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窮人身上很容易看到兩種極端，一種是極其粗暴，一種是極其懦弱。因為窮人在極其艱難的生活狀態下，其成長的過程中充滿著不平，充滿著各種衝撞，各種頭破血流，他要麽退避，要麽以更強硬的姿態對抗，一旦選擇了，就成為定勢，不斷固化，以至成為性格特征。
在粗暴家庭長大的孩子，很難真正有分寸地待人。要麽逆來順受，以求少受皮肉之苦，以尊嚴換和平；要麽就更加粗暴地待人，以毒攻毒，以暴抗暴，靠強硬獲得地位。窮人的狀況也往往如此。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絕不妥協，絕不寬容。鐵血的主張在窮人中向來就有很高的支持率。所有的繁文縟節都產生在富人之中，無論是精神貴族還是物質上的富人，窮人沒有那麽多講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條件。
一個富人，如果身邊盡是窮人，他一定很不安。窮人容易走極端，富人和窮人打交道其實是很容易受傷的，而且可能付出血的代價。所以本能地，富人總是和窮人保持距離，既有情趣上的原因，也有安全上的考慮。
一、窮人最恨不平等
洋人做生意的確有一套，肯德基、麥當勞就很好地迎合了窮人的心理。店堂裏沒有雅間，就是你多付錢也不行，不管你有沒有想與大眾脫離的願望，也不管你是不是真有大生意要談，一律大廳就坐。
廚師都在後堂……
收銀通過機器……
服務員隻管清潔衛生，絕不半跪點煙……
不管你在店裏有沒有熟人，漢堡包的大小都絕無區別。不管你有錢沒錢，是官不是官，都得排隊付款，自己端著盤子找座位。座位也是固定的，桌子不能挪動，椅子角度一致，不管你的肚子是大是小，你的屁股是胖是瘦，也不管你平時是坐沙發還是坐硬板凳的，都一視同仁，這就是平等！於是窮人的內心平衡了。窮人最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平等的地方他們才有自在和尊嚴。所以他們蜂擁而入，把麥當勞、肯德基的店堂擠爆，使這個美國人的快餐店，在中國硬是成了格調的象征。於是很多人就一麵認同“洋快餐”是“垃圾食品”，一麵操起雞腿，平平等等地大啃特啃。麥、肯的主人於是成了更富的富人，又一次體現出“富人賺窮人的錢”這個顛撲不破的道理。中國向來就有追求大同的傳統，平均主義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窮，有人太富，必然就會有人站出來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曆來的農民起義，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過貧富問題，哪怕打出“殺富濟貧”的旗號，以戰爭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也隻是造就了少數新貴，這些農民出身的皇帝，並沒有使人民過得更好。
現在的國人喜歡打麻將，麻將的最佳境界是一鏟三，贏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籌碼都掃到自己一方，所有贏家都是以對方的慘敗為前提的。
以這種麻將思維去看待貧富問題，窮人們就很容易把自己窮的原因歸結為被富人掠奪了。於是抱怨自己的剩餘價值被剝削，對富人充滿仇恨。
然而社會經濟的推進和賭博並不是一回事。賭本身不會使賭金增值，無非是怎麽分一個蛋糕的問題，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變的，不贏即輸，沒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換一種思維，如果把蛋糕做大，讓社會總體的財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時候，切去一塊給做蛋糕的人，窮人的盤子裏可能反而更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的英籍學者阿瑪依·森(Amartya Sen)這樣說：“對於改善貧窮人民情況的第一件事，是為他們爭取平等權(Equity)。如果貧窮階層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這對貧民便是大事，縱使這會使貧富更為懸殊。改善貧富懸殊是重要，但並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頭來會不會提高窮人的生活素質。”
