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實際上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競賽，或者是大家協作去完成一項任務，或者是各自為政去比賽誰更強。既然是競賽，就要有一個競賽的規則，隻有規則確定，比賽才能繼續，否則就無法進行博弈的競賽，而隻能進行混戰了。
那麽，博弈的規則是什麽?博弈的規則又由誰來製定?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博弈的規則，其實就是在一定的環境、一定的條件下，圍繞著某一個具體的問題形成的。而規則不一定非要有一個製定者，因為許多博弈的情況，是自然形成的一種局勢，也有的是因為曆史原因造成的對慣例的遵循，隻有在少數的情況下是由具體的人來製定一個規則的。
規則製定之後，就必須由博弈的各方共同遵守並且執行。如果有人不遵守博弈的規則，那麽隻有兩個結果，一個是他在這個博弈對局中被規則所淘汰，另一個就是他主動脫離這個博弈對局不受這一規則的約束。
因為要圍繞著規則進行博弈，那麽如果雙方是要通過博弈來決定勝負，那麽，如果規則是明顯對一方有利，另一方就會對規則不滿，進而對這個博弈過程表示質疑。
有的時候，規則是隱蔽的，秘而不宣的，所以競爭的各方都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最終能否勝出，所以就要想辦法讓自己的意願變成規則——反正大家也不知道真正的規則是什麽。這種表現，正是對博弈規則的突破，從原有的博弈對局中衝出來，建立一個由自己製定規則的新博弈對局。
1、巧妙運用輿論
有一句話，叫做成功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靈感。這句話對錯與否先不去說，就這句話本身的意思來講，是把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高度強調了的。
有的事情是努力就會成功的，比如用鏟子挖坑，隻要努力，就會把坑挖大挖深，有的事情則不一樣。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不知道該如何去努力的時候，就會想辦法在別的方麵下工夫。其實，作弊的道理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如果不知道考卷要考查哪些知識，自然會想到比較省力的辦法，就是夾帶、抄襲、替考。這裏舉抄襲的例子，並不是說抄襲是可以得到允許的，而是說當學生不知道如何能達到考好這個目標的時候，就可能會采取特殊的方式去完成這個目標。
事實上，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很多的規則、途徑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這樣，就是為了保持一種對資源的控製權——隻有製定規則的人才擁有公布謎底的權力，這樣資源自然就圍繞著他聚集了。可正是這種秘而不宣的方式，讓為了這個謎底而追逐的外圍人群無所適從，因為製定規則的人可以隨時改變說法，無論追逐者如何努力，都可能最終願望落空，隻因為他們手中沒有控製著謎底解釋權這個資源。
所以，追逐者和規則製定者之間，就展開了一種博弈。一方麵，規則的製定者從不公布得出謎底的途徑，以免追逐者知道這一途徑之後按部就班地進行努力，這樣子謎底毫無神秘感可言，控製了謎底解釋權的規則製定者自然就不那麽重要了；另一方麵，謎底的追逐者想盡辦法想要知道得出謎底的途徑，如果無法知曉這個途徑，他們就無法努力，因而他們往往會在無法知道途徑的情況下，采取特殊的方式，自己製造出一個謎底來，逼規則製定者就範。
這種謎底追逐者反過來逼規則製定者就範的情況，其實就是一個新的規則製定者誕生的過程。因為追逐者逼製定者就範的過程，本身就是追逐者按照自己的利益製定出一套新的規則，並在這一規則下製造出一個新謎底的過程。
追逐者成為新的規則製定者，有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的，有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的，這關鍵在於追逐者的實力。所謂水到渠成，當實力足夠，自然不需要暴力也能完成從追逐者到製定者的轉化。而曆史上非暴力的追逐者身份轉化案例，最為明顯的，就是明朝後期通過“梃擊案”而成為太子的朱常洛。
明朝中後期，出了一位十分古怪的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他本人並不荒**，但是在他在位期間，明朝政治荒廢，因為他長達幾十年不上朝，不處理朝政，處於消極怠工狀態。萬曆皇帝罷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朝中的大臣們不同意他立自己所寵愛的鄭貴妃的兒子福王為太子。
按照舊有的慣例，太子應該是皇帝的長子來做的，可是問題就在於，萬曆皇帝的長子朱常洛是萬曆皇帝少年時代所生，太子的母親也沒有得到萬曆皇帝的喜愛。而相反，福王雖然並非長子，但是他的母親鄭貴妃卻是萬曆皇帝一生都十分寵愛的女子。按照萬曆皇帝的意思，是要廢長立幼的，可是許多的朝廷大臣都認為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皇帝不能因為自己的感情就輕易決定太子的人選。因而，萬曆皇帝對於傳位的事情一直猶豫不決。
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很多的規則、途徑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這樣，就是為了保持一種對資源的控製權——隻有製定規則的人才擁有公布謎底的權力，這樣資源自然就圍繞著他聚集了。
而繼承皇位的兩個候選人，一個是在朝的太子朱常洛，一個是在野的皇子福王朱常洵。按當時的禮法上來說，朱常洛是太子，有先天的優勢，因為他具有長子這一優勢身份；而福王朱常洵，相對朱常洛來說，既能得到萬曆皇帝的喜愛，又比較接近老百姓，了解一些民間的狀況，特別是頭腦比較清楚。實際上，萬曆皇帝心裏，是要把皇位傳給福王朱常洵的，隻是因為大臣們一再反對，才沒有最後確定下來，隻能隨便把長子朱常洛冊封為太子來緩解大臣們施加的壓力。正是這種尷尬的局麵，才讓太子朱常洛鋌而走險，一手策劃出了“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
此案的過程其實十分簡單：一個叫做張差的傻大漢，提起一根棗木棍衝進皇宮，見人就打，但很快就被製伏。他被抓後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要行刺太子的，在審問的時候，他招認自己是受到鄭貴妃（福王朱常洵的母親）指使。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栽贓嫁禍的行為，目的就在於疏遠萬曆皇帝和鄭貴妃母子的感情。可是此案有個最大的難點，就是凶手張差一口咬定自己是受人指使的刺客，而且指使自己行刺太子的正是太子的競爭對手福王的母親。
