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史要尊重曆史事實，曆時是對過去的公證敘述，而不是為帝王的歌功頌德。魏帝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而錯殺了賢臣。
崔浩謀略出眾，深得魏太武帝寵幸。魏太武帝命崔浩統管秘書監事務，與高允等人撰寫《國記》
《國記》寫好，刊刻於碑上，並將石碑豎立於平城郊外神壇東側。
崔浩等所撰寫的北魏皇朝祖先事跡，絕不抑錯揚功。石碑立於大道兩旁，行人讀後議論紛紛。鮮卑人無不憤怨，認為崔浩故意宣揚鮮卑祖先的醜惡行徑。
魏帝大為惱怒，今有關部門加以懲處。
高允曾為太子師傅，太子與高允一同進宮朝見魏帝。
太子見到魏帝，說：
二局允小心謹慎，官位低賤，著書主要是崔浩所為，請赦高允不死。”
魏太武帝於是問高允：
“《國記》都是崔浩所寫的嗎？”
高允回答：
三太祖記》是前著作郎鄧淵所寫，《先帝記》和《今記》是我與崔浩共同執筆。然而崔浩隻是總攬裁定大綱而已，至於實際寫作，我比崔浩要多。”
魏帝大怒說：
二局允的罪行比崔浩還大，怎能讓他活命?”
太子恐懼地解釋道：
“高允是個小臣，慌亂失去了條理。我之前曾問過他，都說是崔浩所寫。”
魏帝又問高允：
“東宮太子的話可是真的?”
高允回答：
“太子殿下是因為憐憫我的處境，有意救我而已。”
魏帝望著太子說：
“好一個正直之人!臨死不改變自己所說過的話，此乃信義；作為臣下而不欺騙君上，此乃忠貞。應該特赦他的罪過，以示表彰。”
於是高允得以免罪。
魏帝又召崔浩問話，崔浩惶恐迷惑不能對答。
魏帝遂令高允起草詔書，誅殺崔浩及其下屬官員。
高允遲疑，久久不能下筆。
魏帝派人頻頻催促，高允請求再次晉見，然後才願起草詔書。
皇帝應允。
高允朝見魏帝說：
“崔浩之案，我不敢多問，如果隻是因寫史而冒犯皇家，則尚不至於判處死刑。”
魏帝大怒，命逮捕高允。
太子趕緊為高允求情，魏帝經詳細思考後，怒氣漸消，說：
“沒有此人，會有數千人被殺!”
於是魏太武帝重新下詔：凡與崔浩同宗的清河崔氏，不分遠近，一律誅滅全族，其他人等隻誅殺當事者本人。
時隔數日，太子責備高允說：
“做人應當見機行事。我為了讓你免去死罪，已經為你開頭講了話，而你卻始終不順著我的話去做，將皇上激怒到那種程度，一回想起來，至今還讓人心有餘悸。”
高允說：
“史書本是記載君主善惡，以為後人勉勵與警戒，因而君主對它心存畏忌，所作所為會因此而十分謹慎。所以記載皇帝日常活動、敘述國家政治得失是撰寫史書的基本原則，崔浩所做所為並未背離這一原則。我與崔浩共同從事這一工作，生死榮辱與共，本就不應有什麽特別不同，我不能為了自己求生，而作假地為自己開脫，將罪責全推給崔浩。如今我雖然苟且活下，但崔浩卻被誅滅三族，使我活著也深感不安。”
“識時務者為俊傑。”（語出《三國誌·諸葛亮傳》）在現實麵前能夠認清形勢利害而能自如對策行事，才是真正順應時代潮流前進的英雄。魏帝詔令崔浩從實撰寫國史，實與其他大多數封建皇帝一樣，隻能頌揚，不能談論缺失，用以警戒後人。魏帝雖然較以往其他封建皇帝要開明和寬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