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發現奧布裏的耳環可不是件好事。我看到它陷在墓地的泥土裏，不由得感到一陣戰栗，這背後蘊含的深意給整個搜索隊潑了一盆冷水，澆滅了他們幾分鍾前還懷抱著的熱情。在此後的搜尋中，他們變得垂頭喪氣起來。
而我卻一直想著莉娜。
離開柏樹墓園，我直接開車去了公司。墓園裏蟬鳴不斷，還有鞋子踩在枯草上發出的嘎吱聲，搜索隊成員間或發出的鼻息聲和唾沫聲，還有遠處蚊子的嗡嗡聲，以及人們在驅趕它們時暴躁地拍打皮膚的聲音，這一切的聲音，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警察把女人找到的東西妥善地裝進密封的證物袋中，帶著它離開了這裏，隻留下我和那個穿著卡其色工裝褲的女人待在原地。經過剛才的事情，她似乎覺得我們已經是一個團隊了，於是她不再像剛才那樣蹲在地上，而是站起身來，雙手叉著腰，一臉期待地等著我對她說接下來該怎麽辦，去哪裏尋找下一個線索。這一刻，我覺得自己像個入侵者，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這感覺就像我是個演員，在電影裏扮演一個角色，假裝自己是那個人，但其實根本不是。所以，我一言未發，轉身離開了那裏。我一直覺得身後有人在盯著我，甚至直到我驅車離開了墓園，依然有同樣的感覺。
我把車停在辦公大樓外，慌忙地走上台階，把鑰匙插進鎖眼，迅速擰開後推門進去。我打開空無一人的候診室的燈，然後走進了辦公室。走到辦公桌旁邊的時候，我的手已經沒有剛才顫抖得那麽嚴重了。我坐在椅子上，吐了幾口氣，斜靠在一邊，伸手拉開了最下麵的抽屜。堆成小山的藥瓶望著我，每一瓶都在乞求我的垂青。我回望著它們，不由得咬起了臉頰內側的肉。然後我拿起一個又一個藥瓶，來回打量著它們，思來想去，最後還是選擇1毫克的安定文錠。我仔細看了看掌中的白色五邊形小藥丸，上麵有一個凸起的大寫字母“A”。它的劑量很低，我勸說著自己，它能夠讓我的身體狀況平複下來，同時不會有別的副作用。我把它塞進嘴裏，直接咽了下去，然後用腳將抽屜合上。
我轉著辦公椅，思考了一會兒，又瞥了一眼電話，看到上麵的紅燈正在閃爍—一條新的電話留言。我打開了揚聲器，房間裏馬上回**起一個熟悉的聲音。
戴維斯醫生，我是《紐約時報》的亞倫·詹森，我們之前通過電話。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抽出一個小時的時間，讓我們好好談一談。無論如何，我們報社都會刊登這篇文章，所以我希望你能利用這次機會，把你的想法表達出來。你可以直接回撥這個號碼聯係我。
接著是一陣沉默，但我能聽見他呼吸的聲音。他在思考。
我也會聯係你父親，我覺得應該提前告訴你一聲。
哢嗒。
我癱坐在椅子上。這二十年來，我一直都竭力避開關於我父親的一切，不和他說話，不去想他，也不和別人談論有關他的事。一開始，就是他剛被捕沒多久的時候，我很難完全避開他。總有人來騷擾我們，好像我們也是殺害那些無辜女孩的共犯，好像我們明明知道父親做了什麽，卻視而不見。他們趁著夜色來到我家，大聲地衝我們喊著髒話，揮舞那些標語，朝我家扔雞蛋，還故意劃破父親停在院子裏的卡車的輪胎，用紅油漆在車子的側麵噴塗“變態”兩個字，來不及凝固的油漆滑落下來，就像流淌的鮮血。一天晚上，有人用石頭砸碎了母親臥室的窗戶，玻璃碎片全都落在了還處於睡夢中的母親身上。報紙和電視上鋪天蓋地地宣傳案件成功告破，布魯橋鎮連環殺手就是迪克·戴維斯的新聞。
讓我感到焦躁的還有連環殺手這個詞。它太正式了，好像一個詞就將一切蓋棺論定。其實，在看到這些新聞報道之前，我從未把父親和連環殺手聯係在一起，畢竟他是一個聲音輕柔、個性溫和的男人，我實在沒法把他和這個詞畫上等號。他教會了我如何騎自行車，我至今還記得他抓著車把，一路小跑地跟在我身邊的樣子。他第一次鬆開手的時候，我撞上了柵欄，臉頰直接撞在木梁上，臉上出現一陣灼痛。他趕忙從後麵跑過來，把我摟進懷裏，用一塊溫熱的濕毛巾捂住我眼睛下麵的傷口。然後他用衣袖幫我把眼淚擦幹，在我淩亂的頭發上親了親，又束緊了我自行車頭盔的束帶，鼓勵我再試一次。那天晚上，父親從盥洗室裏出來的時候，我正把臉埋在沙發墊子裏哭得淚流滿麵，他假裝不知道我為何哭泣，把我塞進了被子裏。為了逗我笑，父親親自編寫了睡前故事，還把胡子剃成卡通形象。那個男人不可能是連環殺手。連環殺手才不會做那些事……對嗎？