這個事情一鬧，朝中的許多大臣都認為鄭貴妃母子確實有謀害太子之心，一些原本處於中立狀態甚至是支持福王登基的大臣也都改變了立場，要求嚴懲凶手。大臣們這樣一介入，帶來了兩個後果：一個後果就是左右了萬曆皇帝的決定，讓萬曆皇帝在理智上認為確實是福王在背後搞陰謀危害太子（在情感上皇帝是肯定不會覺得福王有什麽不好的），這樣一來，萬曆皇帝對太子就從冷落、漠視到同情、保護，也就自然會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堅持由太子登基的原則。另一個後果，就是如果萬曆皇帝並沒有受到理智上的影響，而是繼續從感情上考慮問題，維護福王和鄭貴妃，就會形成一種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加劇朝野對立，這樣一來，福王就會成為被大臣們指責、對立的人了，而且萬曆皇帝就算是僅僅要保持社會穩定，也不能輕易免除太子的皇位繼承權。
這個案件是太子朱常洛在幕後策劃的，應該說，整個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想法發展的，局勢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通過梃擊案，太子一方麵拉攏了朝臣，另一方麵打擊了福王的政治吸引力，而且還影響了萬曆皇帝的決策。太子的意圖十分明確，就是要萬曆皇帝表態，誰來繼承皇位，就是皇帝不表態，他也能通過這個事件增加自己的支持率，在萬曆皇帝百年之後依靠這一支持率登上皇位。
這個事件的最後結果，是鄭貴妃和朱常洛進行了一次秘密會談，具體談了什麽不得而知，在會談之後，萬曆皇帝召見群臣，確認了太子在皇位繼承權上的合法性。可以說，這個最後的結果，是太子朱常洛硬塞給萬曆皇帝的，因為這是太子自己想要的結果，然後他通過陰謀的手段，讓萬曆皇帝不得不承認這一結果。
朱常洛利用梃擊案這一突發事件，打破了原本神秘的皇位繼承標準，用自導自演的陰謀手段爭取了輿論的支持，又在輿論的支持下逼得萬曆皇帝就範，不得不承認他的繼承權。最終，朱常洛正是靠著萬曆皇帝對他繼承者身份的確認，在萬曆皇帝駕崩後登上了君位。
2、要讓自己神秘起來
規則的表現形式有很多種，鄉規民約、禮節、學生守則、收費條例、商業合同、職業操守、道德觀念、法律法規、社會製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麵：道德和法律。道德的覆蓋麵廣；約束力弱，而法律的覆蓋麵小，約束力強。
每一種道德和法律都是在某種特定的社會博弈的情形下發生的，它們的功能是為了達成和維護那種博弈情形下的博弈均衡態；這種均衡態對於博弈各方都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因而那種道德和法律對於各方也都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但是，該道德和法律隻有得到確定的落實，才能發揮出這種功能。道德和法律要得到落實，真正起到平衡各方的作用，最好的方法本來是把它們公之於眾，讓大家有目共睹，這樣大家都依照規則辦事，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就能使博弈雙方都能夠在公共規則下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
但是，規則往往是由強者製定的，為了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們往往要把規則神秘化。上古時代的夏商之際，統治者做什麽事情都講究占卜，然後讓人裝神弄鬼地解釋一番，假借這是上天的意思。到東周春秋時期，統治者對於法律還不肯公開，奴隸主還神神秘秘地主張“臨事製刑，不預設法”，希望達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目的。說白了，就是使人對規則產生神秘感，從而使強者獲取最大的好處。
其實，規則也是一柄雙刃劍，隻要參與進來博弈的人，你神秘也好，公開也好，玩得好，便可以從中獲取最大的利益；玩得不好，反而會被利刃所傷，有時也會得不償失。但是，對強者來說，規則由自己說了算，甚至像帝王一樣，崇尚所謂“朕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朕”，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很多政治家，在自己是弱者的時候，往往希望博弈雙方都遵守遊戲規則，但在自己處於強者的時候，卻往往希望規則掌握在自己心中，使博弈的遊戲變得無規則可循，從而從中受益。我們可以從曹操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訓和啟發。
但是，規則往往是由強者製定的，為了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們往往要把規則神秘化，說白了，就是使人對規則產生神秘感，從而使強者獲取最大的好處。
曹操在曆史上被人描繪成奸雄，人們覺得他的成就都是靠奸詐狡邪的手段獲取的。實際上，這就錯了，曹操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隻是這些規則大部分時候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中，有時也是博弈對手沒有遵守或者沒有明白罷了。
最早認為曹操是奸雄的是汝南名士許劭，傳說他善於品評人物，每月更換一個論題，觀察人非常準確，見解頗為獨到，號為“月旦評”，在當時十分有名。曹操年輕時曾找到許劭，請許劭評價一下他將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許劭最初不願回答，曹操非要許劭說不可，許劭乃道：“子洽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聞言，不僅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許劭的標準是什麽，曹操為什麽哈哈大笑，我們都無從得知，但曹操的許多所作所為，的確是一種奸雄所為。說曹操是奸雄的往往都會引用曹操殺糧官以塞眾人的故事。在與袁紹對峙時，軍中糧草已快用盡，糧官鑒於職責所在，如實匯報曹操，曹操生怕士兵們因為吃不上飯而生變故，於是問糧官：“你有什麽好主意?”糧官說：“分發糧食時可用小斛代替大斛。”曹操高興地答應了。但這種弄虛作假的做法肯定瞞不過將士們，軍營裏頓時議論紛紛，都罵曹操克扣軍糧，是個十足的大騙子。