阿瑪依·森是一個被譽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經濟學”並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他之所以認為改善貧富懸殊並非首要問題，是基於一種理性的認識：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資的財富來源；如果富人肯投資，窮人就會通過就業改善現有的貧困。富人多了不是壞事，富人的財富可能正是窮人生活來源的一部分。讓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帶動窮人擺脫貧困的資本，而窮人和財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難使更窮的人受惠的。我們過去曾經提倡自力更生，實際上是窮人的自救。貧困者當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長，說不定自己還沒走到終點就已經倒下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個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著富起來，卻要由很多因素決定。俄羅斯算不上是個窮國，但也不算富國，這原本沒什麽特別可說的地方，但當2002年福布斯的財富榜統計出莫斯科的億萬富翁竟然比紐約還多，位居世界第一時，我們就不能不為一種畸形而心痛了。在一個不算富的國家，出現了世界上最頂尖的富人群體，那必然的原因就是，這個地方的窮人被剝奪的程度比別的地方更甚。
俄羅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後，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權力階層的人士，他們從中奪得先機，瓜分了大量原本屬於社會的資源。但資本市場又沒發展起來，致使那些轉為私有的財富，又大量地外流，成為很多歐美大銀行的“黑色戶口”。有人統計，俄國現有5 000億美元的私人現金存在這些戶頭中，是該國財庫的500倍!有人認為還不止於此數，至少應該再加10倍!雖然沒有準確的數據，仍然可以說明一點，俄羅斯是從絕對平均到絕對兩極分化的國家，是一個以最快速度轉換角色的國家，僅僅是一夜之間，前蘇聯全體百姓70年的積累，就成了極少數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並不是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絕對的機會不均才是絕對赤貧的根源。我們需要的不是向富人開火，而是向權力經濟開刀，向壟斷經濟開刀，向一切有礙於公平競爭的製度開刀！隻有讓更多的人得到相對均等的發展機遇，社會總體的貧困線向上延伸，窮人的境遇才會更好一些。而窮人過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覺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二、窮人想當暴發戶
窮人嘴裏在罵暴發戶，臉上是一副鄙夷的表情，心裏其實藏著秘密的希望，巴不得自己也暴發起，窮人知道，自己起點太低，不來一個超常規發展，根本就抓不住財富的尾巴。
暴發戶是有很多缺點，可是沒有缺點也就不是人了，正是這些缺點給了窮人無窮的希望——連他那樣的人也能暴發，我等有何不能？說到底，暴發戶也是窮人出身。有著缺點的暴發戶在窮人心裏就親切了，甚至窮人因為有著相同的缺點而自豪。
暴發戶不擇手段，窮人也覺得這是個美德，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嘛。這是一個實用主義哲學流行的時代，笑貧不笑娼，行行出狀元，能掙錢就好。
