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的，而並非純粹的“金錢”兩個字可以說的清楚的。若人們之間失去了信任，人類就不可能存在於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尤其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組織得如此嚴密如此複雜的社會之中，這一點更是顯得不容置疑。假定這是一條公理，我們去注意一係列的現象來證實這條公理，是毫不過分的，盡管這些現象可能會與我們的理論相衝突，甚至完全相違背，但對於那些熟悉了解中國的人來說，卻是千真萬確的。但關於中國人互相猜疑的許多情況，對中國人自己來說並不少見，相反，這是他們與所有東方人所共有的特點。
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中國人是一個注重信用與懷疑猜忌心重雙重體現的民族。毫無疑問，在現今中國存在的製度的本質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本章與業已討論過的中國人相互信任程度密切相關。一個人不小心知道了一些與他本人全然無關的事情，其結果可能十分嚴重，沒有什麽事情比這種危險更能引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各民族的猜疑。人們總是對周圍的一切懷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並且根據一些本身就不太確定的證據去懷疑別人。
而當我們說起這個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國，總是不免會提到這種互相猜疑的第一個見證——吸引人注意的、高聳於這個國家各地的城牆。“城”這個詞在中文裏的意思，就是用牆圍起來的城市。這與拉丁文裏“軍隊”一詞就意味著訓練或操練一樣，具有意味深長的含義。中國的律法中，要求每個城市都要按照規定把城區圍起來，但是這同其他法律一樣，這並沒有形諸文字，因為在不少城市，人們聽憑城牆坍塌損毀，也不見任何保護措施。我們得知，在清朝，有一座被太平天國軍隊包圍並占領好幾個月的城市，在長期的戰爭中城牆完全遭到摧毀，但在之後的十多年裏都沒有再修起來。其他還有不少城市也隻有薄薄的泥牆，就連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這些情形中，事情總是從完美狀態趨於衰敗，破壁殘垣在曆史的輪廓中老去，卻不會有任何的人想著去維護，這隻能說明這個國家的貧弱。而一旦有了其他緊急的事情，政府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修城牆。實施維修時，可以方便地對官員以及其他暴發戶進行罰款，而苦難的農民也逃不了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
朝廷對人民的不信任，這是中國所有城牆賴以建築的堅實基礎。盡管皇帝在理論上是其臣民之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官員又稱作“父母官”，但不論哪一方都清楚，這些都是純粹的專業術語，就像“加”和“減”一樣，不帶有任何的感情色彩。而人民同其統治者的關係，實際上相當於孩子同一個繼父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曆朝曆代中，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其中有大部分的起義，隻要政府及時采取適當行動就可以避免。難道是政府有為難之處，而並沒有及時采取行動？還是是政府根本就不想那樣做。與此同時，老百姓慢慢地起事，以這種方式發泄心中的不滿，而此時大多數政府中的官員們卻迅速撤入準備好的防禦區裏，躲在厚厚的城牆後麵，如同縮到硬殼裏的烏龜，或者更像是躲在刺球裏的刺蝟，卻把這場騷亂留待軍隊去慢慢收拾。
走進中國老百姓的民居，就會發現這裏如同別的東方人的城鎮一樣，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圍牆，這又是猜疑的例證。讓一個外國人在與中國人交談時談到類似倫敦或者紐約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們說成是“有圍牆的城市”，如果這一點讓外國人感到困窘的話，那麽，那些對西方有興趣的中國人也會困惑不解：這些國家的人民何以能夠生活在毫無圍牆遮攔的地方。盡管缺乏足夠依據，中國人也會立刻加以推斷：這樣的國家肯定沒有什麽壞人。
中國大部分的鄉村，幾乎都是人口眾多，它們看上去就好象就是一個個微型的城市。這一點，無疑又一次證明了相互猜疑，人們不僅防犯外族入侵，就連對他們自己人也多一個新眼，用他們的話說：“防人之心不可無”。據我們所知，唯一一個例外的不這樣聚居的便是山區，那裏土地的非常貧瘠，以至於隻能養活一二戶人家，因此那裏的人又是如此貧窮，窮得以致不怕賊偷。比如貝德祿先生提到的四川省：“農民及其雇工，可以說無一例外地住在田邊的農舍裏，他們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擠作一堆。”這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因為這個偏僻省份的人比別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證明了貝德祿先生的評論，這種希望曆經許多痛苦的失望，特別是——盡管在此之前有過長期的和平——太平天國起義的那些歲月。
女子無才便是德
東方人的猜疑，在中國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這種不信任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最重要例證，就是實際生活中以及口頭上對婦女的態度。關於這類的說法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了，整整一章都談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眾所周知地成為一種“危如私鹽”的商品。而一旦她們訂了婚以後，她們外出走動的時間就比從前更少了，一點點風吹草動，都會被看作是“紅杏出牆”而引來惡毒的閑言碎語。有一句社會上廣為流傳的說法，說的是“寡婦門前是非多”。盡管中國婦女的自由比她們在印度或是土耳其的姐妹要多得無法相提並論，但中國人對婦女的尊重還是不太夠。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並引用一些通俗的說法，來說明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婦女的一般的看法，這些說法可以視為長期經驗的總結。她們經常會被被說成生性見識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婦人善妒。這裏，“妒”讓人想起，或者故意讓人想起它的同音詞：“毒”。