其實曹操何嚐不知此法難以服眾?對此他早已胸有成竹，前一段他假裝不知，等到眾怒難犯的時候，他對糧官說：“我要借你的頭以平眾怒，不然事情不好辦。”遂將糧官斬首，令人挑著糧官的頭在軍營中示眾，血淋淋的腦袋上還貼著曹操的親筆判詞：“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將軍糧不足的責任推到了糧官的身上。
眾人見曹操已經將“貪宮”斬首，也就消了氣。而此時，曹操借著糧官用小斛節省下來的糧食又支撐了一段時間，最後找個機會，把袁紹的軍糧燒了，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
在這場不對等的博弈中，麵對軍糧的短缺，曹操從節約軍糧的角度人手，有命令用大斛還是用小斛的兩種選擇。用大斛，他可以贏得將士們的信任，但軍糧會馬上用盡，更大的惡果是很可能不戰自潰，輸給袁軍；用小斛，他可以拖延一段時間，從而可能取得獲勝的機會。當曹操決定用小斛時，糧官無論遵守還是不遵守，他的命運都決定了，那就是當替罪羊的角色。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雙方的博弈幾率：曹操如果仍決定用大斛，糧官遵守。曹操糧食必然迅速用盡，曹操的利益可以說是為零。糧官遵守，他屬於忠於職守，他的利益不受損失，假定為2；糧官不遵守，主動用小斛，按照理論，這對曹操有利，假定他真的不知，糧官替他節約了部分糧食，曹操的利益上升為1，曹操對糧官可以撤職，也可以處罰，最嚴酷的手段是殺頭，糧官的利益降為負1。曹操如果命令用小斛，糧官遵守，曹操可以等到眾怒難犯的時候動手，這使曹操儲存夠了能支持一段時間的糧食，可以和袁紹相持下去，甚至可以取得勝利，這時他的利益上升到3，但對於糧官，那可大大不妙，糧官遵守，按理來說，他是依照命令行事，即使無功，也沒有過錯，他的利益應該仍然為2，如果糧官不遵守，他違抗軍令，必然斬首，他的利益就應該是負2。但在曹操與糧官的這場博弈中，曹操的標的物是軍隊的糧食和軍隊對他的忠誠，而糧官應該來說就是是否忠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曹操選擇了用小斛，他獲得了糧食，但麵臨著失去軍隊信任的結果，本來糧官是聽令行事，可以說是對曹操的忠誠，但曹操需要的是整個軍隊的忠誠，人忠誠和集體忠誠的利益誰大誰小，一看就知，因此，曹操就改變了和糧官的博弈規則，殺了糧官，平息了眾怒。所以，對糧官來說，在這場博弈中，他不是規則的製定者，除了第一種博弈，曹操仍舊用大斛，他遵守，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利益以外，其他三種方式，他必然會成為博弈的犧牲品。所以，在博弈中，大家都希望自己是強者。用圖則顯示如下：曹操用小斛用大斛 遵令還有一個故事，更能證明曹操是利用博弈規則的老手，也是人們常常用來證明曹操老奸巨猾的典型案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曹操能“夢中殺人”的故事。曹操曾經暗算過別人，因此也生怕遭人暗算，為了防範他人，他揚言自己有特異功能，誰若在他熟睡時靠近其臥榻，他雖在夢中也能覺察到。他還對侍臣和姬妾們說：“我睡覺時不可隨便靠近我，一靠近我，我便殺人，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一日，曹操佯裝熟睡，故意沒蓋被子，一個近侍好心去給他蓋上了被子，結果此人好心未得好報，被一躍而起的曹操一劍砍死。曹操殺了自己的侍衛之後，假裝不知，爬上床頭，依舊蒙頭大睡。被殺死的侍衛血淋淋地橫在床下，誰也不敢接近。第二天，曹操醒來，假裝不知。其餘侍衛告訴他真實情況，曹操抱頭大哭，痛哭之後，責備侍衛沒有聽自己的話，在睡覺的時候接近自己。從此，在曹操睡覺的時候，左右誰也不敢靠近其臥榻。
在這個故事中，曹操製定了一條規則，熟睡之後，誰也不能接近，否則就有可能被殺。這樣，曹操對睡覺時接近自己的侍衛，就有殺和不殺兩種選擇。而侍衛對曹操的製度有遵守和不遵守兩種選擇。如果侍衛遵守，曹操殺了侍衛，侍衛失去生命，曹操失去信譽，雙方利益都受損失，假定各為負2；侍衛遵守，曹操不殺，曹操的目的達到，應該達到納什均衡，雙方共贏，可以稱為各為2；如果侍衛不遵守，曹操殺，這就是故事中的結局，侍衛應該是負2，曹操證實了自己的特異功能，達到了任何人在他熟睡之時不敢近身的目的，他的利益應該為3。
如果侍衛不遵守，曹操不殺，曹操的騙局就會被揭穿，就有遭人暗算的可能，曹操的利益應該為負3，侍衛則為零。但曹操內心既然有殺人立威的打算，因此，這場博弈隻能以侍衛的失敗而告終。
在這個故事中，曹操製定了博弈規則，但為什麽侍衛最終會送了命，關鍵曹操還有隱性的規則，即道德規則和職業準則，這些規則決定了，主人熟睡卻沒有蓋上被子，奴才自然有義務和責任幫他蓋上，但奴才遵守了道德和職業規則的時候，卻違反了主子的特別規定，因此，曹操是挖了陷阱等奴才跳進去，所以，我們再用圖來加以說明，可以看出這場博弈是奴才必輸無疑的啦。曹操殺不殺 不遵令蓋被正是因為博弈中，規則的不確定性，或者強者掌握規則的製定，很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治家們都喜歡把規則製定得含含糊糊，這樣，使對方不知不覺地走進陷阱裏去。規則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規則，這可能是野心家最喜歡的規則。
事實上，曹操這種人將規則製定得神神秘秘，隻能對糧官和侍衛這些小人物玩玩罷了，當遇到實力相當或者有一定實力的博弈對手時，對方也可以不遵守，或者修改規則，那你也就隻能幹瞪眼了。曹操將漢獻帝脅持到許昌，動不動就打著天子的名義，後人總說曹操是在政治上棋高一招，但按博弈的規則來看，這是曹操一廂情願的做法。按曹操的規則，以天子的號令行事，地方諸侯，你聽令，實際上就是聽我的命令；你不聽令，就以天子的名義討伐你，使對手有所顧忌。但在實際的爭鬥中，曹操無論征討袁紹也好，攻擊袁術、張秀也好，都打著天子的名義，但誰又買他的賬呢?就是赤壁之戰，曹操也是打著奉天子名義狩獵東吳，對手是皇帝的叔叔劉備，可雙方還是該打就打，該殺就殺。天子，誰買賬，誰有實力，誰都可以當天子。隻是可憐的曹操背上了“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的罪名，這實際上就是他在博弈中規則製定的失策。
3、起用“代言人”的學問
在互利性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與人之間的互利性博弈無處不在，強者往往決定了遊戲的規則，但規則並非由某一個人說了算，有一些公共規則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為大家按照這個規則和尺度進行互利性的社會活動，可以達成某些納什均衡。因為隻有在一定的規則之下博弈，才能有效地降低各方成本，提高各方的博弈收益，所以建立並各自服從規則，是各方的共同利益。在規則之下進行博弈，往往能收到奇效。
