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辨偽的主要內容
郵票是微型藝術品。它上麵載有許多反映自身獨特性質的重要信息。郵票為了適應郵政業務需要，既便於使用，又有別於其他有價證券，因此它有齒孔、背膠等。另一方麵為了使郵票不易被仿造、變造，郵票非常講究紙張、印版、文字、刷色、暗記、水印等，這些又是其它有價證券共有的特性。所有這些均是郵品辨偽極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和參考依據，郵票辨偽，主要就是對上述要素真偽性進行鑒別。
（1）紙張
早期郵票的用紙是比較混亂的。古典郵票大部分用質量最好的“手抄紙”
印刷，這種紙的最大特點是韌性好，不會發黃發脆，但缺點是厚度不勻，因而造成古典郵票紙質薄厚有差異。例如，中國的第一套郵票就存在這種明顯差別。1878年第一期發行的海關大龍郵票，是用半透明的薄紙印刷的，因此被稱為 “薄紙大龍”。而1883年第三期發行的海關大龍郵票使用的紙就比較厚，不透明，被稱為 “厚紙大龍”郵票。而闊邊大龍郵票的用紙很脆，普遍影響存世新舊票的品相。以後世界各國多采用 “機製紙”印郵票，使郵票紙張厚度的均勻性大為改觀。
分辨紙質有助於區分郵票的印刷年代或特定環境。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的 “播種”郵票是用白紙印刷的，而在戰爭期間用的是質量較差的發灰的毛紙。
1919 年，拉脫維亞共和國成立之初，因為沒有可用於印刷郵票的紙張，就使用德軍遺留下的大量地圖，把郵票印在地圖背麵。其他的國家，也曾經用卷煙紙、食品配給證等 “臨時代用紙”印刷郵票。這種情況在戰爭或經濟困難時期出現得比較多。
在中國的解放區郵票中，也曾出現過類似的使用代用紙印製的郵票。1942年淮南區交通總站發行的無麵值 “稿”字郵票，是淮南報社分發給通訊員用於寄遞稿件及通訊的。這種郵票多數印在使用過的電報紙背麵。原電報紙上有用鉛筆寫的電碼數字和用鋼筆寫的中文譯文。
1947年，在東北安東印製的毛澤東、朱德像郵票 （安東二版）也是使用代用紙印刷的。但是長期以來集郵界一直無法搞清楚究竟用的是什麽紙張。
為了搞清這個問題，集郵家張文光收集了大量的這次印刷的郵票。當他把這些郵票的背麵拚在一起時，竟然顯露出一個女演員的畫像，還有“明星便箋”
四個字，從而斷定這種郵票是印在明星信箋紙的反麵。
這種特殊環境裏產生的特殊郵票用紙，元形中為辨別這些郵票的真實性，提供了寶貴的依據。掌握了它們的各種特征，就獲得了辨偽的主動權。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郵票使用的紙張逐漸走向正規化、專門化，和鈔票一樣，印製郵票也使用特殊的專用紙張。印刷郵票的專用紙稱為郵票紙，由國家定點生產、定向使用。這種紙的特點是細潔光滑、吸墨性強，有韌性，手感柔軟，耐水洗，平展性好，各國使用的郵票紙並不一致，有各自的特點，但上述最基本的特性一般都具備。
目前，常見的偽造郵票的用紙大多都是銅版紙、有光紙等。這類紙張一般手感硬挺，紙質較脆，光滑而吸墨性差，即使輕微折疊，紙張也會產生折痕，受潮或浸水後還會掉色。
新中國自 1962年至 1963年間先後發行的“梅蘭芳舞台藝術”、“兒童”、“熊貓”、 “金絲猴”等4 套無齒郵票，使用的紙張與同時發行的同圖案有齒郵票的紙張不同，前者紙質較薄，從而便於區別。可惜後來發行的無齒票“糜鹿”，與有齒票圖案和紙質完全一樣，使偽造者易於變造騙人。
近代，各國為了擴大郵品材質種類，曾競相選用一些非紙質材料印製郵票，例如：鋁質、銀質、金箔、絲綢、塑料等，對這些特種材質的鑒別，則需要專門的技術知識，另當別論。
（2）水印
世界上各類重要的文件、有價證券和紙幣大都采用帶水印的紙張印製，水印已成為防偽的重要手段。世界上早期的郵票也大量使用水印紙印製。以後，由於郵票印量劇增和水印紙成本較高等原因，帶水印的郵票逐漸減少。
郵票上麵的水印可以分為三種。一是 “單式水印”，即在每枚郵票上，都有一個位置和圖案均相同的水印，亦稱“一票一水印”。二是“複式水印”，即水印圖案在全張郵票上規則排列重複出現，而每枚郵票上的水印圖案位置卻彼此不同。三是 “全張水印”，即在一整張郵票上，印有一個大的水印圖案，在每枚郵票上，隻有該水印圖案的一個小局部。
有些郵票目錄上詳細列出了水印的圖案、位置和類型等資料，有的還附有圖示。由於一般目錄圖示上的水印圖案是從郵票正麵觀察的，和集郵者多是從郵票背麵觀察水印相反，因而郵票目錄上的圖示水印基本都是反的。
世界各國使用的郵票水印圖案千姿百態，且不同時期有變更。例如，1840年，英國發行第一套黑便士郵票時，即開始使用有 “皇冠圖”水印的紙張印製，一直延用了 20 多年。1862 年瑞士郵票的水印是雙層的橢圓形中有一個十字。1923年至 1927年捷克郵票使用的是菩提樹葉圖形水印，到了50 年代水印則改為五角星圖。蘇聯郵票上的水印，在 1921年使用V 字形圖案，1922年用言形圖案。前東德郵票上的水印則是用國名縮寫 “DDR”字母構成。中國最早使用有水印紙印刷的郵票是 1885 年清朝海關郵政發行的 “海關二次雲龍”郵票，俗稱 “小龍”票。郵票上的水印圖案是中國古代的太極圖。還有1894 年清朝海關郵政為慈德太後 60 壽辰發行的 “萬壽紀念”郵票，郵票的水印仍是太極圖。郵票水印還有一種複雜的情況。早期有些造紙廠為表明售出的紙是該廠的產品，將紙張都加上廠名水印。有時使用這種帶造紙廠廠名的水印紙印製郵票，就會出現特殊的水印。例如，1895年發行的我國 “台灣民主國郵票” （“獨虎票”）就是印在有造紙廠廠名的水印紙上，由於水印圖不連續，所以隻能在部分郵票上見到。民國初期的郵票一直未用水印紙印製。後來由於贗品增多，郵政部門遂決定改用有水印紙，特在英國定製了大批的水印紙張。這種紙堅韌而薄，含有民國郵徽——篆文“郵”字水印。1940年起在香港印刷的孫中山像郵票中，中華版有水印票5種，大東版有水印票10種，商務版有水印票 19 種。還有 1940 年發行的香港版長城圖航空郵票，有水印票 10種，均與無水印郵票混合同時發行，情況較為複雜。
新中國郵票上一直沒有水印。1992年 1 月 25 日，中國郵票總公司發行的 “壬申年”（生肖猴）特種郵票首日封，采用水印紙印製，水印圖案是中國郵票總公司的徽誌。這是新中國郵品首次使用有水印紙張印製。
（3）印版
郵票是郵資憑證，方寸之地，既要美觀又要防偽，因此世界各國都精益求精地印製，以提高它的水平。
目前我國發行的郵票一般都采用雕刻、影雕、影寫三種製版形式進行印製。雕刻版是經過雕刻者在鋼板上藝術加工刻出原版後製版，采用凹版印刷。
其特點是墨色厚實，線條清晰，可以顯出不同的層次。它的印製效果藝術性強，最能防止偽造，是印製有價證券理想的工藝手段。
采用雕刻、影雕版印刷的郵票，其印刷效果無法用平版印刷表現出來。
例如，特 57 “黃山風景”和T.46 “庚申年（猴）”這兩套郵票都是采用影雕版印刷，圖案上的線條非常清晰，用手摸能夠覺得出來。而前幾年出現的這兩套票的偽造票，都是用平版印製的，票麵一片平滑，有經驗的集郵者幾乎一望便知是偽造品。
1987 年至 1988 年，在南京、九江等地的郵市上，甚至出現了以彩色複印機複印偽造的 “黃山風景”、“金魚”、“梅蘭芳舞台藝術”郵票及“牡丹”小型張等高檔緊俏郵品。這些假貨的欺騙對象，主要是初集郵者。
由於影寫版印刷技術操作簡便、印刷效率高，生產成本較低，因此我國的郵票以影寫版居多，但是這種郵票以及用膠版印刷的郵票容易被偽造團夥仿造出極逼真的贗品。再加上彩色複印機的出現，又多了一個仿造的途徑。
盡管郵電部為防止偽造，在設計印製郵票時加了暗記，但這些暗記是保密的，廣大集郵者仍無法用它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集郵者們曾不斷呼籲，多采用雕刻版印製郵票才是防偽的上策。
一種新發行的郵票，一旦印完規定的發行量，即停止印製，並且從此不再印刷。這是郵票區別於其它有價證券最顯著的特點之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有些國家的郵政當局也會把當年發行的郵票印版取出來翻印新郵票。例如，1864 年英國郵政當局就曾再版過 1840 年發行的黑便士郵票，發行 “再版”郵票在國際上不常見，由於受到國際集郵界的強烈反對，因此，一般情況下現在很少有哪個國家敢冒此種風險。