然而，判斷這種自由不能看表麵現象。一位在印度城市德裏住過幾年後來又住在山西省會的女士評論說，中國大街上的婦女要比印度少。不過，這個事實與此處正文陳述的事實並不矛盾。
中國的婦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因為這個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封建時期的婦女永遠處於從屬地位，她們在家中的地位甚至不不上她們的兒子，丈夫就更不用說了，這裏存在著不成文的一夫多妻製和納妾製度——所有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婦女，而尊重婦女恰恰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
法國是一個以講禮儀而著稱的國家，他們的禮儀大都與其它歐美國家相近或相同。但究其根源，今日歐美的許多禮儀又是出自法國。而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流行於歐美各國的尊重婦女的風尚，即所謂“騎士風度”，便是中世紀法國的最有成效、曆時最久的創造。 這種“騎士風度”最初隻局限於對宮廷中的貴婦們，以後擴大到紳士和資產階級的太太。這種尊重婦女的風尚已成為整個歐洲社會（當然還有美國、加拿大等地區）在對待婦女態度上有別於其它一切社會的突出的特點，並將長期地保留下來。
鑒於“騎士風度”的影響， 對婦女謙恭禮貌是法國人引以自豪的傳統。長期以來，法國人皆以恭敬婦女，崇尚婦女而自豪。他們一向以“殷情的法國人”而著稱於世。曆史沿革到今天，所有有教養的男人仍舊恪守這些禮儀，否則便會被恥為沒有教養的粗人。
中國的語言博大精深，它在文字結構恰當而無意的公正性，隨帶地例證了這些觀點。一位漢語方麵的傑出學者，為回答筆者的請教，仔細考查了一百三十五個女字部首的常用字，發現其中有十四個是褒義的，如“好”、“妙”等等，其餘的則是三十五個貶義，八十六個中性。但那些打油貶義的字中，卻包含了整個漢語中最另人所不齒的的含義。許多女字旁結合聲旁表示“欺詐、詭詐、卑鄙、不忠、自私”；而三個女字在一起，則表示“私通、通奸、誘奸、陰謀”。
據說，人們之間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兩個原因：其一，因為他們互相了解，其二，因為他們互相不了解。中國人覺得，任一方麵的原因都足以引發互相之間的不信任，他們也就相應地見機行事了。盡管中國人生來就有凝聚在一起的能力，這時常令人想起化學上原子的結合，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然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適當的途徑，就可以很容易地確知，中國人其實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點表麵工作來表示相互間的信任。就算是同處一個家庭中的各個成員，時常會成為互相猜疑的犧牲品。兒媳們經常是這些猜疑的導火線，她們煽起家庭之間的爭鬥，為了分得共同勞動的收益，妯娌們經常使她們的丈夫之間互相嫉妒。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關於家庭生活，我們在這裏就不再贅述了。我們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種同樣普遍的情況，這些人就是我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多次的仆人。這些人與家庭生活沒有複雜的關係，他們與主人之間隻是被雇傭與雇傭的關係。但是仆人之間的關係就不這個要複雜的多了，如果他們不是由同一個介紹人介紹來的話，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所謂的“武裝的中立”。一旦有什麽不利於某個仆人的事情傳出來，他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主人是怎麽發現的”，而是“誰把我的事情告訴他的”，即使這個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惡昭彰，但他的第一個念頭仍然認為其他仆人懷恨於他，而在背地裏告了他的黑狀。我們曾經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情：一位中國仆人聽到院子裏有人在低聲地交談，臉色立刻變了，怒氣衝衝地衝出房間。因為她以為一定是在爭論與她有關的事，但實際上隻是在談購買稻草的事，隻不過他們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協商的價格而已。
如果某一天一個仆人突然遭到解雇，這種猜疑就會發展到白熱化的狀態。他會斷定有人說了他的壞話，進而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堅持要知道自己為何遭到解雇，盡管他明知自己其實平常有許多地方做的不對，而且其中任何一條都可以解釋得通。但他的麵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發揮。這些事情時常發生在中國家庭，以及有中國仆人的外國人家庭，隻是程度不同，因為一個中國仆人知道能把外國人的好脾氣利用到什麽程度，但他知道中國主人是不會那麽好擺弄的。這就是為什麽至今有那麽多的外國人，至今還雇用著那些早就該解雇的中國仆人，因為他們不敢解雇。他們知道，隻要一提解雇這兩個字，就如同捅了馬蜂窩，也就是惹惱了那位受到指責的“不光彩”的仆人——這個事件的中心人物。他們沒有勇氣采取斷然措施，唯恐這樣引起的後果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而中國仆人也就得以繼續在他們的家庭不斷猜疑。
有一個關於奧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紀時，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圍攻，而且馬上就要淪陷了。在危急時刻，一個奧地利姑娘想起自己家中存有許多蜂箱，於是就立刻搬來倒翻在城牆上，城牆外的土耳其人眼看已經快爬到牆頂了。但是，在蜜蜂鼎立幫助，上耳其人迅速敗退，城市也保住了，這位奧地利的姑娘功不可沒。中國人的計謀經常是如同這位奧地利姑娘，而中國人的成功時常隻是一種標誌，因為這種騷擾正如一位拉丁語教授所說的暴風雨，人們寧願“相信別的什麽”，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這樣一個說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的辦法就是幹脆閉上眼睛，假裝沒看見，但這個辦法對一個外國人來說不能輕易做到了。