曆史上的呂不韋是戰國時期韓國陽翟的大商人，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家產。相傳他年輕的時候問父親，種田一年能獲得多少利潤，父親說最多能獲得十倍的利；販賣珠寶能獲得多大的利呢?能獲得百倍的利；那麽扶植一個本沒有希望的人做國君能獲得多大的利，那就無法計算了。長大後的呂不韋奔走於各國，以販賣珠寶為主，兼做各種生意，很快成為巨富。但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還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長期的輾轉奔波，使他對各國的政治情況了如指掌，時時刻刻在尋找更大的利潤。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個兒子安國君立為太子。而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安國君有個非常寵愛的妃子，立她為正夫人，稱之為華陽夫人。華陽夫人雖然受寵，但卻沒有兒子。在安國君一大堆的兒子中，有個排行居中的兒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親叫夏姬，不受寵愛。古時子以母貴，由於母親地位低下，因此子楚作為秦國的人質被派到趙國。
人質本來是各國之間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而將宗族子弟派往他國的信物，他們的命運往往因為國家間關係的好壞而升降起伏。正是因為人質隨時有性命之憂，作為補償，所以各國對派往他國的人質的供應都是很充足的。但是席卷天下的秦國卻是多次攻打趙國，趙國對子楚也不以禮相待。
由於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孫子，母親不受寵，秦王似乎忘記了還有一個在趙國當人質的孫子，所以在趙國當人質的子楚日常的財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呂不韋到邯鄲去做生意，見到子楚，了解情況後，說：“子楚就像一件奇貨，可以屯積居奇，以待高價售出。”於是他就前去拜訪子楚，對他遊說道：“我能光大你的門庭。”子楚笑著說：“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門庭，然後再來光大我的門庭吧!”呂不韋說：“你不懂啊，我的門庭要等待你的門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子楚明白呂不韋所言必有所出，於是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談。呂不韋說：“秦王已經老了，安國君被立為太子。我私下聽說安國君非常寵愛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沒有兒子，能夠選立太子的隻有華陽夫人一個。現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間，不受秦王寵幸，長期被留在諸侯國當人質，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國君繼位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長兄們爭太子之位啦。”子楚慘笑到：“正如先生所言，但我又有什麽辦法呢?”呂不韋說：“你很貧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麽來獻給親長，結交賓客。我呂不韋雖然不富有，但願意拿出千金來為你西去秦國遊說，侍奉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讓他們立你為太子。”子楚於是叩頭拜謝道：“如果實現了您的計劃，我願意分秦國的土地和您共享。”
呂不韋和子楚之間實際上就是一種博弈。對於呂不韋來說，他有兩種抉擇，幫助或者不幫助，子楚也有兩種選擇，答應或者不答應。呂不韋答應，子楚也答應，那麽成功的話，子楚能做秦王，呂不韋能得到無數的回報；呂答應而子楚不答應，呂可以繼續他的獲利百倍的珠寶生意，而子楚仍是朝夕不保的人質一個；呂不幫助子楚，呂仍是富商，子楚仍是貧困潦倒，子楚無論答應還是不答應，結果都一樣。正是因為對於子楚來說，呂不韋的計劃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害，因此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而對呂不韋來說，無異於開始了一場更大的博弈，他必須使子楚成為太子，這樣按照遊戲規則，他才可能成為秦王，自己才能得到回報。
規則並非由某一個人說了算，有一些公共規則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為大家按照這個規則和尺度進行互利性的社會活動，可以達成某些納什均衡。因為隻有在一定的規則之下博弈，才能有效地降低各方成本，提高各方的博弈收益。
呂不韋於是拿出五百金送給子楚，作為日常生活和交結賓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買珍奇玩物，自己帶著千金西去秦國遊說，先拜見華陽夫人的姐姐，把帶來的東西統統獻給華陽夫人。順便談及子楚聰明賢能，所結交的諸侯賓客，遍及天下，稱讚子楚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興。呂不韋趁機又讓華陽夫人的姐姐勸說華陽夫人道：“我聽說用美色來侍奉別人的，一旦色衰，寵愛也就隨之減少。現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寵愛，卻沒有兒子，不趁這時早一點在太子的兒子中找一個有才能而孝順的人，立他為繼承人而又像親生兒子一樣對待他，那麽，丈夫在世時受到尊重，丈夫死後，自己立的兒子繼位為王，最終也不會失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一句話能得到萬世的好處啊。不在容貌美麗之時樹立根本，為自己找好退路，等到容貌衰竭，寵愛失去後，雖然想和太子說上一句話，還有可能嗎?現在子楚賢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為繼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寵愛，自己主動依附於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時提拔他為繼承人，那麽夫人您一生在秦國都要受到尊寵啦。”
