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作家範劍鳴的新作《長河之燈》以贛南客家為背景，燈花一家的生活變動為線索，展現了國家百年代際變遷的曆史進程。個人經驗、家族古聞、河村記憶、國家曆史等在文本中達到了一種高度契合的理想狀態。在敘述過程中，作者不斷返回到個人經驗和曆史特殊環境中去，回到了當時男女每天都要麵對的物質必需和社會壓力中，完成了對燈花家族曆史的書寫，成就了這一部贛南客家的民間史詩。個人經驗在作者創作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源自於他的生活體驗。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而曆史記憶是生活流動的痕跡。無論曆史如何變化，它總有個生活的底。《長河之燈》正是客家曆史與個體記憶的融合，它源自於燈花的生活，展示了一幅別樣的贛南農村時代改革圖景。

一、嵌套敘事下的曆史反思

巴爾紮克曾說過，“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曆史”進入“文本”往往是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曆史的完整性被打破，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個斷裂的碎片，而這些“曆史碎片”經過作家的想象加工，往往會迎來第二次生機。在《長河之燈》的後記中，作者向讀者展示了他家族曆史的某些碎片。“大片的梅江往事排遣到紙上，但太多的記憶枝節被刪除，就像齊整的磚塊裏清除了夾雜的草屑、石頭。我把記憶一次次打爛，踩練，重新淬火，變成另一種磚房。”這些碎片往往是斷裂的，作者拚湊成更具有人性、關乎個個靈魂的曆史。

小說的敘事框架是一種嵌套結構，以姑媽“講古聞”的方式講述了燈花家族的曆史。“古聞”與“曆史”有著某些共性，二者都是過去事件在個人記憶中的經驗總和。但是，二者又有其側重點。“古聞”強調的是“聞”，“聞”是門內有耳，強調的是“個人”。“曆史”比“古聞”更加官方。古時，各個朝代都有專門的史官修史。“曆史”強調的是時間和事件的完整性，而這種完整性往往忽視了邊緣化的個人及民族。那麽，這些個人和民族的曆史停留在“聞”之中，進入到文學，就成了小說。《長河之燈》運用“講古聞”這一形式厘清了“曆史”與“文本”之間的複雜性，同時，也拉近了“曆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一切的過去和現在都曾經是未來，一切的未來都會成為現在和過去”，小說的立意是緊緊扣住現實的。個體在喧囂世代中浮沉、虛無而迷茫，回顧宏偉曆史時往往空洞無所依。曆史也好，家族記憶也罷，其最重要的並不是傳承。時間所造成的鴻溝使得我們無法回到那時的生活，但曆史鴻溝給予了文學想象的空間，對個體生命和時代的思考往往具有現實價值，這就是小說的現實立意所在。

年輕一輩，如“獨依”“薪火”的婚戀觀及生活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對女性價值有自己的思考。她們往往會帶著現在的價值觀去認識曆史與過去。在聽到有財去世，燈花悲痛自己的克夫命時，她們認為獨身主義是避免悲傷的源頭，但未曾想過，“克夫命”是封建時代對女性價值的一種詆毀。燈花的婚姻悲劇更多是那個時代落後的封建民俗所造成的。作者有意在各個篇章的末尾加上類似評論的話語，就是意圖達到這一效果。

二、尋根情結的當代表達

《長河之燈》是一部充滿尋根情結的小說。“有一盞燈，是河流幽幽的眼睛。”每一個家族都有著一個源頭，一條血脈長河中的一滴水。尋根情結一直縈繞在整個文本的敘述之中。小說選擇的敘述者是燈花的孫女——老姑媽。“古聞”是講給這些河村的後代的。“古聞”這一儀式充滿著尋根氣息，聽“古聞”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是一種訓誡。老姑媽作為老一輩的曆史親曆者，可以說她的講述就是一段曆史，這是一段燈花生活的鬥爭史。獨依一眾則是晚輩，他們與這部家族秘史是存在距離的。宗族觀念在當今社會逐漸淡薄，現代物質生活的富饒，精神世界的豐富淡薄了大多數人的宗族觀念。“講古聞”這一儀式背後呈現出來的是一種宗族情結，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是中國長期農耕文明發展而來的結果。當麵對土屋改造的家事解決不了的時候，他們便不自主地向已經過去的歲月尋求答案。