1955年 1月10 日，郵電部決定將1949年至 1952年發行的24 套紀念和特種郵票重新製版印刷發行。這些再版郵票每枚印量多達 250萬枚，是原版票印量的六七倍。由於引起國內外集郵界的種種猜測和誤解，我國以後再也沒有再版紀特郵票。必須指出，新中國所以要再版大批的紀念和特種郵票，完全是為了促進集郵活動的發展。解放初期，國內郵政業務不是很多，集郵活動暫時處於過渡、調整時期，所以新中國早期的紀念和特種郵票的印量和留存量一般都很少。以後郵政業務量加大了，集郵活動也漸漸地發展起來，到了 1955年 1月籌備成立集郵公司時，已沒有多少可供出售的儲備郵品，正是為了解決新出現的集郵者收集新中國郵票的困難，郵電部作出了再版郵票的決定。為了便於郵政業務人員及集郵者區別原版和再版票的種種差異，郵電部還發布了有關文件。
再版郵票，對缺乏經驗的集郵者是很大的危險，如果辨別不出原版、再版，就會遭受經濟損失。以再版票冒充原版票也是一種贗品欺詐的行為。因此，掌握再版票的特征，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辨偽研究。
（4）背膠
郵票背麵塗刷膠層的目的是為了使用時便於粘貼。背膠的有無與膠質的特征，也是鑒別郵票年代和真偽的重要依據。例如，新中國初期發行的郵票，大多數是無背膠郵票。60 年代初采用的多為糊精膠，膠層較厚，顏色發黃、發亮，對濕度敏感，膠麵受潮容易發生粘連。60 年代中期開始采用PVA合成膠，膠質淺白，很薄，光亮度比糊精膠差。這種化學膠抗潮性強，不易發生自粘。目前，世界許多國家都采用化學膠，但仍有一些國家使用糊精膠。
郵票的背膠並不都是白色的，一些國家曾使用過特殊的背膠。這些比較特殊的背膠，成為辨別真偽的重要特征之一。
有些國家的郵票背膠上帶有縱向或橫向條紋，有的還有水印花紋圖案，以防止偽造。1923年捷克斯洛伐克發行的一套共和國五周年紀念郵票，黃色的背膠上有方格條紋。中心部位都有一個由捷克斯洛伐克郵政的縮寫字母“CSP”組成的圖案，因此，有的郵票，可以從背膠上鑒別出版別和發行年代。
蘇聯郵票的背膠有好幾種，不同時期有明顯的差異。50 年代曾采用過一種發亮的背膠，粘性很強，貼在信封上，很難揭取。
背膠有真假之分。許多早期發行的郵票，背膠受潮濕影響，會呈深褐色，甚至使郵票產生卷曲或龜裂。這也是辨別早期票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是，也有的郵票背膠部分或全部脫落，變成 “殘膠票”，使其價值降低。於是，有的作偽者就在郵票上重新刷一層假背膠。
鑒別背膠真偽的方法，主要有三條：①觀察膠層是否厚薄均勻，色澤正常。尤其是背膠有水印圖案或條紋圖形的，要仔細觀察辨認。
②注意觀察齒孔。正常的郵票印製過程是先刷膠後打孔，由於偽造品是在郵票打孔後補刷背膠的，膠水會滲入郵票齒孔，甚至滲流到郵票表麵。如果發現郵票的齒孔尖端被膠水包住了，沒有撕斷時造成的紙纖維露出，即可肯定是撕開後刷的膠。
③對於那些偽造得非常高超的假背膠郵票，必須采取化驗膠水成分的辦法，進行嚴格檢驗分析，方能辨明真偽。
另外，應該指出並不是所有國家的郵票都刷有背膠。一些處於熱帶地區的國家，氣候高溫，空氣潮濕，隻能發行無背膠郵票。集郵者必須了解這些情況。不能見到近代的外國無背膠郵票就武斷地認為是偽造郵票。另外，一些居住在熱帶地區的集郵者，為了妥善保存郵品，防止郵品發生粘連，往往將國外新郵票上的背膠全部洗掉。這種郵票也會引起其他集郵者的懷疑和誤解，但應該區別於無背膠的偽票。
郵票圖案印在刷了背膠的一麵，就會產生 “糊上刷變體”。例如，我國普 23 “民居”中的20 分郵票，就出現過這種變體。有的集郵者不知此事，亦未加以辨別，在泡洗這種信銷票時，也將郵票上的圖案全部褪洗掉了。
（5）票幅與票邊
票幅是指單枚郵票的外廓尺寸，用橫×直 （mm）表示，單位是毫米。郵票目錄一般都注明郵票的尺寸規格，多數是指票幅，也有一些特殊的郵票（如無齒郵票或齒孔有差異的郵票）則是指圖幅 （即圖案尺寸）。這一點應在查閱郵票目錄時搞清楚。
1988年發行的T.132 “糜鹿”有齒郵票變造成單枚無齒郵票很難區別。
唯一的辦法就是認真測量票幅。該有齒郵票的規格為30×40 （毫米），齒孔孔徑為 1毫米。因此凡橫對邊長大於29 毫米或豎對邊長大於39 毫米的無齒郵票一般情況下是真品。而周邊均等於或小於29×39 毫米的，基本都是利用有齒票變造成的假無齒票。購買收藏無齒郵票，最好是帶邊或雙連郵票。
1989年初，在廣州、上海、北京、青島、南京等一些城市出現了幾種台灣郵票小全張和小型張的贗品。辨認這些贗品可以從紙張、印刷、背膠等方麵進行分析。例如：真票紙張厚實挺括，印刷精細，背膠微呈黃色，而贗品紙張發白、薄軟。由於是複印加工的，畫麵顏色不純，字跡有些模糊，假背膠見水後不粘。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法，這些贗品的外形尺寸均小於真票 1～2 毫米。
郵品辨偽必須是在對郵品各方麵的特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研究後，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是，區別紙質差異需要較多的經驗，圖案刷色及清晰度差異則必須與真品進行對照才能辨別出。相比之下，通過測量票幅發覺差異，就顯得比較直觀、準確、方便。因此，了解掌握郵票的票幅數據，是十分重要的。
票邊，即全張郵票四周的邊紙，上麵通常印有一些特殊標記、圖案、數字或符號。如：廠銘、發行當局名、郵票名稱、圖案名稱、全張枚數、印刷或檢驗編號，以及對色標記、套色對位線、裁切控製線等等。各國在各時期這方麵的內容是不盡一致的。
因此，邊紙被稱為 “郵票的原始檔案”。它上麵真實記錄的各種標記和數據，既是研究郵票的版式、印次、刷色等內容的重要資料，也是辨別郵票真偽的參考依據。
（6）齒孔
郵票帶齒孔，目的在於使郵票容易分開，使用方便。齒孔已成為郵票區別於其它有價憑證重要的標誌之一。
郵票的齒孔種類很多並且時有變化，一些集郵者專門收集研究圖案和麵值相同，但齒孔不同的郵票，這是一種重要的變體。齒孔的變異，能夠幫助我們辨別出一些郵票的真偽。
早期郵票是用落後的齒孔機打孔的，所以每次隻能打出水平方向的單線齒 （一排齒孔），以後經過改良的齒孔機，在水平方向的齒孔針長行上，增加了垂直方向的齒孔針短行。這樣一次可打出一排郵票上邊和左右兩邊齒孔，然後再往下移動一枚郵票的位置，打出下一排齒孔。這種打孔機械被稱為梳式齒孔機。這兩種齒孔機由於操作者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一張郵票上的局部漏齒或錯齒。
隨著技術的不斷改進，全張齒孔機、卷筒郵票齒孔機和小型張、小本票齒孔機相繼問世。這些打孔機上不會出現一張郵票 （或一枚小型張）局部漏齒的現象。
不同時期的打孔機械，在郵票上打出的齒孔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單線齒孔機在郵票四角打出的齒孔幾乎都不一致，左右兩邊每枚郵票的齒孔位置也不完全相同。因此，郵票四角齒孔不規則，圖案有時偏離，是單線齒的主要特征。梳式齒孔機打出的郵票齒孔四角和左右齒孔形狀規則。根據齒孔特征可以斷定郵票是采用哪一種齒孔機打的孔。從而為分析郵票的產生年代提供了參考依據。
專用的打孔機，配有自動套準調節設備，因此打出的齒孔位置很準確，孔一般都很光潔，很少有毛齒現象。而偽造郵票使用的齒孔機非常簡陋，由於鋼針大小不一，控製精度不高，往往造成齒孔錯位、孔眼大小不一以及毛齒等現象。有些 “花紙頭”、仿印票甚至使用改裝的縫紉機打齒孔，打出的齒孔間距、位置、孔徑等有明顯的漏洞。
不僅齒孔的度數能辨別郵票的版別、真偽，從其齒孔的光潔程度也能辨認不同的版別。例如，1885年第一期發行的海關小龍郵票，齒孔度數為 12.5，被稱為 “細齒小龍”，因用舊式打孔機打孔，所以齒孔有毛糙的，也有光潔的。1888年第二期發行的海關二次小龍郵票，開始使用新式打孔機打孔，齒孔光潔程度好，因為齒孔度數為 11.5，又被稱為 “粗齒小龍”。
在解放區郵票和新中國早期郵票中，有許多郵票因為打孔技術不過關而出現了 “毛齒”現象。這些特殊現象，亦是郵票辨偽的依據之一。
（7）刷色
早年萬國郵政聯盟曾對郵票的印色作出過規定，要求各國根據郵票的不同用途，采用統一的刷色。例如，國內平信郵票采用綠色，國外平信郵票采用藍色，國外明信片郵票采用紅色等。對其它一些用途的郵票則沒有具體規定。當時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顏色醒目，使用方便，使郵局和寄信者都易於區別。
但是，隨著各國郵票發行種類的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多色印刷郵票的大量出現，原來的規定就逐漸被廢除了。
