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之所以名垂千古，除他取天下的過程之中表現出的大智慧外，他治國之道，更是值得我們後世人稱讚，他能夠正確的麵對自己時時所處的曆史環境，實行恰當的方針，起用大批有正義感的能力，正因為這樣，才會出現後來的貞觀之治。
李世民在他29歲的時候登上王位，然而這時候的他早已經成為一位成熟的軍事家，具有清醒頭腦的政治家了。
李世民憑借政變當上了皇帝，原來屬於東宮和齊王府的僚屬以及一些無法接受這一事實的官員，對此還心懷忌恨，反叛抵觸之意難以消除。
作為一位政治家，唐太宗身邊有許多的謀士，他們都非常的有智謀。這時候就勸太宗以安定局勢為首要任務，切忌殺人過多，再次引起反叛。於是李世民對東宮的僚屬采取了寬大的政策，一方麵是赦免了二人的黨羽，另一方麵還起用東宮集團的有識之士，魏征、韋挺等人就是這時候被唐太宗重用的。這種懷柔和安撫的政策使殘存的反叛力量很快就平息了，緩和了內部的矛盾，為他鞏固今後的統治、下一步的政策創造了一個安定團結的環境。
唐太宗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調整高層的領導結構，因為過去高祖在位時的領導結構已經不適應現在的形勢，人浮於事的現象非常嚴重，而且很多人已經無法再在太宗手下繼續擔任職務。同時太宗還需要把自己的親和秦王府的舊屬安插到自己身邊，還有一部分東宮中的舊屬確有才華，太宗也十分的注意他們。房玄齡、杜如晦作為秦府的高參，多年來跟隨在太宗身邊，是太宗的得力助手，因此這兩個人被分派擔任左右仆射。房玄齡非常擅長出
謀劃策，而杜如晦則善於在關鍵時刻作出決斷，二人配合默契。太宗還任命精通兵法的李靖為兵部尚書，魏征則作為秘書監，參與朝政。
裴寂在高祖時期長期與太宗意見不和，對於他太宗則想辦法把他貶到地方；還有些思想僵化、不思進取的官員，則罷免官職。
經過兩三年的調整改革後，唐朝的機構設置更為合理，人員也更加精幹，官員人數由高祖時的2500多人縮減為640人，堪稱為古今機構改革的優秀典範。
在經過了中央政權的調整後，唐太宗又整頓了地方的吏治。在對抗隋朝的戰爭期間，由於要獎勵將士的功勞，高祖李淵把州縣分割成許多小塊，用以賞賜，所以也增加了許多官吏。太宗為了精簡機構，改革弊政，把全國按地理形勢分為十道，將許多州縣合並起來，減少了官吏。他還派朝廷中的官員分別到各處查詢，考察地方官的政績，以決定對他們的賞罰和升降。
在改革了機構的同時，唐太宗還要忙於治理國家的繁重任務。隋朝末期，國內經濟凋敝，人民生活極為困苦，然而又經曆了唐初四五年的戰亂，因此，國內的經濟急需複蘇，社會的安定，安撫人民成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總之是百廢待舉。同時唐太宗對隋朝滅亡的教訓印象實在是太深了，以至於太宗對滿目瘡痍的國家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歎。對於唐初的治理，心中實在是沒有辦法。於是在武德九年，唐太宗剛剛即位時，就注意聽取各方麵的意見。有人曾建議太宗要掌握大權，實行嚴刑峻法，然後再考慮天下大治之事。但這種主張顯然是不能適應當時情況的，因此，唐太宗沒有采納這種作法。這時候魏征提出了堰武修文的方針，主張先教化人民，然後方能天下大治。魏征舉了個例子說：“一個人在危急的情況下就會想到死亡，擔心死亡來臨，就會想辦法去改變這種狀況，這時候他最容易聽進去別人的
意見。大亂之後人心思治，就像饑餓的人想吃東西一樣，很容易接受教化。這時候如果有人給他們指點方向，那麽上下一條心，不到一個月，就可以達到教化的目的了。” 唐太宗十分讚許魏征的理論，於是采納了他的意見，在全國範圍內以最快的速度進行整頓。武德九年一月，唐太宗針對國內仍有少量起義的狀況，提出了安人治國的四項措施：一是去奢省費，這與隋煬帝大肆享樂揮霍無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是輕徭薄賦，這是針對隋朝徭役賦稅苛繁而提出來的；三是選用廉吏，這一條對統治政權的穩固是大有作用的，官吏廉潔，政治清明了，國家自然就安定了；四是使民衣食有餘，這對人民來說是最現實的措施、人民生活富足了，還有誰會去造反呢？這四條對於維護社會的安定，對治理大亂後的國家實在是非常及時的。
