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能力，我們總是很有話題，能力包括很多方麵，有著極為廣泛的體現方式，當我們談及中國人的能力的時候，總是免不了想起以下四個方麵：中華民族的再生能力、對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長壽以及康複能力。生命的活力構成了中國人其他特點的重要背景，是中國人能力的一個重要的體現方麵，這本身就值得人們思考。他們到底與我們有什麽差異呢？難道他們天生就是一個創造奇跡的民族？
奇特的再生能力
北宋年間，中國一位偉大詩人屈原看到月亮一圓一缺，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科學哲學問題：“什麽機製使月亮死了之後又複生呢？月亮裏的玉兔在它的影響下又會怎麽樣呢？”從現代科學來看，屈原提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把月亮比作中國封建大國，就可提出同樣有意思的問題。中國封建王朝確實具有“死則又育”的機製，它內部各種各樣的新因素正如月亮中的玉兔，受到“死則又育”的機製的影響。
旅行者從中國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過剩。中國似乎到處都擠滿了人，用密密麻麻來形容一點都不顯得過分。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為事實就是這樣。日本也顯得人口眾多，但顯而易見，日本的人口密度無法與中國相比。在人口的相對密度和絕對密度方麵，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語言眾多而繁雜，而中國的民族，除了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之外，隻有一個漢族。我們足跡所至這個遼闊國家的任何地方，無不處處證實著人口過剩這個第一印象。人口確實稀少的地方雖然也確實存在，但那些地方地理條件之惡劣已是我們無法想象，在我們看來，在那種環境下生存無異於自殺，但確實有一部分頑強的民族在那裏繁衍生息。
當我們從世界史的角度鳥瞰中國封建大國的興衰，就不能不對其巨大的修複能力感到驚異。腐朽的舊王朝在農民大起義的猛烈打擊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幾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時間裏，一個版圖達數百萬平方公裏、人口數千萬的統一的封建大國又奇跡般地重新建立起來。隻要有幾十年的太平和豐收，中國幾乎任何一個地方就都能從本世紀一連串的災難之中恢複起來。而恢複的前提人人可見，不管是否願意仔細思考，總是引人注目。新建王朝在社會結構上卻幾乎是舊王朝的翻版。世界曆史中，很少看到這種“死則又育”的再生現象。中國的任何地方，無論城鎮還是鄉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國兒童，那些過分驕傲的母親頗不以為然地說：“密密麻麻地擠滿了每一條死胡同”。當今中國社會的奇跡之一，便是能夠供給這麽多小孩子衣食，而且越是窮苦的人家小孩子越是多，同時我們必須記住不少孩子“衣食”無著，換言之，極端的貧困並沒有明顯地減少中國的人口。
羅馬奴隸製超級大國瓦解之後，曆史上任何企圖重建羅馬帝國的嚐試都沒有真正實現過。公元962年，德意誌國王鄂圖一世追慕古代的光榮，接受加冕，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帝國隻是一種夢想，實際上就連德意誌也沒有實現統一。我們在前麵提到過的查理大帝國、阿拉伯倭馬亞王朝、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日本大化改新建立的統一政府，等等，都在崩潰或分裂解體後，再也沒有恢複昔日的光榮。
曆史帶給中國的創傷並不少，從公元前209年陳涉、吳廣起義，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帝國秦王朝崩潰，到公元前2O2年劉邦稱帝，曆時隻有短短的八年。公元17年綠林大起義導致西漢帝國瓦解，但到公元37年東漢光武帝完成統一，隻用了二十年（如果按劉秀稱帝，也隻用了八年）。611年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到李淵稱帝隻花了七年時間。621年後軍擊敗河北、河南義軍，全國安定，隻不過十年左右。元明之間，動亂時間較長，差不多曆時三十年。從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開始，到清王朝建立並基本平息反抗，也隻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少數民族的暴亂，然後又是1877一1878年那場無與倫比的覆蓋五個省份的大饑荒，可能使中國總人口減少了好幾百萬。也許戰爭的創傷看來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快地修複，因為中國人的勞動力效率不高，資金也不能很快地籌集。然而，不難看到，不管破壞力有多大，總比不過修複能力。可見，中國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隻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對於一個巨大的社會機體的更新，這種修複速度之快是驚人的。這種劇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內部存在著一種生命力極為頑強的修複機製。