華陽夫人聽了其中的利害關係後，深以為然，就趁太子開心的時候，委婉地談到在趙國做人質的子楚非常有才能，來往的人都稱讚他，接著就哭著說：“我有幸能填充後宮，但非常遺憾的是沒有兒子，我希望能立子楚為繼承人，以便我日後有個依靠。”安國君豈能眼看愛妾傷心，自然滿口承諾，華陽夫人不放心，就要太子對天盟誓，刻下玉符，決定立子楚為繼承人。安國君和華陽夫人都送好多禮物給子楚，而請呂不韋當他的老師，因此子楚的名聲在諸侯中越來越大。
在這裏，呂不韋代替子楚和華陽夫人進行另一場博弈，雙方的標的物看似不相同，對子楚來說，目的是成為太子；華陽夫人的目的是保住自己正室的地位，實質上雙方都是追求未來的富貴。按照既定的規則，隻有華陽夫人認下子楚做自己的兒子，子楚才可能成為未來的太子。對華陽夫人來說是認還是不認的選擇，對子楚也有兩種命運，成為太子或者不成為太子。
華陽夫人認了，結果是現在子以母貴，子楚成為太子，利益無窮大，但等到華陽夫人年老色衰，仍能保住自己的富貴，利益也是無窮大；如果，華陽夫人不答應，子楚成為太子，子楚的利益無窮，華陽夫人也隻能保住年輕時的富貴；如果華陽夫人答應，子楚仍成不了太子，華陽夫人和子楚的利益相對會小些；如果子楚不成太子，華陽夫人也沒有答應，子楚的利益為零，華陽夫人也隻能保住當前的利益。雙方在這場博弈中之所以能夠一拍即合，就是由於有無形的規則要求他們遵守，隻有華陽夫人答應認子楚為兒子，子楚才最有希望成為太子，華陽才最有可能保住自己色衰時的富貴命運。正是由於在這種規則的支配下，雙方才找到了納什均衡。
其後事態的發展正如呂不韋所預想的那樣，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翦圍攻邯鄲，情況非常緊急，趙國想殺死子楚。子楚就和呂不韋密謀，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給守城官吏，得以脫身，逃到秦軍大營，這才得以順利回國。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他去世了，太子安國君繼位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後，子楚為太子。
安國君繼位一年之後去世，諡號為孝文王。太子子楚繼位，他就是秦襄王。秦襄王尊奉為母的華陽王後為華陽太後，生母夏姬被尊稱為夏太後。秦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河南洛陽十萬戶作為他的食邑。
秦襄王即位三年之後死去，太子贏政繼立為王，尊奉呂不韋為相國，稱他為“仲父”。呂不韋掌握了秦國的軍政大權，幾乎等於掌握了秦國的全部財產，這時他才真正從他的投資中獲得無窮大的回報，實現了自己少年時扶植國君獲利的目的。在這場博弈中，華陽夫人是贏家，贏得了下半輩子的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贏家是呂不韋，他幾乎贏得了整個秦國，如果傳說中秦王贏政是呂不韋的兒子屬實，那他就贏得了整個中國，他應該是中國博弈史上最大的贏家。我們把呂不韋和華陽夫人都看做是投資商的話，那麽他們的博弈就可以用下圖表示：一個規則製定出來，就要有人去遵守，這樣規則才有存在的意義。而規則是否被遵守，就要靠監督和審查。而監督和審查，理想的狀態下就是考察人們對規則的遵守情況。
實際上卻遠非如此，很多時候，負責監督審查的人，都是為了維護規則製定者的利益而進行自己的監督工作的。
對規則的製定者來說，遵循他所製定的規則的人，就是善良的，反之，就是邪惡的、有野心的。所以，規則的製定者需要一批為了他的利益而對他人進行監督審查的人。
看起來這就是一種判斷善惡的監督機製，而實際上，所謂的善惡，隻是對製定者而言的，所以，監督者最終是為了製定者的利益而服務的，並不是隻拘泥於一些具體的規則內容。
通過監督者，規則的製定者建立了一個體係，就是執行者要按照自己的規則辦事，監督者則用來限製執行者並且維護規則背後的製定者的利益。打著善惡的旗號，實際上進行的卻是保證規則製定者的私利的買賣，就好像那個麵目奇異但實際上具有甄別善惡的怪獸獬豸一樣，隻不過是善惡標準的製定者所豢養的工具而已。
漢武帝時期禦史的領袖人物是張湯，就是一個被規則製定者（皇帝）豢養的典型的獬豸（獬豸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一種神獸，能辨曲直，見人鬥即以角觸不正直的那個人，聞人爭即以口咬不正直的那個人，被視為嚴格執法的象征）。
張湯的出人頭地，是審理武帝陳皇後“巫蠱之獄”的案件。陳皇後的母親仗著自己是皇帝的姑姑、皇後的母親而貪得無厭，經常提出無理要求以滿足自己的私欲。
久而久之，漢武帝對她們母女開始不滿，漢武帝後宮的美女卻越來越多，夫妻之情便越來越疏遠了。陳皇後為了挽回武帝的寵愛，就找來女巫作法，此事被武帝知道之後非常生氣，認為皇後有意加害自己，便命令禦史查辦。
當時，張湯隻是一個普通的禦史，但是他抓住機會，順著漢武帝的意思去審理案情，便造成了“巫蠱之獄”。張湯借審理巫蠱一案的機會，將後宮的鬥爭與朝中的爭鬥之間的關係一點一點揪出來，而且自己毫不偏向哪一方，既把可能危害武帝安全的人都依法治罪，又讓武帝覺得他毫無私心。果然，張湯的立場讓漢武帝非常欣賞，武帝需要的就是能夠按照他個人的意誌去做事的人。
他看中了張湯的這個優點，連連提拔，讓他從一個禦史升為太中大夫，後來又提拔他做專門負責刑法事務的廷尉。
張湯不僅在審理案件時揣摩漢武帝的心意，連一些細枝末節也要投武帝之所好，以博得武帝的賞識。張湯就像漢武帝豢養的獬豸一樣，對漢武帝惟命是從，在對漢武帝的宣傳上已經達到了雖小善亦張揚，雖大惡亦掩飾的地步。
隻要是皇帝不喜歡的人，他就嚴加查問，不遺餘力。作為主持國家法律工作的長官廷尉，他竟然以皇帝的是非作為判案標準。
在張湯努力成為武帝身邊最忠誠、最能維護皇帝利益的獬豸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就是諸侯王謀反的案子。漢武帝時的諸侯王謀反，是淮南、衡山王在元狩元年的聯合反叛。反叛被平定之後，皇帝自然要追查反叛者的同黨，而這個任務就落到了張湯身上。張湯從根本上進行追查，據記載，牽扯到的兩位諸侯王作亂的黨羽，在叛亂過程中死的加上張湯事後查辦殺頭的，共有數萬人。即使張湯親手查辦的僅僅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數目也有幾千人，這個數目在當時的刑事案件中非同小可，可見他對此事的賣力程度。
規則的製定者需要一批為了他的利益而對他人進行監督審查的人，看起來這就是一種判斷善惡的監督機製。而實際上，所謂的善惡，隻是對製定者而言的，所以，監督者最終是為了製定者的利益而服務的，並不是隻拘泥於一些具體的規則內容。
在徹查此案的過程中，張湯查到嚴助和伍被也與謀反的諸侯王暗中勾結。這個結果讓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因為他們兩個是武帝身邊的紅人，尤其是嚴助，武帝把他視為心腹之臣，誰曾想他會做出與叛逆來往的事情。
