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各大媒體大規模報道薩拉熱窩事件，各國大眾多數感覺氣憤，但不久就歸於平靜，布拉格的作家卡夫卡就對此事充耳不聞，他的日記裏隻字未提。
所有刺客都落網了，他們不承認黑手社參與此事。
塞爾維亞政府也及時發表聲明，說事前對此事一無所知，並且對奧匈帝國極力表達慰問之意。可是塞爾維亞人民卻滿城歡呼，民間報紙、媒體大規模慶祝，極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首相帕希奇本來就與奧匈帝國及其外交官們關係尷尬，這次又不情願配合刺殺事件的調查，隻是極力自我辯解。
事件發生後沒幾天，奧匈帝國就看出了塞爾維亞的傲慢無禮和假意逢迎，內部隨即做出來對塞爾維亞動武的大致決定。總參謀長康拉德等主戰派早已躍躍欲試，他們在前些年對待地區衝突時，常以開戰相威脅。比如1913 年9 月在塞爾維亞第二次侵略阿爾巴尼亞時，奧匈帝國就用一紙戰爭最後通牒，成功驅逐了塞爾維亞軍隊，這本身也證明了更加軍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這次他們拋出了被後世曆史學家稱為“國內政治首要性理論”的觀點——就是對外戰爭可以解決帝國內部的種種問題，外交部和財政部這些原來的鴿派都轉為鷹派了。
老皇帝約瑟夫一世雖然與大公夫婦關係不好，但此時還是深受刺激，首相貝希托爾德與皇帝都決心動武。
這可能是由於維也納需要一場戰爭，去解決令人頭痛的巴爾幹問題以及國內越發激烈的政治矛盾。隻有帝國內部的匈牙利首相蒂薩伯爵不讚成動武，他認為並沒有確鑿證據證實塞爾維亞政府參與了行動。奧匈帝國的老皇帝工作很勤奮，但外交政策的決定權在政府手中。
這年7 月7 日奧匈帝國部長聯席會議上雖有分歧，但多數認為要出兵，否則波黑會出現不穩定，而且俄國可能會因此而染指羅馬尼亞的南斯拉夫地區，這樣會動搖奧匈在巴爾幹的統治。多數人認為最後通牒要提出極為苛刻的條件，使對方無法接受，隻有戰爭選項。這樣的底氣來自7 月5 日奧匈特使會見德皇威廉二世，這位口無遮掩、滿口大話的皇帝，其慷慨陳詞給了奧匈帝國邁出戰爭第一步的勇氣。
這裏列舉一個主戰派核心人物總參謀長康拉德的性格實例。他妻子去世後他很痛苦，在隨後1907 年的一個維也納宮廷晚宴上他偶遇了富商的夫人吉娜，並窮追不舍。吉娜答應在不離婚的狀態下和他交往，其丈夫也不反對，因為可以獲取大量軍需品訂單。在1908 年到1915 年間，康拉德給吉娜一共寫了3000 多封信，這些信並未發出，而是在他去世後，吉娜才知道。由此可見，他是個過度分心於個人感情，喜歡鋌而走險並且不顧名譽的人。他甚至表示過會用發動戰爭當作贏得吉娜芳心的手段。他代表了某些歐洲男人的典型性格，脆弱、憂鬱又有些過度緊張。他在這幾年中一直主張對塞爾維亞動武，這次更是不遺餘力。
奧匈帝國麵對如此軍國大事，沒有全麵評估大戰的後果，也沒有對歐洲的責任感，隻是相信德國會很快擊敗俄國。這出乎我們今天幾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們以為他們會夜以繼日、全方位地評估各方麵的利害關係，冷靜做出理性決策。不過，想想股市中通過聽消息就重倉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
此時，各國的反應：
德國和羅馬尼亞很同情奧匈帝國；意大利則百感交集，民眾甚至有些幸災樂禍；法國媒體並不是很重視這個新聞；英國的媒體明顯支持奧匈帝國；俄國是支持塞爾維亞的，認為維也納在誣陷塞爾維亞。
最重要的是看德國的態度。奧匈帝國霍約斯伯爵於7 月5 日到達柏林，德皇威廉二世和大臣們表示支持開戰。之後德皇依然按慣例在次日，即7 月6 日到北海出航旅行長達20 多天。在短短的一天內做出決定，大概出於這樣幾個理由：一是認為俄國不會參戰，俄國是君主製國家，不會與塞爾維亞這樣的弑君國家狼狽為奸；二是認為俄法同盟並不是很重視這次危機；三是德國當時並未察覺到俄首相科科夫佐夫和俄國主戰派又悄悄占了上風；四是德國雖然與英國在海上有利益爭端，但在開戰問題上英國應該和德國保持一致。在若幹年後，曆史學家分析認為德國當時覺得三國同盟的軍事優勢已經開始下降，如果現在發動戰爭，還有可能勝利，留給德國的時間不多了。並且當時俄國和法國都沒有戰爭準備的時間，因此要打就早打。然而俄國卻不是如德國所認為的那樣。證券市場中的投資者，在研判上市公司以及交易對手時，是不是也會有像德國人對列強的判斷一樣的類似心理和現象。外部世界不但是迷霧重重，還是變化的，列強和上市公司以及市場本來就是一群人在行動，在控製，在博弈，在幻化。
