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清順治二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會杭州被清軍占領，不少州縣也遞上降表，歸順清朝。但隨著滿清頒布了剃發之令後，“人護其發，道路洶洶”。在這種情形下，亡國之痛以強迫剃頭為引線迅速點燃了一場反清的熊熊烈火，浙東各地紛紛起兵抗清。
寧波府起兵反清後，原太仆寺卿謝三賓為了保住身家性命，派人攜帶親筆書信前往定海請王之仁出兵鎮壓。同時，占領寧波的錢肅樂（原刑部員外郎）也派倪懋熹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兩位負有完全相反使命的使者幾乎同時到達定海。
當時，駐於定海的浙江防倭總兵王之仁已經投降滿清，貝勒博洛命他繼續擔任原職。倪懋熹到達定海後，聽說頭天有位姓陳的秀才上書王之仁，斥責其降清，已經被王之仁處斬，仍毅然入見。一見麵，王之仁說：“君此來，大有膽。”倪懋熹大講了一通人心思漢的道理，王之仁連忙製止他說下去，讓兒子陪他去東閣吃飯。
然後，王之仁又接見謝三賓的使者，答應幾天後就發兵到寧波。幾日後，王之仁統兵來到鄞縣，召集諸鄉老聚會於演武場。謝三賓欣欣然赴會，以為錢肅樂等必定濺血於眼前。不料，坐定之後，王之仁從靴子裏取出謝三賓的密信，當眾朗讀。謝三賓大驚，不顧一切衝上去想奪回原信。王之仁喝令部下士卒把謝三賓拿下，對錢肅樂說：“是不是應該殺了他祭旗？”謝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王之仁兵員較多，參與反正後，寧波的反清局勢迅速穩定。
浙東各地反清運動興起後，明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和在籍官僚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商議，認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監國，此時，他們全然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權。當時在浙江的明朝親、郡王隻有在台州的魯王朱以海沒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複明勢力擁立的惟一人選。六月十八日，張國維等奉箋迎朱以海出任監國。朱以海到達紹興後，於七月十八日就任監國。
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個兒子，封於山東兗州，因吃丹藥毒瞎了眼睛，朱元璋很不高興，他死後，朱元璋給的他諡號為“荒”。朱檀的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崇禎十五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兗州，朱以派被殺。其弟朱以海死裏逃生後，於1644年（崇禎十七年）二月襲封魯王；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寓居浙江台州。
1644年國變前，朱以海就已經親身經曆了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患難生活，所以他對清廷的仇恨遠勝其他藩王。但是，此人過慣了腐朽荒**的貴族生活，既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一任監國後就大搞腐敗，一幅太平天子要及時行樂的樣子。李寄有《西施山戲占》詩描繪了朱以海監國時的狀況：“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嚐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獻吳。”據說魯王朱以海與守江諸將置酒唱戲，吹拉彈唱的聲音聲連百餘裏。
唐王與魯王之爭（6）
魯監國政權的腐敗還表現在任用皇親國戚上麵。魯王元妃張氏的哥哥張國俊招權納賄，任用匪人。著名的例子如謝三賓這樣鮮廉寡恥的小人，被迫參加魯監國政權後，竟然走國舅的後門出任大學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見。
張岱對朱以海的評論是：“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膂；聞一言，則信若蓍龜，實意虛心，人人向用。乃其轉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後言則前言視為冰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滿廷，終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無所終薄矣。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大意是納諫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倒了魯王這裏就成了禍病，他聽了後麵人的話，就認為前麵人說的話不對，是個典型的軟耳朵，沒有判斷力，智商還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後，隨著情況的明朗化，擁立魯王的官紳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他們立即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魯王和唐王一樣，都是崇禎最遠的堂族，但唐王在時間上占了優勢，而且已經由監國稱帝。另外，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魯監國政權隻局促於浙東一隅之地。
唐魯並立是在消息不靈的混亂狀態下出現的一國二主局麵。按道理說，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朱以海應該退位，使南明政權至少在名義上實現統一；然而朱以海黃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則有些不甘心了。這正是弘光以來的普遍現象——無論是皇族還是官僚，都熱衷於亂中竊權。唐、魯之爭無疑使南明業已經呈現的劣勢進一步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