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稱，“秦國經過商鞅變法之後，雖然對民眾非常嚴苛，但這種嚴苛相對公平，底層民眾也可以通過軍功，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難道不好嗎？”
如果“底層民眾可以通過軍功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是一個事實，那秦政的嚴苛究竟好不好，尚可見仁見智。
遺憾的是，它不是事實，隻是後人腦補出來的一種錯誤印象。
秦國（朝）確實實施了軍功授爵製度，該製度也確實將“耕戰”列為秦民上升的通道。但這條通道非常窄小，上升的程度也非常有限，而且極容易發生階層墜落。
秦國（朝）軍功爵製的大體情形，見於《商君書·境內》。主要包括三項內容。
第一項，是明確以耕戰為授爵的唯一標準，杜絕秦民在耕戰之外另有取得富貴的渠道。即所謂的“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哪怕是宗室子弟，若無軍功也“不得為屬籍”。
第二項，是將爵位分為二十個等級。自下而上，也就是從第一級到第二十級，依次是：公士、上造、簪嫋、不更、大夫、公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良造、大良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待遇。
第三項，是對如何獲取爵位，作出具體規定。這一塊的內容最多，被誤解也最嚴重。比如其中一條規定是：“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即被許多人誤解為秦軍士兵在前線砍下一顆敵軍的頭顱，回去後就能得到一級爵位的賞賜，可以從無爵位的“士伍”躍升為“公士”，可以從“公士”躍升為“造”，還可以得到朝廷賜予的田宅和“庶子”（指由政府分配無爵位的普通秦民來侍奉有爵位者）。隻要不斷在戰場上砍下六國士兵的頭顱，爵位就可以不斷提升，功名富貴也全部收入囊中。
進而，許多人認為秦國（朝）存在著一個龐大的“軍功地主階層”。有人甚至據此推算得出這樣一組數據：
秦軍在144年兼並戰中累積斬首總數可能達到297.2萬。根據軍功爵製的規定，這就需要賜予立功將士田297.2萬頃、宅2674.8萬畝、代耕勞役297.2萬人。……幾乎需要把全國可耕地的75%用於賞賜有功將士，而全國男丁的75%需要成為軍功地主的勞役。①
這種推算方法是錯誤的。不但嚴重低估了一個普通秦軍士兵獲取爵位的難度，還相當於將商鞅與秦王想象成了搞“爵位大派送”的慈善家。殊不知，他們信奉的是治國之道，乃是“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
出現這種錯誤的根源，是對“甲首”一詞的理解出現了嚴重偏差。《商君書·境內》其餘各處均寫作“得一首”之類字樣，唯獨此處寫成“能得甲首一者”，是因為“甲首”並非“敵軍士兵的頭顱”之意，而是指“敵國披甲之士的頭顱”。意思是：秦軍士兵唯有在戰場上了殺了敵軍身穿甲胄有頭盔者（這類人物自然多屬軍官），將腦袋與頭盔一並帶回，才能得到爵位與田宅。（有些版本將“甲首”寫作“爵首”，不準確。因僅憑帶回的頭顱是無法確認死者爵位的，但若帶回的頭顱附有頭盔，則基本可以判斷死者是敵軍中的骨幹成員。）
關於“甲首”到底是什麽，《左傳》中有一段記載，可供參考。書中說：魯國的軍隊與齊國的軍隊交戰，“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魯軍拿下了齊軍的八十個“甲首”，齊軍就亂套了，然後不得不在傍晚的時候悄然遁走。顯而易見，“甲首”絕不是普通士兵，而是關乎軍隊運轉和士氣高低的重要人物。
也就是說，秦軍可以在一場戰爭殺死成千上萬的敵軍士兵，但能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爵位、也就是得到“甲首”者，卻必然是寥寥無幾。
此條之外，關於如何在戰爭中獲取爵位，《商君書·境內》還有如下規定②：
（1）每五人編為一伍，其中一個人負責背負箭羽等軍用物資，其他四人則輕裝疾鬥，若有人在戰鬥中“得一首”（這裏沒有“甲首”字樣，指普通敵軍的腦袋），可以免除該伍士兵的賦稅徭役。
（2）五十人設一個屯長，一百人設一個百將。屯長和百將不允許參與斬首（主要是防止他們利用權勢侵吞首級，損害下屬秦軍戰鬥積極性）。他們的部隊在戰鬥中斬獲三十三顆敵軍首級，才算達到朝廷規定的標準，屯長和百將的爵位可以提升一級。
（3）圍攻敵國的城池，斬首八千顆以上，才算達到朝廷的標準；與敵軍野戰，斬首兩千顆以上，才算達到朝廷的標準。也就是必須取得戰役性質的大勝，領軍大將才可以給軍中的軍伕、士兵與官吏上報申請獎勵。原爵位是公士的，可以升一級成為上造，原爵位是上造的，可以晉升為簪嫋。無爵位者若能斬獲敵軍“甲首”，也可以成為最低等級的“公士”。
這些規定意味著，普通秦軍士兵一般隻能在戰鬥中獲得免除賦稅徭役（並非終身）的獎勵。要想實現階層躍升，隻能拚上性命去敵軍陣中奪取“甲首”。