在我們撫養我們的孩子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必要讓我們的孩子記住，當他們自己在世上獨立生活的時候，最好不要過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國人即使在小時候也不需要這種告誡，因為他們吃奶的時候就已經吮進了這種謹慎了，甚至可以誇張一點的說，他們有著與生俱來的謹慎。中國人有句俗話說，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窺井。我們驚奇地問，為什麽一個人不能走進廟裏？他們的解釋是，因為廟裏的和尚可能會趁機謀財害命！而兩個人不能一起往井裏看，是因為如果他們其中一個欠另一個債，或者有另一個想要的東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機把同伴推入井裏！
沒有什麽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中國人強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兒的死亡。雖然如同我們前麵說的，女兒活著時，父母無力保護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獲得了主動權。女兒若是受不了婆家的壓力自殺後，他們就不再像過去那樣俯首屈從，而是盛氣淩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條件。這種情況下，拒絕和女方娘家達成一致，就會引起一場持久、惱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報複，不過，最終目的隻是為了保住“麵子”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都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提倡自由、民主而沒有壓製，而在中國則正相反。對我們來說，對症下藥是處理事情的最為簡單、最為有效的方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中國就得要考慮許多不同的其他因素，一環套一環的思考，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錢與糧這兩種構成大多數中國人生活經緯的東西時，這種感覺最為明顯。一筆原本可以交給別人來分給大家的錢，卻已經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因為這對於中國人來說，別人實在是很難信服，雖然這種分配他沒經曆過，但在他所經曆的許多次分配，總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總是免不了被扣除了不少錢。同樣，中國人很難接受安排去負責別人的食物分配，在我們的仔細詢問下，接受食品的人也並不認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但在這種情況下，不滿情緒可能完全被壓製了，但沒有理由認為表麵上看不出來，人們內心就沒有在互相猜疑。的確，事實上也隻有外國人才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中國人早就料想會那樣，正如他們有同樣理由去肯定凡是機器都有摩擦一樣。
中國酒家的店小二大都有個習慣，在客人付完錢即將起身之際，大聲報出帳單上的數目，這並不是為了稱讚客人出手闊綽——外國人以為是這樣——而是有更實用的目的：讓別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並沒有偷偷地拿客人給的小費或者說“酒錢”，雖然他們一直希望客人能給一點。
在西方要辦一件需要商量和協調的事，隻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當，大這事在中國卻行不通。主管人員必須親自出馬，去見對方的主管人員。如果對方不在家，那就下次再去，直到見到為止。否則的話，沒有人能擔保通過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們總是在茶餘飯後談論中國人的社會團結。經常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家庭的權威人員或者是家族的所有成員似乎都去幹預某個家庭成員的個人私事。對於一個異姓人來說，如果他聰明點的話，就不會插手這樣的事情，以免和整個家族爆發矛盾。有一句實在是很管用的話：不同姓，難相勸。講的就是我上麵說的那個意思。一般人都會想，一個外姓的家夥來瞎摻和我的事情，算什麽意思？肯定別有居心，理所當然，就是居心叵測。如果終生為鄰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沒有特別關係的人還不知道會怎樣呢。
在中國，“外”這個字，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範圍和意義。外國人因為來自外國，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為來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擠。如果一個外人，沒人知道他來自何處，他本人又不想讓人知道，那麽，情況就更受重視了。人人都在猜測這個外鄉人，“誰知道這個家夥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一位謹慎的中國人心裏總不免這樣嘀咕。
如果一個出門人不巧走錯了路，到達一個村莊時天色已暗，特別是時辰已晚，他會經常發現沒有人肯走出房子給他指一指路。筆者就有一次就轉悠了好幾個小時，想出錢請人帶路，問了不少人，可他們甚至連我的這個小小的請求都不願意聽一聽。
中國私塾裏的所有學童，都要大聲誦讀課文，極大地損傷了他們的發音器官。這就是中國教育製度中的“陳規舊習”，但如果有人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話，就會知道，假如聽不到讀書聲，教書先生就會懷疑學童讀書不專心。而那種讓每個學童背對著先生背誦的奇異做法，也是為了讓先生能肯定學童沒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書！