封建大國的迅速重建，第二個必要條件是它內部存在著一套非常有效的修複機製。中國封建社會在組織層次上，是封建國家和宗法家庭（家族）的兩個同構體。由子孝、婦從、父慈所建立起來的家庭關係，不過是民順、臣忠、君仁的社會關係的縮影。在王朝統治時期，宗法家族製度發揮了與國家結構的同構效應，大大加強了封建國家對個人的控製、管理作用。可以說。宗法家庭結構象細胞那樣，保存了國家組織的信息。
中國封建社會國家與家庭的同構效應正好起到這種修複作用。在封建國家穩定時，它把國家組織原則灌輸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國瓦解時，保存了國家組織結構信息的家庭、家族組織又成為國家修複的模板。
曆史上大動亂所摧毀的是舊王朝的國家組織，而家庭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滅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貴族之門，與舊結構有血肉相關的聯係。東漢的開國者劉秀，本是南陽的豪強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餘頃田地的大豪強樊重。劉秀、劉縯兄弟發動族人賓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對王莽，而成為東漢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是所謂隴西舊族之後。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淵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獨孤皇後的姨侄，七歲時就襲封為唐國公，後來又在隋煬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淵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萬，李淵的女兒李氏也有精兵萬餘人。李淵周圍的文臣武將，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開國之君趙匡胤雖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後周政權中身任大將，統率殿前諸班禁軍，有相當的實力。周世宗柴榮尚未完成統一大業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實權的趙匡胤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王朝。
我們還可以發現，每當舊王朝在農民大起義打擊下土崩瓦解的時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躍。他們往往聚族而處，並村而居，積極發展家族武裝。如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將李典擁有“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另一大將許禇“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當時的地主家族武裝，“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義時，長葛知縣李某聚大家族和義軍對抗。元末紅巾軍起義，處州大地主呂文燧募族中子弟為兵反對義軍。清代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時期，各地的團練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裝、這些曆史現象表明，農民大起義摧垮舊王朝之時，正是封建家族組織活躍起來競爭之日。人們常說，地主階級竊取農民大起義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說，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關係最強，更能發揮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強大的。因為它的組織原則深入到各個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生活在封建社會裏的農民大眾，也擺脫不了宗法家庭關係及其思想意識。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每經曆一次全國性農民革命戰爭以後，新建王朝在總體上說來都比前一個王朝有所進步，社會生產力有所提高。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於打擊摧垮封建舊王朝，農民戰爭是一場革命。但對於封建宗法一體化結構來講，農民戰爭又是調節三個子係統嚴重失調的穩定機製，它使封建製度在一個新王朝中有複蘇的可能。農民戰爭規模越大，對無組織力滅掃**得越徹底，新建王朝的壽命就越長。這樣，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鬥爭停息以後，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製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這正是中國農民戰爭發生在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的社會中，農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產因素的社會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曆史悲劇。