暴發戶講究做派，你說我“房新樹小畫不古”，我偏要弄幅古畫來掛在牆上。窮人也要講究格調，剛剛脫貧就迷上高爾夫球，還要養匹賽馬——當然隻能認養，馬是馬場的，名義上你占一股，不知是占一個蹄子，還是占半個屁股？總之偶爾可以去騎騎，拍一摞照片回來，向人展示貴族氣質。暴發戶揮金如土。窮人金子是少了點，但也照揮不誤，還撿了一條時髦的理論——不會花錢的人就不會掙錢！那句式和拿破侖“不想當將軍的士兵……”如出一轍。誰知道拿破侖說沒說過這句話呢，反正最終9999%的士兵都沒當成將軍，這是後話了。窮人的揮金如土也隻能使自己更窮。
最後，暴發戶都想使自己顯得不是那麽暴發，就去請人寫書，盡量讓形象光彩奪目，讓曆史源遠流長。而且還去讀了MBA，和名校的博士平起平坐。窮人雖然還沒有粉飾自己的條件，但他也在暗暗努力了。窮人從來就是各種證書的熱情追隨者，如果能有個露臉的機會，他也絕不會輕易放過。
當暴發戶成了一個時代的英雄，這個時代必定是喧囂不堪的。喧囂也不都是壞事，喧囂也是活力的表現。財富是一個誘人的夢想，隻不過許多人都隻看到結果，卻把過程忽略了。財富來得太快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以為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麽簡單，這麽理所當然。於是人的眼光變高了，凡是不能快速賺錢的事，都覺得艱苦、乏味、不值得做。不願忍耐艱辛和平淡，這也是暴發戶很多不能持續發展的原因。
很多時候，暴發隻是一種偶然，而要維持這種偶然，沒有長期的修煉，幾乎是不可能的。黃昏，一個富人墜樓自殺，因為他買的股票暴跌了十分之三，而就在他對麵的樓裏，一對賣燒餅的夫婦，卻因為今天的燒餅多賣了十元錢而欣喜不已。其實，富人沒必要自殺，看熱鬧的窮人說，他的錢已經不少了，就算虧了，剩下的都還夠我們用一輩子。
窮人沒學過經濟學，好多事情搞不懂。剛好一位經濟學家買了菜路過此地，看見這麽多人都在關注自己專業所關注的事，就興致勃勃站到台階上講解：“同樣的錢，給富人和窮人帶來的滿意程度是不一樣的，邊際效用，懂嗎？就是增加一個單位某種物品的消費給人帶來的主觀心理滿足程度的增加。一塊錢的邊際效用對於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講得很吃力，脖子一伸一伸地。窮人似懂非懂，想了想，說得也是。同樣是一塊錢，對富人來說，有它不多，無它不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對俺們這種賣燒餅的人來說，多一塊錢就足夠高興好半天了。
經濟學家又說：“是啊，所以社會在分配財富時，應該偏向窮人。你們想想，要達到同樣的滿意程度，一個富人可能需要100塊錢，一個窮人1塊錢就夠了，還不如從一個富人那裏拿100塊錢，分給100個窮人，富人雖然損失了一份滿意度——他家大業大，這點損失也算不了什麽——窮人卻增加了100份滿意度，從全局的觀念講，全社會總體的滿意度還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不少，兩下相抵，整整是99%啊！”
窮人一聽就高了興，熱烈鼓掌，有人還拿來一個板凳，讓他站上去講。這邊廂聽眾裏也有富人，就冒出了冷汗。剛跳樓一個，還嫌不夠啊！咱富人就不是人？你窮人要滿意，富人就不要滿意了？普天下人民都要幸福嘛，一個都不能少！
富人也認識別的經濟學家，就把老熟人請來，也拿來一個板凳，讓他站上去講。這位經濟學家就講開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個體的效用最大化的權利，不能說為了滿足一些人，就剝奪另一些人，不管剝奪多少，性質都是一樣。為什麽古代的富人都自己豢養家丁，守住自己的錢財，而在現代，富人們又都要通過立法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呢？為什麽？”經濟學家用手指頂了頂鼻梁上的眼鏡，向下麵的人群逼視，下麵的窮人就嚷開了：“因為富人太貪婪！太吝嗇！”
“No！No！No！”經濟學家擺手，下麵聽講的富人也奮力向周圍的窮人反駁，兩方吵成一團。站在凳子上的兩個經濟學家也互不相讓，唾沫橫飛地捍衛自己的觀點。
人群越聚越多，車子堵了一大串，最後電視台來了，交警來了，殯儀館也來了，強行把人群驅散，把跳樓的富人抬走。