並不是每一種形態的文明都主張人們有責任款待陌生人。所羅門的許多有關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與東方人實際接觸之後，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中國人謹慎簡直到了一個令人難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於外國人專門收集童謠的中國教書先生，有一次聽到一個小男孩哼唱著一支沒什麽意義的兒歌，恰好這位先生以前沒聽到過，他便讓這個小家夥再唱一遍，結果小男孩嚇得趕緊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這個小男孩是中國環境的曲型產物。如果有個人發了瘋，離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處找他，希望聽到一點他的線索，他們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蹤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經在某個地方呆過，卻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問，你怎麽著了他？這就可能帶來麻煩。所以，麵對陌生人的問話，人們肯定會采用的最為安全的辦法，就是裝作什麽都不知道。
我們已經從親身經曆中了解到中國人的謹慎態度，就連一個陌生的中國人試圖到某個村莊尋找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也會碰到同樣情況。有件這樣的事情：一個看似來自鄰省的人，向人打聽到了去他要找的那個人的村莊該怎麽走。但當他到達這個村莊之後，卻失望地發現全村人卻不約而同地否認有這樣一個人，還說連聽都沒聽說過。這種眾口一詞的假話並非事先有意編造，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全村人同時采用此種對策，這是一種正確的本能，就像一隻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東西，就會縮進洞裏一樣。
在諸多這類事情中，中國人已經熟練到從一聲招呼中的細小方音區別，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大體從何而來。一個陌生人來到當地，別人總會盤問他，他住的地方離其他許多地方有多遠，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沒有騙他們。同樣，學者們並不滿足於詢問一個自稱是秀才的人何時“進學”，還要問他文章的題目是什麽，他是怎麽作文的。這樣一來，騙局就很容易揭穿，事實也經常如此。一個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個地方的人，因為口音多少有點不同，會讓他露出馬腳的。留心的陌生人會發現不論通過什麽樣的方式自己都難以找到某人的線索，因為這些做法都會引起普遍懷疑，而且如同前麵的例子那樣，整個村子都會這樣做。
幾個中國人去尋訪一些長期在一家外國醫院就診的中國人，能找到的沒幾個。有一次，終於有個病人大膽地同陌生人說話，但他隻說出自己的姓，姓屬於一個大家族，他斷然拒絕說出自己的全名和別人對他的稱呼。另外還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個村莊查找一個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無所知的白癡一樣退避了，最後，沒有任何一個人承認自己知道這麽一個人，以至於連一點線索都沒找到！在這個例子中，這位陌生人要找的人就住在離他不到十杆的地方。而這位收信人也對信客找了他很久還沒有找到感到十分困惑，而這並不是因為信客的能力有限。
有一位有十分富有鄰居的一位老人，以前跟他一樣，是中國一個極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員。問起老人這位鄰居的事，被告知，兩人住的房子離得很近，而且是一起長大的玩伴，並共同度過了大約四十年光陰，現在卻不常來往了。問這位老者事情為什麽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老人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他笑了笑，搖了搖頭說：“我們的關係一直都很好，但他有錢了，我卻很窮，我要是去那兒，人家會說閑話的。人家會說，他來這兒幹什麽？”
中國人也毫不掩飾承認他們互相之間存在的猜疑，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在別人家做客的時候，不願意單獨呆在一個房間裏。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客人會感到局促不安，趕緊走到外麵的走廊裏去，意思是：“不要懷疑我，你也看到，我沒拿你的東西，我不在乎這些東西。”一個自尊的中國人去拜訪外國人，也是這樣的情形。
中國有個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個充滿智慧的格言說明了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人們說話做事都是小心翼翼，就連走路都是輕輕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們卻不會這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何一句不經意的話語，都有可能招致不良的後果。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卻不知道。
“信任”與“猜疑”的能力
中國人的商業活動，從很多方麵證明了他們的互相猜疑。買賣雙方互不信任，因此，雙方一致認為，應該暫時把事情交由嚴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這樣做對自己的利益最有好處，因為雙方的利益分成隻能通過討價還價來達成。隻有拿到錢，生意才算做成。如果這件事情有不少內容，有些就得寫下來，因為“空口無憑，立字為證”。
而中國銀子市場的混亂狀況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一部分原因在於錢莊不信任顧客，而顧客也不信任錢莊，雙方都很有理由，互不信任。在中國南方甚至中國任何地方每一枚加蓋印戳的銀元，都在說明這個偉大的商業民族的猜疑本性；盡管他們想做成一筆生意時是精明的，但不願做一筆生意時，他們更精明。每一位顧客，中國人外國人都一樣，希望天黑之後花用銀子，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難怪城裏的每個商家都不斷忠告說。今天打烊，明日請早。
中國的銀行係統看上去十分複雜，包羅萬象，馬可·波羅告訴我們，錢莊匯票很早以前就開始使用。但這些票據絕非普遍，而且看來也隻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流通。相距十英裏的兩個城市的錢莊，會拒收對方的匯票，而且這樣做還是挺有道理的，這對於錢的流通來說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