因此，唯一足以持久而有效地阻止中國人口增長的，是鴉片，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同戰爭、饑荒、瘟疫一樣能帶來死亡的敵人。鴉片象魔鬼一樣吞噬了無數人的生命，極其迅速地為中國削減了大量的人口。但是，人口還是以不變的指數在增長，我們完全不必為了接受中國人繁殖能力很強這樣一個重要觀點而去假定中國的人口數量大大超過別的國家，即使按最低估計兩億五千萬人口來算，繁殖能力很強這個觀點也可以成立，因為問題不僅在於人數，而在於增長率。由於沒有可靠的統計，我們隻能滿足於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結論。不過，幸運的是，這樣算來也幾乎不可能出錯。中國人年齡很小時就結了婚，除了愛錢之外，傳宗接代的願望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主導思想。
與中國人口處於任何情況下都明顯增長相對照的，是法國的人口。在歐洲，法國的增長率最低，而且是負的增長，事實表明，法國人口數量正在下降。這些事實引發人們對這個偉大國家未來的極大憂慮。而中國人，沒有更多跡象表明其人種要比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退化。記載中上帝給人類最早的命令是要人類“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①。正如一位富有學識的教授曾經說過的那樣，這個命令“人們眼從了，這是人們唯一眼從的上帝的命令”，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地道。
順應萬境的能力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那樣，中國無論從經度或緯度而言都是地域廣袤，幾乎擁有各種的土壤、氣候和物產，中國人自身也經常用地大物博形容自己的國家。至此，我們看到，中國人在副熱帶和副極帶以及兩者之間的地域，都同樣昌盛繁茂。我們看到，各個地域之間的差別，完全取決於這個地域本身的特點，取決於它養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人們的適應能力。
來自廣東、福建兩省的中國移民，無論移居何地，印度、緬甸、暹羅、東印度群島、太平洋諸島、澳大利西亞①、墨西哥、美國、西印度群島、中美洲和南美洲，無論發生什麽情況，無論什麽惡劣的環境，從沒聽說過他們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適應環境。我們反而聽到他們適應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們遠比當地人勤勞和節儉。在外地的中國人總是具有非同一般的團結力和凝聚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能擰成一股繩，以至於當地民族為了安全起見，必須要“中國人滾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不再作為一個整體大規模地移居海外，這對於其他民族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運，他們害怕這個日漸強大而又素質非凡的民族，如果東亞現在全是不可征眼的人，渴望著把自己的能量發散到這個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紀的中亞那樣，我們很難想象我們雙方會變成怎樣，也無法想象適者生存的原則會怎樣！
①譯注：澳大利西亞（Australasia），一個不確切的地理名詞，有時指馬來群島和大洋洲，有時專指馬來群島和澳大利亞，一般僅指馬來群島。
對於中國人的年齡問題，由於完全沒有任何一種確切的統計，因此，要談中國人的長壽問題，除了籠統地來談之外，別無他法。或許所有的觀察者都會同意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的老年人沒有一處不是特別多的。老年人總是深受敬重，高壽更是被視為一種榮耀，“壽”列於“五福”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時刻，都確切地記了下來，以便需要時能確切地報出，盡管如前所述，一般的計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墓地的碑文上總愛刻上死者的年齡，但除了產石頭的地方有石碑，其他地方墳上就很少有石碑，無法從這些見證者那裏得出什麽推論，因此，石碑實際上沒有價值。
雖然很少聽到中國人有活到百歲以上的，但不足百歲的老人卻隨處都有，假如他們能夠被提供足夠的營養，我們認為長壽老人的數量一定還會多得多。的確，如果把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嚴重缺乏營養的窮人考慮在內，我們不得不為中國這麽多高齡人口數而感到驚訝。眾所周知，本世紀所有西方國家的平均壽命都在不斷增長。這是因為人們越來越注意生命的規律，醫療衛生條件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如改進防疫方法，完善治病手段。而中國，我們必須記住，與哥倫布發現美洲之時相比，生活狀況沒有多大變化。如果社會科學和醫學的進步能作用於中國，如同過去五十年來作用於英國，那麽，中國的老人數量肯定會急劇增加。當然人口數量問題也會日益顯現，貧困的問題又會普及到更多的人。
