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劉天明預料的那樣，他剛把保護水電安全的事情布置完，就被造反派抓起來了。進了警衛連，他反而覺得輕鬆了，因為再也不用為工程上的事操心了，想操也操不了了。事實證明他的安排是很有遠見的。父親到變電站的時候，變電站的圍牆都被附近的農民扒光了，院子裏連一根鐵絲都沒剩下。出於安全考慮，變電站要與廠區保持適當的距離，設在了電廠對麵的大龍河南岸。這裏原來安排的有打更的人，但是父親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找不到，不知是參加運動去了還是別的什麽原因，反正找不到了，技術人員隻是定時來檢查一下設備儀表，抄抄相關的數據就走了，安全問題一直無人過問。階級敵人當然不敢在這個時候出來搗亂，但是無知的農民和孩子卻完全可能做出比階級敵人更可怕的事情。父親很快便組織人重新修好了圍牆，在圍牆四周各處掛上了高壓危險的警示牌。即使這樣，夜裏也還是不斷有人翻牆進來，看看有沒有什麽可拿的東西。
水塔那邊情況也差不多，為了節省成本，加快工期，戰區沒有建專門的水塔，而是因地製宜，直接把貯水池建在了安家山上，省去了一大筆建塔的費用。正常情況下水塔不需要人看守，但是因為貯水池就在通往安家山頂的路邊，連戰區的孩子們都經常到這裏來捉迷藏，水塔的通風口、維修通道口都暴露在外邊，若沒人看守，用水的衛生和安全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如果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就更可怕了，階級敵人如果選擇在這裏投毒，那整個戰區兩萬多人就基本上被消滅了。牛叔來到山上的時候，水塔周圍的鐵絲網已經連樁子帶鐵絲都被拔走了，一個放羊的老漢依著半**在地麵上的貯水池的水泥牆，搭起了一個草棚。老漢正拿著一個拴著鐵絲的搪瓷缸子從通風口伸進去給自己打水喝。牛叔哭笑不得，趕緊請他走人。
父親在變電站住了幾天，又發現了比圍牆問題更為嚴重的安全隱患。變電站位於一塊峭壁下麵，那塊峭壁是當初修建變電站時人為地削掉了部分山體形成的，壁坡完全是土質結構，下端有石塊砌成的四五米高的護坡，但是如果整個峭壁垮塌下來，這點護坡根本抵擋不住，會把整個變電站埋掉。父親擔心自己的判斷不準確，又找了幾個工程技術人員谘詢，並把他們帶到現場來看，那幾個人和他的判斷是一致的：變電站建在這裏很危險。父親問他們應該怎麽辦，他們說他們也是人微言輕，做不了主，這麽大的事隻有找大領導來解決。父親隻好到警衛連去找劉天明。看押牛鬼蛇神的造反派不讓他進，父親和他們吵了起來：“我有重要事情要報告，耽誤了事你們負得起這個責任嗎？”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帶著嘲諷的口吻說：“你老人家這麽大歲數了，不回家好好歇著去，瞎折騰什麽呀？也不看看這是什麽地方，你是不是也想進去嚐嚐滋味？”
“混帳，你是誰家的孩子？敢這麽和我說話！小心我打折你的腿！”
那個小夥子見父親氣壯，不敢惹，隻好說：“你老人家別發火，我這是執行公務，說不能進就不能進，您還是回去吧！”
“不行，我今天非要見劉書記不可！”說著，父親把那小夥子一把推開就要往裏闖，這時旁邊又有兩個造反派過來把父親攔住了。正吵得不可開交，裏麵的牛鬼蛇神排著隊出來了。劉天明看見父親在那裏和造反派爭吵，便站下來問道：“魯師傅是找我嗎？”
父親說：“是，我有重要事情要報告。”
“那就在這說吧。”
劉天明站在警衛連門口聽了父親的匯報，說：“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立刻想辦法解決！”
