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出土了十塊鼓形石，每塊石上均刻有四言詩一首，由於詩歌內容多記錄歌頌漁獵之事，因形如柱礎，故又稱“獵碣”。石鼓文在文學、曆史學、書法諸方麵，特別是在考古學方麵有很高的價值。唐代詩人韓愈曾先後兩次作《石鼓歌》稱頌。宋人為使石鼓文字免受損害，曾填嵌金泥加以保護。金人獲得後剔去金泥進行拓印，輾轉流傳至今。然而，石鼓文係何國文字?作於什麽時代?長期以來成了未解之謎。
唐儀武億《金石跋》認為，石鼓文作於漢代，理由是石鼓文提到天子駕六馬，而漢代天子有駕六馬之製。可是，他忘記了秦代亦有皇帝駕六馬之製。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和張懷《罐書斷》等，都認為石鼓文係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可是，查遍史書，未見有周宣王在岐陽田獵之事，這種說法不攻自破。清人俞正燮《答成君瑾書》指出，石鼓文作於北魏，其理由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扶風公元處直，平陽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書乙拔討之，車駕酉征。七年二月丙申，幸(今陝西周至縣)，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日丙申，溯之事也：雲‘天子來’，世祖也；雲‘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副理萬機、總統百揆也：雲‘公謂天子’，扶風四公也；雲吳人，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雲‘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周書·黎景熙傳》亦方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今檢石鼓文非籀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為大武時物，其他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劃合。”俞氏提出的這些理由，似乎也是卓然有據的。另有一種意見，認為石鼓文是秦國的器物。此說又有秦襄公、文公、穆公、靈公、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間等數種主張。南宋鄭樵作《石鼓文釋音》，基本解決了石鼓文作於何時的問題。他比較了秦斤、秦權文字後指出，石鼓文當作於秦惠文王後、秦始皇前(前310—前247)。今人羅君愚《秦刻十碣考釋》也完全支持鄭樵的觀點：碣文與金文同者八十三，與秦文同者六十一，與《許書》同者一百一。……碣文與金文、{許書》有同有不同，然與秦刻之權、量、詔書、碑碣，幾盡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雲：“秦未同文之先，其篆正方，多用古籀；同文之後則作長方，頗有省改。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與《詛楚文》互見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宜、一、道、中、賄)、受六字；與始皇、二世之權、量、詔書、虎符、碑碣互見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公一道字而已。蓋時代愈近則相同愈多也。故斷十碣必在惠文與始皇未同文之時，複何疑乎?”羅氏舉出七條理由論定石鼓文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製作。
當代的研究也取得不小的進展，各抒己見，各陳其詞，爭論也很激烈。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評了前人僅從字形的比較上著手研究的方法，考證了石鼓文中“幸”字的地理位置。他認為，這是沂水發源地蒲穀鄉，也即秦襄公作西峙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於秦襄公時代(前777—前766)的結論。唐蘭《中國文字學》則主張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根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紀事”；再按《呂氏春秋·音初》記載，秦穆公時始有詩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時代。同時，他找出一個新的確定石鼓文製作時代的原則，即銅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稱代詞，用“吾”時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後。秦景公時的銅器還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都用“(梧)”(即吾)字，故推斷出石鼓文字作於秦靈公時代。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讚同唐蘭提出的原則同時指出石鼓文詩歌類似《詩經》，風格大約是春秋的產物。探索石鼓文製作年代與創於何地的問題，看來還大有研究發展的餘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讀者還將看到種種“新說”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