不講究衛生幾乎是所有中國人的特點。他們甚至不把已經了解的衛生規則當回事。有一句俗語就叫做“不幹不淨，吃了沒病”說的就是髒的東西吃下去可能還對身體有好處。這一切，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都知道。外國的居住者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由於對自然規律的無知和輕蔑所招來的各種疾病，為什麽沒有怎麽影響到中國人？中國每年都因為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而的確死了不少人，其實患病的人肯定還要多，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複。而且很多亞洲的民族都是這樣，他們接觸到的病菌越多，就越具有免疫能力。中國人卻會因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這與他們頑強的生命力一樣，都是其顯著的民族特征。
迅速的康複能力
我們常常遺憾地提到，在沒有準確的統計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依賴外國人的觀察記錄，由於外國人開設的藥房和醫院的不斷增多，看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因此這些記錄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價值。他們整理出來的醫學報告，成為我們最有用的數據來源。
為了說明中國人的康複能力，分析整理年度醫學報告是很有用的，而且肯定會呈現出新鮮而有說服力的結果。然而，我們隻能滿足於僅僅描述幾件事例，其中兩件是筆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從天津一家大醫院發表的報告中找出來的，是實實在在的事情。這些事例的分量在於它們的毋庸置疑，這些事實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們眾多讀者的觀察完全一致。
幾年前，筆者與一個中國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裏，有天下午，聽到窗下有人慘叫起來，窗子那裏有個很大的馬蜂窩，窗子是用磚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個洞。一個十四個月的小男孩在院子裏玩耍，以為這是個方便玩耍之處，就魯莽地爬了進去。
小孩的頭發剃得光光的，露出紅紅的頭皮。蜂窩裏的馬蜂或許是被這種異常的侵襲惹惱了，或許是把孩子的光頭誤認為是一朵大牡丹，立刻飛到小孩的頭上叮了起來。
孩子在被抱出來之前，頭上已經被蜇出三十多個包。這個孩子隻哭了一小會兒，就躺在炕上睡著了。手頭沒有任何一種藥，皮膚上也就沒擦任何東酉。整個晚上，孩子根本沒哭沒鬧，第二天，頭上的包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1878年，北京有一個外國家庭雇用的一個馬車夫得了流行的斑疹傷寒，很多人已經死於這種病症。到了第十三天，病情已經相當嚴重，這個重病號突然狂暴了起來，幾個人都製服不了他。派了三個人守護他，但他們已經弄得精疲力竭了。這天夜裏，這個病人被綁在**以防逃跑。在守護人睡著之際，他設法鬆開綁繩，一絲不掛地逃出了房子。淩晨三點，人們發現他逃跑了，就仔細搜查了這所房子，包括幾口井，怕他會跳進去。最後在院子的圍牆那裏發現了痕跡，這堵牆高約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樹再逃走的。跳到牆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牆內的壕溝，就是這堵牆把北京的韃靼人的城與漢人的城隔開的。兩個小時之後，人們把他找到了。
他的腦袋緊緊地卡在了牆下用於阻止壕溝通行的兩根鐵欄杆之間。他曾經早就迫不及待地想來這裏涼快涼快，看樣子，他已經卡在這裏很長時間了。正要把他帶回家的時候，人們發現他已經完全不發燒了，盡管他的兩條腿還有點風濕，但後來也慢慢地而又理所當然地康複了。
一個天津人，年齡在三十歲左右，以在中國軍隊進行軍事訓練的訓練場附近撿那些廢彈殼為生。有一次，他撿到一顆炮彈，當他試圖拆卸炮彈時，炮彈爆炸，炸爛了他的左腿。他被送進了醫院，截掉了左腿膝蓋以下部分。這個人非但沒有放棄這種提心吊膽的危險的謀生方式，反而很快重操舊業，六個月之後，又是一次類似情況，爆炸之後，左手手腕，連同手腕以上的兩英寸胳膊被炸飛，右臂的上半截被火藥嚴重燒傷，鼻梁和上嘴唇炸開了一條深深的口子。彈片也擊傷了他的右臉頰、右眼的上眼瞼、額骨的後側以及右腕，右股骨也被深深地切開，骨頭都露了出來。
受了這樣的重傷，這個人半昏迷而又無助地躺了四個小時，忍受了太陽暴曬。這時，一位官員碰巧看到他，命令幾個苦力抬他去醫院，官員本人也陪伴了兩英裏路程。
抬他的人顯然是抬累了，等這位官員一走，就將這個可憐而又不幸的人扔進一條溝裏讓他等死。雖因失血過多而極度虛弱，這個人還是設法爬出了溝，單腳蹦跳了五百碼，來到一家米店，找到了一大筐子吃的，便用一隻尚聽使喚的手臂側身爬進了這隻筐子。為了把他弄走，米店店主就把他連同這隻筐子送到了醫院門口。這家醫院使他免於死亡，盡管由於大量失血，他身體狀況幾近崩潰，脈搏也十分微弱，但並未神誌不清，還能清楚地講話。他還曾經沉溺於鴉片，這不利於康複。不過，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有點腹瀉，還有點輕微瘧疾，這個病人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什麽壞症狀，四個星期後，他帶著他的假腿離開了這家醫院……
如果哪一個民族能有像中國人那樣的身體素質和恢複能力，就可以從戰爭、饑荒、瘟疫和鴉片的作用之中生存下來，他們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就如同野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果他們再注意生理學和衛生學的規律，食物得當，營養充足，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單是這樣一個民族，就可以占領這個星球的主要地區，乃至更多地區。