學會用人，把人才放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因人而宜，用人所長；通過人才的工作能力，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是以一種管理智慧的體現。唐太宗的仁義為自己得到了魏征這樣一位能人，為魏征找到一個發揮其特長的位置。顯而易見唐太宗的江山因此而受益非淺，這是唐太宗之幸，也是唐朝百姓之幸。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各地官員們開始進行厲行節儉的教育，他舉出古代帝王的例子說：“如果古代的帝王想要興建土木，必須順應民意量材而用。大禹開鑿九州之山，疏通九江之水，動用了許多民力物力，而人民卻沒有一句怨言，原因就在於這些工程都是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關。而秦始皇修建宮室，人民怨聲載道，就在於他是為一己私利，根本沒有考慮人民的利益。我本來想修建一座宮室，材料都已經準備好了，可一想到秦始皇的例子，我就決定不做了。古人說，不要太在意那些能讓自己產生欲望的事情，一看見這樣的事，心裏就會動搖，進而就會努力去達到目的，到那時，危亡的日子也就為時不遠了。所以今天我要告誡大家，自王公以下各位臣僚，住宅、車輛、服飾、婚嫁、喪葬等所有費用，凡不符合規定要求的，要立即禁止。”隨後，唐太宗也盡可能地減除一些奢侈的費用。貞觀二年，有公卿向他建議，說按照禮製的規定，在盛夏之日，天子應該住在高台水榭之上，所以請示是否修一座水榭以供避暑。唐太宗則認為，修建水榭花費太大，這不是為人父母的皇帝所應該做的事。有關方麵雖然請求了好幾遍，但最終唐太宗也沒允許。皇宮中曆來住有許多妃嬪和詩選的女子，有時甚至可達上萬人，這些婦女大多數都是幽居一生，隻有少數能受到寵愛。這樣不僅殘害人性，同時也增加宮中的開支。唐太宗即位後，建議裁減宮女，把她們放回家，自擇良偶，組建家庭，這樣也可以減少宮中開支。貞觀二年，宮中共放出三五千宮女。
在唐太宗自身的模範作用帶動下，貞觀前期朝廷的官員大多戒奢崇簡，衣無錦繡，風俗儉樸，其中擔任戶部尚書的戴胄，生前一直住著一所舊房子，死後連祭祀的地方也沒有。唐代名臣魏征住的房子連一間像樣的客廳都沒有。魏征病重時，太宗親自去看他，覺得魏征死後連供人們吊唁的地方也沒有。經太宗提議，
才給魏征家修了一間大點的廳堂。在唐太宗的倡導和親自表率下，貞觀初期官吏廉潔儉約的作風國家統治帶來很大的影響，這為唐太宗一係列政策的實行作出了人員素質上的保證。官吏們廉潔奉公，國家就能大治。
一個人最可貴的就是他能正視自己，聞過而改，不會顧及“麵子”問題，對一個封建統治者而言，凡事能夠以身作責，務實處世，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不能不承認貞觀之治的出現，的確與擁有這樣一位“仁德”的君主密不可分。
“貞觀之治”的業績，主要還是表現在發展社會經濟方麵。隋煬帝時，全國人口近900萬，到了武德年間，隻剩下200餘萬了。勞動人手大大減少，社會生產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唐朝建立時，有的地方還是“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殘破，荒涼景象。於是唐太宗確定了"安人寧國”、“不奪農時”的方針，製定“婚姻及時”，鼓勵增殖人口的政策，認真檢查均田製（封建國家向農民授田的一種形式）實行地情況。又吸取隋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製定“輕徭薄賦”的措施，減輕農民的負擔。