但他確實是連環殺手，連環殺手也會做那些事。他殺害了那些女孩，殺害了莉娜。
我記得他在小龍蝦節那天盯著莉娜的樣子，盯著她十五歲身體看的眼神，就像狼盯著一隻垂死動物的眼神。我永遠把那一刻當作後來一切事情的開端。有時，我也責備自己—畢竟，當時她在和我說話，因為我，她才掀起了自己的襯衣，炫耀她的臍環。要是我當時不在那裏，父親還會用那樣的眼神看她嗎？還會把她當作獵物嗎？那個夏天，她來過我家幾次，給我送一些舊衣服或二手唱片。有時父親會恰巧經過我的臥室，每當這時，他都會駐足凝視一會兒，看著她俯臥在硬木地板上，翹臀從破洞牛仔短褲中鼓起，翹起的雙腿在空中隨意擺動，然後清清喉嚨，轉身離開。
電視台轉播了對他的審判，我知道這件事，因為我也看到了。我和庫珀走進房間時，正好看到母親蹲在地板上看電視，她的臉都快貼到電視屏幕上了。她一開始不同意我和庫珀看這些，會把我們攆出房間。她說：“這不是給小孩看的，出去玩一會兒，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她表現得仿佛電視裏播放的是一部R級電影，而不是我們的父親因謀殺罪而接受的審判。
但在後來的某一天，這些都一去不複返了。
我還記得當時門鈴一直響，刺耳的聲音回**在我家這座總是十分安靜的房子裏，使落地式的大座鍾顫動起來，發出微弱的嗡嗡聲，我嚇了一跳，胳膊上的汗毛全都豎了起來。我們全都停止了動作，朝門口望去，好奇究竟是何人來訪。因為我家已經許久沒有來訪者了，那些還記得按門鈴這種禮節的人，早就不來拜訪我們了。現在來我家的人，隻會朝我們尖叫、扔東西，還有更糟的，他們會悄悄地出現，靜靜地窺視我們。有一段時間，我們總能在自家的土地上看到陌生的腳印，它們分布在各處，顯示著某個陌生人在夜晚偷偷潛入了院子，帶著病態的迷戀透過窗戶往裏麵窺視。這讓我生出一種我們是保存在博物館玻璃櫃中的獵奇收藏品，是某種奇怪而恐怖的東西的感覺。我還記得那天，我抓到窺視者時的情形，他沿著泥濘的小路走來，以為家裏沒人，便靠近窗戶往屋裏張望。我看見他的後腦勺，登時氣血上湧，怒火中燒，想都沒想挽起袖子就朝他衝了過去。
“你是什麽人？”我兩隻手緊緊地攥成拳頭，尖叫著質問他。我已經受夠了人們這樣對待我們，這樣窺視我們的生活，仿佛我們不是人，不是真實存在的。他舉起雙手轉過身來，瞪大眼睛、一臉驚訝地望著我，好像根本沒想過這裏還有人居住。原來他也是個孩子，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
“不是什麽人，”他結結巴巴地說，“我—我誰也不是。”
我們當時已經習慣了這些入侵者、小偷和恐嚇電話，所以那天早上，當我們聽到有人禮貌地按響門鈴時，反而有些害怕，不知道究竟是誰站在厚厚的雪鬆木門板後，耐心等待著我們的回應。
“媽媽，”我看了看門口，又看了看她，開口問道，“你要去開門嗎？”她當時坐在廚房的桌子旁，用雙手捧著頭，手指插入日漸稀疏的頭發中。
聽見我的發問，她先是一臉困惑地看著我，好像沒聽出那是我的聲音，沒明白我的意思。她似乎每天都在變得更加蒼老，一道道皺紋在鬆弛的皮膚上越陷越深，布滿血絲的眼眸透露著無盡的疲憊，眼睛下方的黑色陰影也變得越來越重。她盯著我看了片刻，終於無聲地站了起來，從小小的圓形窗戶看向外麵。接著傳來了鉸鏈的聲音和我母親溫柔的驚呼聲。
“噢，西奧。嗨，快進來。”
西奧多·蓋茨是我父親的辯護律師。他邁著緩慢而沉重的步伐走進屋裏，我到現在還能記起，他拎著的那個閃閃發亮的公文包和戴在左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他對我露出的笑容中包含著同情，我回給他一個鬼臉。我不明白，在我父親犯下了那樣的罪行後，他怎麽能為我父親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怎麽能在晚上心安理得地睡著。