法國的大作家、哲學家米凱萊·戴·蒙泰涅曾經在了解中國的曆史後頗有感慨地寫道：“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世界該是多麽遼闊而變化無窮，無論是我們的前人，還是我們自已都沒有徹底了解它。”中國的曆史在我們眼前呈現，中國的未來怎麽樣，我們拭目以待。
拒絕喜新厭舊的本能
古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繁榮而昌盛。據史書記載，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出現了幾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山東淄博。唐代都城長安，宋代都城開封，南宋都城臨安，人口都達到百萬以上。據蘇聯大百科全書《城市》一書統計，十三至十四世紀中國擁有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不下五十個。書中稱“在中世紀東方所有城市中，中國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華，最富庶，最美麗”。另外，歐洲“中世紀城市人數一般不超過五千到一萬”，隻有科倫、倫敦等很少的城市居民達四至五萬。居民人數達十萬的，隻有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這也就難怪當西方中世紀遊客到達伊斯蘭阿拔斯王朝首都大馬士革，見到該城有五十萬人口，就驚訝得瞠目結舌了。宋代東京城內，有一百三十餘座寺觀祠廟，七十二家富麗堂皇的大酒樓，而號稱“瓦子”的民眾樂園，一次就可接納數千人遊樂。當時，僅汴河一路，每年從江南運往京城的糧食就有五百至七百萬石之多。商業的發達表現在行業分工的細致上，南宋京都臨安商業達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廣生藥市、象牙玳瑁市、金銀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據《武林舊事》列舉臨安城販賣的市食有四十一種，果子類四十二種，粥類九種，糕類十九種，甚至冷飲也有十七種，名酒五十四種。據記載，當時各酒樓點檢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
而今天的中國呢？與別的民族的曆史相比，中國人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中國是在倒退。古代的聖人本身，談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極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聲稱自己不是開創者，而是傳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長期以來被忽視和誤解的古人的知識收集起來，傳播給後人，正是他的鍥而不舍才成就了這項偉大的事業，使他成為本民族崇敬的聖人。他聯係古今，傳道授業，當之無愧地成為聖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論認為，有了明君，才會有良民。君是盤，民是水，盤是圓的，水就是圓的，盤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這個理論可以推斷，明君統治時期，美德之花處處開放。有時，目不識丁的苦力都會告訴我們“堯舜”時期夜不閉戶，因為沒有小偷，在路上丟失了什麽東西，第一個發現這件東西的人就會守在那裏，直到有第二個人來，他才走開，這樣一個替一個一直等到失主到來，完壁歸趙。由此可見民風之淳樸，明君的功德也頗為顯現。
在中國，有一個普遍的說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限於中國和中國人，全世界都是如此，隻是中國人對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則是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古代文獻記載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現今的一切都隻不過是沿用承襲，祖先為我們今天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鋪墊作用，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些文獻備受推崇。正統的中國人看待“四書五經”，就好比虔誠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來語的《聖經》一樣；它們都是被認為包含了過去的最高和最優秀的智慧，是聖典的象征，無論古今一樣適用。一位優秀的儒學家不會相信“四書五經”還需要增補，好比一個優秀的基督徒無法相信《聖經》還需要修訂一樣。他們一致認為，事情已經夠好了，再要讓它更加完美，純屬無聊之舉。
正如眾多優秀的基督徒用《聖經》的文字去解釋《聖經》作者心中從未有過的事物一樣，儒學家也時常會發現“先聖”不僅是關於現代政府一切行為的權威，而且也是古代數學甚至現代科學的鼻祖。
