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所以能名揚天下，和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孔子的成就離不開子貢的貢獻。
相傳孔子要到楚國去，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饑色。孔子叫子路到一家餐館去請求幫助，子路對老板說：“我是孔子的弟子，我們師徒一行生活暫時有困難，請先生給予援助……”老板答曰：“孔子的弟子？不行!如果是‘孔方’（錢）的弟子還可以商量。”於是子路隻好垂頭喪氣地回來報告孔子。這時，子貢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寶、美玉去換回了食物，孔子師徒才得以度過了此難關。從此，孔子對子貢刮目相看，不再歧視。
毫無疑問，子貢是聰明的。憑著這一點，子貢不但很好地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儒家學說，還成功地實現了自己人生價值的另一麵——成為一代富商大賈，並因此被後世稱為儒商鼻祖。
孔子周遊列國時，子貢一直伴隨在身邊。這十幾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他追求真知、積累政治經驗的過程，同時也是他積累財富的過程。
這正是子貢值得尊敬又高人一籌的地方。他成功地將政商結合為一體，借孔子宣傳自己學說的政治出遊，大搞商業活動，為自己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後來他成功出使救魯國，也為他帶來了更多的商機。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2000多年後的今天，政商互動顯得同樣重要。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家的重要出訪，總是在為商人開路。2003年下半年，美國財長、總統為了美國製造業頻頻到中國、日本來幹預匯率。日本政治家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地輪番做客俄羅斯。與這些商業目的明確但外表含蓄的出訪相比，有些政治家甚至直接就帶上了一個較訪問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商業團組。與其遮遮掩掩，不如更為直接一些，反而會因此吸引到更多的眼球，收到更佳的效果。
秉承先祖子貢的智慧，新時代的中國人也正做得越來越出色。中國新一屆領導人也開始為經濟的持續繁榮而不斷出訪，他們把目標盯住了正在發展中的亞洲。如溫家寶總理出訪巴厘島，短短的44個小時，溫總理出席了20場活動，提出了29項倡議或主張。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睦鄰、安鄰、富鄰”的原則下，溫總理與東盟以及日、韓領導人簽署的一係列協議，給中國商人們帶來了挺進亞洲的最好機遇。全方位的政商結合無疑將給中國商人帶來更多的興奮點。應該說，與2000多年前的子貢相比，如今的中國商人擁有更好、更多的機遇，他們有幸生在一個全民重商的偉大時代。
應該說，子貢是一位天才商人。孔子因此稱他“億則屢中”，非常讚賞他獨到的經營思想。如今看來，子貢的經商之道在於遵循樸素的經濟價值規律，掌握好市場的供求關係，賤買貴賣。他的許多商業思想，至今仍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正是這些天才般的商業思想，使子貢成為了一代富商大賈。而更為可貴的是，子貢經商不是“不義而富且貴”，而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於這樣一個商業思想超前而且知識淵博、品端行正的商人來說，“儒商之祖”的稱號是當之無愧的。
經商良策——計然
計然是春秋時期天下聞名的經濟學家，對治理國家的策略極有研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論治國方略，與同時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如果一個國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後勤戰略防備工作，時刻準備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曉國庫物資的多少，相互對照各種物資的供需狀況，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計然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富國強兵、稱雄於天下，隻有首先將經濟基礎打好，國家物質富足了，才可能有條件訓練軍隊，使自己的國家兵力強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計然的許多見解，不僅僅是一種治國方略，而且還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辟和實用的“經商良策”。
比如計然說：“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計然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按照五行的說法，歲星處於金位，是豐年；處於水位，是荒年；處於木位，有饑荒；處於火位，是旱年。旱年則預造船隻，水年則預造車輛，這是適應市場變化的一個經營法則。每六年一個豐年，每六年一個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糧食的價格，每擔低於二十錢就會損害農民，高於九十錢又會損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商品就會減少；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土地就會荒蕪。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就能使農民和商人都得利。買賣公平、價格合理，使稅收和商品都不匱乏，這是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基本法則。
在這裏，計然從治理國家的角度去闡述市場運行的規律，而且又從商業運作的角度談論了應當如何去具體操作。他的觀點無疑是十分有見地的、具有實戰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