“我給你倒點咖啡行嗎？”
“當然可以，夢娜，那可太好了。”
我母親在廚房裏忙活起來，她的腳步有些踉蹌，不小心把馬克杯磕到瓷磚台麵上，發出“當”的一聲。我看著她心不在焉地把壺裏放了整整三天的咖啡倒進杯中，沒加任何奶精，卻用勺子攪拌了幾下，然後才把咖啡遞給蓋茨先生。他喝了一小口，接著清了清嗓子，把杯子放回桌麵，用小指把它輕輕推開。
“夢娜，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訴你。我希望你先從我這裏知道這些事情。”
她凝視著廚房水槽上方那個發黴變綠的小窗戶，沒有回應。
“我幫你丈夫爭取了一個認罪協議。條件很好，他打算接受。”
話音未落，我母親猛地抬起頭，好像他的話是一把看不見的剪刀，一下子剪斷了她脖子後麵繃緊的橡皮筋。
“路易斯安那州有死刑，”他說，“我們不能冒險。”
“孩子們，上樓去。”
她看向依然坐在客廳地毯上的庫珀和我。此時，我正用手指摳著地毯上那個被父親掉落的煙鬥燒出來的洞。我們沒反抗母親的命令，相繼站起身，悄無聲息地穿過廚房，走上了樓梯。等到了臥室，我們故意大聲關門，然後再度躡手躡腳地回到樓梯扶手邊，在最靠上的那層台階上坐下，偷偷聽著樓下的談話。
“你覺得他們會判他死刑？”她壓低聲音說，“他們沒有任何證據，沒有凶器，也沒有屍體。”
“怎麽沒有證據！”他說，“當然有證據，你知道的，你看見了。”
她歎了口氣。隻聽嘎吱一聲，她拉過一把椅子坐下。
“但那就夠判……判死刑嗎？我是說，那可是死刑啊，西奧，判了死刑就再也沒有辦法挽回了。他們沒法確定，沒法斷言……”
“夢娜，這可是死了六個女孩的謀殺案啊！六個女孩！現在的證據有在你家找到的物證，還有目擊者的證詞，它們都能證明迪克在那些女孩失蹤前，至少和她們中的一半人有過接觸。現在還出現了許多新的傳聞，夢娜，你肯定也聽說了一些，就是關於莉娜不是第一個受害者的傳聞。”
“那全都是胡說的，”她說，“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和別的女孩的失蹤有關。”
“那個‘別的女孩’有名字，”他吐了口唾沫，“她叫塔拉·金，你應該大聲說出她的名字。”
“塔拉·金。”我小聲地念道。我從沒聽說過塔拉·金這個名字，不知從自己嘴裏說出這個名字會是什麽感覺。這時庫珀突然伸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胳膊。
“克洛伊，”他從牙縫裏擠出我的名字，“閉嘴。”
廚房安靜下來，我和哥哥都屏住了呼吸，擔心母親會突然出現在樓梯最下層。但她沒有過來，廚房又響起她說話的聲音。她應該沒聽見我們的聲音。
“塔拉·金是個離家出走的孩子，”她終於開口說道，“她告訴她的父母，揚言要離開那裏。她在一年之前留下了那張字條，而那時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這不符合這個案子的模式。”
“這不重要，夢娜，她現在依舊下落不明。沒人知道她的消息，而且陪審團對待這起案件的態度十分憤怒，情緒會影響他們的思考。”
她又沉默下來，拒絕回應這句話。我看不見廚房裏的情況，但我想象得到裏麵的情形，母親坐著，緊緊抱著雙臂，目光凝視著遠處的某個地方，而且那個地方越來越遠。我們就要失去母親了，很快就要失去她了。
“為這種案件辯護很難，你知道的。這種引起轟動的案子，”西奧說，“電視上到處都是他的臉，人們心裏已經有了定論，無論我們說什麽都沒法改變他們的想法。”
“這麽說你想讓他放棄？”
“不是讓他放棄，是讓他活下去。隻要認罪，就能避免死刑，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房子裏安靜下來—安靜到我開始擔心他們會聽見我們低沉而緩慢的呼吸聲，畢竟我們坐的地方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距離不遠的地方。
“除非你能告訴我一些更加有用的消息，”他接著說，“你沒告訴過我的，什麽事情都可以。”