晚上，電視報道了這次事件，還請了一個經濟學家點評，他沒有站上板凳，而是坐在演播室的高腳凳上，腳不沾地，腰杆挺直，“這個嘛，怎麽說呢？我還是隻能說說個人的觀點，個人的觀點。經濟學嘛，是一門科學，但有些時候又不僅僅是一門科學。有些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有些就不是那麽普遍適用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麵性，關鍵要看站在什麽立場去看。我們現在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作為群體的經濟學家，必然分化為不同利益階層的代言人。有人為資本說話，有人為窮人呐喊，隻要不違背客觀事實，不違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基本良心，都是可以暢所欲言的。”
女主持人有點疑惑，問道：“良心是個軟指標，我們又如何能夠保證每個經濟學家都有基本的良心？”
經濟學家說：“既然承認經濟學家是不同利益階層的代言人，那良心問題就不單是經濟學家個人的問題了，而成了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的事。既然社會是由窮人和富人共同組成，那麽富人的成就和貢獻就不能抹殺，窮人的苦難和權利也不能漠視，兩者自然會找到平衡點。我們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自有平衡的辦法。你看我說得對不對？”他把頭轉向旁邊的女主持人，女主持人習慣性地笑著，點頭如搗蒜。
三、窮人窮怕了
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當個富人是很受用的，矮子裏麵充高個，頗有鶴立雞群的感覺。需要壯大聲勢的時候，你盡可以海闊天空，克隆一堆龐大的數字，讓聽者聽得嘖嘖出聲，卻不用擔心稅務機關找上門來，讓你為這堆唾沫埋單。
有時你也需要韜光養晦，人怕出名豬怕壯嘛，你又很容易歸入平淡，和窮人一樣到菜市上討價還價，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中國其實是很少有貴族的。現在市麵上正在風光的大都是些暴發戶，沒有誰有三代以上的純正血統。所以富人骨子裏還是平民化的，再富的人對窮的滋味都不陌生。
中國的富人有著極強的伸縮性，也有著極強的承受力。他們是創業的一代，對不勞而獲有著深深的鄙夷感。總體來說，他們的心態是青春的，他們還處在上升階段，總是在拓展，還不太考慮守財的問題。大部分富人就是這20年間富起來的，有的甚至隻有幾年，他們的人生經驗實際上就是開拓的經驗。
所以中國的富人也有致命弱點，那就是太鍾情於熱火朝天。所謂深圳速度，就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城市，在迫不及待地改變麵貌。所有成天急匆匆掙錢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富人，他們還沒有安全感，還沒有足夠平靜的心情，能悠閑地品味生活，更不能停下來思考。
一個窮國，不僅是窮人焦慮，富人也同樣焦慮，而且焦慮的問題非常一致。窮人是生怕越來越窮，剛從窮人堆裏爬出來的富人則更怕被重新請回去，人人骨子裏都難心平氣和。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心者無信譽，當所有的人都沒有恒產的概念，這個社會普遍的不守規矩，就是一種必然。
在商品經濟時代，不勞而獲不僅是不光榮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個人之所以有權獲得收入，是因為他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社會才給了他回報。
有一位偉人說，一個人的價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會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貢獻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斷定這個偉人的確偉大，因為他無私，隻講貢獻。其實，聖人無私，所以成其私。偉人心無雜念，一意修行，終至功力深厚；仍無雜念，傾力奉獻，最後成果卓著，他成