原來，當初變電站選址的時候選在了大龍河下遊的開闊地帶，正在施工的時候，大公司那位幹打壘領導又來視察，說變電站遠離工區，往返重複架設線路太浪費，於是便改在了現在的地址。當時馬國棟堅決不同意，因為現址地方狹窄，變電站緊靠山根，一旦山體垮塌，後果將不堪設想。那位領導很不高興，指著那塊地方說：“這山幾百年上千年都沒有垮塌，怎麽我們一建變電站就垮塌了？”
馬國棟道：“黃土高原的地質結構十分特殊，有時候一座山打下去幾百米都是黃土，這裏的土質鬆軟，黏度小，不保墒，下雨的時候，雨水可以一直向下滲透，一經外力觸動，很容易發生山體塌陷的現象。這裏的確幾百年都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動它，可能再有幾百年也不會出現垮塌現象，可是建變電站要修路、平整地麵、還要削掉部分山體，這樣雨水一來，就很可能會發生垮塌！根據省地質局提供的資料，近些年來省內經常發生山體塌陷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塌陷都在公路邊或者是正在修建工廠、礦山的現場。”
那位領導還是聽不進去，當即組織人召開了諸葛亮會。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方以朱鐵為代表，另一方以馬國棟為代表。因為選擇現址能節約幾百萬元費用，朱鐵一方漸漸占了上風，有了朱鐵的支持，那位大公司領導膽子就更壯了，於是當場拍板把地址定了下來。
事情劉天明是知道的，但是當時木已成舟，加上朱鐵力主建在現址，劉天明也沒有再去爭辯，此時聽父親一說，立刻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對看押他們的造反派說：“去把你們的領導給我找來！”那位看守被他不容置疑的口氣震住了，二話沒說，立刻把造反派的大頭頭找了來。劉天明費盡口舌總算說服了這位造反派頭頭，同意讓他和馬國棟去安排這件事，但是要派人看著他們，劉天明笑著說道：“好啊，連警衛員都有了，不是更安全嗎？”
於是，劉天明和馬國棟帶著一百多工人開始在原來選定的地址上重建變電站。他們一個負責變電站的建設，一個負責架設線路，把工人分成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幹。好在當初準備下的材料還都在，終於趕在雨季之前把變電站建好了，高壓線也接通了。由於當初列電和地麵電廠是分別建的，變電設備也買了兩套，因此設備拆遷時可以采用兩個電廠輪流停產的辦法，戰區沒有停電。
眼看搬遷工作就要完成了，雨季到了。大雨連著下了七八天，大龍河露出了它凶惡的本來麵目，憤怒的河水卷著桌子般大小的石塊奔騰而下。工人們冒著雨把那些主要設備運走了，還有一些材料和零部件沒搬完，可是路被雨水衝垮了，剩下的東西隻能靠人工搬運。劉天明對馬國棟說：“剩下的東西以後再說吧，先保證工人們的安全要緊，我看咱們得撤了。”可是看押他們的造反派不幹，“那是國家的財產，怎麽能說不要就不要了呢？”
劉天明說不是不要，而是暫時放在這裏，等天晴了路修好了再搬。造反派頭頭請示了他們的上級，那些大頭頭不知那根筋不對了，下令一定要冒雨搬遷，而且又發動了上千人的隊伍來幫著搬東西，馬國棟望著亂哄哄的人群，對劉天明說道：“下了這麽多天的雨，山體都被泡透了，隨時都有垮塌下來的可能，必須讓工人們馬上撤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一個造反派大頭頭還要堅持他們的意見，劉天明拉下臉來厲聲喝問道：“這麽多人的生命安全，你負得起這個責任嗎？”說完，劉天明一把奪過他手裏的電池話筒，衝著工人們喊道：“同誌們，這裏危險，請大家趕快撤離！請大家趕快撤離！”