中國從30 年代初開始，由於物價不穩，國內外郵資費更易頻繁，中華郵政發行的孫中山像郵票和烈士像郵票先後多次被印刷，出現了許多刷色雷同、麵值不同，或麵值相同、刷色不同等混亂情況。
例如，孫中山像郵票 4 分與 5 分票，2 角與 2 角 5 分票均同印一色。l 角 5 分票，同一麵值有紅藍兩種刷色，2 角麵值票也有類似情況。而烈士像郵票 1 角3 分與5 角票，兩種刷色基本相似，略有深淺之分，這樣，不僅使用時容易混淆，而且在辨認版別時亦頗費功夫。
解放區郵票的版別往往不能單純靠顏色深淺來識別。曾經有人對 2枚中南區1948年在開封印刷的中州郵政毛澤東像 1元郵票，根據兩者顏色不同，認為是不同版式。但集郵家張文光拿出他收藏的一版同一麵值的郵票，整版票上半張比下半顏色要暗。從而可以說明，區票往往同一版的郵票也可能出現顏色差異。
許多使用時間較久，或需用量較大的郵票 （尤其是各種普通郵票），由於多次加印或由不同的廠家承印，刷色會有明顯差異。有時甚至根本不是原來的刷色了。這類由印刷技術原因造成的較大的刷色差異亦是研究鑒別郵票不同版別和印次的參考依據。
郵票刷色受各種因素影響會產生變化。除了自然褪色外，人為的化學變色是最常見的作偽手段。有關的情況，在 “化學變色種種”一節中己作了全麵介紹。
（8）暗記
為了便於鑒別郵票的真偽和版別，不少國家都在郵票上暗藏了記號。這種暗記是由設計者、雕刻者或印刷者有意製作的識別標記。由於暗記一般是郵票某處的圖案或文字很細微的變化，普通集郵者不經指點很難察覺出來。
暗記應該是保密的，所以郵政當局一般不對外公布暗記特征。新中國僅對建國初期發行過的 24 套再版紀特郵票公布了各套原版和再版郵票的不同暗記。
由於郵票暗記對辨別郵票真偽、版別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集郵者對暗記的研究十分感興趣，也就能夠發現一些郵票上隱藏的暗記，經郵刊宣傳介紹，便使郵票暗記公諸於世了。例如，我國的T.78 “九星會聚”郵票，圖案左邊線中附近有一陰文 “九”字，每枚皆有。
郵票上的暗記雖然是集郵者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應該指出，暗記的成因及對辨偽的參考作用是比較複雜的。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在集郵者發現的暗記中，有些是印刷廠方或有關部門特意製作的；還有一些暗記可能是郵票印刷過程中，因修版等原因，造成了與原圖案的細微差異，集郵界稱這種細微差異為版暗記。
另外，使用現代化的高速印刷機，由於機器轉速很快，有時會出現油墨不勻或印版上偶爾夾雜微小雜物的情況，這樣就有可能造成郵票圖案極小部分被漏印或增加一小部分線條和網點，類似這樣因偶然因素的影響，而在一些郵票上出現微小的差異，並不是暗記。
熟悉每一種版別郵票的暗記特征，對於辨偽研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作偽者也會格外留心暗記的特點，加之現代照相、印刷和製版等技術的改進，包括暗記在內的全部圖案信息都能被仿印在偽品上。許多仿製品的確可以亂真。
綜上所述，暗記是辨偽研究的重要參考，但並不是唯一的依據。鑒別郵品的真偽，還必須從其它特性入手，全麵審視研究，才不致作出錯誤的判斷。
（9）文字
郵票上麵的文字主要包括五方麵的內容：①麵值，即郵票上顯示出的郵資金額及其貨幣單位。一些特殊的 “無麵值郵票”、 “單位郵票”、“免費郵票”等，均有各自的特定涵義和表示方式。
②國名，指郵票上用文字 （或圖案，如英國發行的郵票以英國王頭像、一些英屬地郵票以英國王頭像或王冠為標誌）表示發行該郵票的國家的名稱（或地區）。另外，還有郵政標記。新中國郵票國名標記與郵政標記連一起，一直延用 “中國人民郵政”，1991 年 12 月起改為 “中國郵政”。一些國家（包括聯合國）發行的郵票上印有多種語言文字。
③票名，指郵票上表示郵票 （圖案）名稱或郵票發行目的的文字。
④誌號，指郵票上表示票種、套號、圖號、年份的標記。有的國家在郵票上還印有郵票設計者、雕刻者的姓名。
⑤宣傳性文字。一些國家在郵票背麵或附票上印有說明文字、口號、廣告或郵票編組號碼等。例如，尼加拉瓜 1976年發行的一套票中票，每枚郵票背麵均印有一大段西班牙文字，詳細介紹正麵珍郵的曆史掌故。1952年，在朝鮮前線的誌願軍，曾將紀 15 “抗日戰爭十五周年紀念”郵票背麵印上英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共同打擊過日本”，作為對美軍宣傳戰的手段之一。
郵票上的各種文字和數字，是了解郵票國別、圖案意義和郵資的主要依據，同時，也為辨別郵品真偽提供了重要條件。當一些偽造票在麵值、票名、宣傳文字等方麵出現常識性錯誤時，這些常識性錯誤就成為自我暴露的疑點。特別是國名 （地名）標記，能夠使一些“花紙頭”顯露原形。
有些臆造票上印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國名標誌。例如：DHUFAR （杜法爾）
MANAMA DEPENDENCY OF AJMAN （馬納馬）STATE OF OMAN （阿曼國）
PABAY （帕拜）
SOUTH ARABLA （南阿拉伯）
還有的臆造票是用過去存在過而現在已不單獨發行郵票的國名。l971年12月，中東的7個酋長國合並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後，已開始發行統一的郵票，各酋長國不再單獨發行郵票。但是，國際偽造集團仍盜用這些前酋長國國名發行各種新 “郵票”。因此，凡1971年以後印有這些酋長國國名的“郵票”都屬於“花紙頭”，例如：
ABUDHABI（阿布紮比）
UMMAL-QUWAIN（烏姆蓋萬）
DUBAI（迪拜）
AJMAN（阿治曼）
FUJAIRAH（富查伊拉）
RASALKHAIMAH（哈伊馬角）
SHARJAH（沙迦）
據上所述，由於烏姆蓋萬於1971年並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後停止單獨發行郵票，這套反映美國總統尼克鬆 1972 年 2 月訪華，以烏姆蓋萬名義印製的“郵票”自然是花紙頭。此外，還有一些由無領土、無郵政機構的流亡政府或集團發行的“郵票”，也屬於臆造票範疇。例如，1962 年，也門巴德爾王朝被推翻，王室人員流亡國外後繼續印製“KINGDOMOFYEMEN”
（也門王國）標誌的“郵票”。再如，印度尼西亞一個地方流亡政府印製的“郵票”，使用的是“MALUKUSELATAN”（南摩鹿加）標誌。
國外一些常見的臆造票上的地名（“國名”）所示。
大家知道加蓋郵票是指由於發行機構、郵票的用途和麵值等內容的變更而在成品郵票或其它適合作郵票的票證上加印或加蓋特定文字或圖案的郵票。一般也稱其為“加字郵票”。
加蓋郵票中，少量是手工加蓋，即用木戳、角戳或字釘逐枚（或一次同時蓋印2枚或4枚）蓋印郵票。大多數則是采用石印或鉛印方式，在整張郵票上一次印刷而成。由於加蓋是在郵票上第二次印刷，所以常常會產生一些差錯，如倒蓋（印）、複蓋（印）、漏蓋（印）、橫蓋（印），以及錯字、漏字等。這些有差錯的郵品本屬加工廢品，流傳出去常被一些集郵者視為珍貴的“變體”，這就增添了加蓋（加印）郵票的辨別難度。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發行過加蓋郵票。西方一些國家還發行過特殊的 “加印”郵票——鑿孔郵票，即在用於通信的郵票上打出由一組孔構成的幾何圖形，或打出鑿孔字母。這類郵票上的鑿孔有的是由郵政當局加上去的，有的則是一些大公司和團體為防止將公司的郵票貼寄私信，自行打上去的。
加蓋郵票的發行背景一般都比較複雜，有全國統一印製的，也有地方加蓋的。舊中國，由於政權變更、通貨膨脹、地區割據、戰爭等原因，加蓋郵票的發行品種和數量都很多。例如，辛亥革命後，曾將清代倫敦版無水印蟠龍郵票加印 “中華民國”四字，於1912年3 月下旬陸續發行。這套郵票分別由三處加印，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字體。其中，上海郵政供應處是用宋體字加印的，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加印的被稱為 “大國字”，英國倫敦華德路公司則是用楷體字加印的。
