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初創時期一般休養生息、積累財富、培養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但國力恢複往往導致兩種後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政治**，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

如今的宋朝也已經走到這個關鍵點，陷入內憂外患之中，要想挽回頹勢，扭轉政局，就需要一場革命，一場大的革命，趙檉自知以現在的能力無法發動這麽一場革命，而且一旦過激反而會將搖搖欲倒的大廈徹底摧毀，恐怕連將來偏安江南都無可能。但趙檉也不想毫無作為的等待那一天的到來，而西北正好是個好的試驗場，宣撫使這個職位和王爺的身份也恰恰能滿足所需。

宋代宣撫使製度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設置日益頻繁，軍政、財政等職權日益擴大，任職者官資趨於下降、轄區固定化、屬官增多，文臣為正、武臣為副等特點，一度還出現了以宦官和降將為宣撫使的情況，中央也采取了多種手段限製和籠絡大權在握的宣撫使。

地方上跨路級機構與宣撫使也形成了不同類型的關係，地方上路、州、縣各級機構、官員均聽命宣撫使指揮，並可受征辟入幕府參辦軍政事務。由於宣撫使、製置使職能相近，宣、製司長官之間存在一定矛盾。但一般情況下。宣撫使地位高於製置使。經略使、招討使、招撫使、鎮撫使等，他們地位皆低於宣撫使，受宣撫使節製，對製置使擁有節製之權。可宣撫使對財權的爭奪使兩司共同措辦轄內經濟事務中二司矛盾重重，而王爺這張虎皮又能在爭奪中使他立於優勢地位。

如今條件基本具備，趙檉要做的是要找到一條富國強兵的路子，製定今後數年的發展方針路線，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風暴。可這一切對於他這個前世隻是個衝鋒陷陣，最多管個農場小軍官真是件愁死人的事情...

富國，宋朝建國之初。在無力北伐的時候，對待北邊被契丹占領的燕雲十六州，趙匡胤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封椿庫”，其職能就是將每年的財政盈餘全部存儲起來。不準挪作別用，作為收複燕雲的專項資金。趙匡胤本人親自掌握，準備攢夠了五百萬金帛向遼國贖取幽、雲，以金錢換土地。

打定主意，趙匡胤用盡方法，源源不斷地往封椿庫裏存錢，處心積慮地增加庫裏的金錢儲備。他的理由很簡單，你占的幽雲十六州本是我趙家的地盤，占領的目的，無非就是廣開財源。從這裏收取稅賦，大筆撈錢，那好，我現在給你很大一筆錢，足可以抵得上你在幽雲十六州若幹年的收入，我拿這筆錢換回幽雲十六州，你就既省了管理這片地區的精力，又得到了實惠，而我也拿回了本來就是我的東西，並且避免了我軍事討伐帶來的兩敗俱傷。雙方皆大歡喜，豈不快哉！

即使贖買不成我還可以明白無誤的提醒你，這筆錢很多很多，如果你不答應以錢換地的計劃，那我就拿這一大筆錢。去招兵買馬，擴充軍力。然後軍事討伐你，那時候，不但要收回幽雲十六州，還要占你的“幽雲十六州”，到那時，不但讓你一分錢拿不到，還要讓你無容身之地。這一招，及其充分的表現出趙匡胤對錢的力量的理解。因為有了錢，我就能收複擴大疆土，而隨著疆土的擴延，我的權力也就隨之擴大提高，說到底，就是用錢換權力。

然而，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得以鐵血換，金錢怎麽能買的到呢？！造化弄人，收複燕雲十六州，最終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壯誌，經濟發達、財富積累，並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卻因為片麵強調文治、過度限製武人權力，對國防采取了消極因循的態度，最終也不能扭轉宋朝在軍事上屈辱失敗的命運，釀成了深重的政治軍事災難，給國家與民族帶來無窮的禍害與苦痛。

