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做事講規矩，所以，圍繞著不同性質的事情，創立了很多的規矩，又圍繞著不同的規矩，發明了很多名詞。在古代中國，最為講究的是倫理，倫理是什麽?說白了，就是排隊的規則。
中國的政治傳統，就是建立嚴格的秩序，並根據這種秩序的基本原則，為政治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進行概念上的歸納，用各種名詞來規範各種概念。所以，一旦背上了“叛逆”、“弑君”、“弄權”、“諂媚”等惡名，就意味著在政治生活中違背了正常的秩序，那麽自己以後的政治道路將步履維艱。
那麽，這種現象，在博弈論中又是一個什麽說法呢?在博弈論中，遵循一種秩序原則，正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之下，各方共同建立的一種互相之間的平衡。
如果有人單方麵改變了自己的地位，那麽整個平衡都要被打破，不到自己能夠絕對掌握局勢的時候，如果貿然打破平衡，勢必要受到其他各方的群起圍攻。所以，遵循一個秩序，既是維護他人，也是保護自己。同樣，在實力足以改變這種平衡的時候，原有的這種共同建立秩序的合作性博弈也就要被非合作性博弈所取代，朝著建立一個新秩序的目標而行動了。
從曆史發展的整體來看，合作性博弈下的秩序穩定是一個主流，但是這個主流卻一次又一次被非合作性博弈下改變排隊規則的行為所衝擊。衝擊過後，一個新的排隊規則建立了，大家在社會和政治秩序上再次開始合作性博弈，周而複始，循環往複。之所以會這樣，正是合作性博弈中各方都要維護秩序穩定這個因素造成的，隻有其中一方的力量完全可以改變局勢時，才能完成從合作性博弈到非合作性博弈的轉化。
已有的規則不要輕易地破壞
政治秩序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東西，稍有不慎，就會犯了忌諱，所以，隻有時時刻刻都十分勤勉注意的人，才能避免因為違反政治秩序而引來的禍端。“小心使得萬年船”，對沒有野心而隻想好好過一生的人來說，不冒進，不搶鏡頭，不亂表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概括起來，就是“隻能做老二”，不管最大的掌權者是否在場，自己都不能擺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樣，而是要時時擺正自己的位置，讓自己沒有逾禮的表現。這方麵做得比較出色的，自然是近年來一直被人們所稱道的晚清名臣曾國藩，而他隱忍的性格、有預見性的謀劃和為了嚴守政治秩序不惜放棄一切的作風，都是他人所不及的。
最明顯的，就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他解散湘軍的行為。湘軍是曾國藩一手組建的，它與清政府的其他軍隊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皆由政府編練。遇到戰事，清廷便調遣將領，統兵出征，事畢，軍權繳回。湘軍則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親自選募，哨官則由營官親自選募，而營官都是曾國藩的親朋好友、同學、同鄉、門生等。由此可見，這支湘軍實際上是“兵為將有”，從士兵到營官所有的人都絕對服從於曾國藩一人。這樣一支具有濃烈的封建個人隸屬關係的軍隊，包括清政府在內的任何別的團體或個人要調遣它，都是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軍成立後，首先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太平軍。在曾國藩的指揮下，湘軍依仗洋槍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國的部分地區。為了盡快將太平天國的起義鎮壓下去，在清朝正規軍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清廷於1861年11月任命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軍務，這四個省的巡撫（相當於省長）、提督（相當於省軍區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管製。自從滿清入關以來，漢族人獲得的官僚權力，最多是轄製兩三個省，因此曾國藩的權力是滿清入關以來漢族官僚獲得的最大權力。
對此，曾國藩並沒有洋洋自得，也不敢過於高興。他頭腦非常清醒，時時懷著戒懼之心，居安思危，審時度勢。後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是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計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相反，他卻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謹慎。他在這個時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他想起了在中國曆史上曾有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
他寫信給其弟曾國荃，囑勸其將來若遇有機緣，盡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終，免蹈大戾”。曾國藩叫他弟弟認真回憶一下湘軍攻陷天京後是如何渡過一次次政治危機的。湘軍進了天京城後，大肆洗劫城內金銀財寶，其弟曾國荃搶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據此曾上奏彈劾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國藩很知趣，進城後，怕功高震主，樹大招風，急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考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並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四萬人，以示自己並不是在謀取權勢。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麵矛盾，原來準備彈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彈劾了，清廷也隻好不再追究。
不冒進，不扛旗，是一種人生修養，而這種人生修養來自哪裏?就是來自一種博弈論的原則——不輕易破壞規則，嚴守秩序就是勝利。