當時，按照武帝的意思，準備將嚴助、伍被二人釋放，因為武帝是一個比較念舊情的人，不忍心處治他們。但是，一旦釋放他們，張湯的未來就不知會怎樣了，畢竟他們與反叛者的勾結是張湯審問出來的，如果他們被釋放，日後還有被皇帝重用的可能，那就難保他們不在皇帝身邊說張湯的壞話。而皇帝是張湯找到的最可靠的保護傘，一旦有人離間皇帝和他的關係，他張湯的下場將不堪設想；但如果不放他們，皇帝那裏恐怕不好交代，而且違背皇帝的意願去辦案也是他不敢冒的風險。
張湯萬萬沒想到，自己出力辦案為武帝效忠，最終卻出現了讓自己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麵。但是，他憑著對漢武帝的了解，迅速想出了對策。於是，他在朝堂之上堅持己見，不惜與武帝進行爭論。
他說：“伍被參與了謀反計劃的製定，而嚴助這個人作為能夠在內宮出入的心腹大臣，又是您的親信，居然私下和諸侯結交，並且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如果不殺了他們以正國法，恐怕以後對親信的大臣就更不能約束了。萬一他們仗著自己是您的親信就肆無忌憚，難保日後不再做出對您危害更大的事情，到那時候再想處理，就悔之晚矣了。”
漢武帝見他的想法十分得體，而且還指出了不懲辦二人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心中十分讚同他的建議，便忍痛應允將嚴、伍二人依法治罪。
因為張湯處處為漢武帝考慮，甚至能在武帝自己拿好主意之前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辦事滴水不漏，武帝覺得他是一個堪當大任的人才，便任命他做禦史大夫——禦史機構的首席長官和副宰相。
張湯在監督群臣的過程中，以漢武帝的好惡為好惡，一切都為了漢武帝的利益出發，而漢武帝也感覺到了張湯對自己的維護，所以十分信賴他。不但如此，作為張湯的保護傘，漢武帝還經常在關鍵場合為張湯撐腰。在匈奴派遣使者要求和親時，博士狄山因為在言語上冒犯了張湯，並斥責張湯是“詐忠”，令漢武帝勃然變了臉色，找到狄山言語中的一個空子便派狄山去漢朝與匈奴的邊界鎮守，結果狄山被匈奴所殺，漢武帝才覺得為自己和張湯出了一口惡氣。
張湯和漢武帝之間，正是一種為了維護一種博弈規則，而互相支援的穩定狀態。
所以，他們的矩陣圖應該如下：張湯、漢武帝規則與皇帝意思一致規則與皇帝意思不一致辭 遵從規則 4、 克製暗箱操作注意事項
在博弈中形成的規則，大部分時間裏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即使參與者是一強一弱仍是如此，因為規則並不意味著優勢一方想占什麽便宜都能占到，它總能滿足弱勢一方的某些利益。博弈雙方在博弈之初，都不知道對於這次博弈，自己的期望值應該定在何處，自己的利益滿足到何種程度自己才會覺得滿足和能夠接受，他們往往是在博弈過程中，摸清對方的意圖之後，明白了他們各自能獲得的利益份額究竟是多少。在這個均衡點上雙方達成了妥協，取得納什均衡。這時，如果劣勢一方中有人想對這個點作出有利於己方的位置改變，他一定會遭到優勢一方的還擊。博弈的規則大部分是優勢一方製定的，但處於劣勢的一方並非沒有改變規則的可能，隻是看他如何來打碎它，取得新的均衡。玄武門事變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的事例。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過兵變得到的，而且殺死了自己的一個哥哥一個弟弟。事後雖然采取了不少的補救措施，但親兄弟之間這樣的結局總讓人有些心存芥蒂。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曆史就是有這種過多的血腥味兒，無毒不丈夫，用這句話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爭奪戰看來還是比較準確的。
曆史上，由於唐太宗統一全國的赫赫戰功，在玄武門事變，即位之後，對內在較長的時間裏可謂是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開創了曆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為唐王朝走向強盛的頂峰奠定了基礎；對外，他解決了從北朝以來，長期威脅中原政權的遊牧民族勢力，可貴的是他並沒有夷夏之分，對每個民族都一視同仁，有利地促進了民族融合。後代子孫及史學家抱著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態度，將玄武門事變演繹成太子為了保住自己繼承人的地位，不斷通過各種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絕路的李世民沒有辦法，采取先發製人的策略，才出現了玄武門事變。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嗎?如果按照現代博弈論來分析，可能在這場皇權的爭奪戰中，采取陰謀，改變遊戲規則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並非像小說中那樣描繪的平庸無能，如果將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換一換，李建成並不一定幹得比李世民差勁，李建成的軍事才能從兩次行動中就可以看出。李淵太原起兵後，兵分兩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關中，目的是一舉奪取隋朝的心髒地帶，震懾群雄，李建成一路過關斬將，順利完成任務。
另一件事是在擊敗並俘獲深得人心的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後，李淵不該將其在長安斬首，竇的部將劉黑闥兩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鎮壓下去，但由於殘酷迫害，劉黑闥不久又卷土重來，打得唐軍不敢開關迎敵。在這種情況下，李建成主動領兵，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安撫為輔，使河北的叛亂徹底平息。這些事實表明，李建成不僅具有較高的軍事才幹，還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長子，按照嫡長子繼承製度，他是大唐王朝理所當然的繼承人，由於名正言順，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較世民多；在人才方麵，李建成擁有魏征、王圭等人；作為太子，他手中所掌握的軍隊也不比秦王少。但為什麽李建成在皇位的爭奪戰中卻以失敗而告終呢?