20 世紀初，皇帝、國王有很強的號召力。歐洲盛行君主製，六大列強中隻有法國是共和製，巴爾幹國家也都是君主製。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皇權極大，軍隊都掌握在他們手中。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獲得和維係集體感情的紐帶和橋梁。皇帝良好的形象、魅力會給本國和外國人民帶來國家魅力。
誰在統治德國？相對於英國國王和俄國沙皇，德皇威廉二世狂熱、專橫的形象在各國人民心目中印象不佳。
他雖然常對德國外交部指手畫腳，但沒有能力對外交政策起決定性作用。他隻是魯莽、愛說大話，當真有麻煩時，會馬上逃避，在1914 年危機時他就是這樣的。
戰前歐洲君主體係核心代表是三位表兄弟——德皇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喬治五世。其中德皇和英王都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輩，沙皇的妻子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所以維多利亞女王“歐洲老祖母”的稱號名不虛傳。因此1914 年的戰爭更像是達到頂峰的家庭矛盾。
1871 年德意誌帝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宣布建立，我們在第一章裏看到過這個情景。當時首相兼任外交部長俾斯麥就是這樣一手包攬外交事務的。德國是傾向於俄國的保守主義君主製的，與英國的自由主義君主製保持著距離。威廉二世皇帝先天患有左臂殘疾，對他心理造成了自卑和易怒的不良影響。他自幼受到以其祖父威廉一世皇帝為首的皇室親俄思想熏陶，同時私下又有其來自英國王室的母親親英的思想。但是其母對他過於嚴厲的教育方式，令他很是反感，因此似乎對英國自幼就有極為複雜的感覺。1888 年他繼位後罷免了首相俾斯麥，換上了不太強勢的首相，他曾努力和世仇法國改善關係，但未能如願。和俄國的關係也搖擺不定，但他自認為和俄國關係不錯。
隨著德國經濟超越英國位居歐洲第一，威廉二世皇帝自信心爆棚，逐漸改變了俾斯麥時期的外交政策。他在議會的演講中說：“俾斯麥推行的歐洲大陸政策十分狹隘，而今天我奉行的是世界政策，柏林應該是世界都市柏林，德國的貿易應該是德國世界貿易，德國與世界的含義是一致的，因為世界各地都應體現德國政策。德國要成為世界的帝國。”議會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特別是一大批工業巨頭欣喜若狂，他們垂涎欲滴地注視著海外市場。1897 年德國實施新海軍方案，以加快海軍擴張，要趕超英國海軍，這引起英國的惶恐和不滿。克拉克在著作《夢遊者：1914 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中認為，德國這個後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為世界上說一不二的帝國，但一點兒也不知道該如何成為帝國。
1914 年6 月28 日，威廉二世皇帝在得知好朋友斐迪南大公被刺後，極為震驚。他隨即向奧匈帝國表示一定會提供支持和協助，之後按慣例他在7 月6 日到北海出航旅行長達20 多天。7 月26 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28 日塞爾維亞在規定的48 小時以內同意了大部分內容，隻是委婉地拒絕了涉及主權與獨立的條款。威廉二世於28 日趕回柏林，認為維也納贏得了道義的勝利，既然贏了就沒有開戰的理由了。他在戰前的最後一刻，其實想勸諭維也納和平解決事件。可是還沒等德皇的意見到達維也納，奧匈帝國的高官和將軍們已經說服了84 歲高齡的約瑟夫一世皇帝於28 日向塞爾維亞宣戰了。在許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德國當初輕率地支持維也納開戰，和20 天後又想和平解決，都來自德皇的矛盾和隨機的意識深處。康德的兩團迷霧深深地影響著威廉二世的判斷，也影響著世界。