他又上折給清廷，說湘軍成立和打仗的時間很長了，難免沾染上舊軍隊的惡習，且無昔日之生氣，奏請將自己一手編練的湘軍解散。曾國藩想以此來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無意擁軍，不是個謀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於清廷的衛士。曾國藩的考慮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雖然請求遣散湘軍，但對他個人的去留問題卻是隻字不提。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說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將有貪權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確請求解職而回歸故裏，那麽會產生多方麵的猜疑，既有可能給清廷以為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盡忠的印象，同時也有可能被許多湘軍將領奉為領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麽強大的一支軍隊，對清廷是一個潛在的危險，清廷的大臣們是不會放過這個問題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辦法去解決，不僅湘軍保不住，曾國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這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曾國藩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所以才能審時度勢，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策略，贏得了一個忠臣的美名。下麵的樹狀圖表明了曾國藩的高明抉擇：
曾國藩揮軍自重清政府容忍清政府威信受損
地方軍閥出現討伐清政府再次進行戰爭
曾國藩存亡兩不知裁軍自律清政府保住江山，曾保住富貴
曾國藩的自保術
把自己的蛋孵在皇宮裏
《西遊記》裏麵，孫悟空有一項絕技，就是鑽進別人的肚子裏麵製伏敵人，鐵扇公主、青獅魔王都曾經被他用這一招製伏。鑽進別人的肚子，並且在裏麵動手腳，是對手防不勝防的，因此孫悟空每每得手。
有個成語叫做“鳩占鵲巢”，意思是外來的侵略者占據了原有實力的地盤，這種行為和孫悟空的“內部手術”哪個更厲害?外來的要占本地的大權，一定要集聚力量之後真刀真槍地比拚，勝者為王，而孫悟空的著數，隻需要借助對方的粗心大意，在對方內部進行破壞，就可以徹底打倒對手。事實上，進入對手內部，然後占據主動地位打擊對手，也正是當年《荷馬史詩》中特洛伊木馬計的精髓所在。
在需要遵循一個政治秩序的時代，如果一個實力派權臣要自己稱帝，把原來的統治者趕下寶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個過渡性的政府，把對手的力量轉化為自己的，把對手的朝廷變成自己的。像項羽那樣火燒皇宮另起爐灶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不受歡迎的，隻有在對手溫暖的皇宮裏麵，孵化自己的蛋——權威，才能事半功倍。縱觀權臣稱帝的道路，通向權威之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如何在“過渡”上做文章，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現有資源，將原來歸對手所有的一切都劃歸到自己的名下，將原來政權內部的所有權力逐漸移交到自己的政治機構中。成功者如曹操、劉備、司馬懿，失敗者如董卓、李催、袁紹，在“過渡”方麵的表現正是他們勝敗的關鍵所在。
劉備奪取益州，令許多《三國》的讀者十分意外，他們覺得劉備這麽一個“仁義”的人怎麽能做出反複無常的事情呢?實際上，奪取益州，吞並劉璋勢力，正是劉備巧用“孫悟空戰術”的妙棋。劉備從沒有立錐之地的軍閥，變成坐擁一方的霸主，從進入西川到反客為主，正是在和劉璋集團聯合建立過渡性政府中，坐在劉璋的大本營裏麵孵化自己的蛋的結果。
劉備為什麽一定要得到益州?當然，諸葛亮當年在“隆中對”裏麵提出“跨有荊益”的理論，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迫切的原因，就是孫劉聯盟已經趨向解體。赤壁之戰後，劉備占有長江以南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荊州原有的官吏將士歸順劉備的也不少。劉備為了安撫荊州人和堵塞孫權欲獨吞荊州的意圖，特意上表請求封劉琦為荊州刺史。不久，劉琦病死，群下推舉劉備為荊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油江口）。孫權這時占有江夏和南郡，見到劉備已有相當的實力，既想拉攏劉備繼續對抗曹操，又怕劉備勢力增長，對自己構成威脅。由於前一因素更為緊要，所以孫權對劉備繼續采取籠絡手段，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已經人到中年的劉備。周瑜這時鎮守江陵，他到建業去麵見孫權，建議進取益州。孫權答應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孫權令魯肅接替周瑜的職務。
魯肅勸孫權把江陵借給劉備，與之共抗曹操。孫權聽從了魯肅的建議，於是以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駐陸口（今湖北蒲圻縣陸溪口）。當時劉備所占有的地區不僅很小，而且人口稀少，經濟落後，並且處於曹、孫及劉璋等強大勢力的夾縫中，很難長久支撐下去。要想不被吞並，團結孫權是一個良策，但這隻是外交上的努力，如果不擴大自己的地盤，是不能持久的。謀士龐統曾對劉備說：“荊州荒殘，人物彈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誌。”諸葛亮後來也說：“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可見當時劉備的處境極為困難。假若他不向西發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實難維持住獨立的局麵。所以我們說赤壁之戰後的劉備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當然，事業的成敗盛衰不隻在於力量的強弱，人謀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就在這時，給劉備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機遇。益州牧劉璋是一個懦弱無能的人，在他統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著土著將領與外來將領的矛盾，而且劉璋手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沒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當劉璋聽說劉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時，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員張鬆向曹操致敬，並觀望動靜，隨時準備投降。張鬆自負其才辯，也想從曹操那裏撈到好處。可是，這時曹操已到達江陵，把劉備打得七零八落，狼狽逃竄，不免被勝利衝昏頭腦，根本不把劉璋放在眼裏，對張鬆更不屑給個臉色。在《三國演義》裏麵，還有一段張鬆憑借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戲弄曹操，致使曹操把自己耗盡心血寫成的《孟德新書》付之一炬的故事。實際上，張鬆根本沒有機會賣弄才能，隻能坐坐曹操的冷板凳，因此張鬆懷恨在心，回去勸劉璋勿再與曹操來往，另外走與劉備聯合的路。劉璋聽從了張鬆的話，又派出謀士法正到荊州結好劉備。