而且，即便有幸奪取“甲首”進入了有爵位階層，他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商君書·境內》規定，軍隊取得了戰役性質的大勝後，公士升上造，上造升簪嫋，簪嫋升不更，不更升大夫，但到了大夫這裏，卻分成了兩種情況：爵位是大夫而擔任縣尉者，賞奴隸六人，賜錢五千六百；爵位是大夫而在朝廷任職者，則升為官大夫。再往後，又是依次類推，官大夫升公大夫，公大夫升公乘……這意味著：普通秦軍士兵，曆經九死一生奪了“甲首”後，又非常幸運地隨部隊參與了多次大戰役，且每次戰役的斬首數目都達到了朝廷的標準（這顯然是很小概率的事情），他也隻能升到大夫這個爵位（也就是第五等）；再往上，體製的大門就對他們關閉了；軍功再多，也隻能獲得奴隸與金錢的賞賜，政治地位卻是無法再進一步。
也就是說，秦國（朝）從製度設計上，將軍功授爵搞成了一件門檻非常高的事情，即通常所說的“秦人重爵，除吏複家，故不輕賜爵”，普通人很難得到爵位。
作為一種社會激勵製度，“軍功授爵”的難度如此之大，又該如何保證它的激勵效果呢？畢竟，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某個東西特別難以得到，為了得到它要付出的代價很大，人們就會覺得不值當，就會選擇放棄。這是人之常情，秦人也不例外。
所以，為了對抗這種人之常情，驅使秦人為了獲取爵位而“努力奮鬥”，秦國（朝）另有一套製度設計，那就是：將爵位的“特殊待遇”，與嚴酷的秦法，牢固地結合在一起。犯了同樣的法，沒爵位的人會很慘；有爵位者受到的懲罰，遠小於無爵位者；高爵位者受到的懲罰，又遠小於低爵位者。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中的“司空律”裏，有一條規定：獲得公士爵位者，可以用勞役來贖刑、贖死；他們在服勞役時，雖與普通犯人（也就是“城旦舂”）住在一起，但不必穿囚服、不必戴木枷，不必戴黑索，也不用戴腳鐐。秦時的“城旦舂”死亡率很高，有爵位者可以在服刑期間免受各種酷刑，相當於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存活率。
再如，睡虎地秦墓竹簡裏還有一項法律規定：若有人幫助秦人逃離秦國（秦民逃往六國才是當時的常態，而非《大秦賦》裏渲染的六國百姓向往秦國，見後文《“願成秦人”是假的》 ），懲罰是“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也就是剝奪他們的自由民（其實這自由也有限）身份，爵位為上造及更高者，要服三年勞役徒刑，爵位低一點的公士，則要服四年勞役徒刑。該律條雖未提及無爵位的普通人，但既然不同爵位者犯法所受到的懲罰尚且存在高低，可想而知，無爵位者所受懲罰，必然是最重的那一級。
秦律之所以這樣搞，其目的，正如長期研究軍功爵製度的朱紹侯所總結的那般：“兩者的待遇相差竟是如此懸殊，不能不令人感到驚異。其理由隻有一個，即秦政府有意突出軍功爵製的價值，以達到軍人為獲得爵位而賣命疆場的目的。”③
要理解這種驅動，還須加上另一重背景：秦律追求凡事“皆有法式”。用《鹽鐵論》中的話說，則是“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無論秦民幹什麽說什麽，總有一款秦法適合他。
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證明了《鹽鐵論》的總結是準確的。劉邦入鹹陽，之所以要與關中秦民“約法三章”，將法律極限簡化，隻保留“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三條，也是旨在迎合民心——秦民長期深陷在動輒觸犯法律的困境之中，迫切希望廢除那“繁於秋荼、密於凝脂”的秦法。
綜上，秦國（朝）的“軍功爵製度”，其真實運作邏輯是這樣的：
（1）普通秦民很難通過戰場斬首獲得爵位，即便獲得了，階層躍升的空間也很有限；
（2）軍功爵上捆綁著一係列的特殊待遇，這些特殊待遇既包括賜予奴隸和田宅，更包括在觸犯秦法時可以獲得比一般秦民更高的存活機會；
（3）秦法細密又無約束，在秦民的一生中，觸犯法網是大概率事件，為了給自己的人生多一點保險，即便明知軍功爵很難到手，秦民也隻能拚命耕戰（不達標則會淪為奴隸），來冀求獲取爵位，以便在將來觸犯法網時，可用爵位抵罪，使自己的人生不至於墜入深淵。
所謂“秦民可以通過軍功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實隻是幻象。
參考資料
①王太林.千古興亡：破譯君主社會朝代更迭的密碼[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270.
②劉敏.《商君書·境內篇》會注會疏考譯[J].秦漢研究，2017,（1）.
③朱紹侯.軍功爵製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