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的名著《七劍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絕、醫術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在武林中深孚眾望。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曆史上明清之際的仁人誌士——傅山。
傅山的事跡生平於正史記載即位簡單，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曆史陳跡的縣誌、府誌，也隻見廖廖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群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鬆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於大同，後徙於忻州（今山西忻縣），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時，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後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袁繼鹹，是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於袁氏門下。袁繼鹹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禦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鹹，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餘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鹹冤案得以昭雪，官複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袁案結束後，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辟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群書，時稱學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經三十九歲了，他當時正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對於一個山西人來說，滿族人入關的威脅雖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經兵臨黃河，準備入晉的李自成農民軍。所以，當東閣大學士、曲沃人李建泰號稱要以“家財佐軍”，並自請提兵督師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請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韓霖為“軍前讚畫”的時候，估計傅山是非常著急地就去與之會合了。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傅山剛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經傳來，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絳縣、曲沃等地。雖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認為隻要太原還在，就可以逐步收複汾河以南的地方，並且，隻要山西河北還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證，甚至有更進一步收複失地的可能。但是，本來就是希望帶兵保護自己在曲沃的家產的李建泰卻令他失望了。李建泰聞聽“曲沃已破，家資盡沒”後，竟然又驚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剛走到井陘固關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並奉陪老母輾轉於平定嘉山。他這時估計心情是很鬱悶的。曾經在詩中以戰國時著名的義士“晉鄙”自況，被天下稱為“山右義士”的傅山還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廈於即傾的幻想就被現實擊碎了。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5）
事態的發展遠比傅山想象的更為嚴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義大軍又經寧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明朝亡了。
作為一個明朝的知識分子，傅山肯定會有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為他所要維護的那一整套社會秩序已經崩潰，被稱為“流賊”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這個世界成了個什麽世界？仍然滯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悶，覺得天下之大，似乎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詩中寫到“偃臥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家國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滅亡可能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況且，曆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還少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悶後，隻要社會能穩定下來，傅山也會逐漸走出亡國的陰影。可是，更大的打擊還接著就會來到。
四月，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帶著清兵直入山海關，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沒幾天皇帝的李自成倉皇南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宣布定鼎燕京。“華夏”亡於“夷狄”了。
這年五月，傅山潛回還被起義軍占領的太原，把他的母親和兒子接到了壽陽縣一個好友的家中。經過一段時間在歸隱和抗清間的選擇,他當然還是選擇了抗清。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滿洲人仍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離散的兄弟同胞，況且，曆史也已經證明了，清朝的皇帝雖然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從來沒有的屈辱和磨難，但畢竟也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了近兩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還是要好不少，但那時的人尤其是掌握著話語權的讀書人可不這麽想。他們終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環境下生活，亡國尚可接受，但被異族還是野蠻的異族統治卻無異於“亡天下”。還有一點，就是“氣節”，即使在現在看來，滿洲人當皇帝是大勢所趨，但像洪承疇、吳三桂那樣出賣自己民族的人，畢竟是可恥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時的心情可以用他寫的詩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時。”另一方麵，傅山也寫了不少奮發準備抗清的詩，比如“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移”。
這年中秋，對於傅山來說，勢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日子，他出家為道了。傅山本來便與道士們頗多交往———這種活動的思想根源是與古代讀書人一貫的自命清高、遁世無為的“隱士夢”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下，這樣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實現。
他拜的老師是壽陽縣五峰山的還陽子郭靜中，郭靜中是當時有名的道士，頗多神異的色彩。傅山出家後，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隻不過是表明一個忠君愛國、不與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態度，而且也不用剃發留辮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身份的掩護，傅山可以方便地四處從事抗清複明活動———道士雲遊是不犯罪的。
現在更可靠、確實的傅山反清活動的資料已經不好找了，如果從他寫的詩來看，他的行蹤大致是在盂縣、平定、壽陽、祁縣和晉源這一帶，反清活動的效果怎麽樣，事實上，很有可能沒有什麽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陽節，傅山還在盼望著反清的義師的到來或者是起義的爆發。依靠讀書人要反抗一個政權，希望實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個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經秘密地收養了一個明朝宗室的後裔，但發現他竟越來越傻，於是感歎朱明王朝的氣數果然完了，從此就消沉下去。傅山雖然不會這樣消極，也一直在做實際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動最後都隻有一個結果———失望。在那個甲申年將要過去，乙酉年將要來到的時候，傅山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麽幾句，“縱說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荼。摩雲即有回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交織著對故國的留戀，對複國的希望，當然還有無可名狀的憂愁和無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歲那年就這樣過去了，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應該是充滿困惑的。
1644年確實是相當混亂的一年，不僅對於傅山是這樣，對於整個中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路，選擇的結果在360年後的人看來，並沒有什麽差別，但是，就在這選擇中，曆史的滄桑一晃而過，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身影，讓後人評說。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但他還未能積極有效地響應時，弘光政權和唐魯政權相繼覆滅，最後隻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斷的希望中反複失望，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傅山養成了喝苦酒的習慣。《清史》中說傅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清史·卷501·傅山傳》）；其實，傅山哪裏是喜歡那種幹澀的苦酒，他隻是要借苦酒來提醒自己，時刻不忘天下為滿清所苦。
終於，在順治十一年，傅山為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複明室，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係，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隻說宋謙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門人弟子們又多方奔走，“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清史·卷501·傅山傳》），於是清廷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6）
傅山出獄後，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複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鬆莊，開始了“鬆莊煙樹十餘年”的“僑居”生活。
鬆莊在太原東南。《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裏，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為鬆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鬆莊是一個隻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
傅山自謂僑公，那些“鬆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兩人抗清誌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自此過從甚密。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均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傅山與顧炎武除了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一起創辦了一些實業，組織票號，以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
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勳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即以騾車糸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隻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為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隻憑口授而不傳一字。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雲：“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製度皆顧、傅所創也。”
如此可見，顧炎武與傅山是盛極全國二百餘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為標局，後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炎武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敗退，贈白銀若幹給戴運昌，戴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為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雇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傭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複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與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顧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著形單影隻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為醫學國手他為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為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蹤浪跡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在顧炎武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聯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後，傅山繼續稱病，臥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幹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隻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卻又被康熙皇帝恩準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麵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鄉後，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誌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在詩、文、書、畫諸方麵，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於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畫征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7）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山西至今還有傅山醫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傅山與兒子感情很深，兩人經常賣藥四方，共扶一車。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七十七歲。
但傅山強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學性情，數百年後仍使後人的心弦為之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