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清代，中國茶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文士茶由於受明代以來，特別是晚明時期文士的避世、出世傾向的影響，而顯得纖弱萎靡，影響逐漸縮小，使得千年以來由文士領導茶文化發展潮流的局麵終告結束。然而，整個中國茶文化繼續發展的勢頭並未受到抑製。它的主流——傳統的文化精神開始轉向民間，深入市井，走向世俗。它繼續深入發展，深入千家萬戶，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倫常禮儀結合起來，逐漸形成一種普遍的民族習尚。
清代後期的茶葉生產有驚人的發展，種植麵積和產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流通領域則更為繁榮，一時茶莊、茶號紛紛出現，如江浙一帶的“翁隆盛”、“汪裕泰”等百年老店，享譽一時。茶葉更以貿易的方式迅速走向世界，一度壟斷了整個世界市場。茶進入了商業時代。
由於清代統治者，尤其是康熙、乾隆等都酷好茗飲，因此整個上層社會飲茶風習極盛。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這種風習很快影響民間。有清一代，茶館興隆，遍及各地。茶禮、茶俗發育得更為成熟，禮神祭祖，居家待客，茶成為必盡的禮儀。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寫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等人，隨同賈母來到賈府的家廟櫳翠庵，庵中修行的女尼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裏麵放一個成化窯出產的五彩小蓋盅，獻與賈母。茶是“老君眉”，水則是隔年積的雨水。後來，妙玉又特意在耳房為寶玉、寶釵、黛玉沏茶。妙玉拿出兩隻杯來，均為古玩珍奇和高級器皿。斟上好茶後，分別給寶釵、黛玉，又把自己日常飲茶用的綠玉鬥斟與寶玉。瀹茶的水，更是上品，是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一甕，總舍不得吃，埋在地下，當年夏天開了，才飲過一回，故而清淳無比。閑談中，妙玉還說過這樣一番話：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
可以看出，《紅樓夢》中的“品”茶，要求是十分嚴格的，要配以珍貴的器皿，上等的水。數量上，“一杯為品”之類的話，盡管帶有打趣性質，但總是以少為宜。在古代，杯與碗兩個量詞，一般說，以碗為大。從唐代盧仝的連飲七碗，到妙玉的一杯為“品”，同為品飲，千年以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讓我們沿著曆史的軌跡，回顧一下古人品茶的林林總總。
中唐詩人呂溫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記述：“三月三日，上巳楔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乃撥花砌，憩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指青靄，坐攀香枝，閑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複加也。座右才子南陽鄒子、高陽許侯，與二三子頃為塵外之賞，而曷不言詩矣。”
呂溫描繪了一次文人茶宴的情狀，可以看出，唐人品茶的要求大致是這樣的，一是要有良好的自然條件與環境。“三月三日天氣新”，正是暮春時節，草長鶯飛。在風和日麗，百花盛開的環境裏煎茶品飲，自然使人心醉。二是要有誌同道合的茶友，所謂“南陽鄒子、高陽許侯”等等，都是作者的濤友，頗有“談笑皆鴻儒”的意味。另外，當然是要煎得好茶，這樣，才能獲得“雖五雲仙漿，無複加也”的感受。
宋人強調的也大致相似，歐陽修《嚐新茶》詩，記載以新茶待客之事，說“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較之呂溫，歐陽修突出了“器潔”，品飲的要求更明確、更高一些，這顯然與宋人的“鬥茶”之風有關。
明朝人的要求更嚴格，更細致。明末的馮可賓《岕茶箋》談到“茶宜”，提出了十三項，也就是宜於品的十三個條件。馮可賓還提出“禁忌”七條，也就是不利於飲茶的七個方麵。明人許次紓《茶疏》中也有這樣的論述。
古人品茶要求無非包括三個方麵，即自然的、人際的、與茶本身的條件。作為飲料，力求茶質優良，水質純淨，恐怕是最基本的要求了，任何飲料莫不如此。但是，品茶卻對自然環境、人際關係有相當高的要求，則是它作為一門藝術、一種修養的關鍵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