我再次屏住呼吸，在震耳欲聾的寂靜中努力聆聽。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怦怦地跳個不停。
“沒有，”她最後說道，聲音中透著挫敗感，“沒有別的事了，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了。”
“那好吧，”西奧歎息著說，“我想也是。夢娜……”
我想象著母親抬頭看他的樣子，她眼含淚水，失去了所有鬥誌。
“作為交易的一部分，他答應帶警察去找屍體。”
房子裏再次安靜下來，但這一次，我們都說不出話來。西奧多·蓋茨離開我家的那個瞬間，一切都變了。我父親不再是假定有罪，他就是有罪。他承認了，不單是對陪審團，也是對我們。慢慢地，我母親停止了努力，停止了在乎。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她的眼神失去了光彩和生機，變得像玻璃一樣沒有感情。她從不再出門，逐漸發展成不再離開自己的房間，最後連床也下不來了，隻剩下我和庫珀還一直關注著電視上的新聞。他終究還是認罪了，最後的判決結果在電視上播出時，我們觀看了整個過程。
“你為什麽這麽做，戴維斯先生？為什麽殺死那些女孩？”
父親低頭看著自己的膝蓋，沒有迎上法官的目光。法庭裏鴉雀無聲，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沉重的氣氛在無限蔓延。他似乎在思考這個問題，真真切切地思考，在心裏反複思索，好像他以前從沒想過“為什麽”這個詞。
“我的心裏有一片黑暗，”他終於開口道，“每到夜晚，它就會出現。”
我看向庫普，想在他的臉上找到某種解釋，可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於是我又把頭轉了回來。
“那是什麽樣的黑暗？”法官問道。
父親搖搖頭，眼中泛起淚水，一滴淚珠順著他的臉頰流淌下來。法庭上異常安靜，我發誓，我聽見了那滴眼淚滴落時輕拍桌麵的聲音。
“我不知道，”他平靜地說，“我不知道，那種感覺太強烈了，我根本無法抗拒。我努力了很長時間，很長很長時間，但我再也無法對抗它了。”
“你是說，是這種黑暗迫使你殺了那些女孩？”
“是的。”他點了點頭，臉上滿是淚水，還有從鼻孔裏淌出的鼻涕，“是的，就是它。它像一團陰影，一團總是徘徊在房間角落裏的巨大陰影，每個房間都有，我努力避開它，努力待在明亮的地方，但我再也堅持不下去了。它引誘我，直到把我完全吞沒。有時候我覺得它就是魔鬼本身。”
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此前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父親哭泣。在我與他一同生活的十二年裏，他從不曾在我麵前流過淚。目睹父母哭泣是一件不舒服的事，甚至可以說是令人痛苦的。那是我阿姨剛過世不久的時候，有一次，我衝進父母的臥室，恰巧撞見母親在**哭。她抬起頭，眼淚、鼻涕和唾液的痕跡留在了枕頭上，正好是一張人臉的形狀，就好像遊樂園裏的笑臉粘在了枕頭上。這個場景太過違和，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她的皮膚髒汙，鼻頭通紅，一看到我，便連忙把被淚水打濕，粘在臉頰上的頭發撥開，難為情地衝我露出笑容，假裝什麽事都沒有發生。我記得自己當時呆立在門口，然後慢慢後退，一言不發地合上了房門。但是這一次，我看著父親在國家電視台播放的新聞裏抽泣，看著他的眼淚落在嘴唇上的褶皺裏，接著滾到下方的筆記本上，我隻覺得惡心。
我覺得他的情緒是真實的，但他的解釋卻像精心編排過一樣，十分生硬。他像讀劇本似的扮演著一個懺悔罪行的連環殺手。我想他這是在尋求同情。他把過錯歸咎於一切，唯獨沒有責怪自己；他沒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隻對自己被抓住這件事感到後悔；他把過錯全都推卸到某個虛構的東西身上，某個潛伏在角落裏、強迫自己用手勒住別人脖子的魔鬼身上。這種做法讓我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憤怒。我記得當時自己握緊了拳頭，掌心甚至被指甲劃出了血痕。