古代的經典造就了中華民族，也造就了政府體製，現在的製度都是古代沿襲，不管這個政府體製具有什麽別的性質，它的頑強執著卻是不爭的事實。自我保護是民族的首要原則，一如它是個人的首要原則一樣。因此，一種統治方式經曆了如此漫長的年代還完好如初，雖然這並非獨一無二，但人們對它的敬仰之情與他們對“四書五經”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點背景知識又在學習中國曆史的學生，如果想弄清並解釋中國政府發展至今的過程，那麽，他的發現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們有把握這樣認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什麽別國經曆過的內部革命，中國卻沒有經曆。這些在外國轟轟烈烈的東西，在中國卻沒有奏效。
有個故事，說有人造一堵石牆，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問他為什麽造這樣一個怪東西，他說這是考慮到牆被吹倒之後反而會比過去更高！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個立方體，一旦翻倒，也隻是換個麵，其外表與內涵還都是一如既往。這一過程反複出現，教會中國人：政府演變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如同我們知道貓即使從高處摔下來，仍然能用腳走路一樣。體製再換還是脫離不了本性，隻是換了一麵示人罷了。人們深信，設計者和建造者有著無與倫比的智慧。任何改進建議無異於十足的左道耶說。因此，古人無可爭議的優勢是建立在後人顯而易見的劣勢的堅實基礎之上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人因循守舊的根基何在了。我們實在不好不此做出什麽評價，中國人與古羅馬人一樣，認為舉止與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質相同。他們害怕變更，更畏懼向風俗提出挑戰，對於中國人來說，違反風俗習慣就是冒犯了禁區。我們不必因此就去對這些風俗習慣刨根問底了。
中國的風俗習慣被一種本能果敢地保衛著，相似的本能則驅使著一頭母熊保護幼熊。
這種固守習俗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小農經濟的體現，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老子的理想國，多少反映了這樣的觀點，現翻譯如下：
國家要小，人民要少。使老百姓有過多的用具而不去使用，使他們害怕死亡而不會遷移到遠方。雖然有車和船，卻沒有必要乘坐；雖然有武器裝備，卻沒有機會顯示。要讓老百姓回複到結繩記事的方法，對能吃到的都感到美味可口，對能穿戴的都以為美觀得體，對自己的居宅認為安全舒適，對自己的風俗習慣樂於保持。相鄰的國之間都能互相見到，雞犬之聲都能互相聽到，但老百姓直到老也不要相互來往。
這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本能，它屬於全人類。我們注意到一種普遍現象：千百萬人準備為某種信仰而獻身，但他們卻不理解這種信仰，也不會按照這個信仰的具體信條去約束自己的生活。這個世界的各地都上演著因循守舊的悲劇：人們拒絕達爾文的進化論；大家鄙視哥白尼的日心說；無數的科學家為了說服固執的人們付出了血的代價。
中國的風俗習慣，如同中國的語言，我們不知道是用在什麽樣的條件下形成的。風俗習慣就像人類的言語，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但是，中國的風俗和語言的形成條件，各地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也造就了語言的不同，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風俗差異。這種差異由一句諺語道出：“十裏不同俗”。不同的語言也體現了各地的特色。風俗習慣和語言一旦固定下來，就像石膏一樣，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變它。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任何理論都會有彈性去變通，任何風俗習慣都不是永遠不變的，隻要有一定的條件，就可以有所變化。事實上，很多風俗習慣都在曆史潮流的演變中風化，變成粉末煙消雲散。
中國廣大的農民是固執的典型代表。他們一般沒有專一的宗教信仰，隻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薩，相信因果報應，因而更加逆來順受，麻木不仁。他們的民族觀念遠沒有達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觀念和貧富觀念混雜在一起，所以會歧視貧窮的異族人，就象看不起貧窮的外鄉人一樣。但對異族的官員皇帝，卻是不敢有絲毫不滿的。衣冠服飾的改變會引起他們的不滿，但絕不會像知識分子那樣看得嚴重。而且一旦接受以後，他們又最不願意改變。
最能說明這個道理的例證，是清朝統治者在所有中國臣民推行一種全新的削發發型。這種明明確確的屈服標誌，理所當然地遭到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拚死反對。但是，清朝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為忠誠朝廷的標誌和尺度。我們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結果。現今保留辮子最多的還是農民。他們沒有文化，很少獲得外界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國家，“愛國”、“維護統一”這一類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他們頭腦中產生。中國人如今驕傲於自己的辮子，勝於驕傲於自己的服飾，辮子成了全身的閃光點，是表明自己的忠心的。現在，隻有廣東和福建兩省當地人還殘存著對朝廷的仇恨，他們用頭巾來遮蓋民族恥辱。
