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更高一層次？

郭凡生：高一層次！第二，道德有兩種，一種是必須，是你被迫不得不這樣做。被迫去做的人是把道德作為一個底線；另外一種道德是一種追求，成功的企業家最後追求的並不是錢，而是變成對道德、文化以及成就的追求，是一種較高的升華。

所謂最成功的管理，不是製度管理，是道德管理。但是又不能沒有製度，製度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是製度的表率。

沒有一個道德界限，管理是不行的。處罰人是為了呼喚道德的出現，不是為了顯示你的威嚴，是為了讓大家知道違反道德的事不是一件好事，逐漸地就會形成一種文化。大家都不違反了，這種製度就沒有了。當製度變成“沒有製度”，這種“沒有製度”的管理就是最好的。所以，道德管理是管理的極致。

采訪者：你覺得這十幾年中有沒有什麽遺憾？

郭凡生：遺憾當然很多了。每個人都有理想，你的理想不可能都實現。去年（2002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校慶的時候，七七級、七八級學生都回去了，我們畢業二十年了。當年走進大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理想是一樣的，都希望自己成為合格的大學生。今天，二十年過去了，我們都成功了。我們這麽多人中，有當領導的，也有很多人成了企業家，跟當年比，今天，我們這些人已經很難在一起去談未曾實現的理想是什麽了。但是，人們還會記住有這樣一代人，他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幫助中國人走向小康，他們有共同的名字，就是人大七七、七八這兩級畢業生。我覺得這些事情是我們這一茬兒人已經做到的。

采訪者：現在在企業家這個職業生涯中，我覺得你還是在做一些研究，還是沒有離開以前學者的思維慣式。

郭凡生：經濟學方麵的學者和企業家的身份是可以兼顧的。我的計劃是，到五十歲，或者是五十二歲，如果我能退出來，我將再回去做學者。我有七年的學者生涯，在那期間我做的研究，大家都承認做得很好。這十五年的企業我也做得很好。所以，我覺得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再去做學問很重要。中國缺慧聰，但是像慧聰這樣的公司，我一個人隻能做一個。中國最缺少的是怎樣把企業都做成擁有慧聰這種思想和理論的公司。如果談到個人的成就感，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采訪者：你對中國傳媒業的未來有什麽看法？

郭凡生：中國傳媒正經曆著從不開放走向開放的過程。中國的傳媒一定要開放，而現在不開放也是合理的，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現在民營企業沒有進入傳媒業。事實證明，國營企業體製中存在著一些問題，而傳媒業又更多地體現了知識經濟的色彩，國營製度的某些落後性在其間就會體現得更加突出。因此，中國的傳媒業必須迅速適應知識經濟的要求來改造自己的製度，否則，它在完全開放以後將會失去優勢。

慧聰不到五十萬元的投資，鑄就了今天全國最大的信息服務商。走近有著“中國商情與分類廣告之父”美譽的郭凡生，我們就可以找到如何把知識變成最具有商業價值產品的答案。

郭凡生，男，慧聰國際資訊總裁兼慧聰商務網CEO。1955年出生，經曆過上山下鄉,當過兵，參加工作後，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經係。1982年至1990年，先後在內蒙古建委研究室、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工作，是國內知名的經濟學者。1990年從商，先後在三個國營企業任職，並承包經營部分業務，但終因體製問題，未獲成功。1992年10月，出資十四萬八千元與王永慧、王衝等人共創慧聰公司，該公司現已成為全國最大的信息服務商，郭凡生本人也被譽為“中國商情與分類廣告之父”。

媒體管理的效應涉及三個方麵，即受眾、內容和廣告。廣告結構、內容結構、用戶偏好結構三者之間的關係，構成了媒體運營的基本模型。當三者能夠完全匹配的時候，就形成了最大的商業利益，猶如一個等邊三角形。當這個三角形各條邊以均等比例擴大的時候，它的每一毫米、每一微米的擴大，都是在最大地擴大等邊三角形——企業的利益。

如果你去經營一個媒體，你所麵對的最大問題不是簡單的管理技巧問題，而是管理和經濟的關係問題，是知識經濟的規則在知識經濟最典型的媒體業能否得到體現的問題。知識經濟從根本上改變了財富的分配規則。知識占大頭，資本占小頭，讓企業裏的優秀人才和知識分子能夠與企業共同成長，共同發展，這就是知識的邏輯和知識的道德。

沒有理想的人無法成就大事業；而缺乏理性的人，則會使理想淪為空想。經營媒體是理想與理性的結合，並將二者抽象成簡單明了的理念去約束、指導、激勵每一位員工的行為，變個體為集體，達到1+12的係統目標。將理念上升為理性，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基礎，而隻有成功的理論創新，企業才能真正做大做強，並發揮巨大的社會效益。

《經濟觀察報》的進步與成長，得益於處理好了若幹個關係，如內容與經營的關係、投資人與辦報人的關係、報社內部與外部的關係等。

這是一個生產“讀者注意力”的行業，我們的發行是生產環節而不是銷售環節。報紙是一個前期成本並不高的行業，要開張簡單，買些電腦就可以了，但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十年、二十年下來我們留下了什麽？就是一個“牌子”。

“理性、建設性”意味著什麽？就是三件事：一是要有新思維，因為新的東西在市場上可能會有一些超過平均利潤的東西；二是要有新技術，我們現在希望要有更多的方法、技術和程序；第三就是做人，最終我們的報社有多大發展，個人能前進到多遠，取決於我們每一位員工希望做一個什麽樣的人。有一位管理大師說，你一生所賣的商品，其實隻有一件，那就是你自己。我們最終能夠有什麽樣的成功取決於我們做一個好人的決心與能力。

對郭凡生的采訪，始終讓你浸透在知識與理論的理性氛圍中。你所感受到的是他的學者風範，然而慧聰商情的業績卻又時刻提醒著你：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家，而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一個對中國的市場調控產生巨大影響的“商情與分類廣告之父”，因為他最終讓知識變成了最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

在“狼來了”的驚呼聲中，在國際化的趨勢和競爭帶給企業更多擔憂的時候，我們所感受到的卻是郭凡生的那份自信，這是基於深厚的經濟理論的根底和對知識經濟的深刻洞察，也是基於對慧聰這個親手培養出來的“孩子”徹頭徹尾的了解——慧聰從一開始就是開放的，慧聰是典型的知識型和學習型企業。

對於郭凡生乘地鐵或打車上下班，我們早有所聞。提及此事時，他說：“比如我坐著奔馳車上班來了，而當我看到我們那麽多職工從地鐵、公交車下來時，我會覺得很羞愧。而我打的或騎自行車來了，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特別幸福。”

從這句簡單的話裏，我們恐怕不難理解慧聰公司“大家都過好日子”的企業文化了，也不難理解他所創立的“全員勞動股份製”的具體含義了。而另一個讓我們既驚訝又疑惑的問題是，他上下班也要同普通職工一樣打卡，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在以身作則，然而，往深處思考，你的體會卻是，他在呼喚製度與道德！

慧聰知識經濟的激勵製度和管理的科學性，已經贏得了世界品牌的投資和戰略合作。那麽，我們的媒體業——這一智力密集型的行業在大聲疾呼與渴望資本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反省一下它的本質？是不是應該更多地去品味知識經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