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羅爾斯考慮在這種無知麵紗蒙蔽下所設計的政策要達到什麽目標。特別是，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最終是在收入分配的最上層、最下層還是中間層，他會認為什麽樣的收入分配是公正的？羅爾斯認為，處於原始狀態下的人會特別關注處於收入分配最低層的可能性。因此，在設計公共政策時，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提高社會中最差的人的福利。
由於最大化標準強調的是社會上最不幸的人，所以，它證明了旨在使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是正確的。通過把富人的收人轉移給窮人，社會增進了最不幸者的福利。但是，最大化標準仍然允許收入不對稱，因為這種不對稱可以增強激勵，從而提高社會幫助窮人的能力。
羅爾斯提出的思想試驗非常引人注目。特別是這種思想試驗使我們把收入再分配作為社會保險的一種形式。這就是說，從無知麵紗蒙蔽的原始狀態的角度看，收入再分配很像一種保險政策。房主購買火災保險是為了應對他們的房子著火的風險。同樣，當我們作為一個社會選擇向富人征稅以補助窮人的政策時，我們就為自己成為窮人家庭成員的可能性進行了保險。由於人們不喜歡風險，所以我們應該為自己出生在一個給我們提供了保險的社會麵感到慶幸。
近年來的經濟增長理論表明，幫助貧困者，不僅僅是因為人類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為客觀實際存在的兩條經濟原因：一是提高這些窮人的生產能力，能夠提高較富裕的那些人所擁有的物質資本的生產能力，因而對富人同樣有利；第二它縮小了現行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不均，從而可以導致一個較好的對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起決定作用的和諧的社會環境。
由於上述原因，社會沒有必要將競爭市場的結果作為既定的和不可改變的事實接受下來；人們可以考察收入分配，並采取一些措施來改變收入的分配。在救助貧困的目標下，可以由政府采取一係列可能的措施：
首先，它可以采用累進稅。相對於低收入者而言，對富人按更高的稅率征稅。它可以對財富和巨額遺產課以重稅，以砸碎世襲特權的鏈條。所得稅和遺產稅就是這種帶有收入再分配性質的累進稅製的實例。
其次，由於低稅率並不能幫助那些根本沒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進行轉移支付，即向私人支付貨幣等。今天，轉移支付的對象包括老人、殘疾人和拖兒帶女的人，還有為失業者提供的失業保險。這套轉移支付製度編織了一張“安全網”，保護不幸者免受困苦和不至於挺而走險。
最後，政府有時對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也給予補貼，向他們提供食品券、醫療補貼和低價住房等改善生活的福利。
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與福利計劃包括的內容甚廣。以較早實現福利國家的瑞典為例，包括：第一，養老金製度，從1960年起不僅對全體老年人實行基本養老金，而且還對退休老人實行補充退休金製度。第二，擴大到全民的醫療保險製度，各級政府承擔經營醫療服務的責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貼製度。第四，廣泛推行了失業保險（或失業救濟）製度，對病休職工的現金補貼提高到工資的90%。第五，通過對部分企業的國有化和補貼提高就業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補貼，如向大學生普遍提供的獎學金和貸款，對貧困家庭的補貼，對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補貼，等等。
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理想。社會保障與福利計劃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理想。市場經濟早期的貧富對立曾引起無數有良知的人的譴責。隻有在二戰後各國實行了名目繁多，且數額巨大的福利計劃之後，社會才基本消滅了貧窮，每個人過上了能保障基本需求的生活。窮人分享到了經濟進步的好處。這種平等的實現是社會進步的結果，也是人類多少年來奮鬥的結果。貧困的消除也促進社會的安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人活著並不隻有平等一個目標，如果平等是人生的惟一目標，大家就應該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具有音樂天賦的人，就應該用他額外的才能去幫助那些五音不全的音樂盲，便所有的人都有相仿的音樂修養。這樣一個清一色的世界恐怕未必會使多數人感到幸福。
正因為人們並不希望結果一律平等，所以才會有這許多人關心奧運會百米賽跑的紀錄；也正因為要從競賽中分優劣，百米賽跑的紀錄才會一再被刷新，而且從來沒有人建議，為了公平，應排除那些有特殊賽跑遺傳基因的人參賽。所以說，保持這個世界的五彩繽紛，包括人們收入水平的差別，絲毫也不違背絕大多數人的願望。
試想一個例子。晚上紙牌開局的時候，各個玩家的籌碼的數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時間後，數量就會不相等了。當晚收局時，某些人成了大贏家，另一些成了大輸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贏家把贏的錢還給輸家呢？如果真是這樣，遊戲就會變得毫無趣味，連輸家也會覺得沒意思。他們也許會玩上一兩次，但如果他們知道不論輸贏，收局時還會同開局時一樣的話，他們還會再玩嗎？這說明，結果平等的實施非但有贏家要向輸家付錢的不公平問題；而且遊戲變得沒有任何意義，等於說人生變得沒有意思，這個世界也和死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