其後，神宗由重新扛起富國強兵的大旗，通過王安石的變法，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宋神宗又將其中相當部分儲蓄起來，作為特別軍費。變法期間，攻占熙、河等州，並招撫河湟一帶吐蕃部族三十餘萬人，拓地兩千餘裏，這是宋神宗統治時期強兵方麵最輝煌的成績。而元豐年間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樂城大敗，宋軍幾乎全軍覆沒，神宗富國強兵的夢想徹底破滅，

富國不一定能強兵，卻可以為民眾帶來安定的生活和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和平為宋朝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曆史上最為富裕的時代，即使政府財政經常出現赤字，但這並不代表入不敷出。宋代中央收入除了政府的收入之外，還有皇帝內藏庫收入。

內藏庫的收入能達到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並且不計入政府收入，財政部門也無權過問其收支。將這一部分計入後，宋代便不存在赤字問題了。在政府財政困於“入不敷出”時，皇帝就將內藏庫中的財富“借”給政府，達到收支平衡。這正是宋代皇帝控製政府財政的一個手段，在入大於出的情況下人為製造出了財政赤字假象，其實政府並不差錢。

國是富了，但兵卻越來越弱，與契丹國澶淵之盟中的約定，讓曆任皇帝們感受不到大國的尊嚴；就連西北藩屬黨項族，也竟敢自稱大夏，與宋朝分廷抗禮。他們心中所想，即使不能如盛唐時期萬國來朝、擁有被尊為“天可汗”的榮耀，至少不能放棄太祖、太宗收複失地、統一疆土的使命，同時也要保證宋朝在列國中相對的優勢地位，但現實是殘酷的，兩者並未能統一起來...

趙檉作為一個軍人，又經曆了現代的改革開放，當然懂得國家富強來自於和平，而和平來自於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的軍事實力以及積極高效的國防政策。前朝的澶淵之盟為宋遼兩國帶來百年和平相處，將其理解為屈辱的城下之盟雖略有失公允，但澶淵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軍在澶淵之戰中獲得相對優勢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戰宋軍一敗塗地，等待宋朝的就將是滅國之災，而絕非一紙盟約，這一點在不久後的宋金之戰中就可能會以最殘酷的方式驗證了...

如今趙佶登基，蔡京上台，把持朝政十餘年，就就施政方針來說，兩人也號稱推行新法，但與神宗、王安石所實施的新法同中有異乃至形同實異，茅台酒的瓶子中裝的卻是自家釀的小燒。

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並有利民便民的考慮。當時不少人都認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就連對新法頗有異議的蘇轍也承認：“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誌欲破富以惠貧。”而趙佶、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則在於“始求羨財，以供侈費”。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滿足皇上及其寵臣極度荒**的生活所需。

蔡京與王安石不僅個人品質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針形同實異，他所推行的崇觀“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稱。蔡京雖然敢於改動祖宗成法，但當改者不改，冗官、冗兵現象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國家財政供養的官員近五萬人，軍隊達到了百萬，強幹弱枝的傳統國策本應加以調整，可是蔡京等人依舊蕭規曹隨，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而不當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拋棄外戚不任軍相、宦官不典機密、宰執應避親嫌等不少舊規，湧現出外戚宰相，兄弟宰執，父子宰執，並開創了第一次宦官幹政的局麵；為了粉飾太平，趙佶、蔡京也曾實施過一些貌似利民便民的慈善之舉，諸如安濟坊、居養院、漏澤園之類，然而往往口惠而實不至。

趙佶、蔡京推行新法的重點在於理財，並且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可這批錢物除供趙佶揮霍而外，又被各級碩鼠大量侵吞，他們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這些都意味著朝政極度**。至於其效果，當時人有評論：“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兩人所推行的‘新’法隻不過是盤剝民眾的幌子而已！

“宋絕非亡於革新，而是亡於胡改亂革！”趙檉揉著腦袋在顛簸的馬車上想了三天得出了這個結論，而自己如何在其中殺出一條‘血路’，找到一條‘康莊大路’真不是一件易事！趙檉權衡著，思索著，在新舊之間徘徊，他明白現在不改麵臨的肯定是滅亡，而改又如何去改，如何中興大宋，如何實現富國強兵的統一...(未完待續。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