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也就是“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身退”,這是天的道,人要符合天的道,功業已經成了,就引身後退,這是一種自然的規律。
現實當中,花開了,花結果了,也就退了。自然不就是這樣嗎!人也是這樣,範蠡幫助勾踐政治成功以後,他就引身而退,“功成身退”,他就帶著西施,兩個人乘著一條船,在太湖裏遊閑生活了。韓信這麽大的功勞,他舍不得“功成身退”,最後沒有好結果,被殺了。
功成身退並非隱居山林,“功成身退”還有一種智慧,就是說,你有功你不要居功自傲啊,你不要擺老資格啊,你不要動不動就是我當初怎麽樣,我怎麽有功勞,這也叫“功成身退”,別人就尊重你。這種是高級的“功成身退”!
湘軍是曾國藩一手炮製的,它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廷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回。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由此可見,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軍成立後,首先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太平軍。在曾國藩的指揮下,湘軍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國的部分地區。為了盡快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製。自從有清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製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是有清以來漢族官僚獲得的最大權力。
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審時韜晦。
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相反,他卻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
他寫信給其弟曾國荃,囑勸其將來遇有機緣,盡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終,免蹈大戾”。曾國藩叫他弟弟認真回憶一下湘軍攻陷天京後是如何渡過一次次政治危機的。湘軍進了天京城後,大肆洗劫,城內金銀財寶,其弟曾國荃搶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據此曾上奏彈劾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國藩很知趣,進城後,怕功高震主,樹大招風,急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分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並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4萬人,以示自己並不是在謀取權勢。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麵矛盾,原來準備彈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彈劾了,清廷也隻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給清廷,說湘軍成立和打仗的時間很長了,難免沾染上舊軍隊的惡習,且無昔日之生氣,奏請將自己一手編練的湘軍裁汰遣散。曾國藩想以此來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無意擁軍,不是個謀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於清廷的衛士。曾國藩的考慮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雖然請求遣散湘軍,但對他個人的去留問題卻是隻字不提。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說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將有貪權戀棧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確請求解職而回歸故裏,那麽會產生多方麵的猜疑,既有可能給清廷以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盡忠的印象,同時也有可能被許多湘軍將領奉為領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麽強大的一支軍隊,清廷是一個潛在危險。清廷的大臣們是不會放過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辦法去解決,不僅湘軍保不住,曾國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之職。這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