佛教引入中國，也是靠戰爭開道，多少人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紮根下來，就同中國當地的道教一樣，難以替代。所以，風俗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不過都是時代的過場罷了，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但是它一經固定，要改變還是需要大力氣的，對於中國尤其如此。
中國的風俗習慣從起源至今並沒有發生什麽巨大的改變。不難看出，原因在於人們一直假定既成事實是正確的。長期以來確立下來的習慣，是可怕的暴君造成的。無以數計的人習慣於這種風俗習慣，從來不問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責任是遵守，於是也就隻管遵守不問其他了。毫無疑問，這個國家不同地方的人們，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徑庭，但有一點是絕對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儀式雖有千百萬人奉行，但他們卻缺乏對這些宗教的信仰，一如他們缺乏對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一樣。他們頂禮膜拜自己並不了解的偶像，甚至做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卻從不究其原因。如果要問及某種特定宗教習俗的原由，下列兩種回答是最普遍不過的了：一是認為這種與神溝通的全套方法是古人傳下來的，自然有其過硬的道理；二是認為“人人”這樣做，也便跟著這樣做，沒什麽需要懷疑的。在中國，機器帶動齒輪，而不是齒輪帶動機器。既然人們時時處處都這樣做，那麽，隨大流就行了。
蒙古有個風俗，每一個有能力吸鼻煙的人，都要拿給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這個小鼻煙壺掏出來讓每個人都吸一吸。如果這個帶著鼻煙壺的人盒子裏不巧沒裝煙，也得把空的鼻煙壺傳遞一圈，客人也會徑直拿來假裝捏一捏，最後又把它遞回去。如果客人表現出已經知道鼻煙壺是空的，就不得體了，然而順從這種恰當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麵子，這一切禮儀是先人傳下來的。先人總是對的，富有智慧的，在許多小事情上，中國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沒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須小心翼翼地照航線行船，以免翻船。
有些事情換了一種方式就做不成的，這樣死守規矩辦事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印度的苦力習慣於用腦袋來負重，為造鐵路而運泥土時也這樣做。承包商提供了手推車，這些苦力就把手推車也頂在頭上。巴西的苦力也像印度苦力一樣負重。一位外國紳士讓他的巴西仆人去寄一封信，結果驚奇地看到他竟然把信也放在頭上，並在上麵壓了一塊石頭。相同的思維過程揭示了相同的行為起因，中國人辦事講求依葫蘆畫瓢。我們熟悉各種關於模仿的例子：一個廚師每次做布丁時總是先敲開一隻雞蛋再把它扔掉，因為他第一次看人做布丁時，那隻雞蛋恰巧是壞的；一個裁縫在一件新衣服上也縫上了一塊補丁，因為給他做樣子的那件衣服上恰巧有塊補丁。這樣的故事無疑誇張了中國人的素質，雖無惡意，卻十分逼真地再現了真情。這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他們謹慎的表現，但在更大一部分程度上還是說明了他們的因循守舊。
中國人敬仰先人的例子，對於每位熟悉他們的外國人來說，都是舉不勝舉。先人的說法在他們眼中都是神聖的，不可替代的。中國人的這種做法，在我們看來是行不通的，我們隻有理解了個中道理，才會照搬先人的做法。住在北緯二十五度附近的鄉村，按照整個國家的固定做法，人們必須按統一的時間脫下皮衣，戴上草帽，先人成了人們心中的神，支配著他們所有的行為。在某些地方，冬天隻有靠炕來取暖。如果一位旅行者來到這樣的地方，正趕上一場寒流，就會發現無論如何說服不了店主把炕燒熱，因為不到季節！這樣的事情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工匠總是拒絕采用新的方法，我曾經看過一位給外國人燒磚窯的工頭，他可以說是保守的典範。有一次，廠主讓他們燒製一批方磚，比當地流行的尺寸稍大一些。這隻要按要求準備一個木製的箱子，再做一個模子即可。等到問他們要磚時，磚頭卻沒有燒製出來。當廠主讓工頭對此解釋時，他卻說拒絕參加這樣的革新，還理由十足地說，天底下就沒有這樣的模子！
任何一位與中國休戚相關的人，與這個偉大國家的前途有些許利益關係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因循守舊影響了外國人與中國和中國人的關係，成為這個偉大民族前進的絆腳石。19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注定是中國曆史的關鍵時期，而這樣的好時光卻在他們的拒絕變通中慢慢流逝。大量的新酒已經為中國人準備好，但中國人隻有用舊酒囊來裝。多虧中國人天性中因循守舊的本能，迄今為止才接受了極少量的新酒，即使是裝這些那麽少的酒，新瓶還在準備過程之中。
