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百家講壇節目《成敗論乾隆》裏說，“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1400多斤，清朝是700多斤，隻有宋朝的一半”。由此，“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高達1400多斤”之說傳播甚廣。但這並不是一個可靠的結論。
一、此說的由來
此說大體發端於20世紀90年代。
1992年，王通明在一篇論文中推算認為，“北宋人口1億時，人均糧食可達947市斤”，盡管注意到了這個數據“遠高於現代人均糧產”——中國人均糧產1949年是209公斤，1980年是326.5公斤，作者仍認為“本文說北宋人口1億時，人均糧食947市斤是最低的估計數”。①
2000年，鄭正與王興平，利用吳慧在1985年出版的《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一書，佐以其他材料，在論文中將宋代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修正為1333市斤。②
吳慧自己，則在2009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史若幹問題的計量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與“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高達1400多斤”之說也很接近的數字。該書寫道：
北宋末葉人口達1.25億，按人口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為原糧1214斤（市斤）。……但當時原糧的出品率較低，百斤原糧加工的成品糧不過50斤，因此人均占有的原糧折為成品糧食應為607斤。③
2006年，卜鳳賢對“曆代人均糧食占有量”做了一個估算，結論是宋元時代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高達1457.87市斤。與隋唐相近，遠高於明清。具體數據見下表④：
以上，是“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高達1400多斤”之說的由來。
二、質疑的聲音
支撐“高達1400多斤”之說的核心依據，是許多學者認為，兩宋南方地區的糧食畝產，出現了一種革命性的增長。
比如，餘也非認為，宋代北方的陸田，平均畝產糧食隻有一石，較之唐代減產了8.3%；南方水田一般畝產米兩石，較之唐代增產了22.1%⑤。顧吉辰認為，北宋的蘇州、明州一帶，“水稻畝產量可達四石左右，接近於今天的畝產量”，江南其他地區畝產在二石左右；北方的麥粟畝產量大致為一石至二石⑥。吳慧也認為，唐代江南的畝產隻有一石，到了宋代就增長為了二石。漆俠則估計稱，北宋時，江浙太湖地區的糧食畝產達到了三石，南宋中晚期已則高達五六石⑦。
在經濟史學者李伯重看來，以上這些關於“宋代江南農業革命”的畝產估計，與事實相差甚遠，並不可信。比如漆俠關於南宋晚期的估計數據，“已超過或達到今天在運用現代科技的蘇州、上海等江南高產地區豐收年份的水稻最高畝產量”，而這明顯是不可能的。
他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不合常理的高估，是因為研究者陷入了“選精法”和“集粹法”的陷阱之中。
所謂“選精法”, 按李伯重的定義，“即從有關史料中選取一兩種據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為據來概括全麵”，比如選取“宋代水稻最高畝產量的唯一例子，以此作為江南的普遍畝產量”，就會得出南宋晚期的江南水稻畝產趕上甚至超越了當代的離奇結論。
“集粹法”相對要好一點，常見的操作方式，是將與某地糧食畝產相關的史料盡量搜集出來，摒棄掉最高和最低的極端材料，從比較“中間”的材料中來做推測。但這種做法仍有問題——摒棄了最高與最低產量，並不意味著留下來的“中間產量”就具有普遍性。
相對於以“選精法”和“集粹法”去挑選史料，李伯重更信任數據統計得來的結論：
“斯波義信對南宋《常熟縣學田籍碑記》中114例學田地租數字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嘉熙以前該縣一般畝產量大約在 0.65 石上下（畝產量以地租量之倍計，下同）。方健對該碑文中的數字進行複核，指出實屬該縣的學田地租數字應為153 例，所涉及的學田共 1784.94畝，平均畝產量為 0.88 石；而據袁甫《教育言氏子孫記》中的田租數字計算，同時期該縣上等學田 （450畝） 的平均畝產量也僅為 1.68 石。我本人用嘉熙時該縣50都的義役田51310畝的地租數字計算，平均畝產量僅為1石；其中產量較高者 （438 畝），也隻是在1.36 -1.5 石之間。……常熟農業在整個蘇州乃至兩浙路都名列前茅。若常熟一般畝產量僅為1石以下，那麽蘇州的一般畝產量絕不可能到達2石或2石以上。”
所以，李伯重的結論是：“南宋江南平均畝產量，應僅1石左右”。以往的估算低則2石，多則4石，遠遠高於實際情況。⑧
宋史學者張邦煒，對自己的研究生涯，有過一段很深刻的反思，也恰好與“宋代人均糧食占有量”這個問題有關。他說，自己“從60年代初開始算，一直算到70年代末”，得出了四組數據：
一、北宋耕地麵積擴大：唐代約800-850萬頃，北宋約1460萬餘頃，北宋比唐代至少增加600萬頃即6億畝。
二、北宋糧食平均畝產量提高，……比唐代增長25%，比漢代增長近一倍。
三、北宋年糧食總產量增加：漢代約320億斤、唐代約595億斤、北宋約1284億斤。北宋比唐代翻了一番還多，比漢代增長三倍有餘。
四、北宋人口增多：漢代、唐代均不過六千萬，北宋在曆史上首次突破一億大關。
張說，自己依據這些數字得出一個結論：“北宋超越漢、唐兩代，在我國曆史上是一次經濟騰飛”；這些數據公布後，也被很多學者拿去引用，比如金觀濤和劉青峰“據此進一步推算出人均占有糧食量，唐代近1000斤，宋代近1300斤”。張承認，自己“當時不免沾沾自喜，因而信心倍增”，但是：
“若幹年後，反躬自省，才發現上述四組數據，除第四組係學界通常說法而外，其他三組均不可信。2008年，在將《北宋租佃關係的發展及其影響》一文收入《兩宋史散論》時，我率性把這些數據統統刪掉。”
張邦煒還說，誘發這種反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己覺察到了“宋人提供的數據往往精確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盡信”。他還提到了多例關於選取史料、解讀史料的失誤，恰可與李伯重提到的“選精法陷阱”與“集粹法陷阱”相呼應。⑨
總而言之，雖然很難就“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得出一個具體的數據，但考慮到如下基本事實：
（1）宋代的江南圩田尚處於初始開發階段，數量和質量都有限。
（2）並無特殊的高產量農作物獲得普及推廣，占城稻的種植範圍也很有限。
（3）耕種技術的改進隻是小修小補，並無跨越式的發展。
（4）宋代耕地總量與人口總量的增長大體同步。
可以基本認定，“宋朝人均糧食占有量高達1400多斤”之說，是一個靠不住的神話。
參考資料
①王通明.“北宋人口一億說”新考——北宋的人均糧食和人口分布[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2,（4）.
②鄭正，王興平.古代中國人壽命與人均糧食占有量[J].江蘇社會科學，2000,（1）.
③吳慧.中國經濟史若幹問題的計量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16.
④卜鳳賢.曆史農業開發對災荒發生的影響[A].人類社會經濟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和作用[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6-17.
⑤餘也非.中國曆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J].重慶師範大學學報，1980,（3）.
⑥顧吉辰.宋代糧食畝產量小考[J].農業考古，1983,（2）.
⑦吳慧.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164.
⑧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J].中國社會科學，2000,（1）.
⑨張邦煒.曆史學如何算起來？——從北宋耕地麵積、糧食畝產量等數字說起[A].
包偉民，劉後濱.唐宋曆史評論[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