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曾如此評價他：張謇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位很偉大的失意英雄，他做了30年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影響全中國。作為商人，應該從張謇的經營思想中汲取智慧，使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個台階。
《盛世危言》——鄭觀應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出身於買辦而逐漸走上維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號陶齋，別號羅浮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人。生於1842年，1922年病逝。鄭觀應的一生多姿多彩，曾兩任買辦，數度進出於洋務派企業，多年經商，遂成富翁。
他曾經三進上海輪船招商局承辦漢陽鐵廠總辦粵漢鐵路總公司，集洋行買辦、民族資本家、改良主義思想家、洋務企業經營家於一身。經商之餘，他寫下具有劃時代意義反映其維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國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鄭觀應一生最強烈的願望就是使中國“登於富強之境”，以拯救民族於危亡。為了達到“富強救國”的目的，他在豐富的社會實踐、特別是經營近代工商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個係統完整的思想體係。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鄭觀應把“振工商”作為富強的根基，把“速立憲法”作為達到富強的政治保證。這一思想體係，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曆史條件下是符合時代要求的，因為它反映了客觀的形勢需要。“攘外”靠商戰還是靠兵戰？鄭觀應認為，兵戰固然不可忽視，但它是“末”，商戰才是“本”，即他所說的“商戰重於兵戰”，絕不能“舍本而求末”。他從商戰這個基點出發，提出了建立工業體係以保證商戰勝利的獨到見解。
要和強國進行商戰，要有強大的工業後盾，即所謂“有工以翼商”。因為商戰必須要有豐富而又價廉物美的商品，而這隻有發展近代工業才能做到，否則商戰就是一句空話。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價格進入市場，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取決於先進的機器技術的使用。鄭觀應是比較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所以他很注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引進先進的機械裝備。為了不受外國人的挾製，他意識到單靠購買和引進器技術是不行的，必須依靠自己製造這些機器。江南製造局等軍用工廠主要造軍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鄭觀應早在19世紀80~90年代即提出設專廠製造民用機器。
單靠在工廠裏使用先進技術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還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價格進入市場和到達消費者手中。為了使工商業順利發展，發揮資本的作用，他主張自己辦銀行，以解決生產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資本加快周轉，他的“銀行為百業總樞”的認識是深刻的。
鄭觀應為了穩操商戰的勝券，對生產和流通的全過程都有周密的考慮措施。但要把工廠、礦務、交通運輸、銀行辦好，關鍵是要有足夠的新式管理和技術人才，否則“借才異域”，不僅要受人挾製，且工薪很高，增加了產品的成本。所以鄭觀應不斷地大聲疾呼，把創辦學校、培養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鄭觀應關於商戰的思想體係是完整的。他認為，隻有發展近代工商業並在國外商戰中獲勝，才能達到富的目的；隻有富，才能真正的強。不但在經濟力量上說如此，而且從軍事技術上說也是如此；整個工業水平提高了，軍事技術才能提高。
不注重商戰而單搞兵戰是絕對不能強的。鄭觀應認為，如果這樣，即使強也是表麵的。他說：“以商戰為本，以兵戰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斂，不複開源，轉令民不聊生，盛亦難恃。如花樹無根，雖暫華而旋槁也必矣”。
鄭觀應還是一個改良主義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頗具劃時代意義。所有這一切使得他的經營理念值得我們去揣摸與借鑒，但歸結於一點，莫過於“知己知彼”四字。
他是主張商務論，他認為在競爭激烈的“當今時代”，封建自然經濟的農本觀念無助於國家的強盛，反而是國衰民貧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須樹立以商為本的思想觀念，因為歐美之所以國力上比我們強大，就在於雙方在對商務的重視與否上存在差距。這樣就可以看出他分析問題的出發點是知己知彼，然後再下結論。
在具體的經營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業經營模式與別人或別國的進行比較，做到心中有數。例如，他曾肯定過官督商辦的形式，但是在不斷的對比實踐中發現，這種形式也有許多弊端：首先是“官奪商權”；其次，官督商辦體製導致企業管理不善，浪費嚴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辦形式由於涉及政治關係較多，因而在處理中外經濟交往問題時受製於上，不能真正維護華商的利益。官督商辦的形式，顯然不能與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