如果按照規則進行博弈，李建成的勢力，再加上齊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繼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我們知道，決定博弈結果最終還是靠綜合實力，而事實上太子府加上齊王府的實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記載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謀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門之變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隨李淵到齊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機刺殺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覺得不好當著父親的麵做此事，所以製止了李元吉。
曆史記載，626年（武德九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裏下了鴆毒，李世民心痛劇烈，吐了幾升血，幸虧淮安王李神通將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並沒有就此罷休，相反更加緊了行動。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給秦王手下的男將尉遲敬德，表示要跟尉遲敬德交個朋友，還給尉遲敬德送去一車金銀。
尉遲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說：“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來往，對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個貪利忘義的小人。這樣的人對太子又有什麽用呢?”說著，他把一車金銀原封不動地退回了。雖然收買秦王府將領的陰謀沒有得逞，但在李淵的支持下將房玄齡和杜如晦調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爭奪繼承權的時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覺得時機到來，便由李建成建議讓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淵同意了。然後，他們就進一步提出，調秦王的部下大將尉遲敬德和秦叔寶等人隨同出征，還要求將秦王的精兵劃歸李元吉統領。這很明顯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後再下手除掉他，但李淵也同意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議在出兵餞行的時候，派人將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個屬官得知後，馬上向李世民報告了這個機密消息，李世民決定先下手，以免後患。
博弈的規則大部分是優勢一方製定的，但處於劣勢的一方並非沒有改變規則的可能，隻是看他如何來打碎他，取得新的均衡。
曆史上記載的這些事實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這是令人懷疑的，梁啟超說：“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譜也。”正史都是皇帝身邊的史官寫的，在取得勝利之後，將光環套在自己頭上，將對手抹黑，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從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實力自始至終都比李世民要強。在玄武門事變中，李世民殺了建成和元吉兩人，東宮聞此凶訊，衛隊首領帶領東宮衛隊聯合齊王府親兵就來攻打玄武門，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擋不住，最後靠拋出建成兄弟的頭顱，要尉遲敬德逼迫李淵宣布太子謀反才渡過這一難關。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對李世民采取謀殺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條命也早就沒了。我們可以假設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謀殺與不殺之間進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謀殺的手段來爭奪帝位，建成的實力強，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謀殺，而李世民不采取謀殺，建成的勝算幾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謀殺而李世民采取謀殺手段，世民成功的機會自然就會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謀殺手段，建成的勝算則明顯大於世民。所以對李世民來說，采用謀殺是他惟一成功的手段。
李建成正因為勝券在握，所以他根本沒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帝位。至於建成賄賂李世民的部下，將李世民的謀臣武將調離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難而退，主動放棄與他爭奪帝位的想法。
李建成在這場博弈中的失敗，敗就敗在他既想獲得帝位，又不想在曆史上留下手足相殘的罵名。沽名釣譽的虛榮心，不僅使他失去了帝位，還喪失了性命。
從某種程度上說，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線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礎上，雙方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爭鬥；而李世民各方麵的實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線就是隻求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從玄武門事變一開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劃的。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淵報告建成、元吉**後宮，李淵答應第二天早朝時對質，處理此事，李世民同時部署了行動計劃。李世民去見李淵的事被傾向李建成的後宮張婕妤得知，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認為京城守衛都是自己的人，沒想到會出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屬將伏兵於長安宮城北門口即玄武門。李建成沒有收買成李世民的將領，李世民卻成功地收買了李建成的將領，玄武門守將便是被收買的李建成的屬將。正因為李建成認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於上朝去，結果走進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臨湖殿時，發覺守門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屬下，便想回頭。但此時李世民騎馬趕來，雙方發生了激戰，李元吉射了三箭沒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卻一箭將李建成射死，尉遲敬德領騎兵將李元吉射死。然後，李世民派尉遲敬德披甲戴盔，手持兵刃向李淵報告說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經被秦王殺死，李淵隻好下詔平息了兩派的激戰。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為太子。八月，李淵傳位給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在這場博弈中的關鍵人物李淵的態度是曖昧的，可以說，他的猶豫不決直接導致了兄弟的火拚。
624年（武德七年）六月，慶州總管楊文幹叛亂，牽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淵命李世民討伐，還許諾在平定後立他為太子。但事後，李淵又聽從李元吉和後妃的話，改了主意。
如果李淵果斷地把帝位繼承人徹底定下來，建成、世民兄弟的博弈就會由於父親的偏向和決定而結束。正是由於李淵的搖擺不定，使李世民對這種黑箱操作感到絕望，才采敢打破暗箱操作，改變遊戲規則，為自己爭取最後一線機會的方法。
他成功了，所以陰謀詭計都落到對手頭上，英名神武的唐太宗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采取“正當防衛”。由於兄弟都死光了，所以不得不挑起皇帝這副重擔了，把事情做得這麽完美，真是難為他了。從下圖可以看出，正是由於處於弱勢的唐太宗不遵守規則才成為最大的贏家。
5、要合理防止壟斷的產生
法律和道德是一個社會最普遍的博弈規則，所有的法律道德，都是出自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需要、人性意願，出自每個人對社會關係的看法、觀點和認識，這是法律道德的主觀性。可是，一旦人們通過社會博弈，形成了某種均衡態，形成了某種統一性的社會規範，那就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遵從這一規範。在一個社會，這些規範不僅對被統治者適用，就是統治者，他們是大部分法律與道德規範的製定者和實施者，同時也是監督者，因此，他們本身也應該遵守這些博弈規則。然而，正是由於統治者在博弈中處於強者的地位，他們過於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往往在他們最大利益受到損失，或者覺得自己可能會得到更大利益的時候，他們會主動撕毀自己製定的博弈規則，從而使一種合作性博弈演變為非合作性博弈。
在農業社會，最常見的博弈是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和廣大農民之間的博弈，雖然這兩大集團或者說階級在組織性力量的對比上差距很大，但互利性則比較弱，因為官僚們給農民提供不了什麽利益。農民給官僚們雖然提供利益，但總量比較固定，農業生產發展的餘地總是有限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往往希望借助於他們製定的法律來攫取更多的利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由於農民創造的價值在總量上是有限的，在維護他們自身生存和繁衍後代之後，剩餘的已經不多，因此，在遇到具有長遠目光的統治者時，他們一般會把對農民的剝削控製在農民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這就是古人所謂的“盛世”，曆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實際上都是這樣。但人的欲望是無窮的，統治者總希望不斷得到更多的財富，因此，越是一個王朝的末期，由於他的統治者沒有經曆過農民風暴的洗禮，他總是過於相信自己的權勢，總想改變博弈的規則，試圖獲取更大的財富。而當他們試圖攫取的財富超出農民可以忍受的程度時，這就會導致民變，嚴重的就會是叛亂，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農民起義。所以，反過來說，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很大原因在於作為強者的一方自己改變了博弈的規則，最後使己方利益受到損害。這種事情在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都是舉不勝舉。
西晉末年，由於統治階層的腐朽統治和諸王的混戰，給百姓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加上接連不斷的天災，許多地方的農民沒有糧吃，被迫離開自己的故鄉，成群結隊到別的地方逃荒。這種逃荒的農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關中地區鬧了一場大饑荒，略陽（治所在今甘肅天水東北）、天水等六郡十幾萬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個氐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著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間有挨餓的、生病的，李特兄弟雖然自己兄弟也十分艱苦，但還是常常接濟他們，照顧他們，並將流民組織起來，一路扶老攜幼，終於使大部分人走到了四川。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離中原地區比較遠，而自從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後，有了較好的水利設施，這對靠天吃飯的農業來說，無疑是上了保險，因此蜀地號稱“天府之國”，百姓生活比較安定。流民進了蜀地後，就分散在各地，靠給富戶人家打長工過活。
流民，在曆代統治者看來，都是威脅社會穩定的因素，安置得好，可以增加地方的勞動力，擴大生產；處理不當，極有可能引發本地和外來人口的衝突，增加地方政府的負擔。因此，益州刺史羅尚以為流民可欺，於是借口流民不事生產，無事生非，擾亂地方生計，流民必須回關中務農；同時卻在要道上設立關卡，搶奪流民的財物。流民們聽到官府要逼他們離開蜀地，想到家鄉正在鬧饑荒，回去也沒法過日子，人人都發愁叫苦。
規則有時是掌權者所製定的，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在博弈中獲得最大的收益，但既然是博弈，他們也應該考慮到讓普通人也有收益，否則就無法形成合作性博弈。當規則不再能保證博弈處於合作狀態時，利用群眾力量衝擊規則也就成了一種激進的求生手段。
由於李特生性敢作敢當，急公好義，流民們向李特訴苦，李特幾次向官府請求放寬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聽到這個消息，感戴李特，紛紛投奔他。李特在綿竹地方設了一個大營，收容流民，不到一個月，流民越聚越多，約有兩萬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設營收容了幾千流民。李特收容流民之後，派使者閻或去見羅尚，再次請求緩期遣送流民。
閻或來到羅尚的刺史府，看到那裏正在修築營寨，調動人馬，知道他們不懷好意。他見了羅尚，說明了來意。羅尚對閻或說：“我已經準許流民緩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訴他們吧!”閻或直爽地對他說：“羅公聽了別人的壞話，看樣子恐怕不會饒過他們。不過我倒要勸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就好像水，看起來溫和可欺，但引導不當，水災泛濫，也會帶來危害。單個的百姓看起來是軟弱的，您若逼得他們無路可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隻怕對您沒有好處。”羅尚假惺惺地說：“我不會騙你，你就這樣去說吧!”