中國的投機家所發放的高利率，可以從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見證。這種過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錢的使用費，而是巨大風險的保險金，是給提供貸款的資本家減少心理負擔的報酬。中國根本就沒有我們所熟悉的西方國家的投資方式，這並不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資源開發得不夠充分，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普遍的不信任。“民無信不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許多事情會長期悻離這句話，以致於極大地損害人們的利益。
幾年前，報紙上刊登了一段有關紐約華人社區情況的報道，這給我們提供了中國在商業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這個中國人的組織大概同中國人在別的城市建立的組織沒有什麽不同他們有自己的市政府，還有十二名頭麵人物做市政官員。他們把市政府的錢和文件存放在一隻很大的鐵製保險箱裏，為了確保絕對安全，他們鎖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國式銅掛鎖，而不是紐約各家銀行那種結構複雜外觀漂亮的暗碼鎖。這十二位市政官員每人掌管一把掛鎖的鑰匙，如果要打開保險箱，就必須十二個人同時到場，每人打開自己的那把。這些傑出的市政官員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於是，市政事務陷入了極端混亂。他那把鎖的鑰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沒人敢冒險占他的位置，這是因為害怕這樣一種迷信：死者會嫉妒他的繼任，讓他得同樣的病死去。直到一場特殊的選舉之後有人填補了這個空缺，才會有下文。這件小小的事故的確是一個窗口，願意一看的人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組織能力、經商能力、互相猜疑、無限輕信，以及對西方人的製度和發明的沉默的蔑視。
中國的政府結構，也同樣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實就是亞洲所特有的一個例子，用來防止朝廷中的侍女和男仆可能發生的不良關係，這在中國很早就有，曆朝曆代都把這個製度傳承下去。但當今的清室卻用十分有效的辦法對付了這個危險的階層，剝奪了他們在曆朝曆代禍害他人的權力。
當不和諧的雙方，比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必須在高層次上合作時，必然會有猜疑。而滿人和漢人在管理政府方麵的奇異結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說明他們之間相互猜疑：“六部”中滿人擔任正職，漢人也許就擔任副職。通過這樣的互相牽製和平衡，國家機器得以維持。龐大而重要的檢查機關同樣證明這一點。
那些了解中國政府內部運作情況的人，他們的觀點讓我們確信，我們所認為的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互相猜疑這也是中國官方生活的特點。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麽樣子。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上級官員嫉妒下級官員，因為這些對手令人懼怕。另一方麵，下級官員對上級官員也少不了猜疑，因為上級官員可以隨時讓他調任或免職。
看來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級官員都多多少少嫉妒龐大而有力的文人階層，而官員們又一致戒備著老百姓。後一種心境，可以解釋為什麽有那麽多半政治性質的社團，因而整個國家成了個大蜂窩。一個知縣可以壓製如著名的在理教這樣的社團的年度聚會，隻不過因為這個社團禁止享用鴉片、酒和煙草。知縣想把他們預定的宴席讓給他衙門裏貪婪的“虎狼”。他這樣做不是因為在理教計劃反叛，證據確鑿，而是因為官方早就假定他們一定會那樣做。所有的秘密社團都是謀反的，這個也不例外。這種普遍的猜疑解決了全部問題，政府隨時幹預，抓住首領，發配或除去，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顯，我們所論述的互相猜疑的習性，強化了前麵討論過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無法得到采用。在中國實行的人口調查，由於政府很少為之，致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感到陌生，甚至連這種說法都不熟悉。因此，這種人口調查總是讓人心生疑竇，懷疑其別有用心，以至於產生了恐懼感，怕是政府要壓榨老百姓的又一手段。這種猜疑的真實性，可以用筆者所住鄰村的一個事件來闡明。某一家有兩兄弟，其中一個聽說已經下令進行人口調查，就想當然地以為這意味著強製性移民。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當地習俗，他們中有一人要留在家裏看祖墳，弟弟預見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殺以逃脫了長途跋涉之苦，這樣一來就使政府的計劃受了挫。
猜疑與保守主義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中國人回國至今，一直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步履維艱。這一致命的結合，同樣也阻礙了中國對國外先進事物的必然引進。而對政府意圖的猜疑，將會長期阻礙中國需要的改革，因此，中國過的許多仁人誌士不得不為此放棄許多輝煌的計劃。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顯赫的政治家指出發行銀質鑄幣的重要性，他非常實事求是地回答說，永遠都不能去設法改變這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嚐試著那樣做，老百姓馬上就會認為朝廷要從中謀利，那是行不通的。”