抗戰時期，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郵資時常調整，原來印的郵票已不能適用，必須加蓋改值，或改為高麵值，或改為低麵值，按照規定，這些待改值的郵票應由各郵區郵政管理局上繳後，由郵政總局統一加蓋再發回各郵區售用。但是，戰爭時期交通十分困難，而且往返運輸延誤太久，等加蓋好的郵票發到時，可能郵資又調整了。因此，郵政總局為了節省時間和運費，隻得提出具體要求，規定加蓋字樣、改值數額和原票版別等，令各郵區自行加蓋。結果造成加工方式非常複雜的局麵。
加蓋郵票是集郵者最感興趣，同時也是最感頭痛的郵品。長期以來集郵界針對這些複雜情況花費了大量的心血，調查研究有關的史料，尋找分析加蓋郵票的各種特征，逐漸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和鑒別經驗。
從本世紀 20 年代開始，國內出現的偽造假郵票中較多的是加蓋票。像各地商埠加蓋票和清代加蓋票幾乎都有贗品。尤其是 “真票偽蓋”，容易亂真，對初集郵者或不懂中文的的外國集郵者的威脅最大。
集郵家趙人龍致力研究中國古典郵票和普通郵票，曾對清代加蓋郵票的特點作過這樣的論述：
“我國早期的大龍、小龍、萬壽和紅印花4 套加蓋票中，大龍和紅印花加蓋票曆來受到國內外集郵家的重視。小龍票票幅較小，圖案雕刻得很精美，辨認子模和進行版式研究較為困難。而萬壽郵票，不但原票有多種麵值，圖案各不相同，印刷過多次，而且前後幾次加蓋的字體大小距離長短有各種變化，漏齒變體和加蓋版式變體豐富多彩，成為我國古典郵票中最為錯綜複雜的一套。” （《集郵》1989年第 1期）清代加蓋票中，除紅印花加蓋票贗品較少見外，其它票均有大量偽品出現。特別是萬壽加蓋票字體變化複雜，成為郵票偽造者仿製的對象。
民國初期及40 年代後期的民國郵票加蓋十分頻繁，偽品亦大量出現，主要有臆造與偽造兩大類。
例如，曾出現過1912年在漢口加蓋的“臨時中立加中華民國”二分郵票，實際從未發行過，完全是臆造的。
在軍閥割據時期，由於各地市值不同，匯費高，實際差價大，郵政當局為防止用大量購買郵票代替匯款，發行了許多加蓋 “限××省貼用”字樣的郵票。新疆省的統治者盛世才擁有幾架小型教練機，自辦了 “航空公司”，1932 年至 1933 年間他在原來已加蓋有 “限新省貼用”字樣的郵票上，再用木戳加蓋 “航空”兩個紅字。這是中國唯一的一套地方航空郵票，發行數量很少，是國內外集郵者矚目的珍品。據傳，當年用於加蓋 “航空”字樣的木戳已落入偽造者手中。如此一來，使用原票原戳加工出來的贗品出現了不少，並且極難辨別。集郵界對此必須高度警惕。
在抗戰勝利後的一段時期，曾一度出現贗品加蓋的風潮。不僅東北地區發生私自偽造加蓋的混亂局麵，其它地方偽造者也十分猖獗。
例如，1947 年 10 月，在江蘇鎮江江甫印書館任職的尤繼路，乘法幣急驟貶值，郵票頻頻加蓋改值之機，私刻一枚牛角戳，將 2000枚 2 角的孫中山像普票全部偽造加蓋改值為 “暫作五百”。一天，當他在用數百枚偽蓋票向郵局調換成 1000元麵值的郵票時，郵局人員仔細觀察，發覺全是偽造品，當即將其扭送警察局。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各地在印製加蓋郵票的過程中，也曾出現過經辦人員利用職權弄虛作假的現象。他們有意把加蓋的字型蓋於非規定版別的郵票上，人為製造 “變體”，牟取暴利。這樣的案例已被揭露過不少。例如：甘肅加蓋 “暫作叁分”票，按規定應該蓋於中華版橄欖色5 分郵票上，但是卻發現有蓋於大東版無水印橄欖色5 分郵票上的，還有蓋於孫中山像單圈4 分、5 分等郵票上的。由於這類加蓋票全部是手工加蓋，因此還出現過倒蓋、漏蓋等贗品。集郵界對這些官版私蓋票一直不予承認，各種正式郵票目錄也不列入。經過調查亦證實，這些票並未在郵局窗口正式出售。
其他再如陝西加蓋 “國內平信附加已付”郵票，亦未在陝西各郵局出售過，社會上卻出現了這種加蓋票以及倒蓋變體票。經過調查才發現原來是主辦加蓋的工人作人員私自大量加工，然後配合郵商套購出去的。
總之，加蓋郵票的作偽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木戳、膠戳隨處可刻；經管人員用鉛字排版加印時，弄虛作假也比較容易。因此，加蓋票中贗品甚多，從 “臨時中立”直到新中國的加字郵票中均有偽蓋品。
識別偽加蓋票的主要辦法是與真品進行細致對比，包括紙質、刷色、圖紋、筆劃、印色等，經過細致入微的觀察，方能找出細小的差異和各種漏洞。
例如，根據不同時期鑄字存在的差異，可以分辨出“中華民國臨時中立”
郵票加蓋的字體的真偽。 “中華民國”的“國”字，真票為長方形，而偽票多呈正方形。 “臨時中立”的“立”字下邊一橫，真票有些向上傾斜，偽票則很平。這是許多集郵家在研究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的寶貴經驗。
（11）郵戳
郵戳也是集郵者研究的收藏品之一。它的曆史比郵票的曆史更長。作偽者利用郵戳搗鬼，一般可分為三種類型：①去掉郵戳，用信銷票冒充新票。如 80 年代初美國有大量郵局使用一種紫色油墨蓋戳。這種油墨用洗滌劑就能夠除去。於是華盛頓州的一對夫妻就把數量達350—500 萬枚的美國信銷郵票上的郵戳全部洗去，然後重新出售，以牟取暴利。此案1984年被查獲，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②偽造假郵戳，用新票冒充信銷票。如 80 年代末，由於普5 壹萬元郵票（“天安門圖案”）的新票和信銷票價格相差懸殊，就有人用普5 壹萬元新票畫上假郵戳偽造假信銷票，然後在北京和一些地方的郵市上出售，從中牟利。
③用真郵戳蓋假郵票。有的偽造者將雜誌或紀念張上的郵票圖案取下來，然後用真郵戳覆蓋住郵票圖案右下角的劃角線，造成信銷票的假象，欺騙初集郵者。
不同的曆史時期和不同的地區使用的郵戳是不同的。自清代以來，我國先後使用過的郵戳千差萬別，極為複雜，其中的差異，為利用郵戳辨別郵品的真偽提供了重要線索。
例如，存世僅 1枚的 “紅印花小字當壹元”舊票，上麵蓋的是一種特殊的八卦戳。經過研究鑒定該戳，從而確認該枚郵票是真品。
從 1932年起，中華郵政當局決定改用釘齒郵戳。這種邊線較深而帶有尖銳釘齒的郵戳，一經蓋戳，郵票即被洞穿，目的是使郵票損毀，防止作偽。
但是，這樣一來卻使集郵者叫苦不迭，因為難得有品相好的信銷票。
新中國各時期使用的戳具形式也發生過許多次的變更，而且日戳的品種也趨向多樣化。加蓋方式也由單純的手工向機械化發展。
用假郵戳加工的信銷票贗品，常會暴露出一些馬腳。例如，偽造的郵戳與當時當地使用的戳具年代或內容不符；用黑色墨水描畫出來的假戳點線間距不勻，粗細不一，字體不規範；從郵票背麵看，沒有鋼製郵戳銷票時在郵票上留下的凹痕，等等。
（12）實寄封 （片）
許多情況下，實寄封（片）的價值高於郵票本身，於是偽造的實寄封（片）贗品就大量出現了。實寄封 （片）集郵票（或郵資圖）、郵戳、文字及其它簽條於一身，反映出的郵遞過程信息很豐富，從而給鑒別郵品的真偽提供了更多的參考依據。一些重要的實寄封，可辨別所貼郵票的真偽，有時從所貼郵票和所蓋郵戳亦能辨別封的真偽。
例如，1904年8 月2 日至6 日，重慶曾出現過一種對剖郵票，但是很長時間，國內外許多著名的郵票目錄都不收入這種重慶對剖票，有的還指出這是臆造品、投機品。
產生懷疑和否定的主要原因在於，能夠見到的重慶對剖票實寄封，幾乎全部出自當年重慶海關的外籍人員之手，其中很多是自寄自收。由於當時清朝海關與郵局均為外國人把持，於是人們認為這完全是內部合夥作弊的產物，是並未對外公開發行過的對剖票。
直到 1981年，集郵家孫君毅從集郵家王紀澤處發現了一件完全是由中國人寄收的重慶對剖票實寄封。迄今為止這是唯一一件用漢字書寫的重慶對剖票實寄封，上麵的日戳完全符合郵遞日程，從而證實了所貼重慶對剖票確實是經過郵政使用的，也就是說由實寄封的真實證實了郵票的真實。
30 年代初集郵家居洽群也遇到過需要用實寄封來證實郵票真偽的事情。他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在我當時的集藏品中，有一枚蟠龍2 分票，是加蓋黑色 ‘國慶紀念’字樣的舊票。它確實是我自己從信封上洗下來的，但在許多集郵書刊上均未查到有關這枚郵票的記載。經向朱世傑請教後，得到的答複是：這枚郵票是假的。他還舉了黃渡地方加蓋 ‘中華民國’郵票的例子。該票確有實寄封存世，但來路不明，多數目錄都不收入，許多集郵家均持否定態度。以後我又明白了：即使是使用過的郵票，如缺少有關史料的證明和必要的宣傳介紹，它們也將不被大家所公認。” （《集郵研究》1981年第3 期）80 年代後期，國內郵市上現了大量偽造的區票實寄封、解放初期實寄封及文革票實寄封。一時贗品封成為搶手貨，使不少集郵者上當受騙。這些偽造實寄封有以下特點：
