腳顛倒了，置人於倒懸，這當然不正常！腦袋在上，天經地義。其實，即使是在倒掛的年代，真正的書香門第，或者稍微有點見識的人家，也不會讓自己的孩子荒廢學業，他們還是寧肯讓孩子在作文裏寫上“我的理想是長大了去造原子彈”，而不願意看到他的理想僅僅是坐在街邊上賣茶葉蛋。憑著一種直覺，他們知道什麽是更高級 的職業。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誰也沒有想到20世紀末會來這麽一場浩浩****的知識經濟。知識突然就值錢了，成了資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網絡英雄們，那些專利在手的科學家們，還有專門出點子的，舞文弄墨的，幫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收入高的人越來越多，行業雖然不同，卻都披著知識的外衣，連舞台上唱歌的，球場上打球的，沒有文憑都會被說成素質不高，從而使身價受到影響。受潮流影響，各色各樣的老板們也從錢堆裏探出個腦袋，呼吸幾口知識的空氣，不惜花大價錢去大學裏搞個學位，生怕被當成了草莽英雄。
他們怕得有理，“草莽”從來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幾千年前孔孟主張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雖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遠高於體力，要想在人生的競技場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須是個“勞心者”。
勞心者少流汗，卻並不意味著不辛苦，做一個勞心者是很多人的願望，卻不一定都能達到。這裏麵固然有天資方麵的原因，認識也是個問題，就像哪怕在“腦體倒掛”的年代，真正有見識的人也不會放棄學習一樣，對他們來說，讀書更多是一種精神活動，其次才是謀生手段。學習成了一種習慣，一種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種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雖然豪華裝修，卻找不到一個書櫃，見不到一本書，甚至沒有一份報紙雜誌，閱讀對他們來說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許在外力的強製下他會去學習，但壓力一旦消失，他又和書本生疏起來。
一個人需要學習，首先因為他從學習中得到力量和樂趣，一切從實用目的出發去學習的人，都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他缺少原動力。一邊牢騷滿腹地打著麻將，一邊卻嚴厲訓斥著自己的孩子，因為孩子沒有得到100分，這樣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哪怕考出一個碩士博士，骨子裏也常常和知識沒有感情，一方麵靠知識吃飯，一方麵對知識嗤之以鼻。
當然，知識和財富並不能直接劃等號，知識分子裏也有很多百無一用的書呆子，但是比起沒有知識的人來說，書呆子的出路還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說，高學曆者的收入比低學曆者多得多。隻要你承認我們的時代是信息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你就會認同知識的經濟價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資，窮人往往既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又沒有受教育的熱情，結果成了知識缺乏的人群。這不僅直接影響到生計，而且更是斷絕了後路，斷絕了發展的前途！
四、窮人為富人輸血
僅從售價來看，公共汽車貴還是轎車貴？答案是公共汽車。
那麽，坐公共汽車的是窮人還是富人呢？顯然是窮人。為什麽窮人反而坐貴的車？不是因為他們有錢，恰恰是因為他們沒錢，所以必須合夥消費。
按照市場規律，公共汽車是富人出錢買的（假設公共汽車屬私營企業所有），但他買來不是自己消費，而是投資。窮人買不起自己的私家轎車，就隻有去乘公共汽車，很多人共同乘一輛，分攤費用，以買票的形式交易。這樣，你一元我一元，很多人的錢慢慢積累起來，富人不僅將買公共汽車的錢分攤掉了，而且最終還賺了。
富人一定會賺的，不然就沒人再願意買公共汽車了，窮人也就無車可坐了。富人往往是賺窮人的錢。窮人單個來看錢不多，但窮人的數量多，窮人也要消費，有的消費可以獨立承擔，比如買一瓶洗發水；有的消費不可能獨力達到，就隻有像乘公共汽車一樣，合夥消費，而有能力提供這種合夥消費的，隻能是富人，不管怎麽樣，錢都被富人賺去了。
富人賺窮人的錢，前提是他必須有資本，首先得買了公共汽車，才會有人來坐。有趣的是，富人的錢並不都是自己的，很大部分靠銀行貸款。而銀行的錢，很多則是窮人存進去的。我們終於清楚了，富人實際上是利用了無數窮人的小錢，進行自己的投資，生產自己的產品，再提供給窮人消費，把窮人的錢賺走。窮人喜歡存錢，富人喜歡貸款，一個把錢放進去，一個把錢拿出來，實際上富人的資本很多是窮人給的，窮人始終在給富人輸血。這其間，銀行充當了最重要的角色。
五、法律是為窮人定的
銀行是幹什麽的？就是做錢生意的，銀行是個企業。生意從來隻認利潤，不認六親，生意隻能在生意人之間做。從這個意義來說，銀行永遠是富人的朋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所以法律麵前也隻可能有相對的平等。法律隻能尋求各種利益的平衡點，就像交通法規中的人車之爭，完全保護機動車駕駛者或完全保護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後隻能達到一個大致的平衡——大多數人沒話可說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經做到了相對公平，這個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為了保證法律的公平，就必須有相應的程序，而很多繁瑣的程序看起來是為了公平，實際上是把弱者拒之門外。比如維權。
維權是需要成本的。窮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如果說古代窮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執法者的腐敗，那麽現在窮人打不起官司，不僅是沒有錢“打通關節”，就是正常程序所產生的費用，他們也是支付不起的。
報上登過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區白甸村農民曾經懷疑村裏的一個化工廠毒死了他們百畝蔬菜，有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然而，當他們到檢測機關一谘詢，一種小菜的鑒定費用高達二萬元，幾種蔬菜就要十多萬，一輩子沒掙過這麽多錢的老農們頓時傻了眼。
傻眼之餘，隻好作罷。貌似公正的法律對弱者來說是件奢侈品。有一個知識分子，他家樓後正在修一個新樓，日夜施工，噪聲擾民，於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這次取證倒是不成問題，但他翻開有關規定一看，“建設單位對確定為夜間施工噪聲擾民範圍內的居民，根據噪聲受汙染的程度，按批準的超噪聲標準值夜間施工工期，以每戶每月30元至60元的標準給予補償。”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標準討回來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討公道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這顯然是件不劃算的事，隻好作罷。
經常讓人“隻好作罷”的法律，公正性從何說起？很多時候，法律對弱者來說隻是個擺設。倘若隻是個擺設，倒也罷了。曆史上的冤案、錯案，無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實施的。現代許多巧取豪奪的事情，也無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為如此，窮人一定要遵紀守法，萬事想得開，千萬不要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