到了貞觀四年，全國經濟狀況有了好轉，社會風氣日趨良好。針對隋朝過度使用勞役，最終釀成國內人民的反抗這一教訓，唐太宗的主張措施，一方麵讓久經戰亂的人民得到充分休息，另一方麵也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繼續發展。早在高祖李淵統治時期，就曾提出了“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修產業”的主張。但在當時，這一方針還無法落實。到太宗即位後，就開始實行高祖所製定的租庸調法。這一賦稅法比隋朝放寬了服役者的年齡，嚴格了服役時間的計算方法，不再像隋朝那樣亂征濫用。即位這一年，太宗還下令免除關內和蒲、芮、
虞、泰、陝、鼎六個州的兩年租稅，全國其他地方則免稅一年。此外，凡有哪一地區遇災荒或進行慰勞賞賜，也都給以減免租稅的待遇，這樣的記錄在貞觀年間共有十二次。唐太宗實行輕搖薄賦的方針的目的，意在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貞觀二年，唐太宗把以農為本的思想對朝廷的官員們進行了講述，意在引起官員們對農業的注意。他說：“不論做什麽事，立足於根本是關鍵，國家以人民為本，人民以衣食為本，而要獲得衣食，就必須以不誤農時為本。”諫議大夫緊接著說道：“古時的秦皇漢武，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崇偽宮室，人力凋敝，禍難即起，他們難道不想使人民安定嗎？原因在於他們失去了安定人民的根本。隋朝滅亡的教訓才剛剛結束，陛下親自經受了這種災難，開始還會重蹈覆轍，隻怕時間久了就會淡忘了這個教訓。”太宗聽後，深以為然，表示要始終克製自己的私欲，記住根本。
貞觀二年，京師遭受大旱，蝗蟲漫天，眼看莊稼幾乎要顆粒無存。唐太宗帶領隨行官員來到禦苑中察看災情，看到滿天滿地的蝗蟲，不禁揀起幾隻來，對著這小蟲子說道：“人用來活命的穀子，竟然被你吃掉了，真是危害百姓。如果你覺得百姓有錯誤，責任不在他們，都是我的不對。如果你有靈性的話，就請吃我一個人的心吧，不要去危害百姓了。”說完，就把蝗蟲放進了口裏，左右的人連忙攔住他說：“吃下去恐怕會生病。”太宗說：“我就是想把災難轉移到我身上，怎麽會怕什麽生病呢？”於是吃下了這隻蝗蟲。隨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從此以後，京師再也沒有遭到過蝗蟲之災。
太宗為了農業的發展，竟然作出這麽大膽的事——親口吃掉蝗蟲的舉動，也可謂有至誠之心了。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無人能及的。
為了加快發展農業生產，鼓勵農民耕作，唐太宗還恢複了從周代興起，後又廢棄了幾百年之久的藉田禮，就是舉行一種由天子親自下田耕作的儀式，就是要在全國人民麵前作出重農耕的榜樣。貞觀三年正月的一天，春寒正濃，在舉行藉田禮的地方，人們早早地就把這裏圍了個水泄不通，盛況空前。人們都為天子親自下田耕作的情景而興奮不已。唐太宗健步來到田壟上，先祭祀先農，然後親自手握農具，在廣闊的田原上揮鋤耕田。
唐太宗的這一舉動無疑對提倡農業生產，重視農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為了生產的發展，唐太宗還注意增加人口。貞觀元年，唐太宗就頒布勸勉民間嫁娶的詔書。詔書規定：民間男20歲，女15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州縣官員要幫助他們結婚成家，因家窮而無力成婚的，本村的富戶和親戚有責任資助他們完婚。並把民間婚姻的情況，人口增加的多少，作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標準之一。
此外，唐太宗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對治水機構進行了調整，設置專門管水利的官員，又頒布專門的水利和水運的法律，使各地興修水利的效果顯著，保障了農業的發展。