①贗品解放區封所貼郵票大多是解放戰爭後期發行的。這些票存世量大，新票價格低廉。新中國票的贗品實寄封許多是用信銷郵票補貼改造的，信封絕大多數是當時使用過的舊信封。
②許多用新票變造的解放區票實寄封，使用的郵戳是鋼質真戳，原因是當年舊鋼戳停用作廢後，有少部分未上交或銷毀處理，落人私人手中，結果被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去加工各種贗品。
③凡使用信銷郵票變造的實寄封，郵票上的郵戳一般較完整，所缺的邊緣部分郵戳，被作偽者在信封上用黑色墨水補畫上去。但與郵票上的郵戳連接得不自然。
因此，辨別這類改造實寄封，首先要仔細觀察是否有郵票被補貼、郵戳被補蓋補畫現象。再從郵戳的文字，郵票的郵資，信封的紙質、形式、內容等方麵，進行綜合考察分析，注意是否有異常現象。
此外，還發生過不少用假郵票偽造實寄封贗品和仿印郵資封片贗品的現象。作偽者利用初集郵者一般對實寄封片比較放心的心理，把假郵票貼到信封上，經過偽裝再去兜售。郵資封片贗品則是動用現代照相製版技術和印刷機械大量加工出來的，辨別有一定難度。例如： “文革”期間曾發行過20枚一套的毛主席語錄郵資封 （編號為12—1967至31—1967），到80 年代末，這些郵資封已成為緊俏品。於是不法分子大量加工出全套的仿製品，在郵市上擴散。
1990年5 月17 日，郵電部原定發行一枚編號為JP22 的“香港中銀大廈落成紀念”郵資明信片，結果因郵資片的英文名稱有誤，被通知收回，取消發行。但是，仍有個別地方提前出售，使其流入一些人的手中。這種郵資明信片一時成為國內外集郵者爭購的熱門郵品，價格猛漲。僅過了半年多時間，仿印的贗品片就出籠了，而且至少有兩種不同的假片在郵市上流通。
由於假片都是真片拍照後再製版印刷，所以圖案沒有真片清晰。放大鏡下可以觀察到文字網點零亂，部分筆劃有殘缺。與真品比較假片刷色偏紅或偏藍。所使用的紙張也存在差異，真片紙厚0.25 毫米，有一種假片的紙厚僅0.21 毫米。總之，對圖案、刷色、紙質全麵細致地對比分析，就能夠找到識破贗品偽裝的鑰匙。
5.文獻資料與調查研究
世界上的集郵者數以億計，而專門的郵品鑒定家僅數以百計。大量的偽造郵品的欺騙對象是普通集郵者。如果僅依靠辨偽專家來識別真偽，維護廣大集郵者的利益是不現實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使廣大集郵者都能掌握郵品辨偽的有力武器，提高辨偽能力。
郵品辨偽的主要途徑，不論是技術檢測、經驗分析，還是郵史判斷，都離不開兩項最基本的要素：曆史資料或郵票實物，它們是表述真品的重要證據，是確定真品的客觀標準，因此，是郵品辨偽中至關重要的參考資料。
但是，一個集郵者手裏的郵票再多，也不可能收全世界上所有的郵票。
如果單靠以真郵票實物為參照物進行對照辨別，必然限製了大多數人。相比之下，各類集郵文獻資料的獲得就顯得比較容易。比如郵票目錄，一冊在手，就可查閱出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所發行的郵票資料，這就為辨別提供了十分豐富、完整、準確的依據。
所以集郵家告誡那些希望提高自己郵票辨偽水平的集郵者，要全麵研究專門文獻，熟悉特定領域裏已公布的一切情況，要研究史料，而最重要的是認真研究有爭論的郵票資料。一個集郵者，如果不閱讀集郵文獻，就如同一個近視的人不戴近視眼鏡一樣。
集郵文獻包括的範圍很廣，凡是為集郵者出版的出版物都在其中，主要有信息類、工具類和研究類等，其特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麵：（1）涉及麵廣，分布分散，出現交叉重複較多。
（2）數量大，除正式出版物外，尚有大量地方、民間自辦的非正式出版物。
（3）使用的有效周期長，其曆史價值隨時光流逝有增無減，具有收藏價值。
（4）一些著名的工具類書籍 （如郵票目錄）能夠形成獨立的編輯體係，長期出版，具有權威性。
集郵文獻可以分成四大類：
（1）郵票目錄類
郵品目錄中最重要的當屬世界郵票目錄，如美國的 《斯科特標準郵票年鑒》、英國的 《斯坦利·吉本斯簡明郵票年鑒》、法國的《香檳郵票目錄》、德國的 《米歇爾郵票目錄》以及我國新出版的《中華世界郵票目錄》等。這些目錄權威性強。此外，集郵活動發達的國家幾乎都出版本國的郵票目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目錄》）和專門郵票目錄 （如許多國家發行的專題集郵日錄、首日封、原地封目錄等）。其它目錄，如拍賣目錄、售品目錄、交換目錄等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郵票目錄一般都記載著關於郵票圖版、發行日期、規格、齒孔、刷色、名稱、價格、錯變體，以及發行目的等詳細資料。它們羅列的資料完整、詳盡，而且準確，查閱很方便，還不斷更新內容，可以作為辨別郵票真偽的重要參照工具。
（2）集郵專著和普及讀物
包括集郵詞典，郵史學術專著，票、封、戳等專項研究著作及介紹集郵知識的讀物。無論是學術性或普及性集郵書籍，都是集郵研究成果的結晶。
通過閱讀集郵書籍，可以比較全麵比較係統地了解某一方麵的知識，吸收大量前人及當代的研究成果。例如，集郵家孫君毅編著的 《清代郵戳誌》是研究辨別清代郵戳最完整的參考書。 《中國解放區郵票史·蘇區卷》則全麵論述了蘇區郵票的曆史沿革及詳細特征，無疑是一部權威性的典籍。這些著作對郵品辨偽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3）特殊文獻資料
如新郵報道、集郵會議文集、集郵論文選編、集郵展覽說明以及集郵郵票年票冊的解說詞等。此外，近年還發展起來一類視聽集郵文獻，如集郵題材的電影、電視片、錄音帶等。
（4）集郵報刊類
全世界的集郵報刊數量已相當龐大。我國 20—40 年代有許多著名的郵刊，目前僅全國及各省創辦的集郵報刊就已達20 餘種。地方郵協、基層郵協及民間創辦的各類集郵報刊則數以百計。許多郵刊郵報，編輯、印刷已頗具水平。
集郵報刊具有其它類集郵文獻無法取代的重要特點。首先是及時性。集郵報刊上刊載新郵報道及郵票圖片資料，比郵票目錄要及時，使集郵者能迅速掌握新郵票發行信息。其次是廣泛性，許多郵票目錄限於篇幅無法收入的資料在集郵報刊上可以大量刊載。集郵書籍無法編人的大量學術觀點、曆史掌故，都能在報刊上詳細介紹。第三是群眾性，書籍的撰稿者隻能是少數人，集郵報刊卻是集郵者廣泛參與的爭鳴園地。因此，集郵報刊是匯集各種集郵新發現、新知識、新成果的窗口。
各類集郵報刊不僅向集郵者介紹集郵知識， （包括集郵品鑒別方麵的知識），而且還經常通報或揭露一些偽造票的情況，及時為集郵界敲響警鍾。
因此，大量閱讀集郵報刊，是獲取此類信息的重要途徑。這裏不妨摘錄國內各時期一些郵刊上的宣傳報道，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其意義。
《新光》雜誌第5 卷第3 期曾發表一篇題為 《宮門票發現偽造票》的文章 （佚名），全文如下：
“北平於上年十二月間，又發現意圖行使之偽造郵票，票為北京二次版一元票。此票不同之點，最容易察出者，即花紋完全不清。真票顏色深而鮮明，偽票則淺而暗淡。原票宮門邊之樹與真樹無異，此樹老幹上細而中斷，真票之孔眼左右各為十七孔，上下各為十五孔，此則左右各為十六孔，上下各為十四孔，均為顯而易見者。按偽造票以二角、三角、五角最多，一元票則因有套色，偽造者少，今亦居然有所發現矣。”
文中把贗品識別的種種特征介紹的非常細致，使讀者提高了警惕，增長了郵識。
1935年 7 月的 《甲戍郵刊》2 卷7期上，發表署名挽唐的報道 《又有偽製郵票發現乎？》，文中說：
“我國於數年前，曾發現有人偽造大批郵票，價值之巨，達數萬元，幾費偵查，卒能破案，曾誌京滬各大日報。邇來汕頭竟又發覺，有奸徒偽造郵票案件，混充售賣。汕頭郵政局於發覺後當即呈報廣東郵政管理局。現已由該管理局發出布告，茲特抄錄於後，以為集郵同誌之警鍾，免受奸徒之欺騙也。”
廣東郵政管理局布告
照得正式郵票 隻宜購自郵局
若係郵局委辦 亦為郵政所屬倘貼奸徒偽票 國法郵章易觸望各注意提防 特此明白忠告
廣東郵務長 聶克遜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
這篇報道，提請集郵者注意近期出現的偽造郵票，並原文抄錄當地郵政局的布告，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這也是一份難得的郵史資料。
1947年9 月，《近代郵刊》發表鍾笑爐的文章《贗造加蓋票》，文中說：“數月前，張自鑒君獲得有水印烈士一分加蓋‘國幣壹佰元’舊票三枚。
