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清明來臨之時，人們不免勾起一陣哀思，想起死去的故人。於是，總要到死者的墓上祭掃一番，以表達對故人的懷念之情。這種掃墓的祭祀活動，稱為“墓祭”。但是，在我國古代究竟有沒有“墓祭”?對於這個問題，曆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古不墓祭”和“古已墓祭”。
從文獻資料來看，最早提出“古不墓祭”之說的是東漢的蔡邕。他在《獨斷》中說：“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東漢王充也有如此說法，他在《論衡·四諱》中雲：“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應劭《漢官儀》亦雲：“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魏文帝黃初三年(公元223年)下詔也說：“古不墓祭，皆設於廟。”(《晉書·禮誌》)這種“古不墓祭”的說法為東漢以後許多講究禮製的學者所信從。
但是，清代學者對於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看法。顧炎武確認“古不墓祭”。他認為，按照古禮，成葬(即封好墳丘)以後，一般不再祭墓。隻有“喪奔”、“去國”(即諸侯、大夫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土)這類重大事故，方才哭於墓，所以，他堅持“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日知錄》卷十五“墓祭”條)把“望墓而為壇以時祭”，看作禮的權變辦法。閻若璩反對顧炎武主張，認為蔡邕和魏文帝所說“古不墓祭”，並不正確。他的證據是《周禮》記載的家人職責有“祭墓為屍”；《韓詩外傳》提到曾子說“椎牛而祭墓”；還有《孟子·離婁下》那段有趣的故事：齊國有個人經常跑到郊外的塚墓間乞討祭祀所餘酒肉，回到家裏還在自己妻妾麵前瞎吹一通。所以，他認為“古已墓祭”。(見《四書釋地》“墳間之祭”條)
清末孫詒讓也認為古有墓祭之法。他在《周禮正義》中指出：“其子孫祭父祖之墓，禮經無文”以後，列舉一些有關祭墓的文獻資料，其中包括《史記·周本紀》關於武王出兵伐紂前祭祀文王陵的記載，最後肯定“古自有子孫祭墓之法”。
這個古代有無“墓祭”的討論一直延續到現在。目前學術界也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是較多的根據古文獻資料來研究，堅持“古不墓祭”。這主要反映在楊寬所著的《中國古代陵寢製度史研究》一書中。另一種是較多的根據考古材料研究，提出“古已墓祭”的相反結論。楊鴻勳和王世民分別在雜誌上著文(見《考古》1981年第5期、1982年第4期和1983年第8期)同楊寬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們之間討論的分歧點，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對於“古不墓祭”一語的不同理解。楊寬通過對中國古代陵寢製度的曆史考察，認為“所謂‘古不墓祭’，不是別的，就是指西漢以前沒有‘上陵禮’，沒有像宗廟中那樣隆重的祭禮”。王世民則通過對蔡邕、王充等人說法的上下文分析，認為“這裏所謂的‘墓祭’應該理解為‘秦始皇起寢於墓側’的情況下，那種‘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的祭祀活動。《禮記·祭義》講到‘禮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王充等人的話，針對寢殿出現以後祭祀上過於繁瑣的現象，不能據以斷定秦漢以前絕無祭墓之舉”。楊鴻勳則更直截了當地理解道：“所謂‘墓祭’者，在墓地祭祖之謂也”，無論采取怎樣的方式，凡在墓地祭祖都是墓祭，“不能因為秦代以前不似東漢禮儀那樣製度化(也許並非如此)，而否認其墓祭的實質”。
二、對於殷墟祭祀坑的不同認識。王世民把“安陽殷代王陵附近殺戮大批奴隸或戰俘的祭祀坑”，看成“是‘古已墓祭’的直接證據”。楊鴻勳不僅從當時卜辭中的人祭材料推知殷人是有墓祭的，而且把殷墟祭祀坑看成是“殷人有墓祭”的“更加直接可靠的考古學材料”。而楊寬與他們的看法相反，認為殷墟排葬坑並不能證明當時已有“墓祭”，因為“‘它絕非專屬附近某個大墓’，而是集中殺人祭禮的埋葬場所”。
實際出發，又要對禮製演變的複雜性充分了解，才能弄清楚有關文獻記載的本義，正確地解釋考古現象，進而解決我國古代有無“墓祭”的懸案。三、由於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商代、戰國墓上有建築殘跡，這樣與“墓祭”問題相關，產生了對墓上建築是否用於祭祀的不同看法。楊寬認為，墓上建築不可能是用於祭祀的享堂，理由有三點。其一是“先秦所有統治階級祭祖的處所一律稱宗廟”；其二是根據古代禮製，“後妃居於配合祭享(或稱配食)的地位，不可能把國王、王後甚至低於王後一級的夫人並列五間享堂而同時祭享”；其三是按照古禮，“享堂不適宜造到墳丘頂上”。因此他認為，當時的墓上建築應是供奉墓主人日常生活的“寢”或“寢殿”，並用雲南省的基諾族人“在墓上建屋每天獻食”的民族學材料相印證。而考古學界的傳統看法，認為墓上建築就是用於祭祀的享堂。楊鴻勳從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自銘‘堂’而不稱‘寢”’來看，“根據其祭享奉祀的建築功能而把它稱做‘享堂’，應該是可以的”，因此就“不能以‘古不墓祭’為根據，而否定墓上建築與祭祀有關的事實”。王世民也同樣認為，“根據考古發現，秦漢以前貴族墓地有祭祀活動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否則便無法解釋從殷墟婦好墓到平山中山王墓和輝縣魏國大墓為什麽都在墓上建築‘享堂’。規模宏大的‘享堂’，如果不用於祭祀，還會有什麽用處呢”?
由於“墓祭”是古代禮製的一個命題，所以，進行研究就要既從考古學的實際出發，又要對禮製演變的複雜性充分了解，才能弄清楚有關文獻記載的本義，正確地解釋考古現象，進而解決我國古代有無“墓祭”的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