燈花是一個被時代邊緣化的人物。她在新舊時代更替時，封建舊時代將要遠去，卻依舊保留著封建時代的裹腳陋習。她是邁著這雙“小腳”走出封建時代的。可以說，她不僅被傳統封建陋習壓迫著雙腳，思想上也被傳統婚嫁觀念荼毒著。“克夫命”幾乎伴隨著她的一生。封建社會被取代，她留下來一雙封建的“小腳”，她的“小腳”與生活格格不入。她的生活停留在了鍋碗瓢盆、針織女工之中。正如“燈花百結，亮了又暗”，她經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大躍進、**時期等等。她的一生是堅韌的，曆史是她整個生命曆程的畫外音。

同時，《長河之燈》也一樣不失為一部充滿贛南客家特色的作品。作者有意對贛南民俗文化進行記錄與介紹，讓這部小說充滿了贛南特色。地域特色是許多作家小說敘述的特色與風格，這讓多數小說都帶上了地域色彩，成為了某個地方的特產。莫言的大多數小說是以其老家高密為背景的，餘華自述道，他寫作的時候就像是回到了海鹽。他的《第七天》《在細雨中呼喊》等作品總給人一種濕漉漉的感覺，這或許也是海鹽氣候留在其作品中的痕跡。《長河之燈》整體敘述風格是幹淨爽朗的，這或許是贛南氣候在文本中的蹤跡。作者在給人物命名的時候，也注意到了那一代人的姓名特色。“蒜頭”這一名字的由來是蒜頭出生的時候，撿狗恰好在洗蒜，便隨口取了這樣一個名字。“燈花，蒜頭，書聲，北鬥”等等都是日常可見的事物命名，這也透出了那個時代的簡單和純樸。“姆媽”這一稱呼也是和贛南地區的方言相契合的。不管是走船放排，還是燒炭放磚，這些都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那是曆史中的生活圖景，也是老一輩人不忍忘卻的。放磚建房的心願最早是從有財開始的，他死後這個心願被傳承著，這其實是受到了農耕文明長期以來安土重遷的思想影響。土地，房屋被視為安居樂業的一種象征。“房屋是站起來的泥土。”人與自然的關係被闡釋的清晰且深刻，這背後也寄托著作者對故土的一份情深，他是熱愛贛南的。

三、波瀾壯闊的農村史詩

與國家意誌對曆史的滲透與改造相反，民間有其自身的曆史形態和生活邏輯。民間曆史書寫更多是一種生活的邏輯，他們運用自身的生活經驗去對某一政策形成自己的理解。“三日南風狗鑽灶”是燈花對大食堂和集體勞動的理解。何氏與喜翠之間的比賽是寫實的，集體勞動在那個年代提升了生產效率。但是，人性在食堂一章被放大。在麵對吃食的時候，村民們都眼大肚小，造成了糧食的浪費，大躍進給生產者帶來的狂熱氣息帶來了饑荒。再到文化革命，包產到戶，這些都在作品之中有所反映。河村的村民將批鬥看作是唱戲，他們是用生活的邏輯去理解政策，同樣，這些生活的邏輯也成為了民間曆史的基本邏輯。

曆史的參與並沒有給文本的敘述帶來障礙，相反，曆史事件的變動推動著小說敘事。《長河之燈》的敘述動力大多數都是來自時代背景的改變，曆史不斷往前推動，成為了文本的一條暗線。“紅白區”時期，有玉幫有銀背豬肉過區販賣，最後被處決了，燈花一家的生活變得更艱難了。抓丁時期，撿狗與國民黨的鬥智鬥勇，還有土地解放時期的分田政策，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等等都一步步改變著燈花一家的生活。她以特有的堅韌和善良，應對時代與生活的挑戰，成為了一條血脈之河的源頭。

總之，《長河之燈》將國家曆史記憶與燈花家族秘史融合起來，將二者的曆史邏輯接洽，達到了一種圓融的狀態，是一部贛南農村波瀾壯闊的改革史詩。當然，我們回望過去，並不是要倒回過去；我們眷戀溫情的家族記憶，並不是要複歸傳統，對曆史的眷戀和重新闡釋，讓過去與當下交織，是為了讓已經成為“曆史”的一切，為我們指明超越“當下”的“將來”。（黃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