在劉天明和馬國棟指揮下，工人們一批批撤出了變電站，還有一些工人，舍不得放下身上的東西，背著、抬著踉踉蹌蹌地冒著雨往前走，劉天明一個一個奪過他們肩上的東西，把他們趕走了。最後一批工人撤走了，劉天明讓馬國棟先走，他再檢查一下看還有沒有人，馬國棟堅持讓他先走，兩個人爭執不下，劉天明衝著看押他們的造反派說：“把他給我押走！”兩個造反派不由分說把馬國棟押走了。劉天明重新返回變電站，發現父親還在裏麵，正在拆卸一個儀表，劉天明道：“你怎麽還不走？”父親說馬上就要拆下來了，劉天明拉起父親說道：“趕緊走，再貴重的東西也不要了！”說完，他硬是把父親推出了變電站，然後衝那兩個看他的造反派說：“你們也走吧，我到後麵看看還有沒有人，馬上就來追你們！”兩個造反派不肯走，劉天明道：“還愣著幹什麽？我跑不了！”正說著，隻聽外麵人們大聲喊了起來：“劉書記，山體下來了，快跑！”那兩個造反派還沒忘記自己的任務，一人拽著劉天明的一隻胳膊往外跑，可是已經晚了，他們剛跑出變電站的大門，巨大的山體轟隆一聲垮了下來，把他們三個人一起埋到了地下。
造反派動用了工地上所有的推土機、挖掘機和一切能用上的設備，挖了七八天才找到他們的屍體。造反派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劉天明的遺體也葬在了安家山上，和趙嬸隔得不遠。很長時間裏，人們一直在懷念著這位工人出身的黨委書記。有人說，劉天明是神，能料知世事，所以才救了那麽多人的命。他到那邊去都要帶兩個警衛員。
02工程徹底癱瘓了。毛主席是否能睡好覺的問題已經沒有人關心了。工人們不上班了，家屬們也沒有機會去篩石子、砸石頭了。就在這個時候，小安家出生了。錦華姐原以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養活這個孩子，可是她錯了。祥子哥是個學徒工，入廠第一年隻有24塊錢的工資，第二年是27塊，第三年31塊。現在的情況和父輩們當年闖關東完全是兩回事，所有的人都是在組織係統之內的，連家屬工也是通過組織安排的。離開了組織，你想去掙錢養家是不可能的，即使有這樣的途徑，也屬於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資本主義尾巴一類的歪門邪道。錦華姐徹底閑在了家裏。現在，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早已離她遠去了，每天隻盼著運動快點結束，戰區能盡快開工，好去篩石子、砸石頭，養活她的寶貝兒子。當然，姑父和牛叔不會看著他們不管，時常會接濟他們一點，可是，長這麽大了，不能幫著父母親減輕一點負擔，反而要他們來照顧自己，心裏怎麽下得去!每次伸手去接父母親給的錢，錦華的心都是顫抖的。她學會了高地婦女那種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方法，把兩個人的舊衣服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衣服給小安家穿，那些已經穿破的內衣則用來做孩子的尿布。祥子發的那些線手套，她全部拆了，染成合適的顏色給他織成線衣，然後再用舊布給祥子縫冬天戴的手悶子。買菜的時候，往往隻買一分錢的韭菜，還要用鹽醃上分成兩頓吃。這種方法她是跟牛叔學的，先遣隊剛到高地的時候，牛叔就是這樣生活的。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她已經從一個天真爛漫的中學生，完全變成了一個家庭婦女，考慮問題的方式也和家庭婦女一樣：孩子是不能虧著的，祥子是養家活口的人，也不能虧。每月供應的那點肉蛋，她幾乎連嚐都沒嚐過，全部省給了祥子吃。祥子讓她一起吃，她總是說吃過了，或者說不愛吃肉，祥子強迫她吃，她就說惡心。市場上肉蛋雖然很便宜，但是以她這樣的經濟條件，再便宜也是不敢問津的。
