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長篇小說《長河之燈》（原名《燈花辭》），我產生了共鳴，而且有精神同道之感，因為筆下的人物，其性格情感，其命運，所置身的曆史文化河流，與我《輪回》《寂寞歡愛》《恍惚遠行》《曠野黃花》《父兮生我》《抵達昨日之河》等——尤其跟《曠野黃花》是相通的，對曆史文化心靈的發掘——再認識，我們是相近的。小說所描摹的生命和生活場景是我熟悉的，還引起了我的回憶與感喟。燈花是贛南鄉土善良智慧卻堅強女子的化身，或一個象征。這是部植根於贛南土地、接通贛南文化河流的蘊藉之作，我為這樣一部長篇出於贛南70年代年輕作家之手而由衷歡欣。
作家是70年代人，可作品內容涵蓋了上世紀20年代至今的百年滄桑，可見他是個富有曆史意識、在創作中追求曆史感和文化底蘊的年輕作家，而且這種“曆史意識”與現實主義文學相通，與人性和人文關懷相通，這是真正的文學之路，而不是跟隨一時所強調的“曆史主調”來勾勒人物建構作品——有意忽略和遮蔽一些人物“根性”，致使人物光環化虛假化工具化。要知道，數十年來“曆史主調”頻頻變化，也出現了不少以跟風跟潮為特色的作品，雖然能獲得一時喝彩，但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失，就是我們贛南本土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及其命運隱而不見，而它們與今天這塊土地生活的人們絲絲相連。
照錢理群先生的話就是，“在我們的曆史視野裏，隻有曆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曆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體的心靈世界，而真正埋在曆史參與者與波及者們記憶深處的，正是這至今也沒止息的內心的痛苦。”（《“遺忘”背後的曆史觀與倫理觀》）而《燈花辭》就是力圖寫出曆史進程——曆史視野中普通人的包括歡欣和痛苦的心靈世界，而這跟當今繼續奮鬥的贛南人息息相通，就是說，現代贛南人的心靈鍛造是離不開這種精神資源的，這就需要良知——對良知的堅守，需要長時間發掘、體察並理解這塊土地的變化和心靈，需要在新的曆史年代作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學表達。
《長河之燈》的寫作是有根的，這不但是指作品靠著“地氣”寫了普通人小人物，寫了人心和鄉土變遷，而且正如後記中所感悟的，“曾祖父的弟弟與紅色曆史有關，一直吸引我探知。聽說他幫弟弟挑豬肉從紅區到白區銷售，同村人想買豬肉未果便向蘇區政府告發，最後這位還沒有成婚的蘇區片長被蘇維埃政府處決了。還有那些連墓碑也沒有的小墳……這些代代傳聞的先祖，我無法知道他們的音容，隻知道他們經曆的苦難，在紙籍裏被概括成舊社會的種種不幸和不公。”就是說，那些同樣與蘇區有緣，卻顯得“灰色”而被排斥在“主流話語”之外的小人物，他們同樣是有過奮鬥史創造過人生輝煌的“祖先”，在鄉土沉淪鄉村消亡的今天，作為後輩的作家感覺到了今天生活中的缺失、精神的迷茫跟沒有充分認識這些“灰色”前輩密切相關，由此滿懷**和深情地進行了追尋，《長河之燈》就是這樣的精神成果。
燈花這個善良堅韌的鄉村女人是小說的發現。《長河之燈》所直麵的“根”就是善良與堅忍，它是鄉土生活和鄉土人的融會，一直是我們生活和人心的潛流，但它又是軟弱的，小說以百年變幻的曆史時空寫了這種軟弱，但又張揚軟弱的力量，作品中各色人等後來都服膺這種“軟弱的力量”，由此傳導《燈花辭》思想之力。
“軟弱的力量”是鄉土之根，人性之根，人類的偉力由此而來。小說敘寫了百年世事的滄桑演變、鄉土的巨大變遷，始終把住了善良與堅忍是不變之所在。小說寫到變化中的不變，這“不變”又麵臨湮滅，作家的情愫躍然紙上，不僅僅是一曲鄉愁的吟唱。
作家範劍鳴寫過詩寫過評論寫過短篇小說——經過一定的文學訓練，他想寫出與足下這塊土地及人心聯係得更緊、即更接地氣的作品，《長河之燈》就是他跨出的一步。他克服了年齡的障礙，把筆觸伸向歲月的腠理，當然這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順著自己家史切入，探知了昨天的鄉村和人。可以肯定他的生活經曆，就是現在，也經常接觸親人們或鄉親們所談到這百年曆史——百年曆史變與不變的人心，小說思想藝術的敏感點並不是“緊跟形勢”，與之對接，而是與時代的人心、人的情感命運對接，當然也與含辛茹苦的祖先對接。他在詩集《向萬物致敬》中寫道，“我站了多久，它們就站了多久/那些電線杆上的黑鳥/仿佛蓄電池，與太陽交換內心的光明/在春天的早晨，我喜歡過/那些灌木和喬木上歌唱的鳥兒/但此刻，我更喜歡這些/沉默的音符——它們仿佛/高壓電流變成的樂章/與人類並不知曉的聲音/深沉的共鳴——此刻/它們比一群掠過田野的雀鳥/擁有更遠的天空”（《那些沉默的鳥》），也寫到了“鑼鼓之音的變化，八仙燈的陣法/奔流的木排，江邊對歌的村婦/風雨中的渡船，沙灘邊調皮的魚群/——永遠會有新鮮的記憶/仿佛它們隱藏在歲月中，就為了供給/家宴後的一次次精神會餐/仿佛故鄉，每逢佳節/都可以得到更新”（《和父親說起一些消逝的事物》），他的思緒和意象凝聚著，一幅更為宏大的心靈史寫作呼之欲出，現在，奉獻出的《長河之燈》，把這些“沉默的音符”和“隱藏在歲月中”的贛南精靈做出了自己富有敬意又不乏哀憐哀傷的表達，於是就獲得了“更新”的意義。