閻或回到綿竹，把羅尚那裏的情況一五一十告訴李特，並且對李特說：“羅尚雖然這樣說，但是我們不能輕信他，所謂有備無患，我們也要多作幾手打算，防備他偷襲。”李特是一個有經驗的人，結合各方麵的信息，也懷疑羅尚的話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並準備好武器，布置陣勢，準備抵抗晉兵的進攻。
沒過多久，羅尚果然借助一個漆黑的晚上，派部將帶了步兵、騎兵三萬人，偷襲綿竹大營。晉軍進入李特的營地，李特故意鎮靜自若地躺在大營裏。晉將自以為得計，一聲號令，率領兵士氣勢洶洶地攻入李特大營。
三萬晉軍剛進了營地，隻聽得四麵八方響起了一陣震耳欲聾的鑼鼓聲。大營裏預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長矛大刀，一起殺了出來。中國的農民鄉土觀念本來就重，遠離家鄉的流民往往能夠抱成一團，同甘苦，共患難，在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所爆發的反抗力量更是驚人，因此流民的鬥誌是晉軍無法相比的，可謂是勇猛無比，以一當十。晉軍沒有料到流民早有準備，中了埋伏，氣勢上本身就輸了三分，心裏一慌，更加沒有鬥誌，被流民殺得丟盔棄甲，四散逃竄。兩三個晉將逃脫不了，被流民們殺了。
流民們殺散晉軍，等於公開走上了與官府對抗的道路，知道晉朝統治者不會罷休，就請求李特替他們做主，領導他們抗擊官府。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領一商量，大家推舉李特為鎮北大將軍，李流為鎮東將軍，幾個流民首領都被推舉為將領。他們整頓兵馬，軍威大振。過不了幾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廣漢，趕走了那裏的太守。
李特進了廣漢，學漢高祖劉邦的樣子，宣布約法三章，打開了官府的糧倉，救濟當地的貧苦百姓。流民組成的軍隊在李特的領導下，紀律嚴明。蜀地的百姓平時受盡晉朝官府的壓迫，現在來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來，怎麽能不高興?民間編了一個歌謠說：“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羅尚表麵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裏卻勾結當地豪強勢力，圍攻李特。李特在奮勇抵抗之後，戰敗犧牲。他的兒子李雄繼續率領流民戰鬥。
公元304年，李雄自立為成都王。過了兩年，又自稱皇帝，國號大成。後來到李雄侄兒李壽在位時，改國號為漢，所以曆史上又稱“成漢”。西晉在統一全國後沒有多久，就又失去了西南的一隅之地。
李特和羅尚的這場博弈，本來可以是一場共贏的合作性博弈，但由於羅尚的急功近利，最終演變成一場非合作性博弈，走上了曆代官逼民反，走上曆代農民起義的老路。我們知道，統治集團之間的許多戰爭，爭奪的都是土地和人口，說穿了，就是爭奪剝削資源。當年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連下三郡，最後街亭失守，隻好退兵的時候，將三郡的人口席卷一空，都帶到蜀地，目的就是增加勞動力，實質上就是增加剝削的對象。四川號稱富裕，地廣人稀，安置幾十萬流民本身是綽綽有餘。
因此，對於流民問題，羅尚有和平和武力兩種解決方式，和平辦法，就是想辦法幫助流民在蜀地安置下來，從事勞動生產；武力就是動用暴力機器，將流民趕走或者斬盡殺絕。流民作為外來人口，對待地方官府，有著順從和反抗兩種途徑。
如果羅尚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很可能是一個雙贏的局麵，即流民獲得安置，政府得到勞動力和增加賦稅收入。因為李特如果采用反抗，流民不會大規模追隨李特，隻能部分反抗者付出生命的代價。但羅尚在這場博弈中，采用的是武力鎮壓的策略，以李特為首的流民如果采用順從的策略，隻能是任人宰割，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他們采用反抗的方式，還可能獲得生存的機會，因此，雙方隻能采用非合作性博弈，結果是以羅尚為代表的統治者付出更大的代價，而李特為代表的流民付出相對小的代價。
這場博弈由合作性博弈轉化為非合作性博弈，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統治者的代表羅尚他過於相信自己的實力，他認為，必須由他來主導博弈的規則。殊不知，規則本身就是對雙方的一種約束，一方改變，對方也可以不按照原來的規則出牌，這樣雙方在摸索中重新找到納什均衡點，隻是這個均衡點是在對抗，在各自付出代價的情況下達到新的均衡。所以，即使是強者，也不要隨意修改既有的博弈規則，以免出現雙輸的局麵。