對劉璋來說，向劉備求助，是引狼人室，對劉備來說，進入益州正沒有借口，恰好劉璋主動上門來請，劉備巴不得有這樣好的機會，他對法正“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事實上，他不僅僅是禮遇法正，請法正吃飯喝酒而已，他還經常找法正談話，而且諸葛亮也發揮辯論才能與法正討論天下大事，並許諾如果劉備成為益州的主人，一定會給法正加官進爵。法正並不是一個十分忠於劉璋的人，聽到劉備和諸葛亮的政治許諾，豈能不動心，於是他在回去複命的時候，在劉璋麵前極力陳述劉備的好處，背地裏又對張鬆述說“備有雄略”。估計這個時候，法正已經成為劉備安插到劉璋政權內部的“獵頭”，開始為劉備奪取西川招募人才了，所以才會拉攏在劉璋手下並不得誌的張鬆。張鬆聽了法正的話，對劉備十分心儀，於是二人進一步密謀迎接劉備，以為州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璋聽說曹操要派兵遣將征伐漢中的張魯，心中十分恐懼。張鬆趁機向劉璋建議迎接劉備入蜀，讓劉備去討伐張魯。於是劉璋再次派遣法正帶領四千軍隊到荊州去迎接劉備。法正這一次到荊州，不僅是劉璋這邊的接見代表，也是劉備這邊的超級間諜。他把回到益州以後所做的一切報告給了劉備和諸葛亮，並且把益州的軍事分布地圖獻給劉備，並詳細地向劉備獻策進取劉璋。劉備手下的謀士龐統也認可法正的意見，勸劉備及早作決定，趁機奪取益州的領導權。龐統對劉備說，如果劉備不拿下益州，劉璋恐怕也將被曹操所吞並。劉備於是留下諸葛亮、關羽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自己和龐統帶領步卒約二萬餘人，隨同法正西上。劉備到江州（今重慶市）後，由墊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綿陽市）。劉璋親自率軍來迎。劉備和劉璋的博弈可以用下圖表示：
劉備奪益州
法正、龐統向劉備建議在和劉璋會麵的時候殺掉劉璋，顯然，這是標準的“鳩占鵲巢”思維。如果劉備真的那樣做，即使殺掉了劉璋，也會引起劉璋部下的反抗，可能劉備等人都不會活命離開。劉備認為初入益州，對官員和百姓“恩信未著”，不可如此倉促動手，而是要從長計議。劉璋和劉備會麵之後，非常信任他，不但讓劉備和自己共商國事，更增派軍隊給劉備調遣，請劉備去攻打漢中的張魯。不久，劉璋又把白水軍（即白水關守軍，白水關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裏）的統兵權交給劉備。這時劉備的軍隊增至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貨資俱備。可是劉備到達葭萌關（今四川昭化縣南）以後，即停留不進，惟“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劉備一方麵取得劉璋的信任，讓自己可以獲得發展勢力的時間，一方麵積極和益州當地的大族豪強與劉璋手下的文武大臣聯係，希望他們能夠歸順自己。經過一番經營，劉備覺得動手的時機已到。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東擊孫權，孫權求救於劉備。劉備向劉璋提出了增加軍隊及糧草的要求。劉璋隻答應增加四千的兵給劉備，其餘皆減半。劉備即以此為反劉璋的口實，他激怒軍士說：“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這時張鬆兄廣漢太守張肅，恐鬆謀被璋發覺，禍連及己，因此向璋告發。於是璋收斬鬆，敕關戍諸將勿複與劉備互通文書。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並其兵，進據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諸將拒戰，或敗或降。隻是在雒城（今四川廣漢縣），備遇到堅強抵抗，費了一年的工夫，損失了龐統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備進至成都城下，這時，諸葛亮、張飛、趙雲也自荊州分路引軍來會。不久，馬超脫離張魯來降，與備等共圍成都。劉璋見大勢已去，乃出城投降，備遂得益州。劉備獲得了形勢險固、物產富饒的益州，便可以進攻退守，應付自如。
警惕權錢交易
中國最早宣揚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韓非子認為君臣的關係就是一種互利性的博弈過程，所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但同時他也需要人來幫他經營和維護這些財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識和智慧，別無所長，他們要獲得維護自身和家人生存的物質利益，必須與君主進行博弈，必須用自己的智慧去換取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和利益。所以，君主和臣民隻是一種單純的博弈，相互之間毫無忠義可言。
現代人分析認為，在封建社會存在著兩種主要的價值原則，一種是“權本位”，一種是“錢本位”。這裏說的“權”，是特指宗法等級製度下的君權、族權等；“錢”則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交換關係的代表。“權”是第一位的，“錢”是第二位的，如果單純是“權”和“錢”進行博弈，“錢”是不堪一擊的。在西漢武帝時期，由於長期對匈奴的戰爭，國庫人不敷出，封建君主的一道命令，通過“算緡”和“告緡”製度，就使無數的大地主破產，通過幾代人辛苦剝削農民的財富一下子就轉移到國家或者說君主的手中。血淋淋的教訓使擁有財富的人知道一個事實，沒有“權力”保護的“錢”是危險的，通過“權力”來獲得“錢”是輕而易舉的。於是他們或者通過各種手段擠入國家權力圈內，通過掌握權力來攫取經濟利益，或者在擁有財富之後，再用財富來交換權力，從而穩妥地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我們稱之為“權錢交易”。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依靠權錢交易而發家致富的人可謂是多如牛毛，清末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雪岩，人們評價他是商界的奇才，是官場的幫閑，是黑社會的龍頭，是重農輕商的中國封建社會裏殺出來的一匹黑馬。