由於農業的大大發展，糧食已經豐足了很多。到了貞觀十六年，在許多地區，隻要五個錢就可以買一鬥穀子，而更富庶的地方一鬥穀子才值三個錢，這說明全國社會經濟已經得到了恢複和發展，這首先要歸功於勞動人民，同時也和唐太宗的“安人寧國”的基本國策是分不開的。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滅亡的諸多的教訓，隋煬帝的繁法酷刑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酷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終導致隋朝的滅亡。太宗即位後，與群臣一道討論立法的基本原則和法律的執行等問題。一些大臣認為隻有嚴刑才可以威懾天下，而魏征對這種作法並不同意，他主張以王政來代替嚴刑，認為寬仁才可治天下。太宗對他的主張十分讚成。太宗在與大臣們談論立法時，對他們明確要求“用法務在寬簡”。
貞觀三年。太宗又下詔說：“泣辜慎罰，前王所重。”這所指的就是要謹慎地執法。根據這些原則，太宗時期製訂了《貞觀律》，它比隋律減輕了一些；後來又作了注，成為《唐律流議》，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完備的法典。
唐太宗還對執法隊伍的素質十分注意。他認為，人死不能複生，一定要慎重。因此，他詢問朝臣們，怎樣才能做到執法公平呢？諫議大夫進言道：“隻要執法官是公道正直善良的人，再獎賞那些司法公正的人或給予增加俸祿，那麽好偽之人自然就沒有了。”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下詔令全國執行。然後，太宗又進一步完善了慎刑的製度，規定凡是死罪，一定要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官員和尚書九卿們討論後方可執行，這樣就大大減少了濫殺無辜的可能性了。頒布了這項詔令後，果然見效，從貞觀元年至四年，全國隻判了二十九人的死刑。同時，唐太宗還規定，死刑要上報中央三次，經過批準才能執行。後來由於太宗錯殺了一位官員，十分後悔，又規定死刑要五次上奏京城，三次上奏地方才能執行，這樣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冤殺案的發生。在這種寬鬆的法律條文下，又有公正嚴格的執法官執法，貞觀初期，凡有犯法者，一律逃不出法網。人民知道執法無私，因而即使在判處過程中有輕重的差別，也服而無怨。
唐太宗知人善用和虛心納諫，成功推行“仁道”之術，是貞觀之治取得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太宗以前跟隨其父謀劃晉陽兵變時，他就已經深深了解到人才的重要，為了舉兵大事的成功，他結交了不少有見識，有某略的朋友，後來在完成國內統一大業後，在秦王府中他又廣交賢人雅士，為他出謀劃策，與太子爭鋒，最後終於取得了成功。因此，唐太宗深深體會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政治。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對手下的官員們提出要求，不要總是管理一些日常瑣事，要廣開耳目，求賢訪哲，選拔和推薦人才。同時他自己就帶頭起表率作用。
說起太宗起用魏征這件事還有一段趣聞。魏征曾是東宮太子李建成的首席智囊，他早就看出了建成與世民之間的衝突遲早要發生，因此經常勸說建成盡早除掉秦王這個對手，但建成沒能及時聽取他的意見。後來建成被殺，魏征被帶到太宗跟前，唐太宗問他：“為什麽你總是挑撥我們兄弟之間的關係呢？”左右的人聽到這話都為魏征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卻坦然自若地答道：“我很後悔沒能說服太子，讓他及早行動，不然，就不會有今天這種下場了。”太宗聽完後，絲毫沒有生氣，並且非常佩服魏征的膽量和直言，對他也另眼相看，並把他和韋挺幾個人作為諫議大夫留在朝中議事，及時對朝廷大事發表意見，規諫皇上。