除了自己這個小家的事情，父母親那個大家也讓她操心，母親被造反派揪去遊街，一群不懂事的弟弟妹妹不能給母親一點安慰，反而圍著她聲討：“你是不是做了那樣的事情？”
“你讓我們出去怎麽見人？”
“媽，你說句實話，你要是沒做，我們就去和他們拚命！”
牛嬸低著頭不吭氣，隻是一個勁地哭。還有什麽比孩子們的審問更殘酷的呢？牛叔在一旁抽著旱煙，一聲不吭。他和牛嬸感情一直不好，除了臉麵和感情的因素，他對牛嬸整天忙那些街道上的事情不顧家也很有意見，覺得她不像個正經過日子的女人。錦華和錦生沒參加工作的時候，家裏七八口人全靠他養著，可是他在這個家裏卻沒有一點權威，一切都是牛嬸說了算；別人家都把上班的當財神一樣供著，哪一家不是下了班回來就熱酒熱飯端上來了，可是牛叔卻從來享受不到這些，還動不動就挨牛嬸一頓嗬斥。街道上那些事也讓牛叔感到丟人，像把我母親扭到保衛科這樣的荒唐事，她幹了不止一件，怎麽勸都不聽。牛叔對她已經寒心了，隻是因為有這麽一大群孩子，再提不得離婚的事情了，但是在牛叔心裏，他們已經成了陌路人。牛嬸怎麽樣，似乎和他關係不大。錦華對牛叔這種態度很有意見，一麵嗬斥著弟弟妹妹們，一麵對牛叔說：“爹，你倒是說句話呀！”
牛叔道：“我說什麽？這家裏什麽時候有我說話的份？”
錦華生氣了，說：“爹！我媽就是再對不住你，你也不能在這個時候和他慪氣呀！”
牛叔說：“我早就不和他慪氣了。我犯不著和她慪氣。”說完，牛叔轉身出去了。錦華不依不饒地追出去說：“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媽！”
牛叔回頭看了她一眼，錦華發現，牛叔眼裏噙著淚水，錦華知道，牛叔可能是敏感了，急忙說道：“爹，我沒有別的意思，我隻是希望你們好。”
平時，牛叔和錦華在家的時候，孩子們對牛嬸會好一些，他倆不在的時候，他們還是要給牛嬸臉子看。牛嬸每天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隻是默默地坐在炕頭上掉眼淚。錦華害怕母親出事，每天天一亮就抱著孩子過來陪著她，直到牛叔下班她才敢回去。後來牛叔去看水塔不在家裏住了，錦華隻好帶著孩子暫時住在家裏。母親這頭還沒有完全安定下來，弟弟錦生又出事了。文革開始後，他看見到處都貼著毛主席像，唯獨廁所裏沒有，不知是腦子裏哪根弦出了問題，覺得廁所裏也應該有毛主席像，於是就找了一張貼上了。結果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抓了起來。錦華到警衛連去給他送鋪蓋，罵了他一句：“你腦子有毛病呀！”可是一看弟弟被打得那個樣，又覺得不忍心，把身上僅有的五塊錢掏出來遞給了他。看門的造反派過來幹涉，錦華衝著他嫵媚地一笑，說：“這是我弟弟，還請你關照著點。”那位造反派沒再說什麽。那是錦華第一次以媚笑事人，她覺得自己笑得很無恥。可是這一笑給了她一個重要的啟示。第二天，造反派又來揪鬥她母親，她就是用這張笑臉把造反派打發走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造反派成立了各種各樣的戰鬥隊。後來，這些戰鬥隊又經過聯合、分化、改組、再聯合，最後分成了三大派：紅色造反派總司令部、工人造反派總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簡稱紅總、工總和三司。戰區職工已經不按單位編屬，而分別隸屬於這三大派。運動初期受到衝擊的那些“牛鬼蛇神”全部被放了出來，也紛紛加入了三大派。後來，為了共同對付三司，紅總和工總實現了再次聯合，統稱工總。我們這些孩子也有自己的觀點和派別，朱巧鳳的爸爸表態支持三司，她就組織了接班人戰鬥隊，加入了三司；我們這些工人子弟父輩大都是工總的，我們也組織了一個紅孩子戰鬥隊，加入了工總。