了偉人！當然，榮譽有了，麵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會總是在進步的，這進步的成果每個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電視，現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區別也出來了，有的人看大彩電，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園別墅，有的人卻不得不下崗。並不是誰想害誰，在商品自由交換的市場經濟裏，個人收入的水平雖然會隨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窮人。
窮人之所以是窮人，原因很多。也許一場大病，就導致了一個家庭在經濟上的一蹶不振，但這畢竟是少數；也許是自然環境的惡劣，使得一個人生下來就注定了和物質文明的距離，但這也是一種群體現象，不能解釋個體的差距。在同樣的環境中，為什麽有的人窮，有的人卻相對富一些呢？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差別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單眼皮和雙眼皮的問題，而是知識、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較複雜，也不是說變就變得了的，知識卻可以通過學習得到。
知識的作用不僅僅是充實人生，知識直接是實用的，可以提高生產力。有知識的人和沒知識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樣，做出來的結果也不同，生產能力不同，創造的價值不同，得到的收益當然不同。一個人生產能力越強，工資就應該越高，這合情合理。而個人生產能力的高低，首先取決於他人力資本的存量，諸如受教育程度、身體素質、心理素質和勞動技能等等。
盡管—個人生產出來的產品不可能全部返還給他，返多少？怎樣返？這中間一折騰，難免會有漏洞，難免會有不公。但是不這樣又能怎樣呢？相比之下，以效率為標準的分配製度，讓多創造的人多收益，不勞而獲就困難了，巧取豪奪也不容易了，瓜分別人創造的財富也不正當了，公民都能從對教育和物力資本的投資上獲取不斷擴大的收入，社會也能因為他們的勞動而更好地發展。分配是個困難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錯了。
按勞分配並不是按你的勞動量來分配，“多勞”不是要讓你累死，而是要你產出更多的價值，你勞動的能力越強，創造的價值越多，就越有可能獲得高的收入。多勞多得最根本的標準是質而不是量。窮人最根本的投資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很早以前，一個資產階級分子想用小恩小惠腐蝕拉攏革命幹部，革命幹部往往斷然拒絕：“誰要你的臭錢！！！”香花毒草頓時蔫了，革命品質大放光彩。
現在，誰要再以那種高亢的語氣說出“臭錢”二字，人家不僅要說你鼻子有問題，甚至懷疑你精神也有問題。有錢的人現在正吃香得很，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就是大哥。精神和物質從來就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很符合辯證法。現在，當財富成為人們追求的第一目標，人越來越像經濟動物的時候，道德的底線就迅速下沉，直至深淵。
犯罪學上有“洗錢”一說，說明錢確實有髒的。一個人如果太想致富，又沒有正當的途徑，他就隻好去從事一些肮髒的行業，做一些黑暗的勾當，不管錢臭不臭，掙了再說，掙了再洗。
古代的刀斧手，專門砍人腦袋的，好多都是世襲，大概耳濡目染，習慣了，膽子就大了，手藝也好了，砍得也就利落了。殺人也是個技術活，何況掙錢！掙黑錢的人，和刀斧手有異曲同工之妙。
刀斧手上場之前，往往要喝一碗酒，酒一下肚，膽就壯了。還有一個法寶，就是絕不要和犯人見麵，也不要去見他的家屬，總之一切與他有關的事都不要知道，與己無關，就等於豬狗。狗養熟了都還要產生感情，將殺之人，一定要冷處理。
