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中的鬥雞定律是在假定參與雙方都是理性人的前提下得出的，而且假定了雙方的實力是勢均力敵的，從而得出了兩個納什均衡，也無法推知參與者雙方哪一方會前進，哪一方會後退。但是在現實中的鬥雞博弈往往是勢不均、力不敵的，但鬥雞博弈依然會發生，隻不過博弈過程中的進退也就變得可以預測了。當然，博弈的勝負結果並不見得就如博弈中優勢策略所預測的那樣，有可能要複雜得多。在我國曆史上，唐朝後期的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博弈就屬於這種變相鬥雞博弈，在這裏，我們不妨就拿唐朝後期唐中央政府與河北藩鎮的博弈形式來作重點分析，從中就可以領略鬥雞博弈在具體曆史事件中的應用變化了。

唐在開元盛世時，國力強盛，周邊安定，但這種安定是以在邊境陳設了大量的軍隊換來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內地的軍隊和邊境的軍隊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特別是在河北的範陽，為了預防突厥的南下，唐玄宗把大部分精銳部隊都放在這裏，由安祿山統率。後來安祿山頻繁窺探長安的防守力量，結果一對比發現，竟然比唐玄宗統率的軍隊要少得多，也弱得多。隨後，安祿山就進行了博弈，如果他從範陽起兵進攻長安的話，可能不到三個月就能打下，各地要完全集中到長安至少得四個月以上，而此時，他已經取得了長安，再以逸待勞，勝算就很大了，這是完全從實力來分析的。如果他進攻的速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話，一下子就把長安給圍住了，並且打下後又把李隆基給抓住了，那他就完全贏定了。而如果他不起兵的話，等到朝廷發覺了他對朝廷的威脅時，唐玄宗一定會削減他的兵力，甚至剝奪他的兵權，而且加強長安的防守力量，那時他要再起兵反叛的話，那就鹿死誰手，很難預料了。因此，與其等到唐玄宗來剝奪自己的權力，還不如趁長安的防守空虛來個突然襲擊，奪取大唐的天下。

從博弈論來看，當時的安祿山存在兩個選擇：反或者不反。反就得以一己之力來對抗貌似強大的大唐，結果就是要麽打敗大唐，要麽被唐給滅了。而從力量對比看，反有極大的機會能夠攻占長安，然後打敗大唐，這是一個巨大的**，這也是個絕好的機會，一旦錯過，就會時不再來了。如果不反，他或者繼續做他的範陽節度使，但是兵權肯定會逐漸被削弱，以致後麵沒有兵權；或者被調到長安做大唐的一個沒有實權的閑官。那是什麽作為都沒有了。從反與不反的收益值看。反大於不反，反是安祿山的優勢策略。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就爆發了“安史之亂”，小鬥雞選擇了前進並進攻大鬥雞，之所以敢這樣進攻，是因為大鬥雞也有致命的地方，而小鬥雞正好就找到了這個地方，造成小鬥雞獲勝幾率大為增加，小鬥雞也就拚上了。從而拉開了唐中央政府與河北藩鎮的反複博弈局麵。

從上麵的矩陣來看，在安祿山看來，他造反的話，不管唐中央政府是否鎮壓，他都能夠獲得現實的收益值，而不造反的結果是不僅沒有現實的收益值，還有一無所有的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安祿山舉起了進攻唐中央的大旗。

安史之亂以後，大唐經過八年苦戰，終於打敗了叛軍，殺了安祿山，收複了長安，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嚴重損耗了國力，再也沒有力量根除安史餘部，隻好就地把安史餘部委以節度使。平叛中各地又新出了許多節度使，節度使們在其轄區的州縣及關津要隘都屯駐軍隊，並私自委任自己的部將去統率，又常兼任州刺史，軍政合一，還掌握著轄區的財政大權，建立數以萬計的軍隊，並且設立親兵，而親兵們就經常上演驅逐主帥的事變，擁立他人。這種事變在藩鎮中愈演愈烈，成為社會動**的一大根源，這也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唐後期的藩鎮割據的局麵。藩鎮割據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統治，唐統治者不能容忍這種藩鎮勢力繼續發展，由此，在代宗、德宗和憲宗時期進行了曲折反複而艱辛的削藩鬥爭。

唐代宗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勢力，唐代宗李豫就利用藩鎮間的矛盾發動了一係列的削藩鬥爭。此時的河北藩鎮更是其他藩鎮的榜樣，擁兵對抗唐廷。於是唐代宗首先就得消滅他們，於是他就采用“以藩製藩”來進行削藩戰爭。但是由於他采用的是“欲取姑與”的政治策略來削藩，戰勝了一個反叛的藩鎮，卻又誕生了一個新的藩鎮，這就無異於“養癰成患”，而他的“以藩製藩”，也是打錯了如意算盤，結果是藩越削越多，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當然，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麵，也是與當時唐朝的實力有關係的。因為朝廷自己直接控製的軍隊不多，隻好借助各藩鎮的力量來牽製反叛的藩鎮。如果說唐代宗的失策，還不如說唐這隻鬥雞的實力從整體上不如反叛的藩鎮的實力，在實力對比中處於下風而不得不出如此下策。鬥雞是以實力為後盾的。