高地大舞台的後麵是一條通往蘭州的省級公路。工人們來到大川以後，公路兩邊就成了賣菜的早市，早晨公路上車不多，等八九點鍾車多起來的時候，早市就散了。有一天，錦華到市場上去買菜，看見了馬國棟。她沒有直接上前打招呼，而是等馬國棟買完了菜往回走的時候，悄悄跟了過去。高地沒有圍牆，從舞台北邊上一個小坡就是0號房。錦華看見馬國棟走近0號房，身邊沒有人了，才喊了一聲：“馬總工！”
馬國棟才出來幾天，就又變得神采奕奕了。雖然瘦了不少，但是看上去身體依然康健，聽見錦華喊她，回過頭來望著她說：“是你呀。”
錦華加快腳步走了過去。見了馬國棟，她似乎有很多話想說，但是一時又不知說什麽好：“你，你吃了不少苦吧？”
馬國棟一臉輕鬆的笑容，說：“沒什麽，隻要有思想準備就不怕。”
“安老師，她背叛了你？”錦華也不知道她為什麽會問這個。
馬國棟臉色突然黯淡下來，但隻是一瞬間就又恢複了常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還會再把你抓進去嗎？”
“說不好。不過有了第一次，還怕第二次嗎？”說完，馬國棟又笑了起來。錦華望著他那一臉輕鬆的笑容，深深地為他那種強大的人格力量感到折服。同時也為他擔心：“你可要加小心哪。”
“我會的。聽說你們家也出事了，我能幫你做點什麽嗎？”
“您已經教會了我怎麽做，我想我能處理好。”
馬國棟對錦華這樣快就變得成熟起來同樣感到吃驚，同時也感到欣慰，說：“那就好。不過還要更加小心謹慎，注意保護好自己。”說著，他從衣兜裏掏出一塊手絹遞給了錦華，錦華接過來一看，隻見上麵也有一個大紅的A字，紅字下麵也用紅線繡著一個單詞：Angel。
父親在變電站附近買了200斤高價麥子，讓我和二哥用架子車拉到磨坊去磨成麵。二哥幫我把麥子運到磨坊，說：“你先在這排隊，我一會來替你。”說完就跑得不見人影了。磨坊在李家坪村口，那裏到處種著蕎麥，麥子熟了以後，蕎麥花就開了，蕎麥莖葉都是紫色的，花是粉紅色，很小很精致，單拿一朵出來不是很好看，但是漫山遍野開起來卻很有氣勢，一片紫紅的莖葉上麵，是一層粉紅帶白的花朵，錯落有致。也許是白天太鬧騰，人們聞不到花香，但是到了晚上，一陣陣幽香便隨風飄散過來，令人心醉。
磨坊是安家山公社借著戰區有電的條件開的，磨一斤麥子一分錢。附近的農民大多舍不得這一分錢，所以來這裏磨麵的反而是高地和114廠的工人居多。磨坊隻有一台小型電磨，一天24小時不停地轉，也隻能磨個一千多斤，因此有時候排隊要排一兩天。有口袋在那排隊，我用不著盯著，便坐在磨坊門口看書。書是姐姐上中學時的語文課本。姐姐很愛惜書，每學期新書發下來，她都要點上一根蠟燭，一頁一頁地滴在書角上，這樣書角就不會卷。她用過的全套中學課本都還像新的一樣，一本也沒少，全部被母親用白包袱皮包好帶到大川來了。可惜那些數理化我們看不懂，全都生爐子用了，隻把語文、政治和地理、曆史留了下來。我沒事的時候就翻那些書看，開始時是挑著看，先看那些有意思的，能看懂的，看完再挑第二遍，後來姐姐發現了，就讓我從頭到尾一本一本係統地看，不會的她可以給我講。幸虧我有這樣一個姐姐，幸虧母親把這些書保存了下來，否則後來我無論如何也考不上大學。我正在看書，忽然看見春桃抱著小安家走了過來，我問她幹嗎去，她說：“我嫂子有事，讓我把孩子先給我哥抱回去。你在這幹嗎？”我說磨麵，春桃說：“我爹昨天也買了不少麥子，你替我排個隊，一會我也來磨麵。”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小板凳放在了口袋旁邊，算是替她排隊。不一會，我看見祥子哥騎著自行車從村裏出來了，他回到高地把一麻袋麥子駝了過來，然後才把春桃替出來磨麵。
春桃也提了個小板凳來，手裏還提著一個手絹包，裏麵不知包的什麽東西。她在我旁邊坐下，打開那個手絹，裏麵是一個熱粽子，她把棕葉一層一層打開，遞給我說：“你吃吧。”在那個窮困的年代，人們對吃的特別敏感，粽子一剝開，糯米紅棗的香味頓時就出來了，我饞得哈拉子都要出來了，嘴上還在客氣：“我不吃，你吃吧。”