所以製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一定不要知道買你商品的人具體是誰，隻要不是你的舅爺老表兄弟左鄰右舍，假酒喝死也罷，假藥毒死也罷，假電器燒死也罷，眼不見心不煩。小煤礦的“礦把頭”，是絕不會和工人打成一片的，工人隻是勞動力，隻有在計算成本時才有意義，至於煤礦透水、瓦斯爆炸、解決後事這些問題，他都隻是作為問題去考慮，不需要感覺活生生的肉體。
真的，有時走在城市的街頭，看見那些建築工地上的民工，端著一個搪瓷碗，蹲在髒兮兮的地上吃飯，真的，我都不敢去看。不看就不存在了，又可以心安。這是閑話了。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走私、販毒、掘墓、賣**……條條道路通財富！據說，向境外拐賣一名婦女，可得7 000~10 000美元；向茅台瓶子裏灌燒酒，利潤是成本的幾百倍。不過所有這些，比起大權在握的官員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在一些出了事的腐敗分子家裏，錢已經多得生蟲，簡直成了負擔！這些人也應該算是富人！
富人走在街上個個都很光鮮，你從他們泛著紅光的臉上，看不出他們的身份和職業，更不知道他們的謀生手段和生存技巧，你隻看見他們從汽車裏鑽進鑽出，更多的時候是隻看見他們的車，而不知裏麵是什麽人。他們有時很鋪張，有時也很樸素，但究竟如何鋪張如何樸素，你其實也搞不懂，你對他們的了解更多的是來自於媒體和傳說。他們很神秘，以各種身份混跡於社會，並且在名義上做著正大光明的行當。有時當他們健步登上主席台，你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們的頭上正在冒出祥光，熠熠生輝，照得旁人都猥瑣不堪。
這也是他們的陰謀！就是要讓旁人猥瑣，越猥瑣，越不敢正視，他身上的雀斑、黃褐斑、白癜風、癩痢頭、淋病、梅毒，等等，才越可以不被發現，他們的形象才越加光輝燦爛。很多大人物，隻有在被繩之以法之後，公眾才能真正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麽營生，才有機會驚歎他們的財富居然如此巨大，同時又是如此肮髒。
而更多的富人是永遠不會讓你知道，他的財富究竟是如何得來的。他會喋喋不休地講述他的奮鬥故事，講得氣貫長虹——但那全是鬼話！當他能夠站出來講述的時候，他的罪孽已經清洗了，或者埋葬了，連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幹淨的了。他已經確確實實在做著正當營生，賺著陽光下的利潤，還大把大把地捐助窮人。窮人一感動，哪裏還想得起他的過去，就算想得起，也不追究了，畢竟是拿了人家手軟，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罪惡是很容易清洗的，成者王侯敗者賊，誰管你手上沾沒沾滿過鮮血！富人一旦成為富人，他就不容易做噩夢了。上帝睡了，鬼就可以到處亂跑！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富人的事，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四、窮人作秀富人做派
窮人作秀，富人做派，兩者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麽不同，不同的隻是效果。窮人作出來的是秀，隻能達到靚麗的表層，鮮豔奪目，卻終是淺薄，難有磅礴氣派。
派不是窮人能做的，就像玲瓏的奧拓車，隻有噴上鮮豔的顏色，才有點醒目的感覺，如果學了大奔，也做成豪華黑色，那就成了一個可憐的小老頭兒了，要財富沒財富，要青春沒
青春。
黑色是最高貴的顏色，但黑色的高貴必須有出眾的內在品質，而且要在背景的映襯下才能凸現。大奔的黑漆絕不是普通的油漆，卡迪拉克的閃閃車身，也絕不是隨便哪個修理工拿杆噴槍就可以做出來的。黑色，越是單純，越是沒有修飾，越是需要內在的品質。
臉上有著特別多脂粉的女人，多半本身的質地欠佳。花哨往往也是便宜貨的代名詞，真正高貴的精品是不屑於混跡其中的。但對很多人來說，買不起高檔貨，不花哨更拿不出手，花花哨哨，熱熱鬧鬧，至少顯得不那麽寒酸。