到了唐德宗時，剛開始時，由於正麵臨著內憂外患的混亂局麵，唐德宗李適開始了一係列的勵精圖治的措施。撤掉“梨園”，遣散宮女，采用宰相楊炎的建議，施行“兩稅法”，罷一切新舊征科名目；杜絕四方貢獻。嚴禁宦官接受賄賂，並撤毀貴戚渝製修建的豪華住宅。這些措施，使安史之亂後的社會政治風氣開始振作起來，舉國上下一片讚同。因此河北藩鎮也被李適的這一番政治措施給折服了，不敢輕舉妄動了。

但是，李適卻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剛愎疑忌，處事急躁，易聽信讒言。首先是因為聽信了讒言殺了有功的財政大臣劉晏，後又殺了很有才幹的宰相楊炎，於是，各藩鎮又開始不聽令於朝廷了。此時，唐德宗又輕易地發動了削藩戰爭，這樣就爆發了涇原兵變、朱沘叛亂。而河北藩鎮雖然不遵從唐中央政府的管轄，但也沒有與朱訛互相呼應。這實際上是在觀望唐是否有能力來平定叛亂，如果平定了就從表麵上服從管轄；如果不能的話，也就趁機叛亂，獲得更多的地盤。此時，唐也不想挑起與河北藩鎮的矛盾，從而增強反叛勢力，使平叛的難度加大，所以，兩隻鬥雞都後退了一步。

因此，唐與河北藩鎮的矛盾居於次要地位。在這種背景下，大唐的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就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勸說王武俊歸順朝廷。而德宗此時正是處在最為困難的奉天之圍之時，立即就接受了李抱真的建議，派人向田悅、王武俊、李納說明，答應赦免他們的罪過。並給以優厚的官爵，使他們歸順朝廷。三人看到割據的地位可以得到承認，就秘密向朝廷表示歸順的誠心。

興元元年（784年）春，德宗下罪己詔，宣布大赦天下。詔令中說：“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成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一切並與洗滌，複其爵位，待之如初。”除朱訛之外，“並從原宥”。這個詔書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藩鎮割據的狀況，但對於緩和與河北各藩鎮的矛盾，把矛頭集中指向朱訛、消滅朱訛，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到赦詔，都自去王號，上表謝罪。德宗任命王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而田悅早已為魏博節度使，此時，特加檢校左仆射官號。朱滔因與朱訛相呼應，出兵南下，和田悅發生矛盾，而攻打魏博，後被李抱真和王武俊擊敗而一蹶不振，退回幽州。

貞元元年（785年），朱滔病死，將士們擁立劉怦為主帥，朝廷就任命劉怦為幽州、平盧節度使。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部將陳仙奇所殺，陳仙奇歸降朝廷，朝廷任命他為淮西節度使。後來吳少誠又殺死了陳仙奇，自為留後（唐代藩鎮的一種官職，為節度使、觀察使缺位時由他人代理他們的職權的一種職位），朝廷就又任命他為淮西留後。德宗對藩鎮的戰爭，最後以承認藩鎮既得利益的妥協政策而宣告結束。在這場博弈中，唐雖然是隻前進的鬥雞，河北藩鎮做了後退的鬥雞，但是河北藩鎮保存了既得的利益，甚至還增加了現實收益值。很明顯，妥協是他們的優勢策略；而唐也獲得了削藩形式上的勝利，從而贏得了麵子。前進也是它的優勢策略，但它這種前進是以妥協為前提的。此時的博弈矩陣又變為：河北藩鎮唐中央造反不造反鎮壓

鬥雞是以實力作為後盾的，而在博弈的過程中，各方都遵循著嚴格的優勢策略，所謂的忍讓、妥協、共存，正是在嚴格優勢策略下采取的臨時措施，一旦自己的實力足夠擊敗對手，鬥雞之間的廝殺也就在所難免。

唐憲宗時，唐的實力逐漸增強，出現了“元和之治”，因此，在對待河北藩鎮的問題上，就采取了積極進攻的態勢，開始了大範圍的削藩戰爭。平定了西川、鎮海、淮西後，河北藩鎮的三鎮中，已有兩鎮直接歸附了唐中央，隻有盧龍的劉總陽奉陰違，暗地裏與反叛藩鎮相勾結。但等到所有反叛藩鎮都被平定以後，他就乖乖地歸附了唐中央，由此，唐中央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完全統一。

總之，唐後期中央政府與對方的博弈就是一種鬥雞博弈的不斷反複的過程，彼此之間幾乎都是遵循鬥雞定律的嚴格優勢策略來進行的。中央政府強大，地方勢力就服從中央，采用後退的優勢策略；中央政府弱小，地方就反叛，不服中央政府的管轄，采用進攻的優勢策略，從而從中央政府那裏獲得更多的現實收益值。因此，在這場博弈中，中央政府的實力如何就成了鬥雞中進退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