“該死的懦夫。”我吐了一口唾沫。庫珀震驚地看向我，沒想到我會說出這樣的話，也沒想到我會如此惱火。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父親。我透過電視屏幕，看著他的臉，看著他描繪出一個迫使他勒死那些女孩，並把她們的屍體埋在我家後院，那片四萬平方米樹林的地底下的隱形怪物。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帶警察去了那片樹林，我在家裏聽到了警車的關門聲。可當他帶著一隊警察進入樹林時，我甚至不願朝窗外看一眼。他們找到了那六個女孩遺留下來的一些痕跡—頭發、衣服纖維—但沒有屍體。一定是短吻鱷、土狼，或其他什麽藏匿在沼澤地裏、急需一頓美食的動物先找到了屍體。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但我知道那是怎麽回事，因為我在某天夜裏撞見過他，我見到一個渾身沾滿泥土的黑色身影從樹林中鑽出來。他扛著一把鏟子往家走，對透過臥室窗戶看著他的我毫無察覺。一想到他掩埋完屍體後回家，給了我一個晚安吻，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要逃離這裏，逃去遙遠的地方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我歎了口氣，安定文錠讓我四肢發麻。那一天，我關電視的時候，在心裏作出了決定，從今往後，我的父親就算是死了。當然，他還活著。認罪協議能夠確保他不會被判死刑，事實上，他被判了連續六次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現在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監獄裏服刑。但是對於我來說，他已經死了。我一直覺得這樣很好，可突然之間，這個謊言越來越沒法讓我自己信服，將他遺忘也變得越來越難了。這也許是因為婚期將近，我難免會去想，他無法陪我走過婚禮紅毯。也可能是因為案件的周年紀念日—二十周年—即將到來，亞倫·詹森又在不斷提醒著我這件事，雖然我不想參與其中。
又或許，這與奧布裏·格拉維諾有關。這個同樣隻有十五歲便早早離開人世的女孩。
我再度看向辦公桌，目光落在筆記本電腦上。掀開屏幕，電腦隨即被喚醒，我打開一個新的瀏覽器窗口，手指在鍵盤上方停頓片刻，然後打起字來。
我在搜索欄中輸入《紐約時報》，亞倫·詹森，屏幕上立即顯示出一頁又一頁的文章。我看了一眼其中的一個條目，接著往下看另一個條目，然後再看下一個。中央公園的灌木叢裏發現一具無頭屍體，淚之公路上發生的一連串女性失蹤案件。顯然，他靠撰寫與謀殺案，或與別人不幸的經曆有關的文章為生。我點開他的個人簡介，看到一個很小的圓形頭像，還是黑白照片。他的聲音和長相完全不搭，簡直像後配上去的，他的聲音聽起來深沉又陽剛，可長相卻不是那樣。他看上去很瘦，年齡在三十五歲上下，戴著一副棕色玳瑁眼鏡。眼鏡看著不像近視鏡，更像擁有防藍光功能的平光鏡—有些人就算不近視也想戴眼鏡，這種眼鏡正合他們的心意。
一振。
他穿著一件貼身的棋盤格圖案的紐扣襯衫，袖子卷到肘部，一條細細的針織領帶軟塌塌地掛在骨瘦如柴的胸前。
二振。