寄贈一枚囑為研究，查為贗造。即具函致郵政總局會計處，以便急速澈查。
旋得覆僅謂 ‘已飭令各局嚴密注意’而已。鄙意總局此項布告，宜就原贗造票攝影放大為之，以免輾轉描繪而失真，乃有按圖鑒別之效果也。”
文中還附有贗品的照片。一方麵向集郵界介紹發現的贗品信息，一方麵向郵政當局反映，要求向各地通報，以便迅速查獲。如此認真負責的精神，值得後世學習。
1984 年 《集郵》第6 期發表王揚的文章 《“上海工部大龍”的真偽》，揭露商埠郵票中的贗品：
“1865年上海工部局書信館開始發行郵票，畫麵以龍和祥雲為主圖。中英文字及麵值周列四邊框內。無齒孔，人稱 ‘上海大龍’。
“該票有許多偽品，偽品中的圖案又各有相異，也不一致，給辨別帶來困難。一般地說，真票圖案比較模糊，偽票圖案清晰。此外，真偽相異之處在龍須、龍尾也可辨出，真票的龍須為 7根，偽票 9根或更多。真票的龍尾短而寬，偽票龍尾細長而尖。偽票中祥雲的畫法各異，但和真票都不一樣。”
僅從上述摘錄的部分文章中，讀者不難感受到，各個曆史時期，郵刊上發表的有關郵票辨偽資料，對集郵者開拓視野，提高自我防範能力是十分有益的。各種贗品的出沒，時刻威脅著每個集郵者的利益。一個人不可能什麽事都經曆過，但是別人的經驗教訓的確可以成為前車之鑒。
對各類集郵文獻資料，既要廣泛收集，還要注意整理，才能使之為我所用，發揮效力。比如，在閱讀時認真作筆記或卡片，日積月累整理成係統的參考資料；對認為有價值的辨偽史料，編寫索引目錄，便於以後隨時查閱。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實踐出真知，真正要掌握郵品辨偽技藝，還要靠大量反複地實際鍛煉。許多著名的集郵家都有這方麵的體會。長期的實踐經驗，使他們麵對偽造郵品往往能產生出一種 “異樣”的特殊感覺。
集郵家居洽群曾談起過自己從印刷方式來鑒定郵品真偽的經驗。
“郵票一般是在特定條件下印製的。作偽者要具備各種印刷條件是困難的，更無法利用原來的印刷機為其印製偽票。偽票的製作每種數量不多，我所見到的偽票大多是用簡單的手壓機印刷的。
“印刷機備有完善的調墨設備，油墨滾筒沾油均勻，機器壓力大小相等，故印出的郵票圖案墨色均勻，沉於紙上。手工調墨就不夠均勻，用手工壓印，壓力太大會將紙損壞；壓力太小，油墨浮在紙麵。因而手工製作的偽品，一般具有墨色不勻， ‘不沉著’等特征。偽造的鹽阜區火車頭圖五角票（真品舊稱鹽阜包裹票）就是一例。”
（《集郵》1983年第5 期）
集郵家楊耀增在談到東北解放區郵票辨偽時，曾說：“據我觀察，所有旅大加蓋全為偽品。?它的作偽程度較高，不同真票對比，很容易被騙過。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些票時（對鑒定真偽甚是重要），就有一種不可言傳的 ‘不舒服’感覺，這並非是先人為主，而是實實在在的事情。當我用一些真票核對之後，才了解到，所謂 ‘不舒服’，實際上是它們所使用的鉛字，普遍地略小於真票。不僅如此，具體到個別字模，也與真票形同而實異。”
（《集郵博覽》1991年第5 期）
對偽品產生 “不舒服”、墨色“不沉著”的感受，是經曆了長期磨練才能達到的境界。機蓋的真票壓力較重，而偽蓋的字跡都有浮在紙麵的現象，這種體驗也成為辨別偽加蓋品的重要依據。
因此，集郵家們總是諄諄告誡初集郵者們，要多觀摩真郵品，用細致的眼光觀察它們的各個微小部位、紙質的光度和齒孔的變化。遇到自己不能斷定的郵品，要多查閱資料，或向有經驗的集郵家請教。如果集郵家也難以確定真偽，還可以通過中國郵票總公司對其進行鑒定。中國郵票總公司擁有設備齊全的資料室，可以進行分析檢查，必要時還可以對照庫存的各種資料票進行鑒別。
總之，要使自己的郵品辨偽水平得到提高，就絕不要輕易放過任何一枚有疑點的郵品。隻有不恥下問，不怕麻煩，虛心學習，勤於鑽研的人，才有可能在實踐中增長才幹，積累經驗，取得成功。
俗話說： “路走多了就會遇到橋”，始終站在岸邊是永遠也學不會遊泳的。
但是，還必須引起注意的一個重問題是，集郵文獻有時也難免出現錯誤。
因此，必須抱著依靠文獻作參考，但不完全迷信文獻的科學態度。尤其是對文獻資料中產生懷疑的地方，應該多問幾個為什麽，多方請教，務求弄個水落石出。集郵家劉廣實為 “紅學”家黃光誠更正紅印花小壹元分析失誤的事例，生動說明了這一點。
1979年，在香港舉辦的中國郵票展覽會上，展出了一枚由集郵家王紀澤捐獻給國家的 “紅印花小字當壹元”新票，引起轟動。菲律賓集郵家黃光誠隨即在台灣集郵刊物上發表文章，認為這枚小壹元票是 “不見經傳”的新發現，是在他的記錄中存世的29枚小壹元票之外。英國倫敦的中華郵會會刊也載文，同意這種說法。
劉廣實經過調查，認為這種說法有誤。他於 1981年在 《集郵》上發表了《莫把舊聞當新知》一文，文中指出，這枚小壹元原屬集郵家周今覺收藏，1925年，周今覺已在其主編的 《郵乘》雜誌上刊登過這枚郵票的照片。該票已早列入黃光誠記錄的29枚小壹元票之中。
那麽，以編輯出版紅印花圖鑒和史料著稱於世的 “紅學”權威何以判斷失誤呢？劉廣實文中指出，問題出在圖片上。原來，當年周今覺在 《郵乘》上刊出的這枚小壹元彩色圖版，被印刷廠自作主張把郵票上的一些細部給修改了。最顯著的是 “壹元”中的“壹”字，原票最末一筆短橫漏印，但插圖製版時被添了上去。又如， “大清郵政”的“大”字第二、三筆原票不接觸，但圖版上被修改為相接觸。這樣一幅麵目已非的郵票插圖，自然無法作為版式研究的依據了。
早年印刷廠職員集郵知識缺乏，甚至對製作珍貴郵票圖版上認為不合適的地方隨便修改。這種現象在 《郵乘》其它郵票彩圖上亦有發現。誰料當年一點小小的改動，會貽誤多少後來者。
為此，劉廣實在文中指出： “集郵家統計珍貴的郵票，就像天文學家調查璀璨的群星一般。不但記錄它們現在的位置，還要正確了解它們過去的蹤跡。照片或圖版往往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輔助材料，但對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視。這枚小壹元所引起的誤會，就是一個例證。”
所言極是。黃光誠讀此文後，兩次致函劉廣實，承認這枚小壹元是自己《紅印花小壹元存世考圖鑒》專著中的第17號票。關於此枚票的曆史源流和搜藏沿革，亦完全讚同。這樣，就使一枚珍郵因文獻誤差引出的誤會得到澄清。
文獻資料記載有關辨別郵品真偽的說明和圖片，之所以會出現漏洞，甚至錯誤的結論，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1）限於條件限製，撰文者對某種郵品的全部史料了解不充分，憑主觀判斷下結論，造成失誤。
（2）撰文者的錯誤意見，當時未被編輯認識，發表後，雖經讀者指出，但有的郵刊因各種原因未公開發表商榷或更正文章。書籍類出現的錯誤則事後難以一一勘誤。
（3）一些不正確的分析或報道，被多家郵刊郵報轉載，以訛傳訛。
（4）在排字、製版中造成的技術性失誤，事後未被查覺、未被更正。
有文獻資料記載的郵品，其真偽可以對照資料分析辨別；對 “不見經傳”
的各種 “新發現”郵票，要判定其真偽就無案可查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深入進行調查研究。搞清其曆史背景及來龍去脈。這方麵我國集郵界有良好的傳統，尤其在解放區票研究方麵表現得最為突出。
1984年， 《集郵》第 4 期刊登了楊啟明寫的 《解放區郵票寶庫中又發現兩件特別珍品》一文。文中提出在日本明信片上加蓋“中原解放區郵政公事”
實寄明信片的發現，填補了人民郵政史上的空白。同時還刊登了孫景賢介紹該片的文章。
1985年， 《重慶集郵》第1期上，發表了何宏的文章 《對中原解放區實寄明信片的質疑》，懷疑此片非真品，並提出一些理由。
1986年，《集郵》第2 期發表盧誌成的文章 《“中原解放區實寄明信片”
是真品不是偽品》。盧誌成專門在鄭州訪問了一些已離休的當年的老郵電職工，根據他們的回憶，證實該片是真品，不是偽有的郵品的辨偽需要查找原始記錄或其它資料。但在曆史資料找不到的情況下，隻能尋找當事人。請他們提供史實，作為分析研究的參考。
1900年， 《聚雅齋郵聲》第2 期在 “新發現”專欄發表署名子語的文章《中華蘇維埃陝北郵政5 分票初探》，該刊還在封麵登載了這種郵票的照片。
同年7 月，劉肇寧在《陝西集郵》第89 期發表 《陝北蘇維埃郵票的新發現》。
這兩篇文章均認為此票未見經傳，是陝北省蘇維埃郵局 1935年 12月前後印製使用的郵票。
1990年，《上海集郵》第6期發表李容的文章 《“中華蘇維埃陝北郵政”