“哎呀，你客氣什麽，讓你吃你就吃唄。”
我還是沒有接那個粽子，春桃見我不接，一伸手把粽子塞進了我的嘴裏，這時我早已把粽子的香味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春桃的動作上，那一刻，我覺得她真美，簡直就是一個天使。我的心砰砰跳了起來。我叼著粽子，呆呆地看著春桃，春桃有點不好意思了，說：“看著我幹什麽？還不快吃！”
我三口兩口把粽子吃完了。粽子是什麽味道，根本不知道。
春桃剛到不一會，誌剛和誌遠也來了，誌強這會還在家裏養傷，來不了。誌剛來的時候我後麵已經排了幾個人了，誌剛想夾隊，後麵的人不讓，於是便打了起來。春桃一個勁地勸解，說：“我排到後邊，你占我這個號不就行了嗎？”
誌剛不幹，非要和人家玩硬的，結果讓人打了個滿臉花。正在這時候，我二哥回來了。看見誌剛讓人打了，不由分說，上去就是兩拳，把對方打得連連後退。對方是114廠的子弟，看見我們人多勢眾，沒敢吱聲，偷偷回去又叫了一群廠裏的子弟來，把二哥和誌剛圍到了中間。我一看勢頭不好，趕緊跑回高地叫人。高地離磨坊很近，不一會就來了一大群。可是等我把人叫來，架早打完了，二哥把那一大群114廠的子弟全打服了，沒一個再敢上的了。從此魯育田的名字在戰區大震，和我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不過事後二哥還是遭到了報複。從那以後，戰區的孩子們就打起了群架，有時候一聲吆喝雙方能聚集起兩三百人來。不過提起我二哥的名字，沒有一個不害怕的。另外一個特別能打的是馬列。馬列打起架來有一股不要命的狠勁，身上常常帶著刀子，急了就捅你一刀子，有一次，他讓幾個114廠的幾個子弟圍上了，掏出了刀子，對方一看，哈哈大笑，說：“水果刀呀，給你看看這是什麽！”說著，從腿上拔下一把三角刮刀，那是鉗工刮鐵屑用的，有一尺多長，鋒利無比，上麵還有三個槽，很像蘇式步槍刺刀上的血槽，另外一個從腰裏抽出一條鋼鞭，那是從攪拌水泥用的振動棒裏拆下來的彈簧心，一鞭子下去能把人的骨頭打折。馬列隻好投降了。但是他很快也換了裝備，搞到了刮刀和鋼鞭。群架越打越凶，這些打群架的隊伍也在不斷地分化改組，今天你倒戈，明天我反水。在這些戰鬥中，馬列的一條腿被打瘸了，和我大哥一樣，成了殘廢。
孩子們打架，是跟大人學的。三大派的造反派們，整天在小學校的教室裏辯論，爭到激烈處便大打出手，開始隻是動拳頭，後來就換成了鎬把、榔頭、大刀、長矛，最後連保衛科的武器彈藥也被一搶而光。但是這些都是小巫見大巫，後來紅三司搞了一次武裝遊行，那才叫我們大開了眼界。紅三司是後成立的，無論從人數上還是裝備上都比另外兩家差得遠，每次武鬥把縣城的、鐵路上的同一派的戰友全叫來也占不了上風。後來他們聯係上了附近一家兵工廠，把廠裏生產的武器全部搬出來搞了一次大遊行。在此之前，我們誰也不知道，就在和我們隔幾座山不遠的另外一條川裏，有一家生產常規武器的兵工廠，他們不僅生產半自動、自動步槍，還生產衝鋒槍、手槍和機關槍，有些正在研製過程中的新式武器還沒有裝備部隊，就已經拿出來武鬥了。幸虧生產子彈的和他們不是一個廠，否則這些武器落在造反派手裏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可是大川的工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缺乏子彈，一場武裝遊行把工總和紅總的士氣徹底打垮了，很多人反水站到了三司一麵，為了共同對付三司，工總和紅總再次實現了聯合，統稱工總。
