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由治轉亂開始衰弱的明顯標誌，無疑是安史之亂。那麽“安史之亂”究竟是誰引發的呢?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人君德消。
開元二十四年冬，唐玄宗自東都回到西京，從此“不複東幸”。李林甫曾說“知上厭巡幸”。玄宗自此便開始“怠於政事”，這位剛剛經過數年“家事”煩惱的天子，這時已尋得精神上的寄托，終日沉溺在新的歡樂之中。整日與太真“娘子”如漆似膠，根本不會有太多的心思放在勤政上!
荒怠政事、思慕長生，隨之而來的絕不會是厲行節儉，隻能是崇尚奢靡，也就是所謂的“心**而益奢”。
’第二，宰相誤國。
自開元末年開始，玄宗“漸肆奢欲，怠於政事”，這就給宰相專權造成了可乘之機。先是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後是楊國忠勾心鬥角，取而代之，以聚斂而“終成其亂”。
楊國忠“終成其亂”一方麵是其窮凶極奢，聚斂錢財；另一方麵是千方百計欲“以激怒(安)祿山，幸其動搖，內以取信於上”。天寶年間，安祿山恩寵日漸加深，又握有兵權，“(楊)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楊國患還指使門客前去刺探安祿山“陰事”或“圍捕其宅”，或將其安插在京宮中的耳目貶官，使得“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
第三，天下勢偏。
開元中期以來，良將精兵都戍守北方，使天下之勢偏重。而且，節度使權重。每一節度使領若幹州，是這個地區最高軍事長官，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為相，所以節度使地位頗重。
時至開元中後期，“天子有吞四夷之誌，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製數道，始兼統矣”。
後來，安祿山得到寵幸，勢力膨脹，兼統三鎮，封東平郡王。最終，楊國忠多次激怒安祿山，“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安祿山則“決意遽反”，以“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為借口，在範陽起兵，終於釀成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