《長河之燈》是部有追求有內涵的長篇小說。它一反那種以鮮明意識形態（改革開放前是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主線，人物黑白分明；80年代以告別小農、農民致富、這些年則是信仰信念紅色承傳為標識）來敘寫人物進行結構的套路，而是以農村底層民眾不息的生命生活追求為主線，展示近乎百年贛南農民所遭逢的曆史際遇，以及最內在而隱秘的精神支撐。它展示的是紅區白區“拉鋸”年代和建設年代贛南鄉村以娶妻生子、做屋過日子的日常生活，普通鄉民的生活願景。
紅區白區“拉鋸”是贛南1930年代政治鬥爭現象，鄉村和人群分為對峙的兩個陣營，它強化了贛南客家的姓氏爭鬥相互報複——社會撕裂，《長河之燈》令人信服地寫出了在“革命”（蘇維埃政府）和“國家”（民國政府）的名義下，贛南鄉村生活這種遷延已久的或現（外在行為）或隱（內在心理）的文化現象，但這部作品更寫出了這樣的文化情境中，以燈花為代表的善良堅忍的文化之花。
作品還涉及了另一個“如何對待那個時代參加革命而命運慘淡”的主題。這是作家對自己家庭家族命運的難以舍棄的感懷，或叫精神追問，更是燈花的命運所涵蓋的。小說把曆史中性化，不以紅白對立來結構作品，一定程度上，家庭，姓氏，人心角力角鬥，都有所體現。而且，由於參加革命的人出於家族姓氏矛盾和個人意氣，也以革命之名義進行報複，有玉就這樣蒙冤被蘇維埃槍斃了，這樣的冤屈竟無法伸訴，給後輩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書聲因二叔有玉被蘇維埃槍斃，家庭而蒙上了政治汙點，不能入黨，進步受阻，懷才不遇。
整部作品都在寫“變”，生活場景的變化、人的變化和人心的變化（有的是變壞，有的是良知良心發現或回歸），可也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善良和寬容，這些都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傳統，或者說，從文化傳統總結的經驗，被普通的底層人用來應對動**變化的世情，換言之，以燈花為代表的鄉村人在麵對時世的、家庭的、個人的厄運的時候，他們始終選擇並堅持了善良和寬容，把善良和寬容當作家庭和做人處世的底色，這正是鄉村人艱苦痛苦承擔的精神力量，他們的頑韌和堅守由此而來。作品指出家族家庭一個傑出人物的出現，正是以此前此後無數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做鋪墊的，而這部作品就是為後者立傳——展現了這一幕幕沉默的風景，鄉土生存和發展的心靈力量。這是作者的發現，也是作者的呼喚。
我欣賞這個書名，從小處著手而輻射那段宏大的曆史。燈花是一個纏過小腳一生命運卻艱澀的鄉村林姓女人，書中所展開的一切都直接或間接與她有關。她的命運就是贛南鄉土的命運。燈花既是一個鄉村物象，“有財把燈罩輕輕按在燈盞上，火光更加亮堂起來。油燈邊突然出現了一名女子，像早逝的母親，又像是一位姑娘……一朵碩大的燈花在火焰中綻放……”，“人們說燈花開有客來，你不在的日子，我一天一天數著日子，剪著燈花……”也給人以連接傳統、寄托希望的想象。何況“後記”這樣慨歎：燈花與人世關聯，“燈花，成為一種消逝的時光，它與人類的命運相憐相敬。”自然，取“燈花”富麗著一個作家的詩情，這種詩情是激**的，也是沉鬱的。
更具價值的，是塑造了一個叫燈花的善良鄉女。革命改變了什麽？沒改變的又是什麽？對燈花而言，善良寬容是她的本色，對她一家而言，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沒有改變，卻是那麽艱難。她一家生活的追求，或者說信念，就是為能做一棟青磚房子，藉此尊嚴地生活，但這一基本的物質之念也不可得。她家總是碰到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燈花及一家子便是作者重點敘寫的人物。她是大戶人家出身，知道廣結善緣，她的遭遇讓她選擇並保持了善良。她看到了延續了幾代人的姓氏矛盾，用“和親”方法和不計前嫌消彌仇恨。
《長河之燈》重筆寫了燈花的青磚夢即建房夢，農民隻要稍稍寬裕就想建房，第一是改善生活，第二是體現自己的價值——自己作為家族衍續中的一環做出了榮宗耀祖的事業，而房子是看得見摸得著而且“長存”的，這是當事人努力奮鬥並讓後人銘記的見證。這固然是鄉村生活的真實，但在作品裏，“建房”的漫長過程又是燈花把善良和堅忍貫徹的過程，也就是刻劃燈花的過程。在燈花內心，她對建房的執著更有著繼承先夫的遺願，更是她善良和堅忍的開花結果。老屋和建房“能像圍牆一樣，借助水泥，能夠堅持著站起來，挺下去”，這就不止是物質的建房，而是借建房傳導一種精神價值或力量。
（李伯勇，著名小說家，中國作家協會員。贛南鄉土文學先驅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選《南方的溫柔》，長篇小說“幽暗四部曲”，文學評論集《灰與綠的交響》，隨筆散文集《瞬間蒼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