我們這些撿煤渣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派別。朱巧鳳的父親表態支持三司，於是她便組織了一個紅色接班人戰鬥隊，加入了三司。可是他們隻能給人家打水掃地，連站崗放哨的事都不讓他們幹，因此我們很瞧不起她那個接班人戰鬥隊。我們這些工人子弟父親大部分是工總的，因此我們也組織了一個紅孩子戰鬥隊，加入了工總，我們的遭遇也比他們好不到哪去，你願意在人家辯論的時候燒點水送去，人家也不拒絕，你不去也沒人來給你派任務。但我們還是願意湊熱鬧，願意聽他們辯論，甚至願意看他們動刀動槍地打架，一點也不知道害怕。
有一天晚上，我剛躺下，聽見小學校方向喊聲大作，接著傳來砰砰的槍聲，我和二哥一骨碌爬起來就要往外跑，母親一把拉住二哥，不讓他去，我趁機跑掉了。跑到學校門口，隻見從縣城方向開來幾十輛大卡車，車上的人都帶著柳條帽，手裏拿著大刀、長矛，一下車便把小學校包圍了。我剛進校門，看見勢頭不對，就要往回走，可是兩把明晃晃的長矛對準了我，說：“站住！不準動！”我隻好又回到了院子裏。
小學校是工總的司令部。操場上聚集著許多人，有的拿著大刀、長矛，有的扛著獵槍和自製的土火槍，一個頭頭手裏拿著一個幹電池話筒指揮著：“大家冷靜一點，別亂。我們被包圍了。拿槍的戰友們趕快上房，占領製高點，一排堵住前門，三排負責守後門，二排想辦法從東牆上衝出去，叫救兵來！”
人群亂哄哄地散開了，一些人上了房，其餘的人也根據剛才的安排向幾個不同的方向跑去。外麵三司的人開始往房上扔石頭，房上的人則揭下瓦塊來當武器還擊，槍聲、土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了一片，開始時工總的人是朝天上放槍，可是三司的人不害怕，仍然往裏衝，磚頭瓦塊擋不住這些人的進攻，於是便向人群開火了。大門外立刻傳來一聲聲慘叫和哭號聲。三司的第一次衝鋒被打退了。很快他們又組織了第二次衝鋒。
我好像一點也不知道害怕，像逛公園一樣從前門溜達到後門，又從後門轉到前門。前門外圍的人最多，因為工總開了槍，他們衝了幾次便不再敢衝了。兩邊的造反派一邊相互咒罵著一邊扔磚頭。我找了個牆角，一麵能掩護自己，一麵幫著往外扔磚頭。正扔得起勁，忽然發現身後有人拽我，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朱巧鳳。
“你怎麽也來了？”
月光下，我看見她衝我笑了一下，說：“有意思啊！”
“什麽有意思！快給我遞磚頭，看我怎麽收拾他們！”
“我才不管呢，我支持三司！”
“好啊！原來你是個奸細……”我正說著，一塊磚頭飛了過來，正好砸在朱巧鳳的腦袋上。
“哎呦！”朱巧鳳蹲在地上捂著腦袋叫了起來。我說，沒事吧？掰開她的手一看，流血了。於是說：“趕緊到醫院去包紮一下吧。”
朱巧鳳瞪著眼睛看著我問：“流血了嗎？”
我點頭說是，她一聽流血了，蹲在地上哭了起來，我把她扶起來說：“哭什麽呀，我估計一時半會死不了。”
朱巧鳳伸出拳頭來要打我，可是一看手上有血，就又哭了起來。我扶著她往校門外走，幾個造反派用紮槍指著我們喝問道：“站住！哪一派的？”
我說：“哪一派都不是，我們是學生。”
一個造反派衝著我們罵道：“也不看看這是什麽地方，跑到這來玩！”
另一個造反派對他說：“算了算了，小孩子家，讓他們趕緊走！”
我倆往外一走，對峙的雙方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我們身上，外麵三司的人看見裏麵防守鬆懈，呼啦一下衝了進去。隻聽哎呦的一聲，一個人倒在了地上。外麵的人一下子衝進學校裏麵，轉眼間校門口就沒人了，那個人還躺在地上呻吟著，朱巧鳳忘記了自己頭上的傷，拉著我走到那個人身邊，隻見他身下流了一大攤血，我蹲下身來一看，把我嚇了一大跳，原來那人是張大眼兒。
“大眼兒，你疼麽？”
大眼兒麵部劇烈地抽搐著，眼睛瞪得大大的，樣子非常可怕：“快，快去叫人來！”
我和朱巧鳳剛要去叫人，忽然衝過來一大群三司的人，不由分說把我們帶到了三司的司令部。一個造反派頭頭認識朱巧鳳，說：“這不是朱經理的丫頭麽？你們半夜三更地跑出來做什麽！”那個頭頭讓人找來醫生，給朱巧鳳包紮了，還發給我們一人一張通行證，打發我們回家了。