誰在統治俄國？ 1898 年俄國租借中國的旅順以後，其國家戰略政策更偏向遠東。俄皇尼古拉二世的貴族親信別佐布拉佐夫是個大企業家，他在鴨綠江流域擁有大片森林和產業，沙皇說：“我並不想要朝鮮，但我不允許日本長期待在那裏，這會成為開戰的理由。”
1901 年沙皇在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策動下，繞過國防部任命海軍上將阿列克謝耶夫為遠東總督。此人毫無外交經驗，日本常被他激怒，他對1904 年爆發的日俄戰爭負有重大責任。日俄戰爭前沙皇主攬一切，大臣們遭到壓製。隨著日俄戰爭的失敗，俄國國內社會動**不安，沙皇被迫進行改革，很大一部分權力轉移到議會和大臣手中。但隨著總理斯托雷平在1911 年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殺，而繼任總理比較軟弱，沙皇的權力又上升了。此時的沙皇獨裁與政府政治的爭鬥，以及黨派勾結，嚴重損害了俄國重大政策的決策連續性。俄國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奇怪的體製，議會成立一個類似內閣的組織，但政府的部長們可以獨立於總理直接與沙皇溝通，比較混亂。這似乎符合“權利水力學”的原理，就是君主、總理、外交部長以及大使等權力部門此消彼長的對抗關係，國家利益隻是權力精英們自己內部具體利益的投射。
誰在統治巴黎？法國外交部有很大的自主權，其內部密布著不同顯赫家族的血緣關係。但外交部長的權力不大，一個原因是這個部長的位置就是個走馬燈，更換太頻繁了。1914 年開戰前的一年半時間內就換了六任，平均三個月換一任。內閣不團結，黨派爭鬥不斷，某一時期某個部門或派別占了上風時就會決定當時的外交政策。
1914 年7 月20 日，法國總統普恩加萊訪問俄國，他和沙皇在“亞曆山大號”上會談，這雖是早已計劃好的訪問，但主題是最近的危機。沙皇執意要開戰，法國強調法俄團結，法國總統提醒尼古拉二世：我們必須保持強硬。7 月22 日晚上俄國衛隊司令尼古拉公爵宴請法國總統，公爵夫人是黑山國公主，她對總統說：“您意識到了嗎，我們正在經曆曆史性時刻！”
奧匈帝國等法國總統一離開俄國，馬上於7 月23日對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雙方都覺得用虛張聲勢的手段就可以讓對方認輸，沒有人覺得做得太過火——悲哀的博弈開始了。法國駐俄國大使在日記中說：“隻有真正的偉人，才敢於玩這麽命運攸關的遊戲。我眼中的實幹家此刻已成為賭徒，一舉一動不僅決定未來的走向，更決定著重大事件的轉折。”
誰在統治倫敦？
英國外交大臣格雷主持外交，國王喬治五世和首相阿斯奎斯都支持他。他在1905 年到1916 年一直擔任此職並且大權在握，而同一時期的法國卻換了15 個外交部長。格雷是戰前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外交家。他出身於輝格黨貴族世家，雖然是外交家卻不懂外語也不喜歡旅行，在外國人麵前表現局促。
英國在這次危機中的態度一直是模棱兩可的，主要來自兩黨的博弈。格雷開始時並未明確表態，隻是說不希望戰爭。這樣的混亂態度信息和列強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困擾著各國的決策者們。
當時美國的政治體製是責任明確、高度集中的，外交政策掌握在總統手中。相比美國，歐洲列強則不然，權利關係模糊不清。在充滿潛在衝突的關係中，當各方的鷹派占主導時，快速而出其不意的事態升級將是最終結果。
我們通過這些描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當時歐洲決策者們麵對複雜局勢、敵方、自己和利益時的思考、糾結與決策的過程。想象股市裏萬千投資對手同樣在和你博弈，他們的思維過程和百年前那些戰爭決策者有許多相似性：大多都是在信息不完整的環境下進行決策，都依賴於對其他人的行為和意圖的預判，群體行為和情緒會加劇事態的發展。事實上交易對手們的某些投資決策也未必是理性和經過深思熟慮的，裏麵摻雜著不少個人的無厘頭動機。這些難以完全認清的外部複雜性，就是那團康德的迷霧。我們從這些列強巨頭們的思考、猜測、試探、分析、判斷和最後的決策過程，應該可以比較直觀、形象地想象出股市投資者對外部的混沌認知和內心的複雜博弈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