郵票是臆造品》。文中列舉出一係列經過調查的曆史事實：（1）陝北蘇區所用紙張當時隻有兩種。一種是繳獲的機製紙，紙質細密勻薄，色較白；另一種是土紙，俗稱麻紙，厚薄不勻，紙質粗糙，不易油印。
這兩種紙都不是兩文中所說的粗厚的灰色土紙。
（2）陝北蘇區最初並沒有謄寫油印機，在陝北特委組織內隻有一個木刻組。以後雖然有了謄寫油印機，也不會用打印台所用的紫紅色打印油來印郵票。
（3）根據有關老幹部回憶，1935 年陝北蘇維埃郵政局曾使用過郵票，但迄今仍未發現有關票品。 “新發現”的臆造票是魚目混珠。
由於曆史的原因，解放區郵票的許多重要曆史資料都損毀無存了，使過去遺留下來及陸續發現的一些郵票疑難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有的集郵名家也出現過判斷失誤。
例如，鍾笑爐曾認為東北的通化版加蓋八一五郵票是偽品。集郵家薑治方對此說深信不疑，將自己收藏的該票方連處理掉了。把珍珠誤當魚目，而且直至去世，他一直不知此票是真品，實在是一件憾事。
1986 年， 《集郵》第11 期上，楊勇偉曾談到對解放區郵票辨偽研究的觀點： “先考慮真假，但不輕易下結論。”“由於缺乏第一手材料，對有些解放區郵票會產生是真是假的爭論。比如，1949年9 月旅大篆書加蓋五佰元這枚票，是我 1982年得到的。拿二枚票一對比，其一加蓋字是私印仿造的。
戳是真品，郵票是真的。”
由於解放區郵票存在複雜而曲折的曆史背景，在購買、收藏時 “先考慮真假”，是非常有必要的。對各種 “新發現”更是必須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慎之又慎，不要輕易下結論。
1989 年 9 月，北京一郵刊披露，新發現了 “贛西南赤色郵政”1 分、2分、3 分郵票，並附照片。這三種麵值的郵票刷色均為紅色，圖案四角各置五角星一顆，中央色塊中印有陰文 “赤色郵政”。文中還引用原國民黨江西省郵政管理局檔案中有關行文，說有 “赤色郵政”郵票出現，但沒有原票式樣。於是提出：這些郵票是否即曆史檔案中所指的那種郵票？這又是一件引起轟動的 “新發現”。於是江西省對此專門組織了調查，終於揭穿了謎底，原來是一場大騙局。事實是這樣的：1988年初，江西省有關部門為了征集革命文物，曾在老革命根據地廣泛宣傳，開展征集革命文物 （包括蘇區郵票）的活動。井崗山地區有個高中畢業生認為是自己發不義之財的好機會，就私自臆造了一批 “赤色郵政郵票”。這時，有一個姓羅的江西郵販子專程到這一帶收購區票。兩人一拍即合，將這批 “郵票”以5 元 1枚成交。隨後，羅某把它們拿到各地兜售，在北京還以每枚200 元售給一家郵社。為了證明是真品，售出這批假票時，還將一本陳舊的小冊子贈於該郵社，聲稱均為藏在夾牆縫中才保存下來的。
利用精心炮製的臆造品，再加上精心編造的故事，確實能使不少求珍若渴者上當受編。如果不是江西省認真組織調查落實，這個騙局不知還要欺騙多少集郵者呢。
以上事實均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集郵者對自己不熟悉、不了解底細的郵品絕不能盲目輕信，對各種不見經傳的 “新發現”，持嚴肅慎重的態度非常重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則更加重要。
6.曆史知識與現代技術
在一定意義上郵品記載了郵政曆史的發展。研究郵票就離不開研究曆史，集郵者可以運用曆史知識，揭穿作偽者的騙局，還曆史以本來的麵貌。
1984年 《集郵》雜誌第5期刊登上一組郵票彩色照片《集郵家鮑仲叔遺集選登》，並且發表了介紹文章。
鮑仲叔（浙江人，1889年—1958 年）畢業於上海法國學堂後，考入上海法租界任法文翻譯。鮑仲叔祖父輩在上海作古董生意時，積攢了一些郵票，他在此基礎上開始集郵，以後還參加了新光郵票會。但是，鮑仲叔集郵有個弱點，他對郵品不辨真偽，隻要價格便宜就買，因而他的郵集裏曾出現了不少假郵票。沒想到，他當年種下的隱患，到80年代中期又引來一場風波。
《集郵》刊登了那組照片和文章後，各種集郵刊物紛紛發表文章予以揭露，《集郵》也連發幾篇。
上麵提到的有《集郵》第5期介紹了鮑仲叔遺集中有一枚日本郵票，該票的說明文字是“未見經傳的日本郵票——郵政實踐切乎”。後來，該票經日本《中國集郵》主編——集郵家阿部達也協助鑒定，結果出乎意料：這枚所謂的“郵政實踐切乎”（切乎：日語郵票）其實並不是真正的郵票，也不是印花稅票，它是一種專供電信學校的學生實習郵政業務時使用的郵票代用品。因為隻供練習使用，而且是在一般的民間印刷廠印製的，所以印製粗糙。
現在日本的一些郵政中等專業學校仍在使用這種“郵票”。
既不是真郵票，也不是偽造票，日本專家介紹的郵政史知識，為中國集郵界揭開了這枚“郵票”的身世之謎。許多“未見經傳”的郵品背後，都不免隱藏著各式各樣的軼聞掌故。如果不了解其曆史背景，自然無法搞清其來龍去脈。郵票辨偽需要的社會曆史知識真是太多了。
《集郵》第5期照片介紹的另一枚票是“新發現的蟠龍7分‘中華民國臨時中立’倒蓋票”， （見圖4—3）經上海、天津集郵家鑒定，該票是枚偽造票。人們不禁要問，集郵家鮑仲叔當年為何要收藏這些偽票？
據上海集郵家劉廣實分析，鮑仲叔遺集中雖有較多偽票，但他本人還不像是偽票的製作者。1940 年，他自己編印了一份目錄，最初他還把偽票當作“珍品”列入，打算向一些集郵家出售。當被其他集郵家發覺指出後，他就將這類郵品歸入 “另冊”，不再拿出示人了。不想80 年代初，鮑氏家屬因為既不懂集郵，也不明這段曆史原委，就將鮑仲叔的全部郵集，包括這些偽票都拿出來介紹，以致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在解放區郵品辨偽研究中，也有許多生動的事例。鑒別一些有爭議的郵品的真偽往往依靠對郵政曆史或革命鬥爭曆史的全麵了解和研究。
集郵家居洽群（江蘇寶應人，1913 年生）收集研究解放區郵票已有 50個春秋，積累了極豐富的經驗，並發表過大量郵票辨偽方麵的研究文章。
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一段和平時期，居洽群用當時的解放區郵票向上海的郵人史濟人換了大量“未見經傳”的解放區郵票。
由於這些郵票品種多，而且製作粗糙，雖經史濟人再三介紹其來源，他仍不免產生疑問，但又苦幹找不出答案。
居洽群非常慎重地對待這些自己亦未見過的區票。他多次找一些老紅軍幹部協助調查了解。對其中幾枚皖省發行的印有 “十月決戰”、“全民生產”
等口號的郵票，居洽群通過各種途徑請教了當年的新四軍司令員陳毅同誌。
陳毅同誌指出，在當時的革命曆史條件下，絕不會提出這類錯誤的政治口號，從而斷定換來的所謂“區票”全是臆造品。
居洽群不僅辨別出這些票的真偽，還調查清楚這批臆造品出自上海不法郵商錢萬能之手。上海解放後，居洽群見到鍾笑爐等人，向他們介紹了這些重要情況。不久《近代郵刊》登出了臆造的解放區郵票圖案（見圖 4—4）。
這對當時缺乏解放區郵票資料的集郵界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
中華郵政發行的甲版半分、一分和二分郵票，當年集郵界很多人認為是臆造品。從60年代起，居洽群對這些郵票的真偽性進行了20多年的調查研究，還親自走訪了延安革命紀念館和一些當事人，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終於證實“中華郵政”甲版票是由黃亞光設計的真票。
東北光複初期郵政一度出現混亂局麵，使東北加蓋票的真偽成為集郵界麵臨的一大難題。
東北淪陷 14 年，日偽傀儡政權“滿州帝國”發行了許多郵票。1945 年“8·15”日寇投降後，各地郵局職工出於愛國熱情，不等國共接收人員到達，就將偽滿郵票加蓋“中華郵政”或“中華民國”字樣，出售使用。這種應急作法，導致了東北各地郵局自行加蓋很多的嚴重後果。
這時，有的郵商和集郵者也紛紛拿著自己收藏的偽滿郵票，到當地郵局要求加蓋。有的地方郵局斷然拒絕，有的地方郵局則給予方便，由此造成一些地區的加蓋種類繁多。
趁此混亂局麵，有的郵商私自變造、臆造出大量的偽蓋品。這種狀況40年代後期即引起集郵界的高度警覺，1947 年《近代郵刊》第 16 期發表了王季庵題為 《對於東北加蓋票之真偽問題》的文章，文章指出：“東北加蓋票，因地理及環境上關係，真偽的確難分。除已有數處，業已證明完全偽製外，亦有不少是完全真品。因偽品之發現，郵人遂多猶豫不敢下手，幾是草木皆兵，視為完全偽製。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其實被宣傳為偽品者未免不是真品，反之認為完全真品者，亦不免有偽造者。”