張大眼兒死了。這是我第二天在高地的廣播裏聽到的。那天天還沒亮廣播裏就放起了哀樂，與那哀傷的樂曲不太協調的是三司播音員那聲嘶力竭的口號聲：“為張達遠烈士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喊得整個高地一片恐怖聲。事實上這筆血債前一天晚上就還過了。三司在這場武鬥中取得了全麵勝利，三司隻死了張達遠一個人，而工總被打死了十一個人。那一天是1967年的11月14日，11.14，恰好與114廠的代號暗合。從那以後，大川人都覺得14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搞經營的人對這些很忌諱，改革開放以後，廠子就不用114這個代號了，改成了118。
大舞台上的毛主席像被換成了張達遠烈士的遺像。舞台上下擺滿了花圈。高地四周布滿了三司的崗哨，沒有通行證，任何人不得隨意出入。工總的造反派在廣播喇叭的督促下開始三五成群地帶著武器到小學校去自首，進門時要放下武器，解下腰帶，通過一條五六十米長的夾道歡迎隊伍，歡迎的人手裏都拿著皮帶，自首的人一進入夾道，歡迎的皮帶便雨點般地抽下來，直到走出夾道為止。夾道的盡頭擺著幾張桌子，桌子上備有紙筆，進去之後要寫一張自首書，聲明自己加入工總是受了工總一小撮壞頭頭的欺騙，宣布從此與工總脫離關係加入三司，就可以提著褲子出來了。但是對那“一小撮壞頭頭”就沒那麽便宜了，要在教室裏進行單獨交代，那裏的“歡迎儀式”更為隆重，已經把幾個人打得站不起來了。即使不是“壞頭頭”，隻要你和對立派中的哪個人有過節，也會被指認出來，押進教室進行單獨交代，這是個報私仇的絕好時機，很多人都不會放過的。
一大早，我就提了揀煤渣的油漆桶去給父親送信，告訴他工總戰敗了，不要回來。從0號房下了坡，經過大舞台前麵就是小學校的正門，裏麵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大刀、長矛等剛繳來的武器堆成了一座山，一些人正沿著歡迎夾道往裏走，一手提著褲子，一手捂著腦袋，不時地傳來被打的人的哭號聲。還有一些人已經辦完了必須的手續，正提著褲子往外走。人啊！為什麽要這樣殘酷地折磨自己的同類！
多虧了那張通行證，否則我怎麽也出不來，因為那天出來撿煤渣的孩子都被堵回去了，一個也不讓去。
我經常去變電站，給父親送米送麵和生活必需品。父親自己能做飯、洗衣服，根本不需要人照顧。隻要按時把他需要的東西送去就行了。我把高地的情況對父親說了，父親聽了，一臉莊重地對我說：“他們可能會到這裏來，你趕快叫一些同學來，如果他們把我抓走了，你就帶著同學守在這，我不回來不許走！”接著，父親向我交代了一些安全細節，我剛要走，十幾個造反派就提著大刀來了。他們要抓父親和變電站的幾個人去“自首”，父親一再對他們說，這是劉書記臨死前交代的任務，他絕對不會離開半步的。可是造反派不依不饒，非要把父親帶走不可。正在這時，趙叔來了。趙叔一看他們對父親推推搡搡的，就來了氣，嘩啦一下把子彈推上了膛：“他媽的，這是關係到全戰區用電的關鍵地方，你們跑來搗什麽亂？”
那些造反派都知道趙叔的曆史，他是個老紅軍，又是在崗位上，真要是開了槍，估計把他怎麽樣不了，自己可就白死了，於是紛紛朝後退去。父親趁機說道：“回去告訴你們領導，我在這是不會跑的，什麽時候來找我都行，但是變電站要是出了問題，你們可要負責！”
那些造反派走後，我聚集了十幾個人，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接替父親看好變電站，可是那些造反派卻沒有再來，因為戰區第二天就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