他們當然會遇到災難，但卻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始終固守這種觀點的人不可能會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中國的知識界實際上是思想和行動的領導者，這是其他任何國家所不可比擬的。但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極力說服中國人，現存的體製是公認最好的。他們以史為鑒，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實例告誡中國人，對他們的體製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們這種頑固不化的因循守舊正是這樣慢慢地生長起來的。
中國目前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拖延。一方麵不太願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麵則是根本沒有願望，甚至不想放棄舊的事物。好比我們看到年代久遠的泥屋子，早就應該複歸泥土，卻用難看的泥柱子撐在那裏，延遲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盡管舊的風俗習慣、舊的迷信、舊的信仰現在已經過時，可人們卻還在抱殘守缺。他們告訴我們：“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話卻也不無道理。變化的過程可能長期受阻，之後卻會突飛猛進的。
剛開始試圖引進電報的時候，某省的水師提督還奏明皇上說，當地人對這一新發明極端仇視，以致電線都架不起來。但是，一旦與法國打起仗來，電線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架了起來，該省政府立刻設立了一些官電局，而且此舉備受推崇。
中國人相信命運的安排，相信命運的必然結果是走向絕望，或者失望；帶著這種念頭的人，尤其是中國人，隻能像病人一樣等待著最後的解脫，等待著時來運轉，等待著好的命運來解救自己。而相信命運的結果也是帶來了思想上的腐朽不化，一個民族如果像中國人那樣相信命運的存在，相信命運是事物的本質，是不可違抗的，那麽就肯定不會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堅決抗爭。
幾年前，許多人迷信風水，這幾乎成了在中國修建鐵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第一條很短的鐵路線，建在開平煤礦①的一個出口，穿過一大片中國人的墓地，需要遷墳讓路，這就是在英國或法國也一樣。如果情況隻是風水與發動機的較量，那麽，隻要看一眼分為兩半的墓地，就足以讓人明白風水永遠都敵不過發動機。這條最初線路後來延伸擴展時，進展緩慢，其原因明顯在於財政方麵，而不在於泥土占卜。
①譯注：開平煤礦，礦區在河北省開平鎮，1877年（光緒三年）由李鴻章用官督商辦形式設立，是中國最早用機器開采的大煤礦。後於1912年與深州煤礦合稱“開灤煤礦”，
在中國的重要事務中，因循守舊的本性也寬容對先人的不敬。在中國，最不可更改的規矩莫過於守孝：如果一個官員死了父母，他必須回家居喪守孝。但是，盡管他再三“聲淚俱下”地申辯，皇帝卻相反還是讓他繼續操持國家的大事小事，而這些年他本來應該回家為母親居喪守孝的。中國最牢固的禮儀莫過於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因此，最近一次更換統治者時，皇位由旁係繼承，繼位的年輕皇帝，其父親還活著，有兩種可能性不可避兔；要麽自殺，要麽永遠退隱。因此，光緒繼位，醇親王①就得掛印辭官。醇親王生病期間，他兒子作為皇帝，數次前去探望這位巨子——也就是自己的父親。探望得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因為父親一直到死，都是自己兒子的大臣。
“因循守舊”與日本的創新能力
如前所述，因循守舊的本能，使得中國人十分尊崇先人。但是，正確地去理解並謹慎地因循守舊，就能使外國人在同這樣一個敏感、固執、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時，多一個強壯的衛士。隻需模仿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不去究根問底，刻意順從現存的所有實際情況，並在其受到威脅之時不遺餘力地去維護。這樣，居住在中國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外國人，都會像住在北京的外國人一樣，明智的因循守舊，日子過得安靜而舒適。船隻無法航行的暗礁，一旦穿越過去，就是和平與寧靜的水域，再也不會有暴風驟雨和惡浪滔天了。
而日本這個同樣也處於亞洲的民族卻截然相反，他們民族的創新精神使得他們大膽地接受來自其他各個民族的先進文化。他們風俗中溶有各國的特色，這也是他們善於學習和模仿的結果。這一點，從日本的茶道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體現。茶道，其實就是通過飲茶，對人們進行禮儀的教育和道德的修煉。眾所周知，日本的茶和飲茶是唐時由中國傳入的。“茶道”一詞，也最早見諸於中國唐代史籍中。但日本人民是一個勤奮好這，而又善於創新的民族。在中國茶的影響下，他們結合本民族的特點，為孕育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打下了基礎。宋時，日本高僧榮西禪師兩度來浙江留學，回國後寫就《吃茶養生記》，這是日本最早的茶書。接著，又有許多日本高僧來浙江餘杭的徑山寺學佛，特別是日本曾僧南浦紹明，不但勤研佛學，而且認真學習徑山茶的栽、製技術和寺院茶宴儀式，回國後加以廣泛傳播。於是，茶道起源與中國，卻成了日本文化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