所以窮人要做秀。再怎麽也得做！臉都長成這樣了，不打粉更是不行。就隻好打了。可是打哪種粉，怎樣打，始終是個問題。窮人很容易將臉蛋的不夠光鮮，歸結為粉的質量問題，其實不全是。富人不光是有高質量的粉，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的方法比窮人高明。她用不著自己動手，就有專業人員幫她搞掂。這些人趣味高雅，訓練有素，又不存在當局者迷的弊病，以專業的眼光，職業的心態，來塑造富人的形象，很容易就揚長避短了。
富人於是光鮮。但光有他自身的光鮮還遠遠不夠，哪怕是美國總統，如果放他一人到孤島上，他就隻不過是一個高級猴子，甚至不如猴子。
富人的派其實是窮人捧出來的。仔細看看，但凡背上扛著大包的，多半是民工，為一碗飯奔命；肩上背著挎包的，多半是打工仔，匆匆忙忙趕去上班；腋下夾著小包的，不是小老板就是小領導，時刻準備著替人買單；甩著兩手，什麽都不拿的，才是真正的大老板，一切自有人安排。每每看見電視裏有這樣的鏡頭，一座豪宅，一扇鐵門，一輛黑車疾馳而至，鐵門洞開，被早已等候的保鏢飛跑著推開，黑車竟毫不減速，絕塵而進——好派！再高檔的車，如果開到門口被保安攔住，登記，怯生生駛進，排隊停車，任你再大的來頭也搞得灰溜溜的了。
富人出門需要隨從，領導下去需要接待，並不是他獨自一人不能應付，也不是想占那點小便宜，而是“派”的需要，沒有那派頭，就不像個領導了，威信何來？級別何在？工作也不好做了！同樣，一個大老板，來談幾千萬的生意，出門你卻發現他打的而去，怎麽看都像個騙子，生意絕對吹了。
所以想想酋長，頭上往往插滿了鳥毛，還是很有道理的。酋長頭上插羽毛可以理解，一般人頭上也插，就有點滑稽了。有個故事，甲和乙打賭，甲說現在經理泛濫，就咱路邊那包子店，方圓五平方米，大小三個人，一定也有個經理。乙不信，於是當場撥通電話，“喂，請問你們經理在嗎？”對方答道：“你是找肉包部經理，還是菜包部經理？”電視是窮人的寶貝，窮人沒有電視，就像世界沒有色彩。
有人說，如果你沒有在華燈初上的時候，到上海的大劇院看一場演出，管它是越劇《紅樓夢》還是歌劇《茶花女》，你就不能說是了解上海。
如此看來，99%的上海人，哪怕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幾十年，其實都是不了解上海的。對於幾百元一張的票價來說，不了解也就不了解吧，反正是上海戶口，誰也不能說你不是阿拉。
哪怕是上海這樣的城市，窮人還是占絕大多數。窮人看電視，天經地義，在一個工業的時代、科技的時代，隻有大量複製的、批量生產的，才是廉價的。對窮人來說，廉價是一切消費的前提。
一場歌劇，或者任何其他的藝術表演，都是一次性的，隻有現場有限的觀眾可以欣賞，因而它很昂貴。據媒體報道，某著名導演在北京紫禁城導演的一場歌劇，票價就高達3 000元。窮人別說買不起票，就是買得起，也進不去，人家要求你西裝革履。就算你行頭都準備妥了，坐在那裏也未見得舒服，因為你聽不懂，人家唱的不是漢語。
窮人還是看電視好。電視很廉價，隻需要有一個電視機，就可以無限地看下去。窮人甚至會誤以為看電視不要錢，好像占了誰的便宜。其實不然，在這個消費時代，沒有誰可以享受免費午餐，你必須為眼球付款。看電視的代價就是接受廣告，接受了廣告，沒準你就會為廣告上的那種商品付錢，從這種意義看，電視也不是廉價的。
電視是給窮人看的，電視的內容也很符合窮人的口味。比如讓富人出醜的反腐劇，窮人就喜歡得很，看見腐敗分子落網，覺得出了大大一口惡氣；還有越來越神的武俠劇，窮人明明手無寸鐵，也可以在白日夢中陶醉，把自己想成飛簷走壁的大俠，對準心中的惡霸，一抓一坨肉，一戳五個洞；窮人的老婆是最喜歡看言情劇的，一旦進入角色，她那被生活壓得幹癟的浪漫，又可以在橫飛的眼淚中滋長了。窮人是蝦米，是比蝦米還要渺小的泥巴，窮人想出名，比駱駝穿針眼還難。隻有電視舍得把露臉的機會慷慨地送給窮人。隻要你願意，你可以在速配節目裏妙語連珠，也可以在娛樂節目中大展才華，表現得好，還可以得一堆獎品，大搖大擺抱回家。
不要覺得過意不去，你當了一次免費演員，免費提供了一次節目，讓電視機前的觀眾找了一次樂子，給你一點獎品，應該，你們雙贏。
五、窮人戴黃金
人往高處走，天經地義。富人已經爬上了高地，窮人還待在溝裏，水是要往低處流的，窮人就隻有承接的份兒。
富人的品味，富人的用語，富人的生活方式，富人的裝模作樣，從來都是窮人向往和模仿的。隻要窮人對富人的景仰一天不停止，一切與富人有關的東西就將值錢下去，時髦下去。有時富人也富煩了，反過來吸收一點窮人的東西，比如衣服上故意打個補丁，牆上掛雙草鞋之類。但這種窮是隻有富人才有資格品味的——居高臨下，就可以俯瞰眾生；胸有城府，才可以虛懷若穀——真正的窮人從來不敢以窮為榮。