此人出生於1823年，安徽績溪人。年少喪父，家境貧寒，從小就在錢莊當學徒。也就因為出身貧窮，胡雪岩自小就明白：做事要靠朋友，助人就是助己。據各種資料記載，胡雪岩的第一筆買賣就是在“權力”上進行投資的：據說胡雪岩二十歲左右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名叫王有齡。王的父親死在浙江任上，由於為官清廉，致使妻兒有家難歸，滯留杭州。王有齡很有才華，也很有抱負，有機會做官，但是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岩雖然和他並不相熟，但二話沒說，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送給了王有齡。這樣一來，他雖因此失業了，但卻為自己鋪就了錦繡前程。王有齡科舉成名，再經過各方打點，由糧台升任杭州知府，再升任浙江巡撫，成為封疆大吏。做了官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岩也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從而迅速暴富。
胡雪岩是伴隨著戰爭而發家的，他積極參與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和左宗棠收複新疆的戰爭。清政府晚期財力匱乏，無力籌集和支付巨額的戰爭費用，隻能靠大小官員自己想辦法解決。而官員又隻能與商人達成協議，由官員用權力來保護商人的“特定經營”，商人向官員提供必要的戰爭費用。早期他靠王有齡發跡，王有齡在與太平天國作戰中戰死之後，胡雪岩又與德馨、左宗棠等大員往來密切，他在軍中運籌財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當然也少不了中飽私囊、大發橫財。《一葉軒漫筆》記載：“左文襄公西征，轉輸軍食，深資其力，師捷後膺卓薦。觀察盛時，理財之大名著，富可敵國，資產半天下。當事借用外債千數百萬。西人得其一言以為重。”胡雪岩與清官共贏的局麵從下圖中可以看出：
胡雪岩的成功
胡雪岩成功的秘訣在於官商勾結，他的陰暗麵與封建專製政體相生相成。他處世極為圓滑，高帽不離手，隨時奉上，馬屁不離口，隨時拍上。他善於尋找專製製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發橫財；他善於發現大小官員的弱點，針對弱點準確出擊。他用金銀開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後用公款作為私人資本開錢莊，財源滾滾而來。據資料記載，胡雪岩的生意與國庫常通有無，據說胡雪岩開設錢莊，其分店遍布於大江南北，富名震乎內外。官商寄存在他那的錢財，動輒巨萬，更加壯大了他的聲勢。江浙絲繭在清代一向是出口的主要產品，由外商把持經營，中國商人無人能夠和他們競爭，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控製。“國庫收支有時常通有無，頗以為緩急之計”，由此可見，清王朝的財政紊亂到了何等程度。
人們將胡雪岩稱為“紅頂商人”，是因為胡雪岩由於供應左宗棠的西征軍需有功，左宗棠向清政府請賞，胡雪岩被封為四品大員。
朝廷賞賜的官爵，與官場大員王有齡、左宗棠等不同尋常的關係這就是胡的“護官符”。胡雪岩的成功，實際上就是一場典型的“權本位”與“錢本位”的合作性博弈。胡雪岩有通過獲得官商勾結經營和正當經營兩種選擇，擁有權力的官員有支持和阻撓的選擇，有無“護官符”，對當時胡雪岩的商業王國的成敗至關重要。胡雪岩有護官符，清政府的大小官員支持他，這樣，胡經營成功，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員也從中獲益；假定與之接觸的官員不予支持，胡可以尋找別的官員，通過左宗棠這棵大樹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那麽對於從中作梗的官吏來說，這是得不償失的；沒有護官符，官員支持就師出無名，也就不會熱心，胡的商業經營就不會那麽順利，不可能獲得高額壟斷利益，相應回報給官吏的“回扣”也就少了；如果官員不支持，胡的經營或許小打小鬧，興許一敗塗地，官吏也得不到多少甚至任何好處。
正是因為在封建社會，商人和官員都知道權力永遠是第一位的，錢財隻是權力的附屬品，合則兩利，分則兩害，所以商人不遺餘力地去巴結官員，在官員身上進行投資。而擁有權力的官員，由於地位特殊，他們不能夠公開直接地將自己的權力轉化為錢財，因此，他們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代理人”的方法與商人作出一筆筆權錢交易。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識和智慧之外別無所長。所以，君主和臣民隻是一種單純的博弈，相互之間毫無忠義可言。
成功後的胡雪岩樂善好施，汪康年的《莊諧選錄》記載：“當其受知湘陰相國，主持善後諸事，始則設粥廠，設難民局，設義烈遺阡，繼而設善堂，設義塾，設醫局，修複名勝寺院，凡養生送死賑財恤窮之政，無不備舉，朝廷有大軍旅，各省有大災荒，皆捐巨萬金不少吝，以是屢拜樂善好施之嘉獎，由布政使銜候選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贈及三代如其官。”但這種散錢財做善事，隻是暴發戶們的慣常舉動，他們企圖用小恩小惠來收買人心，創造自上而下的輿論保障，同時為自己的不義之財多一分心理安慰。這種施舍錢財的一大特點既對官吏適用，又對小民捐助，既對個人，又向公共事業。這事實上還是一種權錢的交易，因為他樂善好施所支出的財物大部分還是落人官吏的囊中。這樣胡雪岩便加速向官場靠攏，他的財產更是成倍地增加。
但胡雪岩最終還是破產了，破產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如揮霍無度、看不清國際形勢、不能引進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等，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失去了後台。胡雪岩後期依靠的是左宗棠一派，從而得罪了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於官場鬥爭中。左宗棠死後，他便成了官場瓜分的犧牲品。終其一生，可謂成也官，敗也官。他的失意可以用圖表示：
胡雪岩的敗落