就連在開采礦藏上也是障礙重重。如果開采得當，應該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地下的蚯蚓，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層出不窮，使得這方麵任何最基本的進步都舉步維艱。不管好處有多大有多明顯，當人人對此猜疑皺眉之時，引進新事物便幾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維思博士為中國培植外國高級品種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水果明顯可以產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與這種猜疑作鬥爭。換一個不夠耐心、不夠善良的人，早就厭惡地放棄這個計劃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這種狀況就逐漸消失了。但是，當中國海關對養蠶種茶進行調查時，這種猜疑卻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對這些事情感興趣的人，何以相信，與以往積累的經驗相反，這次調查的目的不是征稅，而是促進生產，增加勞動的收益。誰聽說過？誰又會相信？中國人對這種計劃在心裏所持的態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蘭諺語來表達：“狐狸跳進鵝圈裏時說：大家早上好。”
我們還是接著來談這個話題與外國人的特殊關係。對外國人猜疑和俱畏的態度，時常伴隨（或許主要也是因為）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外國人有能力輕而易舉地去幹最不可思議的事。如果一個外國人走到一個人們不常見到他的地方，人們會據此推斷他在考察這個地方的“風水”。如果他注視著一條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測河裏有沒有貴重金屬。人們認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處，看出有沒有最值錢的東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參加賑濟饑荒，人們不用仔細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終目的是要挾持一批這個地方的人去國外。正是由於對“風水”的這些看法，外國人不能上中國的城牆。而在中國的外國建築物，其高度必須嚴格規範，如同國家的邊界線一般。
中國人看來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貝德祿先生提到過四川某山區有一種說法，認為長鴉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這不單是無知的人的概念，因為北京有位高級官員告訴過他同樣事情，並將不知道煤的生長速率來作為反對煤礦開采過快的理由。
外國人來中國求學旅遊，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目前的發展狀況。看到李希霍芬騎馬遊曆鄉間，以及他那副毫無目的信馬由韁的樣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場慘重戰鬥之後的逃命者。許多中國人，盡管在事後十分了解外國人，但他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時，如果這個外國人正巧個子很高，他們都會暗自吃驚，因為外國人在形態上和他們是多麽的不一致。許多中國婦女受到勸告，她們一旦主動走進外國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語就會起作用，讓她們中魔。如果最終硬要她們進去，她們也絕對不會踩外國人的門檻，或者照外國人的鏡子，因為那樣做就會性命不保。
就在不久前，來自中國內陸省份的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到筆者的居所來幫助一位新來的人學習漢語，由於他們那兒對外國人幾乎毫無所知，因此他與外國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難。他呆了幾個星期之後，突然想到他母親需要他去照料，就離開了。他許諾說好某天會回來，但再也沒有出現。事後我才反應過來，在我這個外國人家裏的時候，這位精明的儒學家從沒喝過一口仆人按時送去的茶水，也沒吃一頓飯，以免麻醉藥下肚。當另一位教書先生遞給他一個信封，讓他把自己寫給母親的平安家書放進去，並示範給他看隻要用舌尖舔濕信封即可封口時，他的心情立刻緊張，轉而客氣地請那位教師替他封，因為他自己實在不會。
這種心理定勢，使中國人對外國人印刷的中文書籍有了一種頑冥不化的看法。他們普遍堅信，書上有毒，而油墨的氣味就是小說中的“蒙汗藥”。人們有時還會聽說，這種書誰要是讀上一本，就會立刻變成外國人的奴隸。我們聽說的一位小夥子的看法，與之略有不同，他在讀了這樣一本小冊子的開頭之後，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訴朋友說，如果誰讀了這本書並且說謊，就肯定會下地獄！有的時候，分發宗教書刊的小販會發現，這些書送不掉，卻不像某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因為人們敵視書的內容，其實書中內容既不為人所知，也沒什麽可在乎的，而是因為人們擔心它是以贈書為肇始而進行敲詐，中國人太熟悉這種方法了。
如果一個外國人試圖記下中國孩子的名字，據悉這個簡單的程序顯然成功地弄垮過一所即將興辦起來的學校。記名字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測，同樣會導致一場驚慌。漢字的羅馬化拚音係統，最初階段肯定碰到過這種反對和猜疑。為什麽外國人教學生寫的東西家裏朋友讀不懂？這個世界上的一切解釋，都不足以向一個滿腹狐疑的中國老人交代清楚，因為他認為：多少輩人都認為漢字夠完美了，對他的孩子也就夠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誰的外國人的發明來，要好多了。幾乎可以說，外國人提出的一切，都會遭到反對，明顯的理由是，那是外國人提出來的。
“柔順固執”這個特點，會使你的中國朋友用最為客氣和準確的話向你保證：你的提議十分令人讚賞，也十分荒謬。
諷刺在外國人手裏是一種武器，但這絕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國人，他對中國人的了解絕沒有他要求的那樣多，對於一個仆人的失職和過錯，曾在厭惡之中用英語罵他是“騙子”。這個仆人一有機會就問一位漢語很好的夫人是什麽意思，才知道這個字眼是說他的，“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讀過《伊索寓言》中文譯本的官員，他們的心態與這位北京仆人一樣。這些官員不禁悟出這些會說話的鵝、老虎、狐狸和獅子的隱晦含義，為防患於未然，他們竟查禁了這本書。
