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弟弟史迪夫和我年齡相差5歲。我16歲時去紐約，當了一名體育新聞記者，而史迪夫後來成為芝加哥一所小學的教師。我倆的關係一向比較緊張，幾年前他不再與我講話，卻從不對我解釋其中的原委。我幾次試著接近他，他都回避了。“你們是同胞兄弟，應該成為很好的朋友。”父母時常苦口婆心地勸告我們兄弟兩個。
一天，我與父母通電話。電話那端媽媽的聲音有些異常。她告訴我，史迪夫開始接受化療了。“化療!”我一時愕然，“為什麽?”
三年前，史迪夫就被告知患了慢性肺炎，但不是惡性的。現在不知道什麽原因，他的病情惡化了。
掛上電話，我茫然呆坐在電話旁邊。我該不該打電話給史迪夫呢?雖然我倆關係比較緊張，但縱然相隔千山萬水，兄弟之情依然真實而強烈。這是一種天然的、血濃於水的親情。
我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弟弟的電話打來了。
“我想和你談談，”電話那頭的史迪夫對我說，“你不認為我們應該結束這種無聊的狀態嗎?” “我試過，”我說，“是你不願意和我講話。”
“但你從未問過我是哪兒出了問題。”他向我敘述了兩年前發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將爸爸介紹給芝加哥梭克斯棒球隊的投球手索羅·羅格文，卻忘了給史迪夫正式引見。說實話，我根本不記得這件事了。但是現在聽弟弟說起，我趕快向他道歉。
前嫌盡釋，我們談起他的病、他目前的治療，還談起許久沒有談過的他的工作。
史迪夫在貧民區的一所小學任教。他本來未曾想過要走從教這條路。大學畢業後的幾年中，他也曾四處尋找其他工作，但別的工作要麽根本引不起他的興趣，要麽專業不對口。慢慢地，他對與孩子們相處的工作發生了興趣，後來甚至表現出宗教般的熱情。
他真正關心自己的學生。他經常家訪，向家長詢問學生的衣食住行等細枝末節。他還帶學生去他喜歡的地方玩，比如芝加哥植物園。
我一直為弟弟感到自豪，盡管他可能不相信。對史迪夫來說，作為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弟弟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
史迪夫不得不一直生活在我的陰影下，正如年幼的弟弟們通常經曆的那樣。他不僅年齡小我很多，而且長得也矮小，還很害羞。而我卻少有約束，喜好運動。童年時一場大病差點奪去他的一隻眼睛，他從此再也離不開眼鏡。這在體育運動中相當不方便，他的眼鏡經常會滑落到地上，摔碎，被踩爛。我曾經教他投棒球，有時他也學，但多數情況下他都是很沮喪地將球杆扔在地上。
史迪夫的偶像是帕夫·努爾米，一名跑壘隊員。他的床頭上就貼著一張努爾米的照片。他曾告訴我，他崇拜努爾米，是因為“他真正奮力地爭取，都七八十歲了，他仍然在跑，仍然在爭取，仍然鍥而不舍”。
我確信自己曾在閑談中取笑過那位老田徑明星，讓史迪夫記恨了，在我有事請他幫忙時，他常常回我一句“沒門兒”。一次，在棒球比賽中我扭傷了腳，隻能拄著拐杖待在家裏。我請史迪夫給我從附近買個熱狗，他拒絕了。我隻好付了25美分求他的朋友幫我買回來。
大約7年後，史迪夫在南伊利諾伊大學讀一年級。他打電話跟父母說自己非常想家，想輟學。父母讓我回電話。那天晚上，我和他談了好大一會兒，勸他最好還是留在學校繼續讀書，並且告訴他其中的道理，之後我還給他寫了信。
幾天以後我收到了史迪夫的回信。“親愛的伊拉，”他寫道，“謝謝你給我寫信，我由衷地感激你對我的善意勸告。我也知道輟學是墮落的開始。在需要幫助的時候有個傾訴的對象感覺真好。你無論何時想吃熱狗，我會立即給你去買。愛你的史迪夫。”
現在與史迪夫談起那個晚上，我覺得那時他就有了要彌補我們之間感情裂痕的決心。
隨後幾個月中，史迪夫多次住進醫院接受化療，我則穿梭於紐約與芝加哥之間。有一次到醫院陪他時，我們談到了死亡這個話題。“我想我已經很幸運，”史迪夫說，“但是伊拉，我現在不想走。朱麗和我還有許多地方沒有去，我想看到莎妮初中畢業，我……”他將頭扭向了窗子一側。
“我懂，”我說，“我懂。”
後來一次去芝加哥，我又向醫生打聽史迪夫的病情。“你弟弟現在根本沒有免疫能力。”他直截了當地對我說。
“不會有奇跡發生嗎?”
“但願。”
與醫生告別後，我去看史迪夫，父母、史迪夫的妻子朱麗和他們的女兒莎妮都在。要走的時候，我走向弟弟，將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愛你，史迪夫。”我說。
“我也愛你，伊拉，非常愛。”他拽住我的衣服，將我拉向他身邊，吻了我的麵頰。我轉向家人，揮手告別，徑直走了出去。如果我說話，肯定會抑製不住自己的眼淚。
去機場的途中，我回想起剛剛說過的“我愛你”，以前我們之間從未這樣說過。多奇怪，為什麽說這句話就那麽難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我感到心滿意足——我終於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實情感。當然，應該感謝史迪夫邁出了第一步，這本是我這個兄長該做的。不久後，史迪夫出現嚴重反應，開始輸氧。奇跡沒有出現，最後的時刻還是來臨了，那天是星期二。我握著史迪夫的手，又一次對他說我愛他，我俯下身輕輕地吻了他的前額，做了最後的告別。
在史迪夫的葬禮上，殯儀館裏擠滿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史迪夫班上的學生都來了。一個學生對我說：“許多人都要來，但校長說，我們總不能全校出動吧!”
葬禮過後，朱麗給我看了學生們的信。信中講述了史迪夫如何督促他們好好學習，如何建議他們處理好生活瑣事和家庭關係。一個學生寫道：“他不隻是一位老師——他更是我的好朋友。每當我需要幫助時，他從未讓我失望。”另一位學生聽說史迪夫去世的消息後，取下了班上的旗子，折疊起來保存好，在葬禮上獻給了朱麗。家裏沒有一個人想到，史迪夫對他的學生的影響會如此之大。我開始思考一個人的重要性究竟體現在什麽地方。有些人大家都敬仰，但他們通常是在自我的追求中度過一生；而史迪夫這樣的人，隨時隨地，每時每刻都在向別人獻出自己的愛心和綿薄之力。他們沒有紀念碑，沒有以他們命名的街道，沒有為他們舉行的遊行……
史迪夫走後一個月，我去了他的墓地。墓旁擺著一束鮮花，是幾天前朱麗和莎妮放在那裏的。我也給史迪夫帶來了自己的禮物，擺放在他的墓前。那是我從一份體育雜誌上剪下來的一張照片，照片上，帕夫·努爾米正急馳如飛……
有些人大家都敬仰，但他們通常是在自我的追求中度過一生；而史迪夫這樣的人，隨時隨地，每時每刻都在向別人獻出自己的愛心和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