我開始瀏覽他的文章，想找出一個判定他三振出局的理由，證明亞倫·詹森也是個想利用我們的渾蛋記者。我以前也收到過不少類似的采訪請求，對於那些希望我能有機會表達自己觀點的說法，早就聽膩了。我曾經相信過他們，也接受了他們的采訪。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卻在幾天後驚恐地發現，他們竟然在文章裏把我和家人描繪成父親的幫凶。隨著案件的調查，母親出軌這件事被揭露了出來。於是他們把過錯都推到了她身上，認為我父親是因為她的背叛才產生了脆弱情緒和對女性的痛恨。他們怪她把心思放在追求者身上，沒能及時發現父親對那些女孩起了歹意，也沒有注意他半夜偷偷溜出去，然後滿身髒汙地回家。更有甚者，在文章中暗示她知道這件事—知道我父親內心的黑暗，卻選擇視而不見。也許，她出軌的理由就是因為他的戀童癖，他的憤怒，是她導致了謀殺的發生。這一切讓她充滿了愧疚，而她最終被這種愧疚逼瘋，縮進了自己的世界，並在孩子們最需要她的時候拋棄了他們。
然後就是孩子，那些內容就更別提了。按照他們的說法，我父親嫉妒受人喜愛的黃金男孩庫珀，他很清楚女孩們看待他兒子的目光，清楚她們喜歡男孩那有些孩子氣的帥氣外表，練習摔跤時鍛煉出來的結實手臂，以及咧嘴微笑時的迷人模樣。
和別的男孩一樣，庫珀也在家裏藏過色情雜誌，但因為我在無意中發現了它們，所以這件事被我父親知道了。也許這件事就是導火索，也許在他翻閱那些雜誌時，他心裏壓抑多年的某種東西，某種長期蟄伏的暴力因子被釋放了出來，從而導致內心裏的黑暗最終從角落裏蔓延出來。
最後當然也少不了我，克洛伊，一個正處於青春期，開始化妝、刮腿毛、撩起襯衫露出肚臍的女兒。沒錯，他們描繪的我和莉娜在小龍蝦節那天做的事一模一樣。就是這樣的我，整天在家裏，在我父親身邊來回轉悠。
以上這些全都是典型的對受害者的指責。在他們的描繪中，我父親隻是另一個解釋不清自己的劣根性源自何處的中年白人男性，他說不出具體的解釋，也給不出合理的理由，隻給了這麽一個不可能存在的托詞—黑暗。但人們不相信普通的白人會無緣無故地殺人，於是，我們就成了理由，妻子的忽視、兒子的嘲笑、女兒初露端倪的**行為。這一切都對他脆弱的自尊心造成了巨大打擊，他無法承受這樣的壓力，最後終於崩潰了。
我依然記得那些問題，記者在很多年前曾經問過我的問題。我的回答在被他們歪曲之後印到了報紙上，存儲在互聯網中，在餘下的時間裏可以被隨時調取。
“你覺得你父親為什麽這麽做？”
我在進入巴吞魯日綜合醫院的第一年接受了那次采訪。我記得當時自己拿著筆輕輕地敲著我的名牌，名牌是新的，閃閃發光，一個劃痕也沒有。那篇文章叫作《理查德·戴維斯的女兒成為一名心理學家，利用自身的童年創傷幫助其他年輕、受困的靈魂》，據說會刊登在星期日早晨的勵誌專欄裏。
“我不知道，”我思考了半天才說，“有時候，這些事情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他顯然有著強烈的支配欲和控製欲，但是我小時候不這麽看他。”
“你母親也沒看出這些嗎？”
我停住了，盯著那個記者看。
“我母親沒有義務注意到我父親表現出來的每一個危險信號，”我說，“而且多數時候，一旦出現了明顯的危險信號就已經來不及了。你可以看看泰德·邦迪和丹尼斯·雷德的案例，他們都有女友和妻子，他們的家人也對他們晚上幹的事情毫不知情。我母親不該為我父親的行為負責，她有她自己的生活。”
“她確實有自己的生活，我們從法庭審判的過程中得知，你母親有過幾次婚外情。”
“是，”我說，“她並不完美，這毋庸置疑，但沒人是……”
“她的情人中有一個叫伯特·羅茲的，是莉娜的父親。”
我緘口不言，伯特·羅茲瀕臨崩潰的模樣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她忽視了你的父親，對嗎？我是說在情感方麵。她那時打算離開他嗎？”
“不，”我搖頭否認，“她並沒有忽視他，他們很幸福。至少，我曾經以為他們很幸福。他們看上去很幸福……”
“她是不是也忽視了你呢？審判結果出來之後，她選擇了自殺，可她那時還有兩個未滿十八歲、需要她照顧的孩子。”
那一刻，我知道他的故事其實早已寫好，無論我說什麽，都無法改變他的敘述。更糟的是，他們會用我的話語—作為心理學家的我，作為凶手女兒的我的話語—來強化他們既定的認知，以此來證明他們現有的觀點。
我從《紐約時報》網站退了出來，打開了一個新的頁麵，還沒等我打字，屏幕上就跳出一條突發新聞的推送—《奧布裏·格拉維諾的屍體被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