時至今日，外國與中國交往的全部曆史，在中國一方是猜疑和推諉，在外國一方也無疑有不少嚴重失誤。這段曆史回想起來令人厭倦，而那些負責那種出力不討好的談判的人，卻沒有吸取這段曆史教訓。在中國，個人自己常常就得充當外交家，中國人應該明白該怎麽辦。我們下麵的例子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事情是：有位外國人想在某個內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當地的官員卻擺出各種理由來拒絕。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會見時，這個外國人一副中國裝束，帶著不少書寫用品。初步交談之後，這個外國人慢條斯理地打開了他的書寫用品，放好紙，看看鋼筆裏麵有沒有墨水，一副專心致誌的神情。那位中國官員極有興致並十分好奇地注視著這個過程。他饒有興趣地問外國人在幹什麽，這個外國人解釋說他隻是理一理書寫用品——僅此而已。這位官員立刻神色大變：“書寫用品！用來作什麽？”“記錄你的答複。”外國人回答說。這位官員趕緊向這個外國人保證說，沒必要記了，可以滿足你的要求！但是這個官員又怎麽能保證，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內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會在哪裏再聽到？
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疑，最為頑固的，要數發生在外國人開辦的醫院和診所裏的事情了，如今這樣的醫院和診所已經遍布中華大地。在廣大的病人之中，的確有不少人對外國醫生的好心和技術，表現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動。還有其他不少人，他們的感受我們所知甚少，除非仔細詢問，才知道他們還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謬的傳言，比如外科醫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或是把人的眼睛和心髒摘取製藥，甚至還有謠傳說外國人在地窖裏可怕地處置中國小孩。一二年之後，外國人救人治病的事實廣泛傳揚，於是這樣外國人的醫療機構在中國遍地開花，雲開霧散，這類謠言不攻自破；但是，這些謠言還在數以萬計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間的黴菌繁茂地生長在溫暖濕潤的土地上一樣。
中國是一個謠傳四起的國家，人們生性怕事，因為“人言可畏”。在前幾年，旅居新加坡的華人中，就有這樣一種謠傳，使苦力們堅決拒絕天黑之後去走某一條路，因為據傳那條路上會有突然砍掉腦袋的危險。這個國家也許永遠不能從這種恐怖的時代裏走出來，這種恐懼就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樣真切。無限的輕信和互相猜疑，是這些可怕謠傳誕生和滋養的土壤。當這些謠傳與外國人有關時，長期而又痛苦的經驗表明，絕對不能輕視，而應該剛傳出來就趕緊辟謠。如果當地官員能認真製止這些謠傳，也就沒什麽大礙了。如果不加製止，任其傳播，結果就會導致天津大屠殺那樣的暴行。中國處處都適宜迅速傳播此類謠傳，幾乎沒有一個省份沒有這樣那樣地傳播過。為了徹底製止那種事件的爆發，極有必要抓緊時間著手於此，這如同地質學的結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種事件的最好辦法，是用無可爭議的實例教學，讓中國人確信：外國人是中國人真誠的祝福者。這種簡單的命題一旦牢固地確立下來，“四海之內皆兄弟’才會第一次成真。
聽話要聽話中話，聽音要聽弦外音
誤解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顯著的天賦，外國人隻要學會很少的漢語，少到足以用來承載思想，他就會發現這一點。別人聽不懂他的中國話，這使他痛苦而驚訝。於是，他更勤奮地學習漢語，幾年之後，當他有信心出去接觸公眾，或者同某個人討論多種不同的話題，而且他選擇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談，尤其是這個人從未遇見過外國人，那麽，這位外國人就會有機會重新嚐到他當初第一次開口用中國話與人交談時的痛苦。對方顯然沒有聽懂，並且顯然並不打算聽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說的話，也完全沒有順著你的思路，隻是不斷地以禮貌的姿態打斷你說：“你講的話，我們聽不懂。”他的微笑帶著優越感，似乎在注視一個聾啞人試圖清晰地說話，他又似乎在說：“誰認為你的話會有人聽得懂？你不是生下來就會講中國話，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過錯。忍受這種無能吧，不要再來煩我們，我們聽不懂你講的話。”麵對這種情況，你不可能永遠心平氣和，也忍不住會發火：“你真的聽不懂我說什麽嗎？”他則毫不遲疑地口答說：“是的，我聽不懂！”
很多外國人對中國人誤解能力的另一層經曆是，盡管他們把每個單詞都聽懂了，但往往由於忽視了細節，這使得他們即使沒有完全失去你所表達的意思，但卻領會得不夠明確了。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需要準備大量詞語，用來表達很多意思，比如：“在這種條件之下”、“有條件的”、“出於這種理解”等等。的確，在中國人的概念中，既沒有這些短語，也不需要這些短語，但外國人不是這樣。時態標誌也是這樣，中國人不在乎這些，但外國人卻不得不當一回事。
中國人經常與人賭氣，這樣的結果卻是害了自己，人們都因為這種事情發生的頻率太高而不太注意了。船夫或者車夫要把他的外國主顧送去目的地，但有時卻公然拒絕履行合同。這種情況下，一個中國車夫的固執同他的騾子差不多，它跑到路邊一個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裏，非要洗個泥土澡不可。車夫拚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來，對於鞭抽就好像蒼蠅給自己撓癢癢一樣，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們時常想起德·昆西那句過於絕對的尖刻評論，認為中國人天生“像騾子一樣固執”。中國人並不是像騾子一樣固執，因為騾子不會改脾氣，而同樣不聽話的車夫，一路上公然反抗，盡管特別警告過他再不聽話就不給他酒錢，但到達目的地，他又會跪倒在地上老半天，懇求他在路上蔑視的那個恩惠——酒錢。因此，旅行者出發前同車夫或船夫等人立個字據，是應有的謹慎之舉，千萬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誤解的漏洞。