宰相封德彝曾經很長時間都沒有向太宗推薦一個人才，太宗質問他是什麽原因，他卻回答說，沒有發現什麽人才。太宗聽了十分生氣地說道：“前代的明君用人就好像用一件器物，都是從當時選擇人才，而不是從別的時代借用人才，況且一個時代怎麽會沒有人才呢？恐怕是你自己沒有去找吧。”一席話說得封德彝慚愧地退下了殿。
尉遲敬德曾經是劉武周手下的一員猛將，劉武周戰敗後他與另一將領尋相向李世民投降，不久之後尋相叛變，官員們在捉拿尋相時，把尉遲敬德也捉起來了。李世民分析了當時的情況後說：“如果敬德想要叛變的話，難道他會在尋相之後叛變嗎？”於是他命人釋放了敬德，又好言安慰。敬德十分感動，在曆次戰爭中，英勇作戰，屢建功勳。
李世民當上皇帝後，有人勸他重用過去秦王府的舊屬，全部給他們委以官職。唐太宗拒絕了這件事。他說：“我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隻把眼光放在舊部上，一定要唯才是任，而不能以新舊為標準。”這正是唐太宗作為一個政治家所具有的好的品德。
唐太宗選拔人才不僅注意能力，更注重品性。他曾經對魏征這樣說過：“選用一個正直善良的人，那麽正直善良的人都會接踵而來，誤用一個品行不好的人，別的壞人也會爭相闖進來。”這正是太宗選拔官員非常嚴格的原因。唐太宗曾下詔規定，縣令必須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州刺史由他自己親自選任，地方官員每年要進京匯報一次工作，由吏部負責考評，根據政績來論定品級，決定升降。
唐太宗即位不久之後，就認真總結曆代王朝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是被傾覆的王朝，他認為一條重要的教訓就是錯用佞臣，護己之短，從而使政治昏暗，導致內亂頻頻。因此，貞觀初期，太宗就與魏征等人討論怎樣做才算是一個明智的皇帝，怎樣做又會是一個昏君的所為。魏征曾對太宗說了這麽一段至理明言，即“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從此太宗將這段話當作自己的座右銘，盡力去實行，並在實踐中總結自己在各個方麵的經驗教訓，時刻找出自己的不足。有一次他與臣僚們談到：“朕從小就喜歡玩弄弓箭，自認為對弓箭已十分熟悉了解。有一次朕將一批好的弓拿給工匠看，結果他們卻說，這並不是用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朕問那位工匠怎麽看出此弓不是好弓。那位工匠一口氣說了好幾條好弓箭所應有的特征和有關弓箭的知識，朕在此時才醒悟到，自己用弓多年，但仍未達到精通的地步，何況朕得天下時日並不多，治國的經驗更是無法與對弓箭的了解相比。”於是太宗從此下令，命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員每日晝夜輪流在宮中值班，以便太宗隨時谘詢政事和更多地了解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貞觀三年，他又對官員們說：“君臣應當共同治理社會，共同承受國家的安危的，因此，如果君王自以為是，作臣子的也不去及時糾正，那麽國家就會陷入危難當中。隋煬帝就是因為不讓人述說自己的過失，不肯麵對自己的錯誤，才導致滅亡的。”他希望大臣們能仗言直諫。在貞觀之年的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能做到和顏悅色地聽別人說話，哪怕有時違背他的意思的意見，或者據理力爭，他也不加以怒責，他用這樣的態度來鼓勵臣下大膽地進諫，對政事充分地發表意見。
但是這樣的皇帝在封建時代畢競太少，很多都隻是表麵上求諫，僅僅是裝裝樣子，實際上仍然是我行我素，獨斷專行。因此，封建時代的官員也大多是形式上的諫言。究其原因，還是與領導者的工作作風，管理風格有著本質的聯係。