水流到低處有個過程，窮人對富人的模仿也總是要慢上一拍。當富人穿金戴銀時，窮人還在努力減少身上的補丁。當富人都嚎叫著回歸自然，大口大口嚼著野菜時，那些身上戴著黃金、西服袖口上還留著商標的，肯定就是窮人了。 “富人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對平等”和“窮人想不勞而獲，因此支持平等，批評效率”，這是窮富兩大陣營的辯論基調。在平等和效率的關係上，一般人普遍認為這兩者是相互矛盾的——提高了效率必然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強調了平等又會影響效率。
但是實際情形並不盡然。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人與人之間有差異是正常的，由此而造成的財富差異也是正常的。要讓西施和東施獲得同樣的注目，這種公平恰恰最不公平，既浪費了西施的姿本資源，助長了東施的個人膨脹，還強暴了男士的選擇自由。將“公平”放在“公眾平均”這個意義上使用，是一種認識的過錯。
其實，窮人的憤怒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自己不如別人，而是因為自己沒有得到合理的機會。如果一些特殊人群，可以不憑個人能力，而是憑借自己對機會的特殊占有來獲取社會財富，那對更多的沒有這種機會的人來說，就是極大的不公。
公平不是絕對的。一件事如果隻追求結果的公平，必然導致平均主義，那對經濟效率的損害就太大了。幹好幹壞一個樣，誰還會努力去幹呢？惟有規則的公平才能保證競爭中機會的平等。體育比賽中運動員都必須遵守相同的規則，然而規則公平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平等，因為每個運動員的能力不一樣，競爭就有輸有贏，就不可能平均。而結果不公平反過來又可能導致起點不公平，富家子弟與貧苦孩子就因為家庭的不同背景，因為上一代人競爭的勝負不同，而麵臨不同的人生起點。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姑且叫做稟賦吧，比如家族、健康、聰明等。每個人的稟賦是不同的，因此起點公平幾乎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們所需要的公平隻能是規則的公平，機會的公平。常常看見“反腐”報道，一個海關關長，一個廳長、局長，凡是帶“長”字號的，一旦翻船，涉及的財產數量都令一般百姓目瞪口呆。為什麽大都是些“長”字號的人呢？因為他們才有腐敗的機會。權力階層的腐敗，就是機會不公的表現。
據說，在上海，掃馬路的工人多勞多得，月收入可以超過5 000元，比西部的碩士掙得還多。是上海的清潔工特別優秀嗎？不是，換了西部的人去掃馬路，給他500元，他可以掃得一樣幹淨，可問題是不允許他去掃！
中國的事情，很多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存在。地方保護政策，客觀地造成了不同區域間的不平等。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處於分割狀態，如果任何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沒有城鄉戶口的差別，那麽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少了一些人為因素。
機會不公，表現在各個行業，各個地區，各種不同的情況當中。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發達地區與相對落後地區，在收入的分配上差距都非常大。一個社會分配差距的擴大並不可怕，但是如果這種差距很大一部分是由機會分配不均造成的，就十分危險。窮人並不是一定要向富人看齊，他們更需要公平競爭的機會，如勞動機會、投資機會、政治機會、對權力的監督機會，等等。隻要大家是在公平的規則下競賽，輸贏都是自己的事，誰也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