在中國，人們關心的一切事情中，大家最注重也最需要避免誤解的事情便是錢。如果外國人付錢買東西（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常常是外國人的主要作用），將來完成時態就是一種“軍需物資”。“你幹完活之後，就會拿到錢。”但漢語裏沒有將來完成時，也沒有別的什麽時態。中國人則簡單地說；“幹活，拿錢。”他心目中的主要觀念是掙錢，根本沒有“時間關聯”這個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給外國人幹點什麽，他希望馬上拿錢，以便“吃飯”，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這個外國人的活，他就沒飯吃了！我們必須警鍾長鳴：在中國，為了避免在錢上產生誤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誰拿錢誰不拿錢，何時拿錢，拿多少錢，是銀錠還是銅錢，銀錠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銅錢算一吊——諸如此類的要素實際上不可能有一個過於確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與建築商、經紀人或者船夫訂立合同，要他們做些事情，布置幾件家具，那麽，事先把具體要求精確地解釋清楚，定好價錢，才是妥當的。
“事先說清楚，事後沒爭議”，這是證明中國人謹慎的格言，他們總是把事情想的很周到，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會。不過，情況常常會是這樣：你在事先的約定中哪怕動足腦筋，事後還是有爭議。不管你在這方麵有多麽小心，錢在中國可能是最會給外國人帶來麻煩的東西。不管涉及的中國人是受過教育的學者，還是無知的苦力，都沒什麽區別。所有的中國人都生來就有一種本能，會利用誤解。他們發現自己像一月裏的北風鑽進門縫，又像河水滲進船縫，迅速又毫不費力。在某些方麵，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非凡地適應並發展了中國人的這種天賦。
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學會了兩種技藝——拉長弓和講真話，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也是一個以真誠著稱的民族，中國人很快就覺察到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真誠的天性，對敵人、對朋友同樣公正。對中國人來說，這些品質就像猶太人的習慣一樣可以利用，猶太人每隔七天就進行一次軍事活動，全然不顧戰事緊張，也不管他們必須迎戰提圖斯①率領的羅馬人。這些習慣有利於羅馬人進攻，而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這種敵友不分的怪癖則有利於中國人。
1860年之前一個世紀裏，中國的對外交往仍在中國人誤解天性的長期發揮之中。在1860年之後，這種天性也根本沒有耗盡。與中國進行外交的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試圖解釋被完全誤解的事情的曆史。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下，認為外國人會履行諾言，這種先入之見已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生根發芽、枝繁葉茂，盡管也有個別不遵守規則的例外情況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同樣堅定不移地相信外國人會公正地辦事，盡管也有些外國人，也有許多外國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這樣兩點，中國人就有了一個支點，藉以去動搖那個最頑固的外國人。“你這樣說了。”“不，我沒說。”“但我理解你是這樣說的。我們都是這樣理解的。請原諒我們的愚笨，請付錢，你說過你會付的。”這就是中國人與外國人成千上萬次爭執的實質，中國總是能以驚人的耐力堅持到最後，一百次這樣的情況中有九十七次外國人付了錢，正如中國人的料想，外國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會有別的辦法，其中兩次大都可以成功地拿到了錢。
日常生活中方方麵麵都有誤解，有經驗的讀者會發現這樣的事例如同大雁那樣成群結隊地出現，簡直可以稱之為軍團。叫一個苦力拔除院子裏的雜草，留下即將萌芽的珍貴草皮，假想中，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這個漫不經心的笨苦力拿一把鋤頭，鏟掉了一切綠的東西，弄得寸草不生，就更別提那些花大價錢買來的草皮了，他還說這樣才太平。他沒有“理解”你。或是派一個廚師走很長的路去當地唯一的菜場，叫他買一條鯉魚、一隻小雞。他沒有買回來魚，卻買來三隻大鵝，還說是你讓買的。他沒有“理解”你。派一個送信人在收發室關門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國領事館，但他卻跑回來說對方不收。原來他把信送到比利時領事館去了，而這時收發室也關了。他不“理解”你。誤解終究是誤解，使用一定的方法還是可以消除的，但是這又事關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問題，又顯得不是那麽的簡單了。
不幸的外國人如何誤解別人和被別人誤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經曆來充分說明。他去一家中國的銀行，老板是他認識的，銀行附近前不久剛發生一場毀滅性火災。這個外國人就向這位銀行老板道賀說，幸好大火沒有燒過來。聽到這句話，老板馬上一臉尷尬，然後生氣地說：“這算什麽話？不能這樣說！”不久之後，這個外國人才明白，自己錯在暗示火勢太逼近，銀行會燒掉。而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慶幸的話來說，也是忌諱的。一位來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國人看到一個駱駝隊，其中有一頭小駱駝。他對他的車夫——一位曾受雇於外國人多年的車夫——說道：“你回家的時候，叫我的小兒子來看這頭小駱駝，他會感到有趣的。”過了好一會兒，同剛才那個例子一樣，經過了慢慢醞釀，這個車夫頗有見地地說：“如果你想買這頭駱駝，你不懂得養它——它必死無疑！”
有一次布道者講乃縵出席一次中國的禮拜儀式的故事。他描繪了這位亞蘭元帥到達以利沙的門口，重現乃饅的隨從為他叫門的情形。這位布道者竭力使這個畫麵盡可能生動形象，便模仿那些隨從的樣子戲劇性地叫了起來：“看門的，開門，亞蘭的元帥來了！”使他吃驚的是，一個坐在後排的人像一粒子彈一樣穿了出去，後來才明白這個人產生了誤解。他是教堂的看門人，沒有注意聽前麵的內容，突然聽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讚歎的速度去給乃饅開門！
中部某省的一位傳教士，聽眾對他的理解也同樣錯誤。他希望聽眾有一個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燈機映出一隻高度放大的寄生蟲。當這個爬蟲的巨大身軀，好比埃及鱷魚似地橫臥在帆布上時，有一位聽眾敬畏而小聲地說出了他剛剛獲得的新發現：“看，這就是外國的大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