唐太宗時期的官員們也大多如此，很少有人敢真正對政事大膽發表意見。為此，唐太宗決定以法規的形式要求大臣們必須遇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剛被立為太子時，就下令百官每人都要提出關於治理國家的意見與建議。即位後，他再次要求百官上奏諫議。一時間，上書奏疏如雪片般飛到太宗手上。貞觀元年，唐太宗下詔書規定：中書、門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員入閣議論政事，諫官都可以隨同，議論中有不當之處，諫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此外唐太宗還規定：負責起草有關國家大事等文件的中書舍人，要有自己的看法。詔旨寫成後，中書侍郎、中書令必須審查。審查完畢後也不能簽名了事那麽簡單，還要提出自己的意見，然後再送門下省審定。同樣，門下省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不合適的地方一定要據理力爭，反對“順旨”辦事。這些規定對於限製權臣過分專權和君主獨裁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同時也是一個明智的君王治理好國家的有效方法。
唐太宗的求諫納諫的措施可不是隻走個形式而已，在實踐中，他堪稱為古代求諫納諫的君王中的模範。一般封建社會的君王對於那些語氣柔和、言辭委婉而且無關痛癢的意見都能做出采納的姿態，而對那些態度堅決、據理力爭而又不留情麵的意見就無法接受了，而唐太宗在這方麵卻是虛心受教。同時唐太宗同樣善於聽取家人的意見。
太宗剛即位的高祖武德九年，下詔在全國征兵。按照唐朝的製度，征兵年齡應為21歲，而唐太宗卻同意了大臣封德彝將征兵年齡提前到18歲的建議。魏征不同意擅自改動唐製，因此詔書被壓了下來，太宗過問了三四次，魏征都頂著不肯簽發，這使太宗十分氣憤。他質問魏征為什麽如此固執地對抗。魏征回答：把男子都征發了，那讓誰來耕種田地呢，國家的收入又從哪裏得到呢？陛下常說要以仁義治天下，但您從即位以來，短短幾個月裏，已經幾次失義於民了，這樣就是以仁義治天下嗎？太宗聽了魏征的話，大吃一驚，深感魏征提得及時。於是接受魏征的意見，把征兵年齡重新定為21歲。並且獎賞了魏征意見提得好。
魏征敢於直諫的行為，有時也讓太宗下不來台，甚至私下裏大發怨氣，然而氣消了以後，太宗仍舊照常聽取他的意見。貞觀六年，有一次下朝後，太宗怒氣衝衝地回到後院，大罵魏征：這個鄉巴佬，總有一天我會把他給殺了！長孫皇後在一旁聽到這話後，連忙詢問太宗為何事如此動怒。太宗憤憤地說：“這個魏征，每次上朝總和我對著幹，讓我下不來台。”長孫皇後聽了這話，一言不發地走進內室，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正式禮服出來，向唐太宗祝賀道：“隻有君王開明臣子才敢直言，現在像魏征這樣敢說話，足以證明陛下一定是一位明君，我在這裏向陛下道賀了。” 經過長孫皇後一番巧妙的勸說，太宗的怒氣也平息了，從此也更加器重魏征，但因此更加害怕他，遇事不敢太放縱自己。
太宗虛心納諫、鼓勵納諫的做法，使貞觀年間許多官員都敢於對政事或詔書提出不同看法。貞觀時期，就是在這種良好風氣的引導下，唐太宗的各種治國的良策紛紛產生，官場的風氣也煥然一新，使得唐初的政治清明，國泰民安，達到了封建社會繁榮的頂峰。
能否做成大事業，並不取決於個人的才幹和學識，而是取決於是否有能力聚集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幹事業，這其中包括聚集比自己本事更大的人。
“以人為鑒，可以知善惡；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唐太宗知人善用，並且廣納柬言，積極聽取他人的意見，並及時的改正，使得天下的人民都安居樂業，最終引導唐朝走向興盛。集思廣益，從諫如流，使決策更加科學，從而避免更大錯誤的發生，推動整個事業更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