集郵家楊耀增也曾談到：“勝利之後，偽滿郵票從庫存流失不少，作偽者捏造個地名，刻上一個戳子，往票上一蓋，就能騙取集郵者的錢財。當時的天津、北平郵市上，兩三天就會出現一些‘新品種’。甚至荒謬到連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鎮或一個代辦所，也‘發行’十幾種加蓋票。朝鮮的仁川，也 ‘發行’中國的東北加蓋票。”（《天津集郵》1990年第1期）再加上有的郵商（有的是偽票的炮製者）因為利益上的衝突，彼此互相攻訐，指責某種為偽品，自己所售為真品。甚至在郵刊上互相抨擊，搞得真假難辯，烏煙瘴氣。這樣，幾百套數千種東北地方加蓋票良莠難分，成了一團難以梳理的亂麻。
為了揭開東北地方加蓋票的曆史疑案，集郵家鍾笑爐、楊耀增、韋介夫等人，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經過調查落實，辨認分析，鍾笑爐編撰了《東北加蓋郵票目錄》，楊耀增等分別發表了一係列極有見地的研究論文。他們經過幾十年的苦心鑽研，終於慢慢理出了鑒別其真偽的頭緒。楊耀增還提出了東北地方加蓋票中臆造票的認定標準：（1）“發行”枚數較多，一戳數色者，十有九靠不住。因為抗戰勝利初期，關外交通未完全恢複，不論解放區或是國統區，郵路全不暢通。一些鎮甸的小郵局，不可能接二連三地 “發行”加蓋票。
（2）加蓋文詞不通，或者套用某些正票詞語的多半是假票。像恒加蓋“當壹元”、鶴立加蓋 “紀念八一五、複歸我國土”，就屬這種情況。
（3）已證實正式發行過加蓋票的郵局，但後來又接二連三出現同一地名的，像綏中、雙城、佳木斯，不能一概肯定。
目前已被集郵界槁清楚的東北地方加蓋票偽票有：出自孫紹文之手的208枚；出自朱×××之手的 47 枚，出自劉×××之手的 13枚，出自丁×××之手的3枚，出自於湘庭之手的 129枚。此外，經調查證實可斷定為臆造票的還有 185枚之多。臆造票種類總數近 600餘種。這種大規模的偽造活動，在中國郵票史和集郵史上是罕見的。
許多老集郵家為還郵票曆史本來麵目，做出的曆史性貢獻將永載集郵史冊。他們表現出的尊重曆史、細密嚴謹考證史料的治學精神，值得後來者發揚光大。
識別外國郵品中的贗品和臆造品同樣需要豐富的曆史和地理知識，而且，所涉及的知識領域非常廣泛。1856 年墨西哥將全國分成了 56 個地區，郵政當局為每個地區的主要郵局提供了一個帶有該地區名稱的戳記，用來加蓋各地所需的郵票。但是，由於以後的 10 餘年墨西哥一直陷入戰爭動亂之中，許多地區的加蓋郵票根本就沒有使用過。這些加蓋票得到集郵者的青睞。
與此同時，尚有大量庫存的沒有地區加蓋的郵票由於存世量大，價格低廉，為贗品製作者提供了條件。幾十年來，各種偽造品大量出現，使集郵者難以辨認，不得不向專家們求教。而鑒定家們辨別這些加蓋郵票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查閱曆史檔案，掌握當年各地區發行及未發行加蓋郵票的詳盡資料，從而使不少贗品原形畢露。
1985 年， 《新觀察》雜誌第19 期上，發表了一篇介紹埃及法老陵墓的文章。為配合此文，該刊在中心彩頁上印出了郵票圖案，標題是： “埃及郵票——法老圖坦卡蒙的隨葬品”。這種不多見的插圖方式非常新穎別致，引起了讀者們極大興趣。應該說，這既是宣傳外國文化，也是宣傳集郵。可惜的是，由於作者缺乏必要的曆史地理知識，良好的動機帶來了相反的效果——這些根本不是埃及郵票，甚至不是真正的郵票。
這些 “郵票”上印的地名是“AJMAN” （阿治曼）。阿治曼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最小的一個酋長國。從60 年代後期至 70年代初，為賺取外匯，阿治曼曾狂印濫發大量的 “郵票”。世界上主要的郵票目錄都拒絕收錄阿治曼1965 年 5 月以後發行的 “郵票”，國際集郵界亦將此類東西歸入“花紙頭”
之列。
《新觀察》雜誌錯把花紙頭當郵票宣傳，如同為假票作廣告，這其中的教訓是發人深思的。
郵品辨偽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研究工作，需要一定的設備。隨著科技發展，其技術手段還需要不斷改進和提高，不能總是用放大鏡、目錄、真品，僅憑人的視覺和經驗作出判別。一些珍罕郵品或作偽手段較高超的郵品，需要借助先進的測試儀器，以提高分析研究的精確度和科學性。現代科技領域一些高新技術，都可以借用，為郵品辨偽服務。下麵，讓我們回顧一下郵品辨偽技術的發展：
集郵者很早就感覺到僅憑人眼無法深入地對郵票圖案進行觀賞和辨別。
為了對郵品進行微觀分析，最初人們使用放大鏡。但是，這仍然使人的視覺探微效果提高有限。尤其是郵品上一些細微的特征還難以辨別。於是顯微鏡被用於郵品辨偽研究。一般的常用顯微鏡，放大倍數可達上百倍，完全能夠滿足對郵品進行微觀觀測的分析之用。如果把顯微鏡和照相機結合起來，即能取得郵票的顯微照片，這樣就更便於研究的保存。
與此同時，專門用於郵票鑒別的特殊工具也相繼誕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量齒尺和水印檢驗器。
法國醫生勒格蘭 （1820—1912年）是一位集郵家，他曾對各國郵票上的水印和齒孔進行過專門的研究，1866 年 10 月，他發表了 《關於郵票齒孔的研究》一文，並發明了量齒尺。為此，勒格蘭作過多次試探，起先他沿著郵票的四個邊來量，感到不簡便。為了既簡便又準確，他想到應該有一個標準距離。於是先選擇 10毫米作為標準單位，後又認為太短，不易量準，就改為以20 毫米為單位，把齒孔分為7—16度。於是國際集郵界就把這個標準距離確定為國際標準。
使用量齒尺時，隻需把郵票放在量齒尺上，上下移動，使郵票的齒孔與量齒尺上印刷的齒孔重合，即可測出郵票的齒孔度數。但是，也有一些國家的郵票齒孔很不規則，無法測定其齒孔度數。例如，我國中華郵政港版烈士像郵票的齒度，無固定標準，在 12 度—14 度之間。因此，在郵票目錄上對這類郵票隻能標出 “有齒孔”或“×度—×度”，而沒有一個準確的齒孔度數。
郵票水印的檢驗有多種方法。集郵家常使用的一種比較理想的工具是水印檢查器。它既可以毫不損傷郵票，又能使水印圖案顯示得非常清晰。其原理是利用強光透過水印來觀察。有時為了防止郵票上的圖案使水印模糊，還需要使用各種透明的濾色紙，以濾掉郵票的刷色。
為了辨別偽造郵票在圖案與文字上與真票存在的差異，集郵者還設計出一種簡便的檢查方法：把兩條黑絲線固定在一張厚白紙上，然後分別把真郵票和待鑒別郵票放置在兩條黑線下邊，使兩枚郵票畫麵上黑線通過的部分位置完全相同。然後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比較黑線所在部分的畫麵，打出細微處的差異，從而發現贗品。
從 20 世紀初開始，國外集郵界逐漸借助新興技術——紫外線或X （愛克斯）光線技術來分析鑒別郵票。其中，使用較普遍的是能夠產生紫外線的石英燈。紫外線能夠對郵票生產中所采用的油墨和紙張作出準確的檢測。石英燈發出的紫外光線照射到各種不同物質上能產生出不同的熒光反應，從而可以做出分析判斷。當偽造郵票 （如仿印票、偽加蓋票等）與真票所用紙張、油墨存在差異時，不同的熒光反應就使它們暴露無遺了。同時，石英燈還能檢驗出修補過的郵票 （如偽製的背麵刷膠、粘貼上去的殘角斷齒等）和經過化學處理的郵票 （如偽造假郵戳、抹掉原有的郵戳或加蓋字體等），揭露出各種偽造留下的痕跡。
為了使光譜分析方法更普遍地用於郵票辨偽，80 年代初，法國研製出一種新型的郵票檢查鑒定器並廣泛使用。這種鑒定器，有三種型號，其中一種裝有能產生紫外線的天然水晶燈管。燈座高度和發光強度都可以調整。由於它結構簡單，移動輕便，可以作為活動式檢查燈，用它可以在集郵冊上對郵票進行檢測。它還能準確分析出熒光郵票、仿印郵票、偽刷膠郵票和修補過的郵票等，使用起來十分方便。
郵票和集郵都是人創造出來的一種文化現象。人能夠發明它，就一定能夠認識它，捍衛它的純潔性。盡管郵品辨偽的方式方法有許多種，但有一點卻是最根本的，即辨偽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完全取決於從事這項研究者的素質和水平，因此，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英國集郵家詹姆斯·華森在其所著 《郵票的故事》一書中曾有這樣的論斷：
“對集郵者來說，最好的設備莫過於紮實的知識。即通曉郵票印製的全過程，了解郵票的紙張、刷膠、打孔方法、郵戳和曆史等方麵的知識。在集郵研究中需要科學設備的幫助，但這些設備不可能取代集郵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