胡雪岩的成功也好，他的敗亡也罷，都不是通過正常的途徑獲得的，也不可能由正常途徑來取得。他的失敗也不是簡單的自身經營的失敗，而是取決於封建社會的製度。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擁有權力的官員無論怎樣對待商人，他們都是受益者。中國封建社會從形成到發展，最後到滅亡，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戰國時期管仲把齊民分為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後，可見商人從一開始就是最沒有地位的階層，中國曆來就是一個以小農經濟占主體的國家，“重農抑商”是曆代王朝的基本國策，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整個封建社會一直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而長期由儒家思想統治的中國官場奉行的是“學而優則仕”，官員從骨子裏是輕視商人的，但擁有權力的官吏又有一種榨取商人財富的狂熱欲望。曆代王朝對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都實行壟斷經營，這是封建經濟成為一個權力和財富混雜的怪胎，為權力和財富合作博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特權經濟必然帶來特權商人，胡雪岩的興起，既說明封建經濟是一種在權力孳生下來的怪物，又表明中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商人階級，商人不過是官僚的依附者，他們的商業活動必須在專製體製下運作，而不可能誕生現代意義的公平競爭，也不可能有商業的真正興旺。胡雪岩的敗亡，說明在封建社會中，依托於權力而獲得的財富最終會被權力的貪欲而吞噬。胡雪岩所處的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法”的社會。因此，他的財產自然也沒有“法”來保障。
內弟的博弈學問
任何遊戲都有規則，生活在這個博弈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社會集團自然也是如此。在互利性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商品交易、人力資源管理、金融、司法、體育競技、公共產品的提供等各種領域，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博弈是無處不存、無時不在的，在反複地、不斷地進行的博弈中，博弈各方卻又都需要規則，都需要明碼實價，需要行規，需要固定性的法規，對這些規則，參與各方都需要了解。
這樣各方對各方都有一個具有確實性的預期，大家按照這個規則和尺度進行互利性的社會活動。所以，規則應該固定而且公開，必須得到博弈各方的嚴格執行。但規則並不等於生搬硬套，它還有一定的彈性，這就好像法官在作出判決一樣，他必須有一個自由裁量權，所以規則都有一定的伸縮餘地，可以由博弈參與者在合理的限度內自由地作出抉擇。
在中國封建社會，由於實行的是個人獨裁製，權力都掌握在惟一的皇帝手中，皇帝是真命天子，他是代表上天來治理百姓的，真命天子隻有一個，所以曆史上，龍子龍孫越多，兄弟之間圍繞權力的鬥爭也就會越來越厲害，曆史上大大有名的秦始皇、唐太宗、宋太宗，哪一個不是為了成為至高權力的惟一繼承人而展開兄弟之間生死相搏的。由於在這場權力的博弈中，勝利者的惟一性，決定了這種博弈的殘酷性。但曆史上也有不少的兄弟合理地處理了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關係，所以他們的兄弟關係就顯得不那麽血腥和恐怖。
曆史上的南北朝是一個動**的時代，亂世人命賤如草，這不僅是指平民百姓，就是生於帝王之家的龍子龍孫也逃不出這種命運。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劉宋自從開國皇帝劉裕逝世以後，子孫窩裏鬥，死得幹幹淨淨，結果讓蕭道成撿了便宜；蕭氏兄弟沒有好上十幾年，又走上了劉氏兄弟的老路，結果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又讓蕭衍撿了便宜。
但在南朝的第三個小王朝，蕭衍兄弟就做得強多了。他們在皇權的博弈中合理地站好了隊，妥善處理好了老大和老二，權力和經濟利益的關係。蕭宏是梁武帝蕭衍的六弟，梁武帝起兵奪取政權以後，被封為臨川郡王。他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動作舉止都很優雅，可惜他沒有真才實學，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天監四年，梁武帝下詔命令蕭宏都督諸軍人侵北魏。蕭宏作為梁武帝的弟弟，所領諸軍器械精良，軍容十分嚴整，北方人認為是一百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軍到達洛口，前鋒攻克梁城。諸將想要乘勝深入，蕭宏聽說北魏的援軍已近，心中畏懼，不敢前進。天監五年九月，梁軍營中因暴風雨發生夜驚，他率先逃亡，諸將尋找不到蕭宏，就四散而歸，河流田野，到處都是梁軍的武器和裝備，患病者都被拋棄不管，強壯的將土僅僅得以脫身。蕭宏乘小船渡過長江，夜晚來到白石壘，叩城門請求入城。臨汝侯蕭淵獻登城對他說：“百萬大軍，一下四散奔潰，國家的存亡還尚未可知。恐怕有人乘機作亂，城門不可在晚上打開。”蕭宏無言以對，於是城上吊下食物來讓他們吃。
但就是這樣一個畏敵如虎，被北魏人譏為“蕭娘”的親王，卻是一個斂財能手。由於他是皇帝的弟弟，許多人對他行賄，他是來者不拒，照單全收。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無非是要他在哥哥麵前為這些送錢的人升官賣些力氣。為了防止有人偷盜他的錢財，也為防備家賊，他就關門上鎖，將存放錢的庫房鎖得很緊，從不讓人隨意進出。有人覺得可疑，就向梁武帝告了密，說裏麵可能藏著鎧甲武器，是蕭宏為謀反而準備的。武帝聽了半信半疑，決定找個機會去看看，萬一不是，硬闖進去檢查反而會弄巧成拙，傷了兄弟感情。在獨裁的體製下，隻能產生非合作博弈，為了同一目標期望而努力的各方，最終隻能有一個存活下來，其他的競爭者隻能被淘汰，而且是被徹底消滅。這是非合作博弈產生的大背景，隻有在這樣的土壤上，才能讓非合作博弈大行其道。
這時，正好蕭宏的愛妾身體不適，蕭宏寵幸愛妾江氏，在吃飯、睡覺時都不願離開。梁武帝有一天送去豐盛的飲食給江氏說：“我要到你這裏來進行歡宴。”他隻攜帶未登皇位時的老朋友校尉丘佗卿前去。蕭衍與蕭宏及江氏喝了很多酒，梁武帝半醉後對他們說：“我現在想要看看你的後房。”就招呼隨從直接前往後房。蕭宏恐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斂而來的財物，臉上表情十分恐懼，梁武帝更加相信他收藏著武器，因此逐屋巡視。蕭宏為了便於計算，把一百萬錢堆成一聚，用一塊黃榜標明，一千萬錢占一間庫房，懸掛一個紫標，像這樣的有三十餘間庫房。梁武帝與丘佗卿屈指計算，蕭宏收存的現錢有三億餘萬，其餘庫房貯存的布、絹、絲、漆、蜜等雜貨，隻看見堆滿房屋，不知多少。梁武帝才知道不是武器，大為高興，一點都沒有懷疑弟弟的錢來路不正，反而誇讚弟弟善於生財，生活幸福，於是回去繼續飲酒，直到夜裏舉著蠟燭而回宮，從此兄弟的友情更加和睦。
武帝的兒子蕭綜對蕭宏的貪婪吝嗇非常痛恨，就仿照前人的《錢神論》寫了一篇《錢愚論》，諷刺叔叔貪婪無度，寫得很是精彩。武帝知道後，不但沒有處罰蕭宏，反而責備兒子：“天下文章寫什麽不行，怎麽寫這些東西?”立即下令燒毀所有印好的文章。
蕭宏為了斂財，還進行抵押貸款，放高利貸，讓借主立下文書，等期限一到，不還錢，就立即去侵占借主的房產。結果弄得百姓中好多人最後失了業，無家可歸。武帝起初並不在意，但事情越鬧越大，民怨沸騰，就是皇親國戚也有所不滿，武帝隻好親自出馬，命令他不要再侵占別人的房產。蕭宏對此很是害怕，貪財之舉稍微有所收斂。這才使失業的人逐漸減少。
就是這樣一個治國無術、統軍無方、生財有道的皇弟，卻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先後任揚州刺史、司徒、太尉、司空等朝廷要職，直到普通七年（526年）四月去世。從他得病到去世，梁武帝七次前去探視。蕭宏死後，梁武帝下詔追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铖，並給羽葆、鼓吹一部，賜給諡號稱靖惠。從下麵的矩陣圖我們可以看出這對兄弟的雙贏局麵：
梁武帝兄弟的雙贏
為什麽這樣以為隻會挖封建帝國牆角的人卻得到皇帝的如此信任和偏袒呢?按理來說，這樣的人純屬國家的蠹蟲。但這樣的皇親國戚，在封建社會卻是最受皇帝歡迎的。封建帝王最擔心的就是有人想分享或者剝奪他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任何人隻要對他的皇權構成威脅，他都不得不防範。因此，在梁武帝和蕭宏這對兄弟的博弈中，梁武帝有防範和不防範兩種選擇，蕭宏有斂財還是貪權的選擇。蕭宏斂財，武帝加以防範，一個聚斂的財少，一個憂慮小心，兄弟相互提防，感情淡薄；蕭宏斂財而不貪權，武帝不加以防範，一個得到大量的錢財，一個無須擔憂權勢地位，各取所需，可以達到最好的納什均衡；蕭宏貪權，武帝時刻小心，雙方均可謂得不償失；兄弟貪權，武帝不防範，自己的帝位和腦袋說不定哪天就沒了。所以，在這四種博弈結果中，一個放棄權力而貪戀財富的親王對處心積慮想保護自己權力的皇帝來說是最好的兄弟。在這場博弈中，作為排在第一位的老大博弈的是至高無上的權力，他主動放棄自己的部分權力，對兄弟的斂財行為，隻要不威脅到政權生存的根本，他就睜隻眼閉隻眼，作為弟弟放棄最高權力的補償。作為皇弟，蕭宏以貪戀財富的形式來表現自己無意爭權而誌在逐利。放棄了對最高皇權爭奪的人，自然會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喜愛，而統軍北伐，一敗塗地，隻是更加證明他沒有政治才能，這種人在軍隊中自然也就會沒有什麽威信，這對於本身無意北伐統一中原的蕭衍來說，更加可心領神會而不可言傳的奧秘。
帝王家的兄弟關係本來就是最緊張的，因為他們都有能力改變博弈的規則。兄弟都有才幹的話，就會互相猜忌，引起爭鬥，所以，聰明的老弟，總是會韜光養晦，忍辱負重。當年東漢漢明帝的弟弟在山東地方郡縣為王，派官吏到洛陽向皇帝述職，王爺問官吏：“你怎樣向皇帝匯報?”屬下說：“我如實向皇帝說王爺在地方上勤於政事，愛護百姓，受到百姓愛戴。”王爺大驚，說：“你這是害我，你應該說，我天天足不出戶，貪杯好色，喜歡榨取民財，這樣，我才能保住性命。”官員按照吩咐做了，結果在中央當皇帝的哥哥放心了，在地方做王爺的弟弟也放心了。但如果兄弟都是笨蛋，而且又都貪戀權力的話，隻能引起爭鬥，這無異於雙方都采取邊緣策略，結果是自家的江山難保。
曆史上的公共關係
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壇，都需要一個秩序，但是，秩序實際上是由統治者製定的，統治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時對秩序進行修改，或者進行偶然性的“破格”處理。
這種不遵守秩序的行為，實際上恰恰體現了重要的一點：無論什麽秩序，都有自身無法維係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終裁決者的行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製的。因而，秩序是否能夠維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最終裁決者的意願，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張力。
當然，秩序也是要起作用的，當最終裁決者決定要任用自己的親信或者有能力的人才時，這些人的升遷道路，是要受到秩序的製約的。但是，這種製約的力量微乎其微，因為最終裁決者可以隨時選擇一種說法，進行機動靈活的變通，破壞秩序的穩定性。
這是一場秩序與裁決者、破格提升者之間的博弈。在這場多人博弈中，秩序裁決者是最關鍵的一級，破格提升者是處於裁決者和秩序雙方合力影響一下進行發展的一級，而秩序則作為其中的消極力量，被動地接受裁決者的改動，又消極地製約著破格提升者的發展道路。
如果裁決者決定要破格對某個人進行提升，那麽即使這個人並不具有實際的才能或者高貴的出身，也會迅速走紅，用一個比較形象的說法，就算這個人腳下踩著的是足球，也會像火箭一樣具有極大的馬力將此人送上雲端，因為裁決者擁有把足球變成火箭的魔力。
北宋時期，靠著“踢足球”而迅速位極人臣的高俅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
高俅曾是蘇軾手下的下級文書官員，蘇軾從翰林侍讀兩學士外調到定州，寫信給朋友曾布推薦高俅，但被曾布婉拒，於是蘇軾又把高俅推薦給了好友王詵。
王詵是宋神宗的妹夫，宋徽宗的姑夫。王詵雖然是駙馬，但卻是一個招蜂引蝶之輩，不過王詵是一個丹青書法的好手，徽宗登基前，常與之切磋，關係很好。元符末年，高俅的人生因為一次偶然事件而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就是與端王趙佶的相識。王詵與趙佶在等候上朝時相遇，趙佶忘了帶篦子刀（篦子刀，一種用來梳理頭發的工具，在《紅樓夢》裏麵有過記載，用來清理頭發中的虱子和頭屑等雜物），於是向王詵借了一個，修理了一下鬢角。趙佶用後對王詵說：“篦子刀的樣式非常新穎。”王詵回道：“我最近做了兩個，還有一個沒用過，稍後就派人給你送去。”晚上，王詵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趙佶正在園中踢毯，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為然之色。或許是趙佶注意到了這個小廝的神情，便問道：“你也會踢嗎?”高俅倒也年輕氣盛，回答說能。於是二人對踢，結果甚合趙佶的口味。趙佶大喜，當即派人傳話給王詵：“謝謝你給的篦子刀，連同派來的人，我一起收下了。”於是，高俅終於變成了端王趙佶的親信手下。更巧的事情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趙佶幸運地被選中為繼位者，位登大寶，成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這個搭上末班車的“舊臣”，也鴻運當頭，一下子從一個閑散王爺的玩伴兒，一躍進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場。
趙佶即位以後，高俅這個新受寵的潛邸“舊臣”，便被特別恩寵，開始了直升飛機般的升遷。徽宗先是把高俅下放到基層，托給大將劉仲武，以此來“鍍金”，這樣就不愁沒有升遷的理由了。徽宗崇寧年間，西邊的戰事又起。劉仲武指揮恰當，大勝而使趙懷德等複降。在大觀二年（1108年），童貫及劉仲武在西邊取得了一次較大的勝利，他們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複了積石軍。徽宗對此十分高興，親自接見了劉仲武，頗為恩寵。因為宋徽宗有意的提拔，和機緣的巧合，高俅得以迅速升遷，在政和七年，已經身為殿前都指揮使並被升為太尉。
高俅掌管了殿前司，但是在任期間基本上無所作為。雖然北宋後期的殿前司已經不像其前期一樣顯赫，但仍然位高權重，高俅本是小吏出身，雖然也在西北前線鍍過金，但沒有打仗立功的經曆，無非是靠關係增加升官的資本罷了，顯然他是不懂軍事的。管理軍隊，無非是要抓好訓練，嚴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對於軍隊訓練，高俅還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領，玩的都是花架子，如同兒戲。
訓練耍花架子，高俅對於軍隊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間，政治風雲變換，有大臣上書揭露了高俅對軍政的嚴重破壞。高俅恃寵營私，撈軍營的地皮建私宅，這可能還算小問題。但是嚴重的是，他不僅不按時發放軍餉，而且把禁軍當做私役，不管訓練，專管為他營私出力。有錢的，就可以免於操練；沒錢的，隻能再找營生賺錢，也無法操練了。於是不管有錢沒錢。軍事訓練都沒人管了。
當然這樣的部隊自然是“紀律廢弛”、“軍政不修”，恐怕連一般的“土寇”也對付不了。總而言之，沒有任何記載殿前都指揮使高俅到底打過什麽仗。他帶領的部隊自然在金兵打來時，“人不知兵，無一可用”。
無論什麽秩序，都有自身無法維係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終裁決者的行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製的。因而，秩序是否能夠維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最終裁決者的意願，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張力。
別看高俅沒什麽真本領，但徽宗對他的寵信卻二十多年未衰，不斷地加官晉級。高俅最鼎盛時的官爵還有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簡國公，可見真是榮耀無比，幾乎可以說是位極人臣了。俗話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高俅的父親、兄弟、兒子也跟著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複當上了節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僳，前者進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學土，後者也當上了左金吾衛大將軍，高俅的兒子高堯卿是嶽陽軍承宣使，高堯輔為安國軍承宣使，高堯康為桂州觀察使，真是滿門朱紫。徽宗對高俅除了不斷地加官晉級外，各種額外的恩寵自然也少不了，徽宗還親自禦書賜給高俅“風雲慶會”的碑額，以示優寵和表彰。
此外，徽宗的賜宴自然也少不了。據蔡京記載，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於皇宮後苑的太清樓設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諸寵臣。出席宴會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劉正夫、吳居厚、鄭居中、鄧洵武、童貫、高俅等人，“親近無問”，極盡奢華。
皇帝的過分寵幸，對於高俅來說，也免不了自我膨脹。高俅在加開府儀同三司後，每次在路上遇見當時的宰相王黼，就不讓道，而是分道而行。見麵也隻是打個招呼，作個揖而已，全然不顧殿帥要自以屬下之禮，來迎見宰相的宋朝舊例。
徽宗一朝，高俅這個從龍舊人可謂是一帆風順，平步青雲，過著“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
高俅的發家史我們可以用如下樹狀圖表示：
端王趙佶愛踢球高俅愛踢球，借機討好趙佶宋徽宗趙佶重用高俅鮮花著棉，烈火烹油不重用高俅也能當個普通小吏不愛踢球，送篦子完成任務你做你的皇帝，我當我的小廝
高俅成功的階梯
木偶戲和雙簧
博弈需要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而保證這種秩序，就要進行“排隊”。對於政治博弈來說，排隊更多的體現在一種“名義”上，也就是無論實際上你控製了多少政治資源，名義上你都要遵循一定的等級規則去做事。其實，這也是曆代權臣當政但沒有稱帝的原因。
權臣當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把皇帝當做木偶，需要皇帝根據自己的意願做事，就提起木偶身上的線，讓木偶活動活動；另外一種是把皇帝當做啞巴，隻要皇帝坐在那裏隨便張嘴動一動，自己在別處說話，和皇帝配配口型，親自發號施令。
讓皇帝做木偶與和皇帝演雙簧有什麽區別呢?做木偶的皇帝，看上去死氣沉沉，毫無自己的動作；演雙簧的皇帝，看上去還頗有生氣，但是一句話也不能說，隻能保持張嘴閉嘴的口型而已。一般來說，後宮的後妃或者宦官專權的時候，皇帝會成為木偶，而外朝的大臣弄權的時候，皇帝會成為雙簧演員。說得直白一點，後妃垂簾聽政或者宦官專權的時候，皇帝是什麽也做不了的，隻能機械地簽字畫押或者出席一些根本無需耗費腦力的禮儀活動，比如祭天；而做雙簧演員的皇帝，則可以開口，有時候還可以和權臣一問一答，但是說到實質性的問題，則全都是權臣在講話，皇帝或者照著權臣的意思去宣布，或者就成為啞巴。
這兩種現象的差異源頭在哪裏?在於掌權者對當時政治資源的控製程度。宮內的後妃和宦官，勢力無法達到宮外，也無法控製朝臣，所以隻能阻塞皇帝和大臣們聯絡的通道，並且控製皇帝，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能量。因而，他們隻能讓皇帝隨著自己的想法動，否則皇帝一旦和大臣們說起一樣的話，他們的權威就不存在了。
而權臣對政治資源的控製，遠遠超過後宮。權臣甚至不需要控製皇帝，他們隻要控製了朝廷，讓所有的朝臣不能對自己的看法有異議，皇帝說什麽也就無所謂了。雖然皇帝可以開口，但是最後還是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因為朝中大臣支持的都是權臣而不是皇帝。
可見，掌握的政治資源有多少，皇帝在政治中的表現就有什麽形式。而在幾個權臣都想將政治資源據為己有的時候，他們也隨著自己控製政治資源的不同而使皇帝有不同的表現，同樣，他們想要讓皇帝什麽樣，自己就必須擁有什麽樣的政治資源。
三國時期，司馬懿之所以能夠最終獨攬大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和他爭奪權勢的曹爽沒有控製好政治資源。而且，曹爽還十分自滿，隻想讓皇帝做自己手中的提線木偶，沒有想過讓皇帝成為自己的雙簧演員。
魏文帝曹丕對司馬懿十分器重，給以領兵大權。曹丕臨死之前，令曹真、曹休、陳群與司馬懿一起接受托孤，做顧命大臣輔佐曹叡敬。曹休、曹真相繼死去後，司馬懿理所當然地成為曹魏第一統兵大將。曹叡死後，幼主曹芳即位，曹爽與司馬懿奉曹叡之命共同輔政。
對資源的控製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造就不同的博弈對局。而博弈需要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那麽，如何在這個既有的秩序下發揮自己對資源的控製能力，就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問題了。
當時曹爽身邊的主要人物，是那些以“名士”、“世族”自居，而不屑與依靠戰功這樣辛苦事業換得地位的新貴交往。和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殺害的曹爽派首要分子多是權門大族出身。他們雖有高度的文化修養，但沒有治國的經驗，更談不上有治國的能力了，他們隻是到處炫耀自己的家世出身和知識修養。他們掌權的時候，還大肆搜刮土地財物，不但沒有為曹爽集團贏得什麽政治支持，反而讓曹爽得罪了百姓和地方官員。至於曹爽本人，也是一個花花公子。曹爽過著如此驕奢**逸的生活，手下的人也沒有擴展政治資源的能力，所以，曹爽每次上殿，都前呼後擁，然後不等小皇帝曹芳說話，就高談闊論一番，接著宣布退朝。表麵上看來，曹爽的權力確實很大，他都可以讓皇帝無法發言，但是實際上，曹爽有點色厲內荏，空有一個輔佐幼主的名頭和一個皇親國戚的身份，但是政治實力不足，政治經驗欠缺，因而不得不使用後宮專權的那套辦法，把皇帝當成一個木偶擺在龍椅上，不讓皇帝有什麽表現。
而司馬懿的政治力量則強得多。司馬懿一派多係曹魏元老，對曹魏的經濟、政治事業都作過一定貢獻，言行措施比較切合實際，而且在朝中有很高的聲譽和政治影響力。團結了他們，司馬懿的權力資源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後者的工作與作風比較有魄力，行政效能較高，其所以能取得勝利，並非偶然。另外，司馬懿也並非隻是倚重世族出身的大臣，他十分注重在各個階層發現人才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他提拔一些出身低賤但有實際能力的年輕人擔任軍政要職，所以在兩派鬥爭中，除了司馬懿的少數政敵以外，大多數朝臣都願意選擇司馬懿。曹爽和司馬懿這兩位輔政大臣的首輪博弈可以用下圖表示：
司馬懿奪權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曹爽選擇的是對抗，而司馬懿選中的是合作，所以，第一回合的較量，曹爽就輸了，這就注定了他的最終失敗。司馬懿非常懂得為自己經營政治資本，他繼承了曹操創立的屯田製度。並且在個人的表現上十分注重謙恭禮讓與儉樸的作風，這種作風是完全和魏文帝曹丕與魏明帝曹敏相反的，而大臣與百姓也因為曹丕與曹敏的追求奢華、妄自尊大而飽受煎熬，見到司馬懿能夠表現出一種儒家道德中“克己複禮”的樣子，很多人都十分讚賞並且心中希望司馬懿能夠掌權擊退曹爽。這樣一來，司馬懿父子已經贏得了基層政治的感情支持。
曹爽的政治路線，就像是站在盤子上跳舞的美人，雖然舞姿優美，但是舞步卻局限在小小的圓盤之內。
因為這樣，他無法控製朝政，更無法控製輿論，隻能想辦法不讓皇帝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把皇帝作為一個公章來使用。
這樣不但讓皇帝的威嚴喪失，更讓朝中的大臣甚至曹魏皇室不滿。而司馬懿卻毫不畏懼，無論是身邊的得力幹將還是基層的一般民眾，他都用心去籠絡，而且隨時抓住機會表現自己的美德，並且時刻不放過表現忠心的機會。
因此，司馬懿才不需要封住小皇帝曹芳的嘴，而是在自己的控製下，使皇帝隻能保持和自己同一個聲音說話。有人深受《三國演義》中“司馬懿詐病賺曹爽”的影響，認為司馬懿在發動政變殺死曹爽之前力量一直不如曹爽，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司馬懿當時即使不占完全的優勢地位，也最少是和曹爽半斤八兩，所以，發動政變並不是雙方力量的最後轉折，而隻是一個水到渠成消滅政敵的把戲而已。
與其說司馬懿假裝病魔纏身是為了麻痹曹爽，還不如說司馬懿是在炫耀自己精湛的演技。
不然，如果司馬懿的力量遠不如曹爽，又怎麽能夠在發動政變之後迅速控製局勢並穩定局麵呢?
發動政變殺掉曹爽之後，曹魏中央的軍政大權全部落入司馬懿手中，再也沒有和他在朝廷上作對的人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地把皇帝請出來和自己表演雙簧。
盡管開始的時候皇帝還不大熟練，總是違背司馬懿的意思來說自己的心裏話，但經過司馬懿的訓練加上時事的壓力，魏帝曹芳逐漸學會了與司馬懿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並且對司馬懿言聽計從。
為了更好地表演雙簧，表麵上製造出君臣共和的樣子，實際上操控朝政和言論，讓皇帝不可能有違背自己意願的言行，司馬懿繼續擴大戰果，不斷打擊異己力量，維護雙簧表演的安靜環境。
司馬懿專政後，下令把所有的曹魏王公都一律遷徙到鄴城，由專人監管，不許他們和外界來往。接下來，司馬懿父子又對大臣中不投靠自己的人進行清洗。
李豐為中書令，受司馬氏優待，可內心卻傾向於曹魏皇室擁戴夏侯玄，謀求反攻司馬懿父子的機會。司馬氏絕對不允許皇帝這個雙簧角色還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殺掉李豐，並把夏侯玄、張緝等以圖謀劫持皇帝、謀害大將軍司馬師的罪名滅族。
在地方上，曾經和曹爽有同鄉情誼的揚州刺史文欽在曹爽被殺後惟恐自己被司馬懿父子清洗掉，和毋丘儉商議起兵反抗。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毋丘儉、文欽在壽春起兵，聲討司馬師。
但司馬師當機立斷，迅速粉碎了這次軍事叛亂。為了表示平叛的決心和力度，司馬師將毋丘儉夷三族，並將其黨羽七百餘人關入獄中。
經過這次清洗，地方軍將和中央大臣之間的聯係被切斷，司馬氏對朝政的把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滿朝文武或者投靠，或者辭官，再也沒有朝廷上的反對者，皇帝自然也隻能和司馬師、司馬昭兄弟進行雙簧表演了。
把中央和地方的聯係阻斷之後，司馬氏兄弟又開始了鏟除地方異己勢力的鬥爭。都督揚州的諸葛誕企圖先發製人發動叛亂，結果被司馬昭察覺，迅速平定了這場叛亂。
這場借用皇帝的招牌與地方勢力的博弈，我們可以從下圖看出，地方勢力選擇對抗處於絕對的劣勢：
司馬懿清除政敵
經過這番戰鬥，司馬氏在朝中沒有了反對的聲音，在地方沒有了反對的力量，已經把曹魏政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曹魏的皇帝對此也無能為力，隻能在滿朝上下充滿了司馬氏聲音的時候也隨聲